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是东汉前期王充用毕生精力撰写的一部哲学著作，是他一生反封建神学斗争的结晶。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病卒于家，终年70岁左右。

王充的一生是在忧患中度过的。他出生于“细族孤门”，8岁进学馆学书法，十五六岁时赴洛阳太学求学，从著名史学家、古文经学家班彪学习。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大约在32岁左右，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后王充返归家乡，先后担任上虞县功曹，会稽郡都尉府掾功曹，郡太守五官功曹从事（五官椽），因与长官、权贵不合，遂“废退穷居”，作《讥俗节义》、《政务》之书。后归乡里，以教书为业。王充于宅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年届花甲的王充到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等郡避难，应刺史董勤之召，到州里任从事，后入为治中（州刺史的助理）。材大任小，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王充罢州家居，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乃作《养性》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王充晚年“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自纪篇》），处境凄苦。

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这一时期，豪族门阀把持了东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在思想上则以谶纬儒学作为统治工具。他们全盘继承了从汉武帝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官方神学思想体系和西汉后期大肆泛滥的谶纬迷信。光武帝刘秀“尤信谶言”（《后汉书·方术列传》），他以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宣布做皇帝，并提倡以图谶来决疑。光武末年，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凡“名应图篆”者，都可以高官厚绿。明、章二帝继之大力提倡，遂使谶纬之书遍布天下。当时流行的纬书有《河图》、《洛书》、《七经纬》、《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且都称是“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是自初起到孔子9位圣人推演出来的。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在洛阳主持召开了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参加的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对谶纬迷信和儒家经书的合流，作了全面总结。现在传世的《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就是这次会议辩论的结果。它是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的延伸和扩展，是对东汉前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集中论述，也是集汉代儒学之大成的官方法典。与此同时，一些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知识分子则与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桓谭首先向光武帝刘秀提出治国应“以仁义正道为本”反对以“奇怪虚诞”治世的主张。由于他极言“谶之非经”被刘秀斥为“非圣无法”，险些被斩首。继而王充也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凡认为是虚妄的东西都一一进行批判。

王充一生的著作除《论衡》外，目前所知的尚有《六儒论》、《讥俗节义》、《养性》、《政务》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了。现存《论衡》有85篇（《招致篇》存目佚文），与《后汉书·王充传》的说法吻合。但王充在《自纪篇》中却说“吾书百篇”，“吾书亦才出百”，可能《论衡》原有百篇以上到范晔写《后汉书》时仅可见到85篇了。王充死后，《论衡》最初由蔡邕、王朗二人传世，以后辗转流传，篇目有所佚失是完全有可能的。《论衡》见于著录较晚，《隋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三十卷”。二者相差一卷，可能是从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纪篇》单为一卷的缘故。自此以后，见于著录的《论衡》多为三十卷。《论衡》在宋代以前无定本。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进士杨文昌用当时流行的俗本二十七卷与史馆本三十卷对校，“改正涂注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七字”作序刊印，称为善本。百余年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会稽太守洪适又据杨刻本复加校订重刻。这两种宋版《论衡》目前仅存残卷。

现在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今存最早刊印的全本。另有《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八册（旧称“元小字本”），是明朝初年坊间据宋乾道三年本刻印的，这两种刻本均未流行于世。流行较广的是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吴郡苏献可刻印的“通津草堂”本《论衡》（《累害篇》缺一页四百字）。以后的版本很多，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刻印的，只是有些刻本据宋本补足了缺页。关于《论衡》的版本卷帙情况，参阅本书附编三《＜论衡＞版本卷帙著录》便可以有较为详细的了解。

历代对王充及其《论衡》的评价，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或毁誉参半。

如谢夷吾称王充的天才，“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司马迁，不能过也。”把王充抬得够高的了。抱朴子则认为，“若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若沧海之流芥，未易贬也已。”而蔡邕、王朗则视“论衡”为“异书”，不肯轻易示人。刘熙载对王充大加赞颂，说“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章太炎也盛称此书，谓其“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孙人和则称赞“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张九如则认为“《论衡》用客观的眼光，批评史事，鞭辟入里，实为中国有数之作品，惟嫌其中多琐碎处。”贬之者如高似孙则云“而其文详，详则礼义莫能覈；而辞精莫能肃而括，几于芜且杂”，不过是一本“谈助”之书。吕南公在《题王充＜论衡＞后》则说：“夫饰小辩以惊俗，充之二十万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则以欲独传为过人之功，何谬如之？”黄震则认为《论衡》“凡皆发于一念之怨愤，故不自知其轻重失平如此。”胡应麟则指责王充“特其偏愎自是，放言***，稍不留心，上圣大贤，咸在诃斥。至于《问孔》、《刺孟》等篇，而辟邪之功，不足以赎其横议之罪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誖矣”，同时又指出，“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所以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乾隆皇帝读了《论衡》之后，认为它“背经离道”，“非圣无法”，但又“喜其识博而言辩，”认为可以“效其博辩，取其轶才”。而谭宗浚则指出《论衡》有“论人之失”、“论事之失”、“论理之失”和“论物之失”。直到近几十年，才对王充的《论衡》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对《论衡》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分岐，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但这部著作正日渐显现出其思想异彩则是确定无疑的。

