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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孙女的信

亲爱的小延：

许久没有给你写信。你考取了上海市重点中学，学习好，有上进心，我心里非常喜欢。我现在讲点奶奶上中学的故事给你听。

一九一八年，我满十四岁的那年，小学毕业了。暑假中，我的妈妈亲自送我到桃源县考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桃源离常德约九十里，是乘轮船(小火轮)去的。学校校舍很整齐，临沅江，风景很好，运动场也大，我非常高兴。我妈妈住了一天，把我托给学校的一个女管理员(像现在学校里的生活指导员)，并且交给她一个金戒指。妈妈说没有钱交保证金(如果我考取了就要交十元保证金，这个保证金要到毕业时才能退还)，这个戒指留下，如果我考取了，开学时，妈妈有钱就寄来；如果没有，就请这位女管理员代卖代交；如有多的，就留给我零用。我难受了两天，因为我妈妈只剩我一个女儿，这年春天我弟弟死了，妈妈是很伤心的。我怕她一个人时想我弟弟，心里很难过。但学校里很热闹，我同几十个等待考试的新生同住一个大屋子，所以很快就不那末忧愁了。

住了一个月才考试。在等待考试时，同学们都很用功地准备功课，只有我比较爱玩。我常常在楼上寝室的窗口一站半天，从疏疏密密的树影中看沅江上过往的帆船，听船工唱着号子。拉纤的、撑篙的船夫都爱唱，那歌声伴着滔滔的江水和软软的江风飘到窗口，我觉得既神往，又舒畅。我还喜欢在大运动场上散步。这个运动场周围都是参天大树，运动场的远端还有一个分隔开了的晒衣场，我们洗的衣服也都晒在那里。我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同学常在这一带，坐在分隔两个场子的短墙上谈天，各人讲各人家乡的故事。有两个溆浦县的年龄较大的同学，因为溆浦县小学的校长向警予同志是我妈妈的好朋友，我们也就好像有点沾亲带故，彼此关切多些。她们常叫住我，要我复习功课，她们说我自信心太强，要小心些，要努力些，并且拿我妈妈的希望来勉励我。这两个同学我至今记得她们，感谢她们对我的好意。其实，我就是自信心很足。因为我从七岁就读书，我妈妈亲自教我读《古文观止》，什么《论语》、《孟子》在十来岁时就读过了。很小的时候，还从我妈妈的口授中背得下几十首唐诗，古典也不知看了多少部，比一般同学要懂得多，在小学时，又经常是考头名的。所以我信心十足，不把考试放在心里。又因为我过去生活都只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常常住在家规很严的舅父家里或者同我妈妈住在一个古庙改用的小学校里。现在在一个风景很好，建设在乡间的大学校中，实在觉得自由。同学们又都是沅江上游各县来的人，比较直率开朗，所以我就尽情享受这悠然自得的新生活。

不久就考试了，果然我取得了第一名。同乡，几个常德人的高年生都庆贺我，别的同学也为我高兴。那位管理员给了我三元多钱，叮嘱我不要乱花，说我妈妈生活很艰苦。我拿着这三元多钱(我以前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想着我们母女困苦的生活，眼眶都红了，我小心地把它放在小木箱子里，用换洗衣服压着，小木箱就放在我的床下。这钱，我一直没有花，在寒假回常德时才用了几角钱做路费。

我在桃源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念了一年书。我在这里是非常快乐的，我是常常受鼓励的学生，我的功课比较全面。我好像什么都爱好，各种功课都得百分，只有语文和写字常常只有八十多分。我的同学们的作文为什么比我得分多？因为她们常抄那些什么作文范本，所以文章条理好、字句通顺，之乎者也用得都是地方。我不愿抄书，都是写自己的话，想的东西多，联想丰富，文章则拉杂重叠，因此得分少，也不放在玻璃柜内展览。可是老师总喜欢在我的文章后边加很长很长的批语，这是那些得百分的人所羡慕而且不易得到的。特别是学校的校长，一位姓彭的旧国会议员代课时，常常在我的文章后边写起他的短文来。他分析我的短文，加批，加点，鼓励很多，还经常说我是学校的一颗珍珠，但也总是要说我写得拉杂的原因是太快，字又潦草，要我多用心。他对我的批评，即使到现在我看仍然是有用的。

