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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大学，他说出，我可以爱，这四个字的时候。一切爱情的规则都突然没有了作用，爱情，和报纸上讨论的多数情节都关系不大，它只存活在两个人刚好遇到又刚好彼此温暖的内心里。

许广平和鲁迅相识于1923年10月，当时，鲁迅刚刚接受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许寿裳的邀请，在该校兼任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

正是在这一年，两个人先后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上参与了一个“爱情定则的讨论”，这件事情，在《两地书》第十八封信中，许广平写道：“先前《晨报副刊》讨论‘爱情定则’时，我曾用了‘非心’的名，而编辑先生偏改作‘维心’登出，我就知道这些先生们之‘细心’，真真非同小可，现在先生又因这点点忘记署名而如是之‘细心’了，可见编辑先生是大抵了不得的。”

要细述这封信里所说的“爱情定则”的讨论，不得不说起两个人，一个是被讨论的主角，谭熙鸿，另一个是掀起讨论的人，张竞生，谭熙鸿的同学和同事。谭熙鸿何许人也，此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蔡元培的秘书，他先后娶了陈纬君和陈淑君两姊妹为妻，而这两姊妹是陈璧君的妹妹，自然，谭熙鸿和汪精卫兄台是连襟，一根椽。说谭熙鸿和陈淑君的婚事，很是曲折，原来，谭熙鸿和陈纬君同在法国留学，结成连理后也恩爱异常，只可惜1922年3月陈纬君染上猩红热死去，撇下了两个孩子。陈淑君当时在广州念大学，政治形势不好，转学至北大，刚好借居在姐夫谭熙鸿家里，日久生情。然而当两个人刚在《晨报》上公布婚约，便惹来祸端。原来是陈淑君在广东的恋人叫沈厚培，投书《晨报》，投诉谭熙鸿暗抢他的妻室，于是那篇文字便以《谭仲逵（熙鸿之字）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为标题发表，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北大的教授竟然公然夺人之妻，何其伤害风化也。万不得已的情况，陈淑君在第二天以《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为题，投书《晨报》，声明沈厚培所述与事实不符，公开为自己辩白。然而却遭遇沈厚培接二连三的文字纠缠，情形甚是尴尬。当时，谭熙鸿的北大同事又同是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张竞生找到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了解到内情竟然是陈璧君在幕后策划，于是写了一篇叫《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的文字，公开为谭熙鸿辩论，在文章里，张竞生认为，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项：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什么是爱情？我一面承认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一面又承认它是由许多条件组成。这些条件举其要的：为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二）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既是有条件的，所以同时就是可比较的东西。凡在社交公开及婚姻自由的社会，男女结合，不独以纯粹的爱情为主要，并且以组合这个爱情的条件多少浓薄为标准。例如甲乙丙三人同爱一女，以谁有最优胜的条件为中选。男子对于女人的选择也是如此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因为有比较自然有选择，有选择自然时时有希望善益求善的念头，所以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固定的。大凡被爱的人愈有价值，用爱的人必然愈多。（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爱情既是有条件的、可比较的、可变迁的，那么，夫妻的关系，自然与朋友的交合有相似的性质。所不同的，夫妻是比密切的朋友更密切。所以他们的爱情，应比浓厚的友情更加浓厚。故夫妻的生活，比普通朋友的越加困难。因为朋友可以泛泛交，夫妻的关系若无浓厚的爱情就不免于解散了。欧美离婚案的众多即是这个道理。

即使是放在今天，张竞生的文章也是极富有生活逻辑且条理的文字，但是，在当时国民尚未开化，各种关于婚姻的法律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张竞生的文字，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善于操作副刊的孙伏园利用了这次争论，让《晨报副刊》在北京狠狠地畅销了一把。

批评张竞生观点的竟然还有不少是北大的教授，即张竞生的同事，譬如有一个叫做梁镜尧。还有一个署名钟孟公的竟然叫停这次讨论，认为有伤风化，让青年出丑。这次讨论，周作人、许广平、鲁迅等人均参与了。

许广平的观点和她自己以后所做的事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她在长长的信里，先是否定了张竞生的观点，甚至还嘲笑了陈淑君的见异思迁。然而，许广平呢，自己是逃婚出来的，从这一点上，就已经进入了张竞生的观点，爱情是有条件的，正因为许广平看不上对方，才逃了出来。然而，出乎意料地是，这次，她竟然作了一次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因此：我个人的论断，以为陈选择条件在来京以后，又在很短的时间里（月余）又在依然一身处在谭的家里，那其间有没有情势的诱导或压迫，旁人是不敢知的，陈虽是自己表白是出于自己恋爱，但她是否因为事已如此，也只可说得好听一点，为谭和自己盖脸，旁人也是不敢知的。不过从心理上考察，大概男子的情是活动的，女子是保守的，而在事实上，如男子没有一种爱情的表示，女子是很不易表现出来，何况是已经订婚的女子，要她忽然改变她的情志，向别人表示爱恋呢？”

相比较之下，鲁迅的观点则有了历经世事的宽容和开明，他在1923年6月12日致孙伏园的信里写道：“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之类，想着都非常有趣，令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堵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

对于那些个认为男子死了老婆就不能再娶，甚至女人丧了夫就必须守活寡才能证明自己的贞洁的封建卫道夫来说，在一份报纸讨论如此光滑甚至富有挑逗青年的话题，自然是丢丑的事情。然而，鲁迅却嘲笑着说：“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

主张顺从的许广平，终究没有顺从，而是在两年后，开始主动出击，用一个单纯女子的温暖的心靠近并捕获了鲁迅的爱。而主张揭开来看的鲁迅先生，并没有天天揭开爱情的伤疤，他深受礼教婚姻的害，却极少对外面诉苦。他的那位朱安女士，一直存放在母亲那里，自己独独不愿意享用，却也不忍心伤害她（鲁迅曾经和许钦文说过此事，不能休掉朱安，因为她回去以后活不下去的）。

然而，终于有一天，当他和许广平彼此都打开了心灵，在厦门大学，他说出“我可以爱”这四个字的时候。一切爱情的规则都突然没有了作用，爱情，和报纸上讨论的多数情节都关系不大，它只存活在两个人刚好遇到又刚好彼此温暖的内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