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月是在痛苦和恼人的悬念中度过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部队在亚历山大整顿；德·罗贝克中将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登陆的准备工作上。土耳其人在不断地集中、组织和加强。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战战兢兢地保持平衡。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极为微妙。俄国的前方和后方都令人深感担忧。陆军部供应军火的方法，显然将面临全面失败。政治局势紧张了起来。

02

3月18日之后，第一海军大臣的态度已变得接近超脱状态。由于陆军现在已接过重担，他感到如释重负。我或参谋长为他起草的任何业务电报他全都批准。最后，只要是为陆军提供合适的支持，不管什么步骤他全同意。虽然他对派遣陆军的每一个行动都表示欢迎，但是对以任何形式增加海军支助他都要抱怨。他多次试图将我的思想从达达尼尔海峡转回到北方战场上，然而，我们在今后许多个月内不可能在北方战场上主动采取任何重大的海军行动。他对北海的局势越来越表示关心。

虽然我没有像费希尔勋爵那样对北海表示真实的或假装的担忧，我却认为4月份是关键的一个月。德国人肯定知道我们已经从主力中抽调了相当大的一支舰队开赴海军的决定性战场，其中包括我们的几艘最先进的军舰。如果他们相信我们在达达尼尔的海军力量比实际更庞大，这正符合我们的希望。为此我们曾往地中海派去了几艘假战列舰，希望借此引诱敌人在北海作战。

经费希尔勋爵批准，战时参谋部发出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命令，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一些商船经过改造伪装成‘无畏级’战列舰和巡洋舰，三至四英里外无法区别其真伪。……使用它们需要有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免暴露真实面目；应将它们作为舰队的一部分安置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之外，仿佛它们是后备力量。它们可以使德国人误认为英国领海军力的转移。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船只将土耳其人完全欺骗了，他们将其中一艘当作“猛虎号”向德国作了报告。当我看到第一海军大臣热忱地同意这种引诱战策略时，我不能把他那种一般性的担忧过于当真。他完全清楚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作战，若是海战开始，这正中我们的下怀。

03

此时我设计并完成了战列巡洋舰队的组建。这支舰队包括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艘战列巡洋舰，并由一支轻巡洋舰中队护卫，轻巡洋舰中队由四艘最先进、最快速的轻巡洋舰组成，还配备由最快速的驱逐舰组成的m小舰队。组织这支舰队的中心概念是速度。它体现了速度与力量的结合，远远胜于德国人可使用的任何海军力量。首先，大多数轻巡洋舰都属于“城市”这个级别，航速最大不过27节，但是“曙光女神”级的舰艇很快就要开始服役，这将有效地改进中队的速度。为了组织这支舰队，我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发去一份电报，请求他们将“澳大利亚号”拨给我们支配。出于对共同利益的好意与忠诚，他们十分欣然地同意了。

04

4月7日，第二、第三和第四海军大臣写了个备忘录，要求费希尔勋爵对某些有关指挥战争的要点，重新向他们作出保证。大舰队应该一直处这样的地位并保持这样的实力，以便我们随时准备迎战敌人整个舰队，并对结果有肯定的保证。我们没有将这个原则置于危险境地，对此不知他是否感到满意？他们又问：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从高层次的政策角度看也许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是否经得起军舰的损失和弹药的消耗？这几位海军大臣在结尾中要求费希尔勋爵向他们保证，整个政策都得到他的赞同，而且他对它感到满意。

同一天费希尔勋爵以备忘录的形式正式作了答复。他声称他完全赞同保持大舰队实力的基本原则。

“达达尼尔作战行动”(他继续写道)“无疑是这样的一种行动，即如果成功的话，其政治后果是值得牺牲一些物资和人员的；它肯定可以缩短战争时间，因为它除了可以打开黑海的通道之外，还可以在东方战场为我们争取到新的盟友，并且击碎德国土耳其联盟的脊梁。

“鉴于能用于这次行动必然只有有限的军舰，鉴于炮弹和炸药短缺，鉴于军舰进攻陆地堡垒和受其保护的雷区时必然会经常遇到的不肯定因素，我同意执行这项任务时有犹豫之感。

“但是，正如你们所说的那样，政策方面的高层次问题必须由内阁决定；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获得的切实利益促使我最终同意他们的观点，条件是动用海军力量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从而使我们在北海这个主要战场上的地位和任何一个军种都不会受到危害。

“目前我的意见是，我们在领海里的优势地位是牢固的，虽然抽调了一部分海军，如若德国的公海舰队出来作战，我们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我同时认为我们已达到了极限，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我们都已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再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我已很清楚地向海军大臣表明了这个观点，以后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内阁方面的驳回我的主张，我将要求海军同僚们对我所坚持的观点给予支持。……”