我喜欢画画。我的每幅画都要放在玻璃柜里的。有些同学常常找我代画，我很愿意，画了一张又一张，而且把每张画画得稍微不同点，好使老师看不出来是出于我的手笔。因此常常玻璃柜里摆的五六张、七八张画，名字虽不同，其实都是我画的。我看到后，心里可得意咧！

我也喜欢唱歌和体育。我们班每天早晚都做点柔软体操，都是我喊口令，有时是别人值班，总也常常托我代喊。开运动会时，也是我带队喊口令。我妈就曾当过体育教员，我对喊口令的事，看得很平常。

算术(现在叫数学)是我最喜欢的课。作文得八十分，我不怎样，但数学如果得了九十八分，我就得流眼泪，恨自己疏忽了。至于其他的功课，那就不花什么脑子，随随便便就过去了，学期考试，也总是第一名。

那时候的师范学校是政府供给，除了十元保证金以外，一切食、宿、书籍纸张都不花钱。学生大半是中产阶级的子女。因为富有的人家，认为女子不需要读书，能找个有钱的丈夫就行。真正贫苦人家又连小学也进不去。这些中产人家的子女，学师范也还是只想有一个出路，可以当小学教员。同学中有发奋的人，但那时所谓人生观、革命等等，头脑里都是没有的。我个人的思想，受我妈的影响，比较复杂一点。对封建社会、旧社会很不满意，有改造旧社会的一些朦胧的想法，但究竟该怎样改、怎样做都是没有一定的道路的。我妈的好朋友向警予路过常德时，就常常住在我妈那里，两个人彻夜深谈，谈论国家大事、社会时事。她常向我妈介绍一些新书、新思想，我妈对她很佩服。因此对我也有影响。我妈常同我讲秋瑾的故事，也讲法兰西革命的女杰罗兰夫人的事迹。所以我常常对旧社会不满，对革命的新社会憧憬。我是一个乐观的孩子，但由于我小时生活太受压迫(我舅舅的家给的)，有时我又伤感，常感母女相依为命，孤苦伶仃。我特别对我的婚姻问题不满。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由外祖母把我订给我表哥，而我却万分不愿在他家做媳妇，苦于无法摆脱。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像一根刺扎得很深，即使在快乐的时候也会忽然感到。所以我虽读书的成绩很好，但常常要为挣脱这些枷锁而烦心。

正是我这一年的学习快结束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学校卷入这一运动，本科三年级、二年级的同学发起成立了学生会。学生会天天集合讲时事，宣传爱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到街上游行，在学校讲演，有全校的，也有各班自行组织的。我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在同一天，我们同学就有五六十人剪了发辫，我也剪了。学生会又办了贫民夜校，向附近贫苦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给她们上识字课等等。我在夜校里教珠算，因为我年龄最小，学生们都管我叫“崽崽先生”。我们那位当国会议员的校长，很不赞成这些，他有时也在会上讲话，可是都被那时几个长于辩论的同学，如三年级的杨代诚(后来的王一知，全国解放后在北京一。一中学当校长)、二年级的王淑墦(又名王剑虹，曾是瞿秋白的爱人，早死)所驳倒。彭校长看见我这个他最喜欢的学生也跟着她们跑，就对我摇头叹气。可是爱国的热潮，反帝反封建的“逆”流是不可阻挡的，他只有用提前放假劝我们回家的办法来破坏这个运动。学校放假了，年轻的女孩子们回家了，学校里纵留得少数学生，也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也就回常德来了。

