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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14日召开的战时会议火药味十足。我们面临的事实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部队在加利波利半岛上寸步难行，他们已陷入危险境地，要增援他们困难重重，要撤出他们更是难上加难。舰队已失去作用。费希尔勋爵坚持要撤回“伊丽莎白女王号”；德国的潜艇即将进入爱琴海，而我们为支持达达尼尔战事在那里大量集中的舰只处于完全无保护状态。与此同时，英军在法国进攻奥伯斯山脉的失败已明确无误。约翰·弗伦奇爵士损失了近20000人却所获无几，于是总指挥部自然要求增加人员与弹药的供给。炮弹匮乏的危机已濒临爆炸那天上午的《泰晤士报》披露了炮弹匮乏的情况在这场危机后面又出现了另一场最上层的政治危机。俄国的虚弱与溃败一个月比一个月明显。这次会议讨论的特点是官场上的彬彬有礼的风度抑制了与会者内心的强烈焦虑与极度愤懑。

基奇纳勋爵一开始就发表一连串庄重而令人畏俱的抱怨。他说他之所以受到诱惑参加了达达尼尔作战行动，那是由于海军作出了攻占达达尼尔海峡航道的保证。现在海军放弃了进攻。尤其是无与伦比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影响了他的判断。现在这艘军舰即将撤回；当他已将陆军部队投入加利波利半岛的大规模战斗，他的部队正在背对大海作殊死斗争的紧要关头她却即将撤回。说到此处费希尔勋爵插了进来，他说从一开始他就反对达达尼尔作战行动，这一点首相和基奇纳勋爵清楚得很。他的突兀插话招致了一阵沉默。随后战时国务大臣以极其悲观的语气概述了其他战场的情况。驻扎在法国的陆军消耗炮弹太快，其速度是以往军事后勤部门从未承担过的。订购各类军火的定单全都延期完成。俄国的日渐虚弱可能使德国在任何时候将军队调往西线，恢复对我们的进攻。第三，他继续详述入侵的危险。他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英国，如果其他方面失误，保卫英国就更加紧迫。鉴于当前的状况，他不能将先前许诺给约翰·弗伦奇爵士的4个师派给他，这4个师必须留下来守卫家园。

他一说完，会议就把目标转向我几乎要向我发难了。于是我开始据理力争，所说的论据读者现在应该是熟悉的，这些论据构成了本卷书的主要内容。如果在三个月以前就知道在5月份可以有80000至100000人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海军单独进攻的方案就绝不会被采用。虽然许多事情搞砸了，令人大感失望，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或惊慌失措，更没有理由把情况描绘得比事实更糟，或采取不理智的行动。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并不依赖于而且从来也不依赖于“伊丽莎白女王号”。制定计划时并不知道这艘军舰也会加入作战。现在要将她撤出是因为潜艇对这艘价值高昂的军舰造成了威胁。替代她的是重炮舰和其他一些特殊设计的军舰，这些军舰在许多方面更适合于炮击，而且基本上不怕潜艇攻击。因此海军对陆军的支援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夸大“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价值或认为一艘军舰可以左右这样一场大战役，这没什么好处。至于炮弹的匮乏问题，只要我们竭尽全力生产。关于在兵力、大炮和弹药方面未占充分优势之前避免草率进攻，这个问题可以补救。最后，侈谈入侵有何意义？海军部不相信任何武装登陆能够实现：即便实现了，敌人也很难维持下去并得到加强。敌人目前正全力以赴地对付东面的俄国，有什么理由假设他们会转过身来调回军队入侵英国或进攻西线？他们会抽调多少军队？调动军队需要多长时间？在准备好新的部队和积贮充足的弹药之前，我们应停止在西线发动这种无益的攻势。集中可以得到的部队增援达达尼尔海峡，尽早供应他们在那里进行决战所需要的军火弹药。抛弃那种关于入侵岛国的恐惧，英国已不再像1914年那样缺乏军队，而是到处布满武装人员，还掌握先前从未梦想过的情报来源，并有比大战之初强大了许多的舰队守卫。让约翰·弗伦奇爵士得到他要求的新增几个师，但是还是要在法国采取守势。

叙述我们俩人的讲话，我并没有引用原话，只是提到谈话的主旨。简短的追述包含了全部内容。我的想法似乎在战时会议产生明确的印象。我们没有作出任何决议就散会了。然而，几个星期之后成立的联合政府几乎全盘接受了我的论证，论证依据的每一个推测也全都被事实所证实。“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撤离并没有妨碍海军对加利波利半岛上的陆军的支持，也没有妨碍陆军的海上供应。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英、法军队在法国发起的进攻连连失败，其结果是血腥屠杀愈演愈烈，我们新组建的陆军被毫无价值地毁灭了。德国人并没有停止也不可能停止对俄国的进攻，事实上这种进攻还处在最紧张阶段的前夜。他们并没有挥师西进，在今后的好几个月里他们也没有物质条件这样做。他们没有入侵英国；他们在这段时期从来没有想到要入侵英国，即使想要入侵也做不到。