第一海军大臣就这样很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已在公开场合下正式而且故意地表示自己支持这次行动。当议会提问2第一海军大臣是否同意3月18日进攻，在此问题的备忘录送抵时，费希尔在手稿上写上回答：“如果费希尔勋爵没有同意这次行动，他现在已不是第一海军大臣了。”由此可见在主要问题上已经没有争议了。既然已经走到这么一步，就不能再出现4月12日给我信中所说的“我什么都不会再给了”这句话。巨大的责任已经招来；最严重的战斗迫在眉睫；陆军即将登陆。它迫切需要得到适当的支持。服从我们在北海的安全这一最高要求外，凡是需要的，凡是能合理省出来的，我们必须给予。德·罗贝克中将给好几个军官打电报，要求他们支援登陆行动。费希尔勋爵勉强答应了这个要求，但他希望不仅对动用“伊丽莎白女王号”附加限制条件，而且对“阿伽门农号”和“纳尔逊勋爵号”的使用也附加限制条件，这些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剥夺她们对陆军的支持。我确实不能同意这么做，我的观点被接受了。但是只要达达尼尔海峡那儿需要任何一个军官、一个士兵、一艘军舰或一发炮弹都成为摩擦的原因，必须由我不仅向第一海军大臣而且要向他的海军同僚们竭力争取。这实在是太累人了，虽然最终我不允许任何由舰队向我提出的要求忽略过去，但这个过程令人心力交瘁。我毫不怀疑有许多要求还没到我手中就已经被窒息了，或者根本就没有提交，因为大家知道这类要求不受欢迎。任何时候我们都有着充裕的弹药供应和许多强大的海军增援力量，若是支援出去并不会影响北海的安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海军部的新班子随后作出的支援远比现在的规模要大，结果也没有出现不好的结果或不应有的风险。

4月11日，我给费希尔勋爵写信道：

我的朋友，说实话，你如此拐弯抹角、吹毛求疵地并不善意地刁难

当时你原则上接受的行动，这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吗？你要是一直这样，我会很为难的每天总有点新鲜事；对于你，对于我们携手一起从事的伟大事业来说，这是不值得的。

你知道我是多么渴望与你一起工作。如果不包括达达尼尔行动，我们的合作将是不可能的。现在制造一些小麻烦或者增加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必须承担的负担是不对的。

恕我直言但是作为朋友我有这个权利，作为同事我有这个义务。

第二天他以同样的坦率回答我：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牺牲自己的信念去做像我看会使你高兴的事！这是事实！……立即派遣“纳尔逊勋爵号”和“阿伽门农号”完全是我单独提出的建议(希望她们能掩护“伊丽莎白女王号”和“不屈号”！)。德·罗贝克将会把他的旗帜悬挂在“纳尔逊勋爵号”上，而不是悬挂在他以前的旗舰“复仇号”上，这一点你可以相信。就眼下正在做的工作来说，“复仇号”最适合于近战。然而我没有多说。外界都认定是我在逼迫你，而非你逼迫我！但据我所知，唯有首相一个人持相反的看法。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过一句，除了克里斯3、威尔逊、奥利弗和巴尔托洛梅，你可以相信他们四人是不会泄漏的！

从一开始我就通过菲英杰拉德间接地鼓动基奇纳。

我认为这次行动会成功，但是我想我不是吝惜失去那些旧军舰，而是非常宝贵的官兵要珍惜用在决定性的战场上。

4月25日他又写道：

我对我们的潜舰和水雷感到恶心透了，不朝齐伯林飞舰射击这件事也让我恶心(它们绝不可能飞得超越2000码，轻型巡洋舰肯定能把它们打下来)。说真的，若不是达达尼尔海峡的事迫使我与你风雨同舟，我本来会走出海军部再也不回来了，寄给你一张明信片，让斯特迪立刻接替我的职务。要那样你会高兴坏了！！！

05

从那年年初起，战时会议几个的主要成员就对陆军的军火供应越来越感到不安。劳合·乔治先生和贝尔福先生坚持认为陆军部采取的措施根本就与我们的需要不成比例，他们二人与基奇纳勋爵和我都是1月份建立的负责调查这种状况的内阁委员会成员。成千上万的人已应征入伍，现在正在接受训练。将英国陆军扩大成70甚至100个师的计划已经制定，但是供应实际入伍士兵的步枪有三分之二以上尚未订购。订购的大炮也完全不够。新的和特殊的军需依旧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没有制定计划建立符合需求规模的进行机枪生产的有效组织。各种类型的炮弹、尤其是高爆炸弹的供应，以及中型和重型炮的供应都少得可怜。迫击炮、炸弹和手榴弹的生产还几乎没有开始。