王充学识渊博，通晓百家学说，他所著的《论衡》内容丰富博杂，“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王充认为他的著作“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这大概就是他将书取名《论衡》的原因。他自己解释说：“《论衡》，论之平也。”又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也。”《论衡》的题名，标明王充要对往古与当时的一切思潮、学说加以衡量，评其是非真伪，定其轻重，攻击虚妄之说。凡他认为是虚妄的，无一不加以抨击。他对被神化了的儒学、有意志的天、目的论、道教神仙方术和种类繁多的世俗迷信进行了批判。批判的中心是从董仲舒到谶纬与《白虎通义》的神学体系，一切迷信，诸如符瑞、灾异、风水、卜筮、祭祀、厌胜、祈禳、解除、求雨、雷刑等等，无一能逃过他笔锋的扫荡。

现存《论衡》85篇。若大体进行归类，其基本内容有如下方面：一、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性命问题的，有14篇文章。其中，《物势篇》是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本性篇》与《率性篇》主要说性；《初禀篇》、《无形篇》、《偶会篇》、《命禄篇》、《气寿篇》、《命义篇》、《逢遇篇》、《累害篇》、《幸偶篇》、《吉验篇》主要说命；《骨相篇》说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二、论述天人关系的，有21篇文章。其中，《自然篇》是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表述了王充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寒温篇》、《谴告篇》、《变动篇》、《招致篇》（佚文）、《感类篇》是评论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背了天道自然之义；《明雩篇》、《顺鼓篇》、《乱龙篇》、《遭虎篇》、《商虫篇》是论述当时的灾异变动的；《治期篇》、《齐世篇》、《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是论述当时各种瑞应的。

三、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的，有16篇文章，全部贯穿了王充的无神论精神。其中，《论死篇》、《死伪篇》、《纪妖篇》、《订鬼篇》、《言毒篇》、《薄葬篇》、《祀义篇》、《祭意篇》主要论述的是人鬼关系，反复阐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不能致人祸福，因而提倡薄葬；《四讳篇》、《。。时篇》、《讥日篇》、《卜筮篇》、《辩祟篇》、《难岁篇》、《诘术篇》、《解除篇》论述的是当时的各种禁忌，说明“吉凶祸福，皆遭适偶然”，所以不应相信一切禁忌。

四、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24篇文章，充分表现了王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其中，《变虚篇》、《异虚篇》、《感虚篇》、《福虚篇》、《祸虚篇》、《龙虚篇》、《雷虚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奇怪篇》、《书虚篇》、《道虚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谈天篇》、《说日篇》、《实知篇》、《知实篇》、《定贤篇》、《正说篇》、《书解篇》、《案书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虚妄之言。

五、论述区分贤佞才智和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篇》、《程材篇》、《量知篇》、《谢短篇》、《效力篇》、《别通篇》、《超奇篇》、《状留篇》等8篇文章。

六、可以当作自序和自传的有《对作篇》和《自纪篇》两篇文章。

以上仅仅是很粗略的分类，不一定很合理，但要过细区分，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天命观原本是秦以来神学体系的核心，经董仲舒发挥以后，“命”的问题纬书定为三科（即受命、遭命、随命），被正式列入《白虎通义》的神学法典（见《白虎通义·寿命》）。王充既然否定有意志的天和天人感应论，当然否定命有三科的神秘主义。他的观点是与神学观念对立而否定报应论的，但由于时代条件和他自身条件的限制，他却提出了一种新的命定论。他认为，人性善恶与命之吉凶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不能混为一谈。他把人的禀命分为“寿命”和“禄命”两种，认为人寿命的长短是决定于禀气的厚薄，积善行德并不会延长寿命。在谈禄命问题时，他提到了许多社会的因素都会对人的禄命发生作用。但王充对决定禄命的种种社会因素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最后仍归之于禀命，即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王充的命定论没有退到神学的天命论中去，而是一种自然必然论，即自然命定论。王充认为自然界皆受自然的必然性的支配，同时，这个必然性也决定着人类的吉凶福祸与富贵贫贱。他否定了超自然的力量，但又把自然本身神秘化。他盲目崇拜自然的必然性，进而把这种必然性运用到社会领域，排除了人的任何主观能动作用，完全听任一种必然的安排。他虽然反对神学宣扬的天意决定一切，但他以自然的必然性代替了天意。这种自然命定论，不可避免地陷入神秘的宿命论，教人幽居俟时，坐待命运的安排。这比荀子的自然观后退了一步，也是王充无神论的最大局限。

