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近几年，不少写诗歌或写的人也开始改行，该出手时就出手，做起了评论员来。这一切转变，恐怕是中国这光怪陆离的现实，让那些以想象为业的人对自己的想象力绝望了吧！人们时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无穷，给了这个世界无以数计的神奇景观。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传奇，它的创造力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试想，在平常寂静的午后，当你翻开书页，怎会在某篇中读到“躲猫猫”、“被自杀”、“牵尸谈价”、“临时性强奸”、“恨爹不成刚”等诡异的章节，狰狞的诗意？

和现实相比，诗人与家不但输掉了想象力，而且输掉了修辞的能力。难怪有人说，转型期的中国不需要了，诗歌也一样现在需要的是评论。而我，正是在这一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并由着自己思考问题的乐趣，卷入到评论写作中来的。

还记得十几年前，我刚参加报社的工作没多久，有机会开专栏写评论。而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领导之领导下达的小要求：“评论可以写啊，但不能有观点。”好在事在人为，这个“第22条军规”并没有完全阻碍我的成长。2002年，在大学毕业六、七年后，我辞去了第一份工作。回想那次辞职的过程，其间不乏惆怅与纠结。在此之前，因为希望报社能给我一个外派的机会，再加上日报是以日为工作单位，醒来就得继续工作，不能对未来做一个很好的打算，为此蹉跎了不少岁月。直到一个清凉的夜晚，我下完夜班准备回家，就在我独自走下报社大楼去开自行车锁的那一刹那，像是突然被电击了一样。我听到了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嘿，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机会呢？你年轻，还有梦想，你能为自己决策。那个有决策权的你为什么不给有梦想的你一个机会呢？你为什么不让他去试试呢？如果连你都不肯给自己机会，谁还会给你机会呢？”

是啊，我是自己人生的领导者，我不能因为不给自己机会而荒废青春。那一刻，我找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清明与力量，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让自己给自己机会。就这样，几个月内我很快办完了赴法自费留学的手续。你得承认，对于一个农家子弟而言，这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留学生都是父母大把大把给钱，而我在留学时还必须每年给乡下父母寄一些钱，包括其间母亲做手术的费用。不是说了吗，我是家里的“临时政府”。当然，即使如此，日子过得还算宽裕。毕竟此前工作的几年，我做过一些兼职，还有一些积蓄。虽然不是很多，但在这点上，我对原单位及曾经效力过的网络公司还是感恩的。我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财务自由，并且体会到了财务自由给我的人生带来的便利。所以，当有的年轻人向我感慨不知道将来做点什么时，我会给他们两个建议：如果不想浪费光阴的话，要么静下心来读点书，要么去赚点钱。这两点对你将来都有用。

临行话别，报社有位兄长和我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在一个广场上，人挤人，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如果你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知道周遭的种种拥挤对你来说其实毫无意义。尽管我正是这样做的，这段话似乎也只是为了表达对我辞职留学的赞同，但我不得不说，它对我很有启发，仿佛为我的离职出走赋予了一种特别的内涵。这算是我现在谈论的“自由在高处”的最早一点机

缘吧。

乔布斯说，“你须寻得所爱。”这个问题在我少年时便已经解决了。我知道一生所爱，除了思考与写作，我的生命别无激情。我需要寻找的只是一个更开阔的平台，打开自己的世界。而这一切，在我跨出国门后，都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从今往后，我可以为任何华文媒体写作，接受他们的约稿。在身份上，我不再属于任何一家单位，我感受到了什么是“面朝社会，春暖花开”。更重要的是，我在空间上远离了国家，在时间上找回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