然而，此时英国政界出现意想不到的大事，这就注定了在达达尼尔海峡出现的成功的希望要化为饱影，同时也排除了任何迅速结束大战的可能性。

会议之后我给首相写了下面这封信，我认为此信准确地表达了我的立场：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

1915年5月14日

我必须提请您注意费希尔今天的言辞，他声称“他反对而且一直反对达达尼尔作战行动”，他的话大意如此。第一海军大臣对于指导军事行动的执行电报都有书面表示同意的记录：如果这些电报得到成功的执行，那就应该归功于他。但是我对此并无怨言。我喜欢这位老兄，与他一起工作是极大的快乐。我想他同样有这种感觉。我的看法是，当在战地的海陆军将领们希望和要求冒一次险，以舰队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在这些战斗中也许会出现机会。倘若我同意他们，我就得批准进行决战，我不能允许这样一位朋友的否决使我无法行动这位朋友不管结果如何，一定会说，“我一直反对达达尼尔行动。”

您会明白，在这种事情上总得有人承担责任。我可以承担责任条件足我的决定必须执行否则不行。

不知道基奇纳在增援问题上愿不愿干，这令人感到不愉快。我们全都被牢牢地捏在他的手心里，我从未见过他的心情如此奇特或者说如此不理智。基奇纳要惩罚海军部，他要从汉密尔顿的部队中削减几个师，原因是我们撤出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费希尔要将“伊丽莎白女王号”撤回国，不然他就要辞职。

以耐心和决心度过难关，我们就能取得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成果。

但是我现在希望向您说明一点：那种口口声声说“我拒绝为失败负责”的人，不可能是对成功极为重要的措施的最后裁决人。

那天我用了一个下午拟定几条建议，准备海军增援达达尼尔海峡和准备为我相信将立即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两个师护航。虽然我完全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海军增援，但我还是不想使这种要求会让费希尔勋爵大吃一惊。于是那天晚上我去他的房间和他全面探讨整个形势。我们的谈话相当友好。他没有对建议中的具体措施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像往常一样，他不希望看到我们的资源被逐步耗尽，也不希望见到达达尼尔行动日益增大的需求给我们的整体安排带来的间接影响。于是我告诉他这样做的确是不公平的：先阻挠在达达尼尔海峡采取必要的措施，一旦招致失败，又反过来说，“我早就告诉你，我一直反对这次行动。”他奇怪地看着我说：“我想你是对的这样做不公平。”然而，他还是接受了备忘录，随后我们便和和气气地分了手。

02

进入这段特殊时期之后，紧张的事态接踵而至，令人眼花缭乱，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那天夜晚10点左右我在我的房间里重新开始工作，这个习惯是在费希尔勋爵进入海军部之后养成的。此时意大利的危机达到了顶峰。由于反对加入战争，意大利政府已经辞职。两个星期前我们就认为几乎已成定局的这件富有意义的大事，现在似乎再次变成未知数。临近午夜时分，意大利海军武官一位热心支持协约国事业的军官要求见我。奥利弗将军拿着一益文件陪伴着他。海军武官说罗马目前动荡不安，一个星期前在巴黎商定的海军合作计划必须立即付诸实施。根据合作计划，我们要额外派遣4艘轻巡洋舰去亚得里亚海增援意大利舰队。这些巡洋舰原定在18日拂晓抵达塔兰托。海军武官要求将抵达日期提前。如果巡洋舰能在16日上午抵达，英国与意大利之间明确的海军合作将成为既成事实，而这个事实很可能是决定性的。

由于我亲自参加了与意大利人在巴黎举行的海军协议的谈判，对于其中的所有细节我当然了如指掌。协议的所有条款，包括派遣4艘巡洋舰在内，我全都征得了第一海军大臣的同意。派遣哪4艘巡洋舰都已经确定。在文件的第二页上突出地有费希尔指示巡洋舰航线的绿色首字母签名。让巡洋舰提前48个小时出发既不涉及原则问题，也不违背费希尔和我彼此已经确立的工作安排，也就是采取重大步骤须经协商。我一时根本没想到这件事会被看得如此之重，参谋长也没有提出我们应该叫醒第一海军大臣。他大约在早晨4点开始办公，那时候他便可以得到这些文件。因此我就批准了立即叫巡洋舰出发，像以往处理此类公务时那样，我写道：“事后请第一海军大臣阅。”

