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比温妮和我更着急，他叫嚷着要从车里下来。我告诉他，先保持冷静呆在车内，我们后面车内的那些人会来救援我们。阿伦贝萨克和其他人开始想把人们从汽车周围推开，为我的车清出一条路来，但是并没有成功。我们坐在车内，就是想打开车门也是徒劳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挤在汽车周围。就这样，我们的数千名支持者围困了我们一个多小时。不用说，我计划开始发表讲话的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

几十名会议执行官员最终赶过来实施救援，并慢慢地清出了一个通道。当我们最后挤出人群的时候，司机加大油门朝着与市政厅相反的方向驶去。伙计，你打算去哪里？我有些不安地问。我不知道！他说。从他说话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十分心焦。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说。然后，他继续漫无目标地往前行驶着。

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去我朋友杜拉奥马尔律师家的方向，他当时住在该市的印度人居住区。我说，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这句话使他的情绪好了一点儿。很幸运，杜拉和他的家人都在家，但是，他看到我们感到很意外。27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并没有向我们表示问候，而是有些关心地说：你们不是去大广场了吗？

我们本来可以在杜拉家喝点冷饮，但是，几分钟后，图图大主教就打来了电话，因此，我们只在那里待了几分钟。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他十分着急，说：纳尔逊，你必须立即回到大广场。那里的人群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你不赶快回到这里，我不敢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或许会发生骚乱！我说，我马上就赶过去。

我们的问题在于司机：他坚决不愿意再回大广场。我说服了他，于是，我们很快就驶上了回市政厅的大路。市政大厦四周都围满了人，但是，好像后门的情况稍好一些，于是，司机设法把车开到了后门。当我在别人的带领下登上这座宏伟的、过去都是白人在里面工作的大厦顶层的时候，天几乎已经到了黄昏时分。我走出大厅，来到了阳台上，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正在不停地欢呼。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小旗，有的举着标语，有的则在鼓掌，到处是一片欢笑的海洋。

我向人群举起了拳头，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巨大的欢呼声。这些欢呼声使我重新焕发了斗争精神。amand！（政权！）我高声喊，ngawehu！（属于我们！）他们应和着。非洲！我又喊，mayibuye！（再回来！）他们呼应着。最后，当人群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掏出了我的讲话稿，然后伸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眼镜，但眼镜却没在口袋里。匆忙之间，我把眼镜忘在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我知道，温妮的眼镜度数与我的差不多，于是，就戴上了她的眼镜。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名义欢迎你们！我在这里，站在你们的面前，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的忠实公仆。你们不懈而英勇地作出了牺牲，才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有生之年交到你们的手中。

说句心里话，我想首先告诉人们，我不是一个救世主，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领导人，实乃特殊的环境使然。我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他们为我的释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感谢开普敦的人民，并向奥利佛塔博、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民族长矛军、南非共产党、联合民主战线、南非青年大会、南非贸易工会大会、民主运动组织、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南非妇女组成的、长期以来一直反映良知声音的黑腰带组织致敬。我还公开向我的夫人和家人表达了感激之情，我说：我深信，与我本人相比，他们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要大得多。

我清楚地告诉大家，隔离制度在南非是没有前途的，南非人民一定不要放弃大规模的行动。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自由的曙光，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我认为，有必要公开我与政府开始的谈判。今天，我说，我想告诉你们，我与政府谈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政治形势的正常化。我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就我们国家的未来进行谈判，我自己决不单独与政府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