当怨言传到基奇纳勋爵那儿时，这位战时国务大臣和他的顾问们作出的回答是，所有的工厂和供应部门正在尽最大努力工作，发出的订单已远远超出了生产能力，即便减少交货数量仍会有大量的拖欠。情况的确如此，但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有人敦促陆军部，必须采取完全不同的措施以拓宽供应来源。陆军部回答说，他们已经做了眼前可能做到的每一件事，他们努力的成果要过好几个月才能出现。他们引用了大量他们采取行动的例子，并且出示了他们向国外订货的订单，主要是美国和日本。所有这些仍被认为做得不够，双方的争论变得激烈起来。

批评者争辩说，陆军部的武器合同部门根本就不懂根据需要的巨大规模而去组织军火生产，这些部门太小太弱，无法应付制造业所需的那些巨大而复杂的问题。对此陆军部反驳说，他们负不起责任，允许将这种关系重大的任务从职业军人领域转入文职人员、政治家或商人的手中，无论这些人如何好意和热情。于是双方的火气积聚起来，温度和压力同时增加。

紧张气氛每一周加剧。陆军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每一个新增的师投入战场，每种军火的消耗规模与日俱增。眼见在国内的大量部队什么装备也没有。前线的怨言滚滚而来。与此同时，军火的产量令人失望地低于承包商的许诺。基奇纳勋爵害怕将新增的师派往前线，即便这些部队已装备起来时也是如此，因为害怕进一步暴露装备部队的主要工厂的生产能力不足。他绞尽了脑汁，但是培育他成为军人或行政管理人员时所受的训练，都不能使他适应组织如此宏大而新颖领域的工作。他的助手寥寥无几，而且思想僵化，他本人对控制军队的重要性持有一种苛刻的观点。

根据4月份我的同事向我随意透露的那种义愤之情，我毫不怀疑人们的情绪即将有一次非常强烈的大爆发。海军部的处境比较轻松。我们安然保持着一支全世界无与伦比的、最为庞大的海军，我们的供应来源也具有同样的规模。而在另一方面，英国陆军的以我们在和平时期小量军队为标准估量建设的工厂为基础。海军根据雄厚基础扩大规模一倍；而陆军从它的有限基础要求扩大约10倍或15倍。大战爆发之初，我们就向作为舰队后盾的大企业和造船厂订购了大量海军所需要的一切物资。1913年我就采取特别措施使考文垂兵工厂保持开工，从而为我们的重型大炮的生产保留了一个新的额外渠道。甚至在1914年11月费希尔勋爵进入海军部之前，我们就已按照考虑成熟的战前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这位海军老将的干劲和创意更促进了这项工作。到了1月和2月，我们的工作全面展开，总的来说，各个部门的工作都超前完成。我们的任务就难度而言不能与陆军部的任务难度相提并论。事实上，由于海军占有许多现有的军备生产能力，因此我们的效率加重了他们的困难。话说回来，陆军部不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即使利用现有的生产线解决问题，也没有什么希望。

日益增强的愤怒和害怕并不仅限于战时会议。基奇纳勋爵的困境迫使他以最严厉的条件限制战场上陆军对各类急需供应品的需求。他不得不对机枪、高爆炸力炮弹和重型大炮的比例实行限制性规定，这种规定对那些不了解他难处的人看来是荒唐的，几乎是缺德的。在总司令部参谋部和陆军部之间出现了紧张状况。前线的陆军将怨言通过无数渠道透露给议会和新闻界，虽然爱国主义和新闻检查制度阻挡了这种怨言的公开发表，但是焦虑和愤怒的浪潮与日俱增。

如果当我们第一次剑拔弩张的庄严时刻，是处在各党派基础上的联合政府，事情也就好了。在8月份的那段日子里，当我们爱好和平的、几乎没有武装的人们奋起反对侵略者时，可谓是万众一心。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团结和同志关系。人人同仇敌忾，没有时间犯方式方法上的错误，那时是宣布组织联合政府和实施全民兵役的好时机。这当然是我的希望。但是时机失去了。在战争气氛中力量壮大起来的保守党却不让它担负监视战争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错误、缺点、意外事件和令人失望的事情。它的领导迄今为止一直是精神受压抑的沉默而热心的旁观者。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压抑了。于是，无论在陆军部、在海军部、在法国或在达达尼尔海峡，紧张的关系从内部和从外部增长为危机，而危机又上升到顶点。

2不是在最后提问的。

3克里斯上校，第一海军大臣的海军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