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又回到了同一个答案。在南非，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说，不顾人民的需要是很难做得到的，就是牺牲自己家庭的利益也应顾全人民的利益。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最终，我母亲也支持我所作的选择。但是，这样也不能减轻我为没能使她老人家生活得更好一些或没能让她安息而感受到的痛苦。

1969年5月12日一大早，安全警察在我们奥兰多西的家中把温妮唤醒，并根据1967年通过的《反恐怖法》，未经指控就逮捕了她。《反恐怖法》给政府提供了不用审判就可以对某人实施逮捕和囚禁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空前的。我后来得知，这次袭击是全国性袭击的一部分。在这次袭击中，另有十几个人遭到了拘留，其中还包括温妮的姐姐。警察是在泽尼和津泽双双抓着温妮的裙子的情况下硬把她拉走的。后来，她被单独关押在比勒陀利亚的监狱里。在那里，她被剥夺了保释权和被探视权。紧接着，她一连被野蛮地审讯了好几个月。

六个月后，温妮最终被提起公诉，我设法让长期反对种族歧视的律师乔尔卡尔森为她辩护。温妮和其他22位人士被指控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企图重新组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后来，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都参加了辩护。他们都曾是利沃尼亚审判的辩护律师。10月份，温妮被捕17个月后，政府撤销了对她的指控，温妮被无罪释放。释放两周内，温妮又遭到禁止，被软禁在家中。她立即提出申请来探视我，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在监狱里，想到温妮也被关进了监狱，这比什么都痛苦。我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感到十分不安。温妮被单独关押的时候是我内心最为痛苦的时候，尽管我经常劝说别人不要为自己管不了的事情去担心，但是，我自己却不能听从自己的劝告。我有许多个不眠之夜：当局想对我的夫人下什么样的毒手？她是否能够承受？我们的女儿由谁来照管？谁将为她们支付账单？我不断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又无法回答，这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

布里格迪尔奥卡木博允许我给温妮写信，但有一两封信没有及时得到她的回信。正常情况下，等待审判的囚犯是不能通信的。但是，奥卡木博作为对我的关照却允许我们通信，我对他十分感激。不过，我知道当局允许我们通信并不是出于仁慈：他们企图通过我们的书信，从中得到对温妮不利的证据。

在这段时间，我又经历了另一场不幸。1969年7月一个严寒的早晨，也就是我得知温妮被关进监狱三个月后，我被叫到罗本岛监狱办公室，有人递给了我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我的小儿子马卡托发来的，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他的哥哥，即我的大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基勒我叫他泰姆比，在特兰斯凯发生的一次车祸中丧生。泰姆比当时只有25岁，但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一个人对于这样的悲剧还能说什么呢？我对我的夫人的不幸已经够伤心了，我母亲的去世一直使我十分难过，此时，又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的悲伤，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创伤。

我回到我的牢房，躺在床上，我不知道在那里躺了多久，只知道那天晚上我没去吃晚饭。有人来看我，我什么话也不说。最后，瓦尔特来到我的牢房。他跪在我的床前，我把那封电报递给了他。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他陪了我多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无法对另一个人说什么。

我请求当局允许我去参加我儿子的葬礼。作为一个父亲，保证使儿子的灵魂得到安息是我的责任。我告诉他们，可以派保安警察同我一起去，我可以立下保证书，保证按时返回监狱。但是，我的请求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当局只是允许我给泰姆比的母亲艾韦琳写一封信，我只能在信中尽力安慰她，告诉她我会分担她的悲伤。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泰姆比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到我曾经从事秘密工作的西里尔德尼的一所能安全藏身的房子里来看过我。由于我一直忙于地下政治活动和法律案件，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能见到他了。有一次，我突然回到家中，看见他穿着一件旧矿工服，衣服搭到他的膝盖。他一定是穿着他父亲的衣服有一种安慰感和自豪感，就像我曾经穿我父亲的衣服一样。当我不得不向他说再见的时候，他直直地站在那里，似乎已经长大成人。他说：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会照顾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