首先我看到舅父舅母，他们家离码头较近，我妈的学校较远。他们一看见我剪了发，就怒火冲天。我舅父哼了一声：“哼！你真会玩，连个尾巴都玩掉了！”我舅妈冷冷地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毀伤。”这时我已经不像过去温顺了，我直对我舅父答道：“你的尾巴不是早已玩掉了吗？你既然能剪发在前，我为什么不能剪发在后？”又对我舅母说：“你的耳朵为何要穿一个眼，你的脚为什么要裹得像个粽子？你那是束缚，我这是解放。”他们夫妇真是气得两个眼睛瞪得很大，不敢打我，只是哼哼不已，我就走出他们的家直看我妈去了。

我妈听我说我们学校的各种新鲜事儿。她也告诉我她领着学生游行喊口号的各种活动。她除了去年暑假创办的俭德女子小学以外，又在东门外为贫苦女孩办了一个小小的“工读互助团”。学生虽不多(限于校舍)，却可以不交学费学文化，学手艺，还可以得点工资以辅助家庭。我妈看见我有头脑，功课好，不乱花钱，不爱穿等等，非常喜欢。我看见她热心公益，为公忘私，向往未来，年虽四十出头，一生受尽磨难，却热情洋溢，青春饱满，也感到高兴、放心。这年暑假我们住在我妈的好朋友蒋毅仁家里，过了一个月的舒服日子。

这时我向我妈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转学到省城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去。这个女子中学是湖南有名的学校，向警予、蔡畅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五四运动期间，这所学校的活动也很出名。周南女中的校长朱剑凡，是我妈在长沙念书时第一女师的校长。现在周南的管理员陶斯咏是我妈在长沙第一女师的同学，也是新学家。这个要求提出来，我妈自然同意，只是这所学校要学费、膳宿费、书籍纸张费，这在我母亲微薄的薪金中，自然是问题，但她考虑后仍然答应了我，并且又亲自送我去长沙。

我们到长沙后，径直到了周南学校，见到了陶斯咏。她是一个极为热情的阿姨。当天就把我送到寝室，我妈住在她那里。最使我惊奇的是当晚我就进行考试，我是插班生，只有一个人考。主考的是中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陈启明，又名陈书农。考试地点就在二年级课堂，考试题目是：试述来考之经过。在一盏煤油罩子灯下，我坐在这边写文章，他坐在那边看报。我根本没有写经过，只写了我对周南女中的希望。我是为求新知识而来，写了我的志愿，要为国家而学习，要寻找救国之路。他当场看了，批准我在二年级学习，并且问了我过去学习的情况。我简直高兴极了，我认定了这是个好老师。当晚我就把这些印象、经过都告诉我妈了。我妈高高兴兴地把我托给陶阿姨，第二天就匆匆忙忙赶回常德，为她的学校开学的事而忙去了。我在周南又学了一年。

我是一个插班生，同学们，她们彼此都是从小学就在一道升上来的，非常熟稔。只有我是一个新来的，又是一个外地来的，没有省城人那样会说，功课也不显得突出，我不为同学们所重视。她们看见我没有辫子，剪了发，还奇怪地问：“啊！你们桃源第二女师也有剪发的呀！”好像这种新现象，只有省城的人才能有。我的同班中只有两个剪了发的，那些能言善道的人却仍然把辫子盘在头上。最使我讨厌的人是数学老师，据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师，但他对待学生不公平，怕硬欺软。我是一个新生，他不特不照顾，反而先是诧异，好像哪里来了一个“丑小鸭”，后是歧视，对我冷淡极了。我也就不大理他，常常在上课时看，他发现后，狠狠地批评我，我就装没听见。因此我一时在这里很不得意。只有语文老师对我很好，他要我去他宿舍，我便同几个同学一道去看他。他说我那篇把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改为白话文的作文很好，说我有《红楼梦》的笔法，问我要不要借书看，他说他的书架里的书都可以借给我读。我看了他书架上的文学书、古典，都是我看过了的。只有一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未读，我就借了这一本。他惊奇我读书之多，便劝我道：“你可以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这样你的文章将会比较雄浑。”因此我后来又向他借了这两本书。可惜我那时年幼，对这两本书还不能理解，没有看完又退还给他了。我却常常读他画了红圈圈的一些报头文章和消息，这都是外边和省城的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他鼓励我多写，因此，我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薄本日记。还有两首白话小诗，他拿走了，说要放在《湘江评论》或《湘江日报》发表，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毛主席编的那张《湘江评论》。陈启明是第一师范毕业，与毛泽东同志同过学，当时他是他们一派，是新民学会会员，是一名思想先进的教师，后来他留法了，思想大约也变了。他留法回国时在上海来看过我，我已在写文章，是一个有点小名气的作家。一九五四年我回湖南时，他在湖南大学教课，还在文物研究所任职，捎信给我说想来看我。我就到他家里去看望他。他提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我说我的语文还是不够好，请他指教。再说我念书的时候，因他常在班上公开鼓励我，这样那几个高傲的同学也嘻嘻哈哈宣扬我是本班的八大文豪之一，我对她们的假推崇并不在意，不过我对功课却有了偏爱。我对文学发生了真正的兴趣，而对数学却敷衍了事。