十多年来，我一直相信这句话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星。然而，费希尔勋爵的传记作家使我们确信，在他辞职之前他从来没有见到这份关于意大利的文件。海军上将培根在他所著的《费希尔勋爵传》中，以克里斯上校的第一手证据为依据明确地说，这天晚上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建议，除了我们已经同意增援力量以外，再额外增派两艘潜艇去达达尼尔海峡，就是这个事实最终导致关系破裂的“稻草”。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个借口同样是勉强的。至于这个借口背后的原因本章也许已明白告诉读者。这位海军老将一大早醒来，再次面对那些建议增援达达尼尔海峡的备忘录，而对此他知道无法拒绝。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深地卷入一场他不相信和不喜欢的事业中。他觉得这个事业濒临失败的边缘。他发现一位文职大臣(尽管有许多友谊纽带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正日益成为支持这个讨厌军事行动所需要的一切工作的严厉而苛求的监工。他看到保守党对炮弹匮乏和战争普遍现状的严重不满。他还看到穿着军服的陆军元帅担任大臣，而他自己尽管在全国名声显赫，却屈居次位，在这个位置上他受到一些理由与压力的逼迫，他须为他所深恶痛绝的军事行动承担责任，他无法抗拒，但他从不停止表示愤慨。现在爆发的时间终于到来了。

03

第二天是星期六，上午醒来后我发现第一海军大臣并没有按惯例将上午的信件送来。这是反常的事，他几乎总是把醒来时候想到的对形势的看法写信告诉我。我必须在9点左右去外交部，在那儿逗留一会儿。在回来的途中在经过近卫军骑兵旅司令部阅兵场时，马斯特森史密斯带着一脸焦急的神色匆匆向我走来“费希尔辞职了，我想这次他是当真的。”他把第一海军大臣写的如下这张条子交给了我：

1915年5月15日

海军大臣：

经过进一步焦急的反省，我已得出遗憾的结论：我不能继续与你共事了。为了国家利益，就没有必要追根究底了乔伊特说过：“千万不要解释”但是我发现要调整自己在日益增加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需要上迎合你的观点越来越困难。正如你昨天所说的那样，我总是一心要否决你的建议。

这除了令我极不愉快外，对你来说也不公平。

我立刻就要动身去苏格兰，以免人们问这问那。

你的忠实的费希尔

然而，最初我并没有认真看待此事。我记得本年早些时候为了空袭的事我曾收到过一封措辞十分正规的类似的信。在最近四、五个月里，为了各种大大小小事情他已多次以书面和谈话的形式威胁或暗示要辞职。我总是确信只要和他友善地谈一次话就可以把事情化解。然而，当我回到海军部时他已经没有了人影。他不在大楼里；他也不在住所里。他手下的人全不知道他在何处，只听说他打算立刻去苏格兰。他给其他几位海军大臣也送去了一封信，他们正聚在一起讨论那封信。

我去首相那儿向他汇报了事情的经过。阿斯奎斯先生立即指派秘书带着书面命令，以国王的名义敦促费希尔勋爵回来履行职责。过了几个小时后才找到了第一海军大臣。他断然拒绝再回海军部或履行任何职务。他重申要立即动身去苏格兰的决心。然而，最后他还是接受了劝告，同意回来见首相。他们谈话时我不在场。谈话完了以后，阿斯奎斯先生告诉我，他认为他已经动摇了他的主意，不过他很烦躁。他建议我写封信给他，接着他又说：“要是你能使他回来，那就万事大吉；要不然事情就很难办了。”我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在信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劝他，但是毫无用处。

他回信说：

你执意要攻打达达尼尔海峡，没有办法使你不做这件事没有办法。我太了解你了！我确实希望支持你，能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就是在达达尼尔这件事情上我一直陪伴着你直到这最后时刻，而不顾我在达达尼尔防务委员会备忘录中所说的我一生中最坚定的信念。

你要留下来而我必须离开这样更好些。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你掌握了你的政治生命时为了我采取的值得高度赞赏的立场，实际上我也为你努力工作作为回报尽我最大努力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我们私人间的义务。我向你保证进一步谈话只有痛苦，我已通知首相我必须离开。这个决定我绝不会更改了。无论如何我不会改变主意。你满怀真情地说，离开我你会感到无比悲伤我绝对相信。你内心清楚这一点：自从去年10月我与你合作以来，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忠实于你。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再坚持劝说已无济于事，于是我开始考虑新的组合。另外三位海军大臣是否也会辞职，对此我心里根本没有底。然而，星期天上午我得知几位海军大臣去与阿瑟·威尔逊爵士商量，他告诉他们，坚守岗位是他们的义务、根本没有出现辞职的理由。据此事实，我问阿瑟·威尔逊爵士他是否愿意填补第一海军大臣的空缺。他要求考虑一个小时，随后，令我感到欣慰也有点吃惊的是，他通知我说他愿意担任此职。到了星期天中午，我已在从各方面考虑重建海军部委员会。接着我便驱车去见正在乡间的首相。我告诉他费希尔勋爵的辞职已成定局，如果他想要有一个改变，我的去留任凭他裁决。他说：“不，我已经考虑过这件事，我不想有所改变，但是你能组成一个新的委员会吗？”于是我告诉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将留任，阿瑟·威尔逊爵士取代费希尔勋爵的位置。我当时的理解是他已同意这种安排。后来他的私人秘书在谈话中提到：由于炮弹匮乏的情况被披露和费希尔勋爵的辞职造成的形势十分严峻，首相认为在采取措施之前有必要和保守党领导人协商。由此我看出这场危机无论如何不会局限于海军部。阿斯奎斯先生邀请我留下来共进晚餐，我们在那么多的麻烦事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当天夜里我返回伦敦。

