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支持什么就支持什么吧！不过有一群可怜的人，他们在见到自己所希望见到的结果以前，将乐意洒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奥利弗·克伦威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土耳其协约国的提议泛突厥主义者恩维尔德土计划征用土耳其的战列舰战列巡洋舰“格本号”恩维尔的政变：最后的失败停战以后美国人的批评威尔逊总统的委员会暴动与瘫痪致命的一步希腊人对士麦那的攻击土耳其还活着正义转向土方营垒新的转折点大标题费里德帕夏军队逐渐减少限制与错觉君士坦丁堡的会谈内阁的决定塞夫尔条约事实的进展向伊兹米特半岛的攻击我在3月24日发出的函件。

没有哪个国家会像土耳其那样固执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了。1914年时，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意大利于1909年动用海上力量入侵并强占了的黎波里，1912年当巴尔干半岛各国向它们古老的征服者和暴君开战时，在的黎波里省腹地仍然在进行着时断时续的战争。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已根据伦敦条约割让了一些重要省份和许多岛屿，而巴尔干半岛战胜者之间的分赃不均，已经成为在它们之间引起流血事件的一个新起因。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仍然保留有诱人的魅力，足以诱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的野心，或者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君士坦丁堡一直作为最高目标而光彩夺目。然而不管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复仇和野心对奥斯曼帝国造成的危险是如何迫近，但任何事情也不能取代土耳其人心目中对俄国的恐惧。俄国沿着1000英里边界线从黑海西部海滨直到里海与土耳其水陆相邻。英国、法国、意大利(撒丁王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努力，加上1878年时在迪斯累里首相领导下的英国的卓越能力，保护了奥斯曼帝国，使之免于崩溃，并使君士坦丁堡免遭攻占。虽然在巴尔干半岛各同盟国内部发生争吵以前，保加利亚人已经从西边挺进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然而在土耳其人的思想中，对来自北方的危险的意识仍然是压倒一切的。

在这一危险意识之上，还得加上也门、汉志、巴勒斯坦、叙利亚、摩苏尔和伊拉克等国阿拉伯民族的敌意。库尔德斯坦人和分布广泛的亚美尼亚人则是与土耳其疏远的民族。奥斯曼帝国各个领地的那些坚持反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或者遭受土耳其人控制已有五六百年之久的民族和种族，把他们充满仇恨与饥饿的目光投向这个他们已经忍受了太多和太久的垂死帝国。惩罚和索还的时刻即将来到；唯一的问题在于，被杂乱编织而成的欧洲的外交网尤其是英国的外交网能把这最后的总清算推迟多久。与奥地利帝国的逐步衰落瓦解一样，奥斯曼帝国日益临近的崩溃是由超越了人类控制的各种力量促成的，这些力量已经使东欧和东南欧的整个基础松动了。一种激烈、巨大、不可预料但又是无法抗拒和迫近的变化，笼罩着12亿人民的家庭和社会体系。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刻和这样一种背景下，德国经由比利时向法国发动了攻击，一切别的争吵都要服从于这一最高的斗争而重新进行自我调整。在这一社会大动荡中，令人反感、濒于崩溃和贫困的土耳其又将发生什么情况呢？

土耳其接受了在英国人看来似乎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政府提出过的有利的提议。她只需付出保持中立这样的代价，便可使她的一切领土的绝对完整得到保证。在这一承诺上，她不仅得到了她的朋友法国和英国政府的保证，而且还得到了她的敌人俄国政府的保证。法国和英国的保证将保护土耳其免受来自巴尔干半岛各国尤其是希腊的攻击；而俄国的保证则将中止无限期从北方逼近的威胁。不列颠的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平息并且有把握延缓阿拉伯人长期的反抗运动。协约国认为，他们从来不曾向一个居弱并陷于危险之中的国家提出过比这更公正的提议。