我的最好的朋友叫吴绍芳，她没有父亲，只有母亲，而母亲患神经病。虽有哥哥弟弟，但只像是为了管束她。她非常聪明，感觉敏锐，爱好文学，常为我吟诵宋人词曲，她特别爱读李后主、李清照的词。我们两人常于月下坐在学校的石桥边，汩汩的流水，伴着悠扬的低吟，使我如醉如痴。但她孤芳自赏，不愿与流俗为伍，也不愿在人前显示自己，班上几乎无人知道她的能耐。她愿向我吐露她的孤寂的身世，倾泻她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与欣赏。她是很有见地的。只是她是一个悲观者，年纪只十七岁，可是好像有载不动的忧怨。不过只从她的外表来看，也只像是一个不太有心计的、戆直而冷漠的姑娘。我们性情不一样，彼此却很容易理解。星期天，我常常在她家里、她的卧室里度过半天，看一点，读几首诗，谈谈别人或个人的心情，偶尔也听几张唱片，大半是梅兰芳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这个半天是我们文艺的享受，我们两个人都能静静地等待时光消逝。后来，一九二三年，我从上海回家时，绕路到长沙看她，她已毕业，没有升学，待嫁闺中，极端苦闷。我们约好我再出去时，再绕道她家，设法让她逃走，同我一同去上海，但不慎我的信被她兄长发现，将她幽禁在家，不准外出，且嘱咐看门人，不准我去她家。她设法通知了我，这次出走只好作罢。全国解放后，她找到全国文联宿舍来看我。几乎相隔三十年，彼此相见，仍似当年一般，知道她也参加了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武汉活动，结识了她现在的爱人，是一个医生，她自己也是医生。但后来她再也没来了，我们又失去了联系，但我一直是关怀着她的。

还有另一朋友叫王佩琼，她对我极为照顾，直到后来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在北京时仍对我一片赤诚。由于我对她不十分满意，说不出的，大概是气质上不是十分相投，所以一般虽很亲近，但在精神上却有疏远之感，反不如同吴绍芳的关系密切。

第二学期或是第二年，就是一九二。年上半年或下半年，我记不准了，我在学校里更为寂寞，因为陈启明被解职，换来一位冬烘先生。教室里那种融融之气没有了。想起陈启明老师教我们读都德的《最后一课》、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等时的光景，和他在宿舍谈《今古奇观》、《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当时《新潮》上的一些时兴的白话文等的情趣一点也没有了。经常对我的作文日记的鼓励也没有了。我虽然常写点日记，却只压在宿舍桌子的抽屉里，而不上交了。同学间的气氛也换了。据说校长朱剑凡的思想又有点反过来了，他原是比较进步的，现在忽然对学生的要求变了，很不同意同学参加社会活动，把两个在学生中有威信、常常宣传“五四”新精神的好老师都解聘，而换了两个不管国家大事、咬文嚼字的老先生。同学们都在底下嘀咕，但周南是私立的，一切都由校长做主。校长是有名人物。我们的校址就是他家的花园，亭台楼阁，大厅长廊，小桥流水，富丽堂皇，曲折多姿，应有尽有，难道这样热心公益的名流，是容易反对的吗？因此我就更沉湎于之中，而吴绍芳对这方面的供应是不发愁的，她有能力去买一点书。