星期一上午我请求贝尔福先生来海军部。我告诉他费希尔勋爵已经辞职，我认为首相将批准重新组建以阿瑟·威尔逊爵士为第一海军大臣的海军部委员会。我还告诉他阿瑟·威尔逊爵士愿意接受这个职位，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将留任。我说如果首相在那天下午最后批准这项安排，我将向下议院立即宣布这个决定并且要求辩论。贝尔福先生对费希尔勋爵的辞职表示愤慨。他说这件事会让他的保守党朋友们深感不安，他要亲自为此去向他们打招呼，稳定他们的情绪。他的态度无比恳切与坚定。那天上午的其余时间我都在准备向议会发表的声明，预期有一场严峻的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会成功。对于正在我周围和下面开展的剧烈的政治风暴我却是一无所知。

我带着一份完整的新委员会名单来到了下议院，并且作好了充分准备迎接一场舌战。在见到首相之前，我先去财政大臣的房间探望了一下。劳合·乔治先生当时向我透露了下面的情况。反对党领袖已经完全掌握了炮弹短缺的事实，故而已通知议会要求辩论。在此关头费希尔勋爵提出辞呈造成一场政治危机。劳合·乔治先生深信，克服这场危机的唯一办法是组建全国联合政府。因此，他已通知首相他将辞职，除非立刻组建联合政府。我说，他知道我一直赞成组织这样政府，只要一有机会我总是提出这个主张，但是我现在希望这件事情推迟一下，直到我重建委员会并掌握了海军部。他说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随后，我又按照事先的安排去见首相。他郑重其事地接见了我。我向他呈交了新委员会的名单。他说：“不，这样做不行。我已经决定与保守党组成全国联合政府，需要一次很大规模的改组。”他告诉我基奇纳勋爵将离开陆军部，在夸奖了我几句之后，他接着说：“我们该为你做些什么？”我立刻知道我离开海军部已成定局，于是回答说，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连续性，贝尔福先生可以接替我；好几个月来我一直让他参与我们的所有机密，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一切事务；任命他不失为最好的选择。听罢我的提议，首相似乎极为满意，可以看出他心里也是这么盘算的。他又回到了个人问题上，问我“愿意在新的政府中担任一个职务还是愿意去法国担任军队指挥”？就在此时财政大臣走进屋里。首相转而征求他的意见。劳合·乔治先生回答说：“您为何不派他去殖民部？那儿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正当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时房间的门又被推开，秘书进屋为我带来如下信息：“马斯特森史密斯给您来电话。刚刚传来非常重要的消息。你必须立即回海军部。”我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俩位同僚，然后没有再多说什么就离开了他们。

回海军部只需要五分钟的时间。到海军部后我得知整个德国舰队正在出动。包括所有的三个战列舰中队、两个侦察舰队和70艘驱逐舰。德军总司令给舰队的电报中有这么一句话：“拟定白天进攻。”政治危机以及我个人在危机中的命运几乎完全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在没有第一海军大臣的情况下，我派人将参谋长奥利弗上将和第二海军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爵士召来，我们共同给主力舰队和一切能调动的舰队下达了出海的命令。我决定如果战斗打响，我要投入全部力量，而且必须切断敌人的退路。那天晚上8点，当复杂的协调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时，我给约翰·杰利科爵士发了一份电报：

有可能明天就是“那一天”。祝你好运。

仔细审核我们可使用的实力，可以看出当时我们的处境格外有利。我们的优势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点。我要求阿瑟·威尔逊爵士和第二海军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爵士在海军部我的房间里就寝，为的是可以准备共同对付黎明时可能出现的危机。我没有再回下议院，而是一直留在海军部里。那天晚上很迟的时候，来了首相的红匣子，里面有一张通知说，他已经决定成立联合政府，要求所有的大臣当夜将辞呈交到他手里。我同意这个要求，同时补充道：

……我十分赞成组建全国联合政府，在目前危机时刻，没有个人要求或利益可以阻止它的成立。离开海军部我将感到遗憾，在那里我是首当其冲的人，但是我始终相信您会对我在海军部的所作所为作出公正的评价。

