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隔离甚至也体现在着装方面。除凯西之外，我们每人都是一条短裤、一件质地很差的紧身上衣和一件帆布夹克。凯西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印度人，他领到了一条长裤子。一般情况下，非洲人会领到一双用汽车轮胎做的拖鞋，但是，这次我们每人发了一双鞋。只有凯西一人还额外领到了一双短袜。给非洲人发短裤子的意思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是男的而已。那天我穿上了那件短裤子，但是，我发誓不会长时间穿它。

狱警用枪指了指我们要去的地方，用简单的单词发着命令：走！静！停！他们不像我们以前在这里的时候那样虚张声势地威胁我们，而是不再表露任何感情。

老监狱区仅仅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当局正在为政治犯建一座完全隔离的、结构最安全的新监狱。当时，新监狱正处于收尾阶段。在那里，不允许我们到外面来或与其他囚犯有任何接触。

第四天上午，我们戴着手铐被押上了一辆封闭的卡车，前往另一个狱中之狱。这个新监狱是一座长方形的单层碉堡式建筑，中间有一个院子，是一片大约长100英尺、宽30英尺的水泥地。它的四周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上有狭小的通道，狱警带着德国牧羊犬在通道上巡逻。

三排牢房被分别叫做a、b、c区，我们被关押在b区，位于四边形庭院的最东侧。我们每人住一间单独的牢房，长长的走廊两侧都是牢房，只有一侧牢房的窗户面对着院子。总共大约有30间牢房而单人牢房的囚犯通常只有24个。每间牢房有一个窗户，大约有一英尺见方，用铁棂子封着。牢房有两个门：里面是铁门或叫铁栅栏门，外面是厚厚的木门。白天，只有铁栅栏门是锁着的，而夜间外面的木门也要上锁。

牢房建得很仓促，墙仍然是潮乎乎的。当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监狱长时，他刻薄地告诉我，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潮。我们每人发了三条毯子，但都很薄，也很旧，几乎是透明的。我们睡觉的地铺只有一片剑麻席或草席子。后来，我们又领到了一个毡垫子，有的人把毡垫子放在剑麻席的上面，以增加一些柔软度。那年月，牢房里很冷，毯子又不暖和，所以我们总是穿着衣服睡觉。

我被关押在走廊头上的一个牢房内。它的窗户面对着院子，高度与眼睛齐平。我三步就能从牢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当我躺下的时候，我的脚和头都能触及到水泥墙。牢房的宽度大约有6英尺，而墙的厚度却至少有2英尺厚。每间牢房外面都有一个白色的卡片，上面写着囚犯的名字和牢房号。我的卡片上写着：n曼德拉46664，意思是说我是466号囚犯，于1964年来到罗本岛。我当时46岁，是一个被终身监禁的政治犯，这个小天地就是我不知还要住多长时间的家。

在普通监狱区里关押的几位犯人很快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原来被关押的地方离b区不远，是一个低矮的砖结构建筑。普通监狱称f区和g区，关押着大约1000名最普通的囚犯。他们中有四分之一是政治犯，只有少数人在b区与我们关押在一起。我们因为两个原因被与普通犯人隔离关押：从安全角度看，我们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但是，从政治角度说，我们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当局认为，我们会把我们的政治观点传染给其他犯人。

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乔治皮克，他是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叛国审判的涉案人员，最近刚刚成为开普敦市政府的成员，因在开普敦监狱的外面安装爆炸物而被判刑；还有丹尼斯布鲁特斯，他是一位有色人政治活动家，也是伊丽莎白港的诗人和作家，因违反禁止令而被投进了监狱；另外，比利奈尔也与我们关押在一起，他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老会员，因参加民族长矛军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判刑。

几天后，我们有了更多的伙伴，其中有内维尔亚历山大，他是一位杰出的有色人知识分子，是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他在开普组建了一个名叫玉奇禅俱乐部的激进支部，专门研究游击战术。内维尔在开普敦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了德国文学博士学位。与内维尔一起的还有斐济莱巴姆，他是开普敦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也是玉奇禅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泽法尼马托朋则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一直在奥兰多西任教，是班图教育制度的坚决反对者，并且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袖中头脑最清醒的一个；来自特兰斯凯的三位上了年纪的农民因策划袭击特兰斯凯自治政府首相kd马叹兹玛，也被判入狱同我们关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