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模式的中国国会】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总统；那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和党人，也看好将来的国会，认为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急于要参加这项近在目前的国会大选。因此当中山还在作其讲演旅行之时，中央与各省为着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都已在紧张的进行之中。

按参议院制定，由袁大总统于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二十七名、十名和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学会”选出八名；各地华侨选出六名。各省参议员由各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作选举人，其他也各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中央学会依法是一种由教育总长领导的专家学者，超然于一般政团政党之外的公会组织，享有八名参议员的名额，立意至善，然未成为事实，就胎死腹中了。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节。）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全国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万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万之小省份亦照选。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各一届，三年一选，选举法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家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八百四十一人；当时媒体戏称之“八百罗汉”（见上引钱端升书。原档载民国元年发行之《政府公报》六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复印汇编，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北洋军阀，一九一二～一九二八》，武汉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页六八○～七四七）。

这国会中只有罗汉而无观音，当时曾有少数女权主义者来闹场，争取男女平权。不幸那时去古未远，男好之间尚有其授受不亲之大防，女权转型尚在争取小脚放大时代。女强人中不但出不了吕秀莲、陈文茜，连男议员们所共同欣赏的甚么“国大之花”之出现，这时都还为时尚早呢！他们闹了一阵，未闹出结果来，也就算了。

【议员并无选民，政党随意整合】

这“八百罗汉”（且看他们在菩萨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天翻地覆。近年台湾立法院里诸后辈，所表演的肢体抗争，和当年八百罗汉的功夫表演，不逮远矣。闲话不应多说，就此删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coiuess）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虽认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玩艺儿，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们何能顿悟起来呢？他们之中也确有略通民主选举之皮毛的，但这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觉”了。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能产生几个先知先觉呢？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著“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的转型政客（poliiciansunderransformaion），原是旧中国里职业客僚（professionalbureaucras）的候补人（office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并不代表什么鸟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捷径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是有志青年的“正途”了。这是我们政治社会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为官”和“入党做官”（后者是刘少奇的话）这条大尾巴，一直缠着国共两党治下的有志青年，直至八九十年代，始被“下海经商”所替代。呜呼，社会文化转型之难，有如此者。世纪末尚且如此，况且纪之初乎？所以在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个世代，入朝为官，是当时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导思想。

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据说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家（见张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页二三）。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同上，页一三，引远生遗著。）”

玉法这本五八四页之钜著，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一下。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千奇百怪”的现象了。

【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

迨宋教仁从唐内阁下岗之后，他乃以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用不完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有志来归的各小党，另组国民党了。宋教仁和孙中山原是同盟会中的两大智囊（hinkank），而孙所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所搞的则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画。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约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少年气盛，不忍不让，不像孙公是颇能忍让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凯之怕宋，实远甚于怕孙。

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为搞国会选举，正是紧锣密鼓声震全国。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百数”，见吴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一六四；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

〖附注：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之后，某日我在北京一次餐会上，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先生告我，他前晚曾请台北来访的新政党的某党魁吃饭，问明姓名，原来是我们文艺协会中，潇洒风流，才气纵横的一位小友，他平时只喜欢艺术和美女，想不到这次也下凡做了党魁。后来我们在台北又吃酒了，我问他“要竞选总统吗？”我们相抱大笑，乐不可支。〗民国初年党禁大开之时正是如此。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呢！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统一共合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小党。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是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睐呢！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后来名满全国的美女小凤仙的男朋友；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监持***），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遯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三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这时孙中山也应袁总统之约，在首都作客，于前一日刚抵北京。这时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一一三○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力辞不就；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两。

【“孙大炮”与二十万里铁路计画】

就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总统日夜盘横。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根据梁氏后来的报导，《国父年谱》（一九六五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页一三七，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英雄识英雄，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此公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可相强也（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我亦如此）。

而孙公却正是袁公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他对袁公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富强之道，根据他在列强（尤其是美国）观察所得，实在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上的话），欲货畅其流，修铁路实是第一要着。因此他在与袁氏密谈时，实在是诚心诚意的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一说十万英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来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的与孙公辩难（其实辩也无益），他为笼络中山，乃顺水推舟，发表孙氏监修全国铁路，期其能完成二十万里的伟大计画也。