“五四”之后有一股复旧的逆流。朱剑凡原是向着新的道路走的，但这时他又回过头来。学生中不满者多。(关于朱剑凡校长，他的确仍是一个新人物。他参加了大革命。他的子女都参加了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次女朱仲芷，他的排行第七的儿子，都在延安参加工作。他的最小的女儿，我在周南时她还很小，约五岁样子，大家都叫她八八的，就是朱仲丽同志，也在延安做医务工作，她的爱人就是王稼祥同志。)于是暑假中，一些比较要求进步的学生，自己组织，由男子第一师范的部分教员和毕业生协助办了一个多月的暑期补习班。补习班设在王船山先生书院。还说毛润之先生也要来给我们讲课。我是这时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但他始终未来讲课，而补习班也是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杨开慧、杨开秀(开慧的堂妹)都在这里，也都在暑期班学习，我也参加了。暑期班结束之后，一部分人又转读岳云中学。岳云是男子中学，这次接受女生在湖南是革命创举。我也进入岳云中学。一道去的有许文煊、周毓明、王佩琼、杨开慧、杨没累、徐潜等。

在岳云的这几人中，杨、许、周比较接近。她们是直接和毛泽东同志联系的。许文煊与那时协助毛泽东同志工作的易礼容结了婚，周也同一个姓戴的结婚。杨开慧在这学期结束前也同毛泽东同志结婚，婚后就少来了，许、周似乎也很忙。我那时忙于功课，因为岳云的功课要比周南紧些，特别是英文课完全用英语讲授，课本是《人类如何战胜自然》，是书，而不是普通课本，文法也较深。但我对学习的前途，学什么，走什么道路，总是常常思考，愿意摸索前进的，而且也仍然感到有些彷徨和苦闷。那时文化书社卖一些翻译书，有唯物辩证法的译著，也有郭沫若等的诗作。但对理论书因读不懂，畏难，没有读下去。

岳云这学期读完后，我回家看我妈妈了。在年底我看到原来在桃源第二女师的王剑虹从上海回来，我们一见，如同久别的挚友(过去并不十分接近)，谈起社会革命，谈起文学，谈到理想，我们无所不谈，特别相投。因此我又停止去岳云继续读书，放弃可以得到的毕业文凭，而和她，还有另外几个人，一同远去上海，开始我自由飞翔的生活了。感谢我妈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不管我以后有什么成就，走了多少曲折的道路，但我妈的信任是永远对我的鼓励，我永远为她而战斗不息，不敢自怠。

小廷！我的这段故事就讲到这里。也许你看起来很无意思，没有兴趣，或许还不理解。但我总算讲完了。我总结一下：

我的中学学习是不好的，是没有成绩的。其中有很多原因。第一，我们那时的客观条件差，中学的教育就不好，不能使学生学得有趣。第二，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明确。第三，缺少正确的指导。学校教师不能，我妈虽对我有热切的希望，但她也囿于环境的狭小，苦干找不到明确的指导。第四，我个人也有很大的缺点。刻苦、坚持都不够，闯劲也差，比如，当时毛泽东同志离我那末近，我就未能直接取得他的指导和帮助。你现在的客观条件不知比奶奶那时好多少倍，你一定会有成绩的。奶奶不能给你许多帮助，奶奶只能学习她的妈妈，给你以无限的信任与支持。你有什么需要，我将尽力为之，完了。

奶奶

一九七八年中秋节写完于太行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