办完此事，我就上床睡觉了。这一天真够我受：上午准备迎接议会最挑剔的考察；下午经受了我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大危机；晚上又要部署海上的一场大战。

04

天刚破晓，我就去了作战室。从早晨3点钟开始，我们的无线电定向电台就开始收集敌人舰队的信号。敌人的旗舰在2点00分时位于北纬53°50’，东经4°20’。因而，旗舰的位置在黑尔戈兰湾以西126英里处，离泰尔斯海灵岛大约40英里。全部的舰队都已出海。我们的大舰队在其他中队和小舰队的伴随下迅速朝南驶去。蒂里特准将率领哈里奇小舰队在多佛尔的一些驱逐舰和11艘潜艇的支持下离开监视狭窄海域的泰瑟尔岛。敌人只有在南部海域才能开展有效的打击，如企图封锁加来或布洛涅。倘若这就是敌人的目的，哈里奇的海军可以在夜晚对他们发起进攻，或在白天引诱他们向南追赶，从而进入我们的潜艇防线。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将德国舰队拖住在南部海域，大舰队就有机会在泰尔斯海灵岛附近或在去往黑尔戈兰湾的东边航道上拦截他们返回德国港口的归途。因而，黎明后的形势有一阵子显得十分关键。

在上午7点之前我们都没有获得敌人活动的进一步迹象。随后敌人似乎改变了航向，朝着东南方向而不是朝西行驶。我们的脸都沉了下来。除非敌人回转过来朝我们行驶，我们就不能使他们进入我们的罗网。整个上午的情况变幻莫测。9点钟我们得知德国的轻型巡洋舰“但泽号”在北纬54

°40’、东经7

°5’出了事故可能是触着了水雷。压抑的气氛笼罩了作战室。出事地点十分靠近德国海岸。最后，在10点半左右，确切的消息表明德国舰队已在回家途上。事实上，就我们现在所知，德国舰队一直在掩护多格滩的布雷行动，自即日起那片海域就出现了雷区。完成了这个任务后，德国舰队在我们潜艇到达拦截阵地前再度进入黑尔戈兰湾，这个插曲结束了。我们的各个舰队和中队灰心丧气地离去，重新开始长期的毫不松懈的守卫任务，而我也再次面对这场政治危机。

但是我的时间已经过去，当天下午特别是第二天，我从可靠的渠道了解到，在那些新近掌握权力的人的眼中，我的立场遭到越来越多的非议。我被排除在他们秘密会议之外，这些会议每小时都在以最大热情进行着。在这关键时刻，出来帮助国家的保守党领导人并没有提出修改政策方面的条件，却要求分享一半的职位和优惠。于是，阿斯奎斯先生不得不将他以前的同僚打发掉一半。凡在指挥战争中其行为被认为导致这个令人不快的结果的那些人自然成为自由党圈子里的众矢之的。直到星期一夜晚，已决定基奇纳勋爵应该调离陆军部，另去担任其重要性不亚于总司令某个的职务，但是到了星期二人们意识到他对维护国民的信心至关重要，任何一届政府都缺他不可。到星期三阿斯奎斯先生发表了安民告示，宣布基奇纳勋爵和爱德华·格雷爵士将全都留任各自的职务。

在21日星期五这天，诺思克利夫勋爵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攻击陆军大臣的文章，英国许多地区出现自发的公众愤怒浪潮，那份触犯众怒的报纸在交易所被人焚烧。紧随着这种激情，基奇纳勋爵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尚未颁发过的嘉德勋章，同时他还荣获了比利时利奥波德勋章的大绶带。于是他彻底得到了解脱。而我单独成了造成所有不安和不满的罪魁祸首。

05

剧烈、严重的肉体创伤，在它突然来到时往往令人惊奇地能够忍受。在知觉恢复之前有一段久暂不确定的间隔。突如其来的打击会使人麻木，但不会使人麻痹：伤口会流血，但不觉得剧痛。当遭逢厄运有许多人丧生时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我意识到在政治上我成了众矢之的之前我已辞去海军部大臣的职位。但是在星期三晚上发生的事情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感情和判断力。有一位海军大臣告诉我说，已临时担任第一海军大臣的阿瑟·威尔逊爵士写信给首相：除非我担任海军大臣，否则他将谢绝担任第一海军大臣。

阿瑟·威尔逊爵士致首相

1915年5月19日

尊敬的阿斯奎斯先生：

读了今天早晨的有关改组政府的报纸的报导，我认为我应当告诉您，我同意在丘吉尔先生领导下担任第一海军大臣，是因为在我看来，在出现了这种不幸局面下，这样做是维护政策连续性的最好办法。我不打算在任何海军大臣的手下担任职务，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的压力是我的能力承受不了的。

