群众的革命精神十分高涨，但是我却对共产党人和印度人一起采取的任何行动仍然抱有怀疑。1950年3月，由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保卫自由演讲大会吸引了上万人集中在约翰内斯堡的贸易广场上。莫罗卡医生没经过咨询执行主席，就主持了捍卫自由演讲大会，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但是，我仍然对此保持警惕，因为其背后的发起者是共产党。

在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鼓动下，大会通过了举行一天总罢工的决议，这一天是5月1日，被称作自由日。这次罢工要求废除《通行证法》及所有种族歧视性法律。尽管我支持这些目标，但是，我认为共产党人企图抢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抗议日的胜利果实。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首先发动这次运动，所以我反对五一大罢工，并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搞自己的运动。

阿迈德卡特拉达当时只有21岁，和其他青年一样，他极力为准备大干而小试身手。他是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的一名骨干。他听说我对五一大罢工持反对态度。一天，当我走在总督大街上的时候，碰见了卡特拉达。他很生我的气，指责我和青年团不想同印度人或有色人合作。他用挑战性的口吻说：你是非洲人的一个领导，我是一个印度青年，但是我相信非洲群众是支持五一大罢工的。我向你提出挑战。你可以指定在任何一个非洲人居住的城镇召开一次会议，我保证那里的人民将会支持我。这纯粹是一种恐吓，但也使我感到很气愤。我甚至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共产党三方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并准备在会上提出申诉，但是伊斯梅尔弥尔劝我冷静下来。他说：纳尔逊，他年轻，头脑发热，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最后，我对我的这一行动感觉有点厌倦，并撤回了申诉。尽管我与卡特拉达有分歧，但是我佩服他的激情，我们之间出现的小插曲仅仅是个偶然事件。

自由日大罢工在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支持下提前进行。正如预料的那样，政府禁止5月1日这天召开任何会议和集会。这一天，三分之二以上的非洲人都在家中静坐。当天夜晚，尽管政府禁止集会，但是群众仍然在奥兰多聚集。当时，瓦尔特和我就在奥兰多西区自由日群众集会的外围。天上的月亮皎洁而明亮，当我们看着整齐的抗议队伍游行的时候，我们发现500码以外的小河对面有一伙警察正在集中。他们一定也看见了我们，因为他们忽然向我们这个方向开枪。我们假装被击倒在地上，看着警察冲向人群用警棍击打群众。我们躲进附近的一个护士宿舍里，在那里听见子弹射入墙中的声音。在这次不加区别的、无缘无故的袭击中，有18名非洲人被打死，另有许多非洲人被打伤。

尽管这次暴行遭到了抗议和谴责，但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却是保持克制。几周后，政府出台了臭名昭著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个法律宣布南非共产党是非法的，使参加共产党成了犯罪，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这个法律的打击面太大，它把一切仅仅是最温和地向政府提出的抗议也列为违法，把犯罪范围扩大到在工会内进行任何引起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骚乱或混乱的理论宣传。这个法律基本上允许政府随意把任何一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禁止任何个人反对政府的政策。

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新对策。除了其他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外，达杜医生也讲了话，他说，允许过去的分歧阻碍联合阵线反抗政府是愚蠢的。我发言支持他的观点：显然，对任何一个自由团体的镇压都是对所有自由团体的镇压。在这次会上，奥利佛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今天镇压的是共产党，明天将会是我们的商会、我们的南非印度人大会、我们的人民组织和我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在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在1950年7月26日举行国庆节抗议活动，抗议政府5月1日杀害18名非洲人和通过《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这项建议获得了批准，在准备国庆节抗议日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密切了与南非印度人大会、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共产党的关系。我相信，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可以使我们与我们的印度盟友和共产党盟友携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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