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任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

在中山与黄兴等干部商讨组织政府和行政人选时，二人都有意以同盟会的高级干部为班底。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是眼大于腹了。首先，这次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的总形势，原是个墙倒众人推的形势，同盟会所出的力量只一部分，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黄兴二人都是以声望与历史取胜。孙公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在闹穷，当时谣传说他带回华侨所捐钜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公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孙公除声望之外，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并无特殊政治实力也。

至于黄兴，那更是个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他初到武昌时，也是靠声望将兵，黎元洪和其他与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齐名的革命诸小将，对他暗中也颇多嫉忌之心。汉阳一败，他就只有黯然而去了。其后光复南京之战，虽打了胜仗，但是江浙联军，又岂是这位“湖南骡子”的子弟之兵呢？在那个“上阵必需子弟兵”的时代，从天而降的“光杆司令”（后来国民党军队中的俏皮话，叫做“伞兵司令”）是很难，甚或是无法指挥的。且看近代中国军事转型史，且至今日，民国时代的军队系统，从袁世凯的“小站”开始，哪一路武装不是“子弟兵”？蒋介石的“浙陆黄一”，不用说了。毛泽东的“三湾子弟”、红一方面军和八三四一；林彪的四野；邓小平的二野，等等，不都是子弟兵？党指挥枪？牛皮也。毛公、邓公所指挥者，皆子弟兵也。当然“子弟兵”这桩“封建残余”（洋人叫fondulisicremna），在历史转型的程序中，最后一定会被转掉的。“军队国家化”是中国军事转型史中的一个“必然”，任何人也不能逆转之。吾人希望这一军事转型，在李登辉、江泽民两公领导之下，于下一世纪初旬，能大功告成，而身受其惠。两公如想逆水行舟，那就愚不可及了。江、李两公皆是绝顶聪明之人，断不会走回头路，因此吾人对此项军事转型，至为乐观也。

但是话说回头，在那个混乱的民国初年，去古未远，带子弟兵却是个为将的必需。“光杆司令”永远只是个荣誉头衔罢了，而黄兴那时就是个光杆司令，夫复何言。因此在内务总长这一职位上，孙、黄二人的内定人选，原为他二人最亲密的革命伙伴，那位光芒四射、才气逼人的宋教仁。也正是因为他光芒四射，而招致“党外”（且借用一个现时名词）人士的嫉忌，甚至同盟会内人亦有反对声音。中山不得已，乃改荐原江苏都督、前清巡抚、亲立宪派的老官僚程德全了。程氏虽然在前清的官僚之中，还算是一个新派人物，但是这个政府的“内务总长”之为宋或为程，其性质就截然不同了。为宋，它就显然是个革命政府；为程，它就显然是个新旧杂组的“拼盘”了。这个拼盘再加上一个立宪派的张状元季直（实业总长，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那一年中的状元），和汤进士寿潜（一八九二年进士），那就成为拼盘之拼盘了张、汤二人都是前清极负时誉的“立宪派”中坚。光复前（现时叫“解放”前），张、汤二人分任东南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江、浙两省的“咨议局”议长，而汤且是杀害女革命烈士秋瑾的主谋。

教育总长原内定章炳麟，亦以章氏不孚众望而改荐蔡元培。然中山为笼络（现时名词叫做统战）这位曾公开反孙的“国学大师”老同志，乃特设一“枢密院顾问”之高位，以安置之。但是倔傲的“章疯子”，却不屑俯就。章炳麟虽曾为同盟会员，他也是光复会的发起人。这两个革命团体就始终未尝统一过。这时两派且争权甚烈。光复会的另一巨头陶成章竟被当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派盟弟蒋志清于一月十四日刺杀于上海。此后两派竟斗争无已时。光复会“老同志”且逐渐与老立宪派结盟以抵制同盟会。凡此皆可看出中山当时的妥协性。孙中山是位个性倔强、胆大泼皮的革命者，不是个轻意妥协的人物。他这次之所以如此妥协者，实在是他知已知彼也。你只有这么大的实力，得大位已逾分，不妥协又如何呢？