然而事情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在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的结构内部以及在其政治事务的表面下，无论是在军人当中还是在人们的思想中，都有一些残忍而居心叵测的力量在进行策划。第一次巴尔干半岛战争的灾难利用适宜的环境点燃了一种隐隐燃烧的缓慢之火，其非同寻常的爆发烈度尚未被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几乎所有大使馆所认识，不过有一个大使馆是例外。一位颇有见地的土耳其人于1915年写道：“在这段时期(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里)，有关土耳其人民未来的哪怕是细枝末节也将受到各种委员会的审查。”泛突厥主义委员会把1907年的英俄条约看作是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明确结盟，其中一方曾是土耳其最强大和最公正的支持者与朋友，而另一方则是她长久以来的无情敌人。因而，在一场它深信正在日益逼近的全欧洲战争中，它需要向别处寻求帮助。它的计划(在1913年时似乎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基于这样的设想，即在只讲突厥语的人安纳托利亚讲突厥语的农民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土耳其。该计划提出了一个民族理想：把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阿塞拜疆波斯省以及俄国境内讲突厥语的外里海诸省(突厥族的发源地)的突厥人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突厥人联合起来；并且把土耳其的疆土延伸到里海盆地。该计划的内容包括拒绝承认理论上的政府、彻底改变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将“天赋神权”需要向国家的世俗转移以及严格控制神职阶层。计划还包括令人吃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这些变革最近已在土耳其取得成果。穆斯塔法·凯马尔事实上是在执行一个制定于15年前的计划，他很可能也是计划制订者之一。所有泛突厥主义计划的中心点都是利用德国的力量把土耳其从俄国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多年来担任德国驻君士丁堡大使的马歇尔·冯·比伯斯坦一直在用他那巧妙的双手培育这些隐蔽之火。

倘若不是在关键时刻有一位活动家出现在几乎是土耳其的最高领导位置，泛突厥主义的计划可能还停留在幻想世界。这个血管中翻腾着勇士鲜血的人自称土耳其的拿破仑，他个人的意志、自负与计谋，注定要把奥斯曼帝国投入一场最大胆的冒险。受德国培训但充满土耳其决心的陆军中尉恩维尔“把帽子甩出篱笆墙”(他的原话)作为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信号。他和几个青年土耳其党内的朋友组成了一个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向集结起来的所有敌人发出挑战。当意大利人围攻的黎波里时，是恩维尔在那里的沙漠中苦战；当巴尔干半岛同盟国的军队出现在恰塔里亚各条战线时，是恩维尔表现了坚强的决心。1912年时任英国首相的阿斯奎斯曾这样说：“埃德里安诺波将永远不会归还土耳其。”然而恩维尔在一个月内便进入了埃德里安诺波，并且埃德里安诺波至今仍然在土耳其的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成了恩维尔及其同伙塔拉特以及经验丰富和廉洁奉公的财政部长查维德对土耳其政局的掌控。他们之上虽然还有作为威严摆设的苏丹王和首相，但是恩维尔这些人及其追随者大权在握却是勿庸置疑的，而在他们之中，恩维尔又是最高领袖。2

土耳其的领袖们对俄国准备接受一次普遍性战争磨难的意志的估计，远远低于西方协约国在这方面对沙皇的估计。土耳其领袖们相信德国集团将赢得陆地上的战争，俄国将遭到重创并随之会在国内爆发一场革命。如果德国战胜，土耳其在高加索的领土和人口方面均会有所得，这种结局将至少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有利于抵御来自俄国的威胁。在德土双方长时间的预先谈判中，德国允诺，如果中路进攻获得胜利，土耳其对高加索的领土要求将得到满足。这一允诺对土耳其政策的制定具有决定性作用。