请相信我，

您的诚挚的ak威尔逊

这位海军老将对我表示出的完全信任出乎意料，令我吃惊。他以前一直显示出一种难以接近的矜持。我丝毫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我和我的工作的。但我肯定绝对没有指望从他那儿获得最小的支持或赞誉。

这件事把我搅乱了，现在要离开海军部我觉得很难。面对公众的谴责、报界的激烈抨击、议员的愤慨以及同僚的怪罪，但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位裁制人，他有能力，有教养，而且办事公正，他以行动而不是以语言宣布我不仅无罪而且正确。我很清楚阿瑟·威尔逊爵士的行为如果公诸于众，将会对海军产生深刻印象。此印象将立刻消除被报界攻击(不可能答辩)造成的印象，从而恢复被破坏的信任关系。有人不断对文职部长鲁莽而无知地干涉海军作战行为提出指控，却没有其他方法给予决定性的驳斥。获得了他的支持，我觉得有足够力量把我们承担的伟大任务向前推进，直至取得最终胜利。我觉得与威尔逊和奥利弗合作，有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能像从前一样团结无间，我们将在海军部的最高层重新建立起团结、协作和权威；只在有了这种团结、协作和权威，我们就能够承担风险，作出努力，踏上胜利之路。这个消息是秘密透露给我的，我不能向公众宣布。但首相并没有向我透露这个消息。

我相信，如果首相不屈从于财政大臣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在两院的秘密会议上把海军和陆军的概况作一次全面的介绍，他和他所奉行的政策本来会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对陆军部在基奇纳勋爵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作一次生动而详尽的介绍，这将大大有助于安抚人们对一向受忽视的情况的怨言。我相信我能够证明海军部政策的正确。更何况5月23日又传来了意大利对奥地利宣战的消息，这个消息压倒了国内的纠纷。首相在这件事情上所发挥的巨大的个人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相信，如果他斗争，他原本能够获得胜利；如果他获胜，那时他可以以尊严和真正的权威邀请反对党来帮助他，而不是来拯救他。在这种信任、友爱和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进行战争的真正的全国联合政府；阿斯奎斯先生原本能够避免不信任同事的介入，避免分裂的或互相扯皮的协商，避免坐失良机，从而避免直到1916年12月才结束这段插曲。

在此我希望记下这样的意见：议会是政府依赖的基础，特别是下院在所有政治改革的重大时刻有权知道详情和进行商议。作为内阁成员执行一致同意共同政策的人，其去留应由下院充分辩论，然后进行投票决定，这是唯一稳妥的做法。背离了这些简单的基本原则，就会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导致整个进行战争机器的崩溃。它会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刻导致拖延，这种拖延将很快表明其后果是致命的。

06

只有到1928年阿斯奎斯先生的《回忆录》问世时，费希尔勋爵给政府的最后通牒才公诸于世。这个最后通牒无比清楚、无比残酷地揭示，战争的压力使这位海军老将忍受思想痛苦和精神上难以描述的激动。它也无比生动地描绘出这样一座火山，我在这座火山上长期生活着，我们的重大的战争决策和政策在这座火山上制订出来。

费希尔勋爵在最后通牒中写道：

倘若能满足下述6个条件，我敢担保我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彻底消除潜舰的威胁。

我想补充一点，自从1885年里彭勋爵希望让我担任海军大臣，但在我的请求下改任我为海军军械与鱼雷局局长，此后我在海军部9位大臣手下工作了17年，因而我对海军的情况多少知道一些。

1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不能留在内阁里以免他总是遏制我。我也不愿在贝尔福先生的手下任职。

2由于我将全力反对炮轰黑尔戈兰湾以及类似的轻率计划，ak威尔逊爵士必须离开海军部、帝国国防委员会和战时会议。另外，他的政策与我的政策背道而驰，他接替我担任第一海军大臣，因而他要采取与我的观点根本对立的政策。

3将有一个全新的海军部委员会，这涉及几个海军大臣和财政秘书(他毫无用处)。新措施需要新人。

4我将承担海战的全面专业责任，加上舰队的单独部署和各级军官的任命。

5海军大臣的职权应该绝对限于制定政策和履行议会程序，他的地位对我而言应该像议员坦南特先生对基奇纳勋爵一样(他干得很好)。

6对所有的新设施和码头工程我应有单独的绝对权威，海军的全部民用机构也将由我全面控制。

费希尔

5月15日19点又补写：

过去为了九位海军大臣，我耗去了百分之六十的时间和精力，我希望在未来我能致力于将战争成功地进行到底。这就是我提出六个条件的唯一理由。这六个条件必须一字不差地公布，以便舰队了解我的立场。