王充继承了前人的唯物主义观点，探讨了物质世界的本原。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确立了唯物主义气的一元论。王充认为，气充满了宇宙而无限，是没有具体形体的物质元素，万物皆由这个物质的气构成。而万物的差异，都是由于禀气的不同，即“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物势篇》）。气是无知无欲的，构成万物是自然而然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篇》）。气的一元论和万物自然生成说，是王充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核心。这个自然观，是对神创论和目的论的否定，也是王充反神学的理论基础。

王充同从西汉董仲舒到东汉班固《白虎通义》的神学体系斗争的焦点，是天是物质的还是有意志的问题。王充认为，“夫天者，体也，与地同”（《祀义篇》）。明确指出天与地同是体，从气的本原论论证了天的物质性。既然还天地自然以本来的面目，根绝了天的神秘性，就与《白虎通义》划清了把气当作神秘精神的界限，也就否定了天地“故生人”，“故生物”的神学目的论。王充认为，自然界万物生长变化是万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物自化”，“物自成”，没有一个神秘的天在有意识地安排、主宰。他对神学编造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与谴告说一一进行了批判。王充还提出了“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谴告之言矣”（《自然篇》）的观点，这接触到了神学的社会根源，是很可贵的。王充的自然天道观，从哲学上来说是进步的，从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说则是落后的，但王充不是科学家，所以就不能苛求于他了。

王充又从生活常识、事实效验、自然知识、逻辑推论及形神关系等方面论证了世间无鬼，并否定了鬼能祸福于人。有些论证虽然简单朴素，但颇生动而又具有说服力。王充虽然对鬼神迷信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批判，并从理论上给予无神论的解释，但因受时代的局限，还远不能对颠倒的观念给予科学的说明，因而存在着不少的漏洞。如他虽然否定了人死后精神《灵魂》脱离形体而存在的鬼，却又承认有一种实实在在的鬼，即妖。如他在《论死篇》中说：“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这就与人死神灭的命题相矛盾了。不过王充没有由此而倒向承认有超物质的鬼神存在。王充思想上的这种局限，当然不能科学地解释形神关系，更不能彻底摧毁有鬼论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主观上想彻底打鬼，结果往往又被鬼缠身。

两汉时代，是一个灾异符瑞盛行的迷信时代。王充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否定了天与鬼神，使迷信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又进一步把一切迷信（巫术、卜筮、术数、忌讳等）包括在“疾虚妄”之内，一一加以批驳。王充还触及了这些迷信禁忌的社会根源。他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他指的“愚人”，不只是一般群氓百姓，还包括那些奉祀鬼神的官吏、君王。各种迷信职业家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从事骗人活动的，王充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王充对世俗迷信的批判是全面的，他所用以批判的观点和方法虽然较为朴素，但却有相当的说服力。

可以看出，王充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集前人无神论思想之大成，以元气自然论论证万物生化，否定了董仲舒以来的神学目的论，并确定了古代无神论的理论体系。说王充建立了无神论理论体系，这要从与神学体系相对立的角度来说明。有神论的发展及其核心内容，是从灵魂不灭发展到有神观念，再进而产生出对最高人格神上帝（天）的崇拜，由此又派生出神秘的目的论以及各种宗教和世俗迷信的形式，从而形成神学体系。王充则是对神学体系的基础到其核心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全面批判，并在批判中建立了无神论的理论基础唯物主义气的一元论及万物自然生化论。他论证了天是自然的天，人与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道（自然之道）无为，不能干预人事，从而否定了谴告说与天人感应论；他又从形神关系上论证了人死神灭无鬼，对鬼神给予理论的否定。基于上述论点，他对由崇拜人格神派生出来的神秘主义及世俗迷信，原原本本地逐一加以驳斥。他对神学理论核心的批判完整而系统，对表现形式的批判也是很全面的。王充的社会历史观是从属于他的自然观的，较集中地表现了他的自然观中的消极因素。他反对颂古非今，并提出了今胜于古的论点，他也看到了社会物质文化方面的进化，有历史进化论的因素。但是他又以今况古，把古今等同起来，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王充否定五德终始说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自己又提出了三教循环论，其中虽有针砭秦汉社会文薄的积极因素，但同样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王充认为，世之治乱系于天时，这也是一种自然命定论，但他又认为自然灾害是“德衰政失”造成的，对自然灾害要积极治理，靠祭祀祈祷不能消除灾害。王充提出的治国之道，也是一种平庸之见，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王充一再用符瑞宣扬汉德，他讲符瑞没有什么种源，其中包涵着反对血统论的积极因素，但符瑞本身原是无稽之谈，所谓符瑞不过是为封建统治装点门面、粉饰太平而已。