外长一职，众意应属伍廷芳。伍氏粤籍，然出生于新加坡，依法曾为英属海外公民（briishsubj）。伍氏娴双语。受法学教育于伦敦，并领有英国律师执照。嗣在香港开业，为英籍华民之第一位律师。后又被选任为“立法局议员”，亦为香港华裔之第一人。然伍氏在一全白的殖民体系中，作一低声下气的二等官僚，显然心有不甘，乃转回祖国之大清政府任职，竟累迁至头品大员，外务部右侍郎（今之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后又外放为钦差大臣，驻美公使，可谓官高位显，一帆风顺。然伍君深入“酱缸”（且用一个柏杨术语），目睹清廷官僚之不可救药，武昌炮声一响，乃立即附义，并出任军政府对内外交涉之总代表。此一要职，当时革命阵营中，伍老之外初无第二人也。迨中山出任总统，乃改任伍氏为司法总长，而以外长一职畀之刚从耶鲁卒业之毛头小子王宠惠，而王自知两人经历不能相比，不敢接任也。其实中山暗中有意自主外交，而欲王氏挂其名，佐理之而已。王遂接篆为当时最年轻之总长。

【总长取名，次长取实】

中山这个新政府，虽难免是个革命与立宪各派的大拼盘，毕竟还是以同盟会的成员更有朝气、更有组织，也更有群众，因此在黄兴积极筹划之下，他们乃舍名取实，把总长以下的位置，由同盟会员一举包办。吾人试看上列次长级名单，便知次长级人选，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的青年骨干。这一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干法，后来也被毛泽东学去了。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国时，也是如法炮制的。到时当细论之。

其实汤芗铭亦若辈中人，一九○四年留学巴黎时，曾“入盟”于中山之革命组织，继而后悔，与同伙偷割孙公皮包，窃回文件，颇为同学同志所非议，因与革命党绝缘。然汤亦才士，冲幼“进学”为秀才，十七岁“中举”。嗣又入北洋海军学堂习海军（一说为福州船政，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资送法国留学。割破中山皮包之后，遂潜往英国续修海军。回国后乃在海军提督萨镇冰之下任职。武昌起义时，萨镇冰奉命率海军舰艇，溯江援鄂，芗铭亦随往。此时其长兄汤化龙（一八七四～一九一八，一九○三年进士，曾任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在军政府任民政总长，乃致书芗铭，嘱其策动萨镇冰率海军附义。萨虽未接受，然终于弃军而去，所余舰艇数艘，遂指定由资望较深的海筹舰长黄钟瑛与汤芗铭统率，加入革命阵营，沿江助战有功，至是乃由黄兴荐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为次长。黄初提名时，同盟会员对汤留有异议者，卒因中山不念旧恶，乃得列名内阁。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家对他们还有得说的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逐渐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驰名的先锋人物，除一位“历史反革命”（再借用一个现时老词）的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替民国以后的历史，写下了一句矛盾的伏笔，此是后话。

在这个“临时”政府中的所谓“国务员”，尤其是次长级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和孙大总统同进退的，在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形势之下，从中山开始，全部阁员，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早在中山返国途中，盱衡国事，计较各派实力，便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所说尽同，因此孙公后来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公，告以备位以待。发了数通中文电报不算，孙公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国际，以昭信守，以促袁反正，用心纯正，溢于言表，至为感人。记得《史记》上有段故事说，刘邦与项羽本有“先入关者为王”之约。后来刘邦先入关了，但计算实力，却不敢“为王”。在鸿门宴之前，他拜托项伯，捎信给项羽，解释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见《史记·项羽本纪》）”

吾读民元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是我国史上不世出的大英雄也。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诛心以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