不需说，对这份令人吃惊文件的答复就是草草地接受费希尔勋爵的辞职。

07

组建新政府步履艰难。虽然根据被人们天真地称之为“自我否决法令”，各党派领导人同意，凡是正在前线服役的各党议员均不得进入政府，但是，要调整各党派要求和个人要求，却出现大量难以克服的困难。虽然我独自留在海军部，但是对于这错综复杂而毫无意义的过程，我却了解得一清二楚。我不想在此披露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放心地让格雷维尔和克罗克这样的人去写这段历史，后代、甚至我们这一代人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

在这个新旧政府交替期间，我有幸受到基奇纳勋爵礼节性的访问。起先我并不知道访问的目的。在最后一次战时会议上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分歧严重。此外，在这个交替期间不可能对海军和陆军事务作出任何重大决策。我们谈论了一下时局。他谈了些一般性的看法之后便问我，离开海军部的事是否已成定局。我回答说是的。他问我打算怎么办。我回答说还没有考虑过，一切都还说不准。他很友好地提起了我们之间的合作。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几乎落入和我一样的命运。起身告别时，他以那种惯有的感人而且近乎威严的态度回转身来对我说，“好吧，有一样东西，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从你这儿夺走。舰队随时可以使用。”说完他就走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仍在新内阁中共事，我注定要经常和他意见相左、要反对他、批评他。但是我仍不会忘记他这次出于朴实的善意、出于热心的礼貌前来看望我。

到了21日，决定由贝尔福先生掌管海军部。据我所知是首相的希望，我竭力劝说阿瑟·威尔逊爵士在他手下任职。他固执己见。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打动他。他不无痛苦地解释说，他的决定并非出于对我的个人关心，纯粹由于他感到没有我的帮助他无法当此重任。尽管他这么说，但在他的行为中似乎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友好之情，这一点在一年以后议会对达达尼尔行动进行调查时得到了证明。当时他不仅举出了对我有最大支持的证据，而且用了一个通宵起草了一份有说服力的文件，从大炮射击的技术角度出发论述了我们制定的那个计划的正确，以他的权威来庇护当时人人急欲谴责的达达尼尔行动计划。

21日的晚上我报告首相：

我已经竭尽全力劝说阿瑟·威尔逊爵士听从在贝尔福先生的安排，但未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我推举亨利·杰克逊爵士。

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与此同时组阁的过程也渐渐完成。阿斯奎斯先生一片好心，让我担任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这是一个清闲而尊贵的职位。按理说我不该接受这个职位，但是由于首相同时允许我将是内阁战时会议，或称战时委员会的成员。我觉得占据了这个位置，我便能够把获得的不论什么认识用来帮助达达尼尔远征，以我未被剥夺的一切有效手段帮助与捍卫这次行动是我的职责。只要有这个条件，我就留在新政府内。

直到26日新政府的全部名单才宣布，大臣们改变职位，行吻君王的手的仪式。在交替之际人们忧心重重。没有召开讨论战争事务的会议，所有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全都留给新内阁去决定。没有再派部队去达达尼尔海峡，只有一天接一天作出决议。没有第一海军大臣。在这种情况下我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

26日是我在海军部的最后一天，这天一大早便传来噩耗，“凯旋号”在达达尼尔海峡被一艘德国潜艇的鱼雷击沉。然而，我的任务已经结束，在动身前往白金汉宫之前，我给即将肩负海军部重任的那位政治家写了一封信：

丘吉尔先生致贝尔福先生

1915年5月26日

我留给您一项需要您立即关注的艰巨的任务，即保护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免遭潜艇袭击。切勿低估这个危险的严重性。除非有办法对付它，否则将会有无穷的后患。因为我已有将近两个星期没有作出重大决策的权力。您有独创性的思维冷静的判断力，将给予海军部必要的推动力。我提出如下值得注意的事项：

1军事行动贵在神速，以便缩短危险的时间。一切必要的、能节省的和可以利用的力量应当立即派出去，全部立即派出去。

2在恢复陆上决战以前，舰队必须安全地留在穆德罗斯港内或苏伊士运河里。由于需要这些军舰掩护陆军，在装网驳船到来之前，舰队应有小舰队和紧扎在四周的空运输船的保护。

3必须尽早提供可以防鱼雷攻击的军舰。正如我在本月13日写给第一海军大臣的备忘录中特别指出的那样，9艘重炮舰只要做好准备就应立即出发；4艘安装防雷船腹和为轰击目标使用的中型大炮的“埃德加”级战舰应该立刻派去。由于这里人事交替，有关派遣4艘“埃德加”级军舰的事情被耽误了将近两个星期。在这些军舰到达之前，由于并没有准备进行陆上决战，军舰就应该尽量减少暴露。

4至少需要派去100艘拖网渔船和流网渔船，携带100英里的防潜网，还要派遣8艘驱逐舰(这些驱逐舰应在路上为运输船队提供护航)；至于我们已采取的其他措施，有人会向您汇报的。

