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

当布拉姆开始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德韦特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也承认两个组织是不同的这个事实。布拉姆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却几乎对德韦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忽然坐了下来。法官竟然在他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承认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感到高兴，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正在面临死刑的人来说可以算是高兴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高兴的。法庭宣布休庭三个礼拜，德韦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案子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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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12日礼拜五，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法庭上。自从在利沃尼亚遭到逮捕，几乎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安全防范依然特别紧，我们的护卫队鸣着汽笛穿过大街。通往法院的路都被封锁了，不准正常通行。对任何企图走近司法大厦的人，警察都要检查其身份。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设立了检查站。尽管有种种威胁，仍然有2000人打着旗帜和标语聚集在法院前，标语上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们之类的口号，法院里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人，当地媒体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只有站着的空间。

我挥手向温妮和我母亲致意。看到她们在场，我十分高兴。我母亲是从特兰斯凯赶来的。来到法庭看自己的儿子是否被判处死刑，一定让她心情十分沉重。尽管我猜想我母亲不了解将要发生的全部情况，但是，她的支持决不会动摇。温妮也一样地坚定，她的支持给我增添了力量。

书记员高声喊出案子的名称：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员案。在宣判前，收到了两份减刑申请。一份是哈罗德汉森提交的；另一份则是作家艾伦佩顿提交的，他也是自由党的全国主席。汉森讲话口才很好，他说全国上下的不满情绪不能被压制，人民总是要找到申诉不满情绪的途径。犯罪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汉森说，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汉森说法官应该很好地回想一下，他自己的人民，非洲白人，为了他们的自由也曾顽强地进行过斗争。

尽管佩顿本人不支持暴力，他说只有两种选择：低头屈服，或以暴力对抗。被告应该得到仁慈，他说，不然南非的前途将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德韦特似乎对两个人的申诉根本没有听进去，在他们两个申诉时，他既不抬头看，也不做记录，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当中。他显然是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仅仅是在那里等待宣布他的决定。

他点头让我们站起来，我试图盯住他的眼睛，但是，他连看都不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他的两眼盯在法庭正中的前方，脸色苍白，粗粗地喘着气。我们相互看了看，似乎知道将被判死刑，不然这位通常冷静的人为什么那样紧张？然后他开始讲话。

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非欧洲人不满的事情。被告告诉我，他们的律师告诉我，这些被告都是非欧洲人的领袖，他们是在希望减少不满情绪的动机的驱使下而变成罪犯的。我完全相信被告的动机，就像他们希望法庭相信的那样毫不利己。组织革命的人往往试图取代政府，个人野心不能排除在动机之外。

德韦特中间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缓口气。他的声音以前就很低，但现在仅仅是可以听得到而已。

这个法庭的功能，正如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庭的功能一样，旨在加强法律和秩序，并且加强其所在国的所有法律。被告被判的罪，被告被判的主要罪是阴谋叛国罪，实际上是高级叛国罪。政府决定不以高级叛国罪提起公诉。考虑到这种情况，并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我决定不使用最高刑罚，像这样的案子通常是应该判处最高刑罚的，但是，按照我的职责，这个判决是我能表示的唯一从宽惩处。这个案子的被告将全部被判处终身监禁。

我们相互看了看，脸上露出了微笑。当德韦特宣布他不判处我们死刑的时候，法庭上的群众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是，在一些旁听者中，有的感到惊惶，因为他们没能听清德韦特的宣判。丹尼斯戈德堡的夫人叫着他的名字高声说：丹尼斯，是什么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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