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最能平等待人的党的领导人，他总能吸引你在他的面前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把自己的心里话坦率地倾吐出来。你不必担心什么，也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领袖、统帅、舵手或什么的。他确有一副礼贤下士的风度，既谈笑风生，又常常一语中的，使人心服。他讲你的长处，也指出你的缺点。当讲你的缺点的时候，也是用商量的口吻，甚至用幽默诙谐的语言，使你不觉得难受，但却发人深省，促使你仔细回味。一九三七年春天，有一次他到我的住处，遇见一群从国统区来延安抗大学习的青年。他对我笑道：“丁玲，我看这些知识分子很喜欢同你接近，你这里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我懂得他是在批评我，说我不能坚持深入工农兵，因为那时我刚离开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职位，正忙于苏区文协的工作。后来又有一次，毛主席说我有名士气派。我懂得这个批评更重了，但心里却感到舒服。认为他真正了解我，我是有这个缺点。后来我把毛泽东同志给予我的这一印象告诉别的同志，他们也都有同感。

毛主席过去读过我的文章，并且同我谈论过。后来，他又读过我的文章，也同我谈论过。他对我的文章有过评语。虽然都是平常谈话，但我却把这些当成是从一位最高明的人，一个知己者那里来的悦耳之音，常常铭记在心的。

收到这封信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一号的上午。那时我和欧阳山同志都住在延安南门外的边区文协，从事创作。我们参加了当时边区的合作会议，我写了《田保霖》一文，欧阳山写了《活在新社会里》一文。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那天下午，我和欧阳山应约去到枣园主席住处，谈了一阵，又留在那里吃晚饭，我记得欧阳山同志喝了不少酒。天黑，我们从枣园策马回来。毛主席的这封信一直保存在欧阳山同志那里。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刚回到北京，人民日报社的白夜同志从我这里知道了这封信，便打长途电话给远在广州的欧阳山同志，得到证实。这年冬天，欧阳山来北京开会，把这信的复制件给我看，不久博物馆又复制了一份给我。

毛泽东称赞《田保霖》不只是这一封信。据我所知，他在高干会和其他会议上也提到过。一九四四年七月初，我因赶写《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找陈赓同志谈材料时，他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别的同志也告诉我他听到过的类似的话。我听到之后，心中自然感激。但我以为我的《田保霖》写得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做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只是为我一个人，而且是为许多许多的文艺工作者。近四十年来，尘海沧桑，现在重读这封信，感慨更深，毛主席当时是如何地了解人、体贴人，为工作着想，为他人着想，为他人帮忙呵！

一九四二年我写了一篇《“三八”节有感》，当时虽然不曾受到很多批评，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但背地里闲言碎语，叽叽喳喳，可能是很多的。一九四三年审干，我和许多被国民党逮捕过的同志们的命运相似，自然是逃不脱这个嫌那个嫌的。当面说得少，但背底下就多了。人言可畏，旁观者清，毛主席一定是了解的毛主席统率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帮助这些人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自觉地彻底地转变过来，进行整风学习，召开文艺座谈会，这都是很好的。可惜康生钻了空子，搞什么“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发精神分裂症似的，伤害过很多同志，损害党的事业。毛主席以他那时的英明，及时提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重要方针，而且紧接着进行甄别，很多同志被解放，欢欢喜喜地回到工作岗位上。毛主席写这封信和在大会上的一些讲话，我想都是为了我们，至少是为我个人在群众中恢复声誉。对此我是佩服的，也是感激的。

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越是高尚的人，越能虚怀若谷；越是浅薄的人便越发装腔作势。我觉得那时毛主席的平等待人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实在值得我一生学习并且勉励自己身体力行，坚持到底。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