5为了防备潜艇，必须在加利波利半岛顶端的周围形成大面积布网区域，并由随时作好准备的大量武装的拖网渔船和海上飞机守卫。我在此要强调一点：作战行动必须规模大气势大。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这类行动。

6目前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是：在亚得里亚海的出口进行监视和布网；搜寻小亚西亚的潜舰基地，在可能成为基地的地方布置水雷，不惜代价建立情报系统；您必须加紧推进这些措施。

7遭受损失必须坚强地忍受。

在你身上压着令人焦急的任务，而你又如此忠诚和勇敢地挑起这付担子，我衷心希望你胜利完成。

08

我在海军部的任期就此告终了。在34个月的备战阶段和10个月的战争阶段里，我肩负主要责任、行使主要行政权。坚持本书到这里的读者，可以了解到我处理工作中的困难、遭遇的、犯下的错误和完成的工作。在皇家海军前面仍旧有难以确定的岁月、众多的不幸、巨大的艰辛、痛苦的失望以及最终的解除职务。但是现在，我有资格在书中记录下当时的形势和状况，就是在这种形势和状况下，我把我们海军的强大手段、拯救我们的强大手段交给我的后任手中。较之于英国以往的历次战争，我们享有的制海权从来没有这样全面，制海权的获得也从来没有如此迅速，损失也从来没有如此之小。不但敌人在海面上的军舰已从世界各大洋上被彻底清除，不但敌人在北海的舰队或被击败、或在威逼之下躲入海港；而且甚至敌人新采用的野蛮的潜艇战也遭到了挫折与遏制。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德国公海舰队很少离开海港，即便偶尔离开，他们也不想打仗，他们暗地里的希望是，能够不被发现或平安无事地返回。在18个月中敌人的潜艇战实际上已经停止。尽管对现代经济封锁的复杂性已有了解释，但对德国的经济封锁仍以最严格的标准建立和维持着。凡海军授权要拦截的任何船只乎没有一艘通过警戒线。我们在法国和东方部队的给养，每个月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运往，这项工作主要依靠海军进行，它们在运输途中没有遇到最小的实质性的阻碍，这一点我们在前线的司令官都很清楚。英国及其协约国的商船队可以自由地在各大海洋航行，百分之一的保险费为政府基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自1915年至191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情况一直如此。在战争史上如此不受挑战的制海权是前所未有的。

英国海军的实力同时也取得了持续而迅速的增长。大战爆发前与爆发后，我们每个月都能收获我们辛勤努力的果实。一二十艘战列舰、战列巡洋舰和轻巡洋舰、几十艘潜艇、几百艘驱逐舰、几千艘小型舰艇正在建造和装配，并以源源不断和日益扩大的规模投入现役。为满足这个新的巨大建造规模的需要，我们提前一年就完成人员的训练与安排。当代海军科学在大炮、鱼雷、炮弹、炸药、推进器、煤、石油，以及其他辅助设施方面已知的每一种需要，我们全都已预料到，并且以与海军力量的扩展相和谐的速度提供给海军。在海军部，我们热衷于追求与战争有关的许多重大发明和构想；我们已经远远走在其他各国(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的前面。坦克、烟幕弹、鱼雷飞机、定向无线电发射机、密码术、水雷防护器、重炮舰、防雷舰、扫雷器所有这些都得到了积极的推进和发展。我们唯独没有发展毒气但是正如前文所说，不发展毒气并不是由于我们对它缺乏了解。甚至对于新出现的潜艇战，我们已设计了主要的防卫措施，已有将近18个月时间我们的舰船未遭攻击；大量舰艇正在建造；伪装船已在发挥作用。

此外，一代真正的海军领袖已从和平时期功绩的等级中脱颖而出；在贝蒂、凯斯、蒂里特、帕克南中间我必须添加刘易斯·贝利虽然他暂时还不为人所知。我们有能够与敌人在海上争雄和攻击敌人海岸的突击高手，他们的功绩足以与从前的海军名将相媲美。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设计与完善海军的进攻方案，这些方案既凭借现代科学与发明，也不凭借现代科学与发明，这些方案将解放我们海军官兵被压抑的技能与胆量。目前在海上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风平浪静，趁着这段时间我们凭已有的和深思熟虑的研究可以制订出每一种计划。

费希尔和我被永远剥夺了所有这些回报和机会，费希尔是因为他本人的冲动和决定命运的行为，而我则是因为本书中所揭示的种种原因。我们只得留恋徘徊作了个无望的旁观者，直到风平浪静的时期结束，国家的命运被再次抛入惊涛骇浪之中。

即加在骆驼身上以致压断其脊梁骨的最后一根稻草。译者

即不管部大臣。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