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实知篇》和《知实篇》中，而其精神则渗透在有关圣贤、书传、人材等篇目的论述之中。王充对孔子和圣人大胆地作了如实的评价。他既推崇圣人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又反对盲目迷信圣人，认为圣人也有缺点。汉儒在神化圣人的同时也神化了经艺，他们宣称圣人是万世师表，而圣人创作或审定的经艺则万世不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体系应运而生，至东汉则发展为谶纬儒学。王充正本清源，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谈到汉代经艺的发现过程，对经艺重新估价，进行解说，剥去汉儒给经艺披上的神秘外衣。

王充根据亲身的体验，论述了他识别人材的观点。他提出如何区别佞人与贤人，揭穿了佞人阴阳两面的丑恶灵魂。他把文吏和儒生进行对比，序儒生于文吏之上，对东汉豪强把持仕途和官场的腐败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他从儒生中又筛选出通人，将通人区分为文人和鸿儒。他认为司马迁、班彪父子等属于文人，而鸿儒则更高一筹，他们不仅博古通今，而且能论说世事，昭辩然否，可谓超等奇才，他在《状留篇》中抒发了自己不得仕进的愤懑心情，又揭露了当时官场中的黑暗和反常现象。王充的这些观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可以有分析地批判取其义而用之。

刘盼遂先生说：“原夫《论衡》一书，历来号称难读者，约有四因。一曰用事之沉冥；二曰训诂之奇觚；此二者属于著作人之本文然也。三曰极多误衍误脱之字；四曰极多形误音误之文；此二者属于后代钞手及梓人之不慎而然也。”有清一代，特别是乾、嘉时代，校勘古书成就斐然，但对于《论衡》，如卢文弨、王念孙等，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而没有一人校及此书，俞樾虽有校正，仅以余力所为，所以不甚精当。幸有孙诒让、孙蜀丞、黄晖、吴承仕、刘盼遂等先生于此书用力较多，才使我们有所借鉴。

我们的注释以明通津草堂本为底本（原本小字校注除个别采用并注明外，其他一律删去），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铅印校点本为对校本。参校本有宋乾道三年原刻，元、明两朝先后补刻三十卷本《论衡》，简称“递修本”。明初坊刻十五卷本《新刊王充论衡》，简称“十五卷本”。崇文书局刻三十卷本《论衡》，因有章钰过录杨守敬校宋刊本校语，故简称“章录杨校宋本”。明天启六年刘光斗刻三十卷本《论衡》，因有伦明用红笔转录杨守敬校宋刊本校语和用蓝笔转录日本人涩江全善校日藏宋刊本校语，前者简称“伦明录杨校宋本”，后者简称“伦明录涩江校宋本”。另外，还旁校了有关类书和古籍，都一一在注释中注明。同时，也采用了内校本书的办法。《论衡》85篇，通津草堂本分为30卷。每卷前、后均标明卷次，而每卷前还列有本卷篇目，今一并删除。但在目录中仍按通津草堂本列出卷次，以便读者了解其分卷情况。又，通津草堂本前还有韩性书序，后附有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杨文昌题序，今亦略去。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校勘、标点、分段、题解、注释和译文。为了注译方便，对有些旧本段落作了分解。在注译过程中，我们充分吸收了黄晖《论衡校释》、刘盼遂《论衡集解》、吴检斋《论衡校释》、蒋祖怡《论衡选》、北大历史系《论衡注释》、北京人民版《论衡选注》等书的研究成果。凡借鉴和采用前人研究成果之处，均未一一注明出处，仅因篇幅所限，非敢掠美。第一至第四十二篇，由方家常注译，袁华忠注译第四十三至第八十五篇，并负责收集整理书后附录。

对于《论衡》的研究还大有文章可做，我们的注译不过是给初学者提供一个读懂原文的方便，给研究者提供一些基本资料而已。限于水平，书中难免有谬误之处，恳切希望得到专家们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袁华忠

一九九一年六月于贵阳出版

说明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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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199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