袁氏派孙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乃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的干起来，袁总统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作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这是袁世凯这个老官僚的混帐之处。语云，君子可以欺以其方，而孙公不知也。在袁氏的耸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向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帐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附注：关于十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虽然他一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笔者也曾撰专文试评之，不再多赘。近阅大陆史料，今年（一九九八）三月北京人民政府曾召开“加快铁路建设动员大会”，决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是，二○○○年铁路营业里程达到六八万公里；到二○○二年，突破七万公里，见“中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初步安排投资：二四五○亿元，营业里程：七万公里”，载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还未突破七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二十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浪费国币，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滑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车等古典政治（cssicalpoliics）虽然经验老到，他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艺儿，他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三九二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的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已口口声声，要组织个清一色国民党的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籍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读者样参阅张玉法著前书，页五三一～五六六，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宋教仁在完成国党建党之后，忙里偷闲，曾于十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时也是无官一身轻，暂息仔肩，优游桑梓也颇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名省党员都摩拳拭掌，跃跃欲试，希望遁公出山领导，邮电飞来，终日不绝，宋氏在乡下也就待不住了。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别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民国二年二月一日（农历癸丑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辞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二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属罕见。因此宋之党中同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续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所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国民党党史会出版品如开国史料和《革命文献》等保存的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这时因为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这简直就是变相的对袁总统搞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笔者在上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怎能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呢？因此老袁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像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袁氏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收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宋五十万金以维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著孙传引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页四二六）。更早时，袁曾送教仁一本某良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二八二）。袁之对宋，可说是英雄识英雄，优礼备至，而宋不为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一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而贻乱民国，也有他的缺点。遯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goodsaesmanbuapoorpoli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

〖附注：余曾闻之于一前辈学人，自云二战前在政府服务时，某银行总裁曾为其设一两千元户头，任其随意提取，而存款数目不变也。此公言来甚为得意。与宋公遯初相比，贤与不肖之间，何以竟悬殊若是哉？悲夫！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于美东新泽西州〗

三、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子，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枪杆子出政权了。

袁世凯是否一定要杀宋教仁？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目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袁对汪精卫也是如此，他要他儿子袁克定和汪拜把为盟兄弟。汪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亲袁派”。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非袁不可”的口号，便是汪精卫首先喊出来，而举国和之的。

〖附注：我们搞历史的人千万不能为“现时观念”（presmindedness）所误导。不能因为汪精卫当了汉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笔抹煞。事实上，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publicimage），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位在黄、宋、胡之上。笔者早年曾撰有“恩怨尽时论汪精卫”一长篇细述之。此文遗失，有暇当补作之。汪是位很标准的文人、诗人、情人，他不应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后天环境引诱他误入政坛，用非所长，接连犯了十大错误。全国人民、全党同志敬之、爱之、厚望之、原谅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错误都能东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则犯得太绝了，全国人民和绝大多数的历史家都无法原谅，汪氏就遗臭万年了。〗【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实上宋教仁和汪在当时国民党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间。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右派大嘴巴。吧啦吧啦起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不是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公明，和智能掌握十大军区司令员的周恩来。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当然周恩来也是慢慢地磨练出来的，三十岁的伍豪（周用过的化名），也不是五六十岁的周总理也。

总之，宋教仁不是个可怕之人。相反的，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君不见，在孙文大总统第一次组阁时，党中才气最大的、声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孙公最看中的，一夜之间就能草成一篇不朽的《民元约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遗珠之憾吗？其后，唐内阁垮台，陆征祥组“超然内阁”（内阁中国务员一律脱党），不孚众望，称病辞职（民元九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而终未果行，乃改提前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这也是赵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陆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党派中，政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第二也是宋一向坚持“政党内阁”（由清一色国民党员组阁），袁不愿，而事实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人才不够。这显然也是事实。（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二二～六三选辑《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原载民元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公报》；及《宋教仁谈话》，原载民元十月七日上海《民立报》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