涉及土耳其生活各个方面的泛突厥主义政策以及土耳其人的领土野心均体现在一个明确的战争计划中。这一计划的出发点是要求土耳其夺得对黑海的控制权。无论大战在何时爆发(他们确信大战必将爆发)，俄国都将受到德国和奥地利的钳击，泛突厥主义者则趁机入侵并征服高加索。控制从君士坦丁堡至特莱比宗德的海上航线，对于从特莱比宗德向艾泽罗姆推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土耳其必须拥有一支海军。1911年和1912年，在整个阿纳托利亚，甚至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民众踊跃募捐，为在英国建造两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筹集资金。两艘战舰中至少有一艘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此乃是整个土耳其战争计划赖以实施的关键所在。1914年7月，土耳其的领袖们所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两艘战舰能按期到达吗？很明显，时间的余地是很小的。第一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雷夏迪号”于7月按期建成；第二艘于几周后建成。土耳其特工在俄国境内大肆活动，在奥尔蒂、阿尔代汉和卡尔斯等地区策划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农民(这些农民在当地民众中占了绝大部分)把粮食贮藏起来，以使土耳其军队有可能向前推进，直下科鲁克山谷威胁俄国后方。7月27日，土耳其提议在德国与土耳其之间建立反俄秘密攻守同盟，德国立即予以接受，并于8月2日正式签订。7月31日，土耳其政府向军队下达了动员令。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场突然袭击事件。英国突然采取了明确抵制德国的态度。不列颠舰队在海上摆出了战斗阵势。7月28日，我为皇家海军征用了两艘土耳其的无畏级战舰。一艘载有500名土耳其水兵的运输舰停泊于泰恩河，准备接收第一艘无畏级战舰。土耳其舰长要求交出该舰，并威胁将登上该舰并升起土耳其国旗。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7月31日)，我自行负责地下达命令，必须制止这种事态的发生，土耳其人夺取该舰的任何企图应予抵制，若有必要，可以动用武力。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只是出于增强不列颠海军的目的。将两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增加到不列颠舰队，这对国家安全似乎是极其重要的。在英国海军部或者就我所知甚至在整个英国，还没有人对土耳其的图谋或者这两艘战舰在其图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任何了解。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比我们原来所预期的要好。在该年晚些时候，我由于征用土耳其战舰一事而在某些部门遭到了批评，据说，由此而在整个土耳其激起的愤怒和失望将会改变力量的对比，并刺激土耳其进入反对我们的战争。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一失望后果的内情。对这些战舰的征用，不仅远没有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敌人，还差一点使土耳其成为协约国的成员。

然而对土耳其人来说，仍然存在着一个希望：战列巡洋舰“格本号”。这艘快速的德国战列巡洋舰正在西地中海游弋，根据和平时期的命令，它将前往亚得里亚海的普拉港市进行整修。它凭借其自身优势便足以制服俄国海军中队。德国人会下令要“格本号”驶返君士坦丁堡吗？它能驶返该地吗？正在这一时刻，英国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以及最后通牒若遭拒绝，英国将断然宣战的消息传到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务实主义者万万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它改变了地中海的海军形势。“格本号”能够逃脱英国的许多小舰队和巡洋舰中队以及舰速虽然较慢但火力更强的英国战列巡洋舰(它们正游弋于“格本号”与大海之间)的堵截吗？当恩维尔于8月3日晚获悉，“格本号”已接到命令沿亚德里亚海往北向普拉港市逃窜时，他的焦虑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立刻找到俄国武官列昂节夫将军，把以前的一切阴谋(包括一天前他与德国签订的协定)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向这名惊讶的官员建议土俄两国以多方面条件(包括土耳其在西色雷斯的赔偿)结成联盟。不知是因为德国人认识到了除非“格本号”做出努力抵达君士坦丁堡，否则他们便永远不会得到泛突厥主义者的饶恕，还是因为那本是他们战争计划的组成部分，海军上将提尔皮茨这时(8月3日)发出新的命令，要求当时刚要在墨西那补充煤炭的“格本号”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各种事件后，“格本号”于8月10日抵达了达达尼尔海峡，经过了某种谈判以后，它被允许驶往马尔马拉海。

恩维尔的信心现在得到了恢复，因为对黑海的控制可能取决于土耳其人。但是考虑到英国海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达达尼尔海峡的不设防条件，因而与英国形成某种敌对态势乃是严重的问题。此外，意大利已经出人意料地退出了三方同盟。因此，土耳其也许应审慎小心地采取观望态度，看看行将发生在陆地上的几大战役尤其是在俄国前线的战役将如何发展。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的动员仍然可以不引人注目地进行，因为可以合理地将它说成是一种预防性措施。因此，接下来是一段延续了3个月之久的土耳其犹豫不决和拖延的时期，它高明地大耍两面派手腕，取得了预期效果。不过就我回忆所及，在制订政策的所有重要方面，不列颠政府所得到的情报都远比土耳其政府完整。根据我们的现有资料，这一时期，在解读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从君士坦丁堡收到的电报时，我们总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各协约国一会儿被土耳其首相以及值得尊敬但却无能的内阁部门的友善保证所鼓舞，一会儿又因其拒绝扣押“格本号”并解除其武装而感到愤慨，电报因众多互相矛盾的声音而普遍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人们认为土耳其没有固定的方针，它被争取过来和被敌方拉过去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当恩维尔于11月作为一切泛突厥主义武装力量的代理人采取了行动，“格本号”和土耳其舰队向俄国黑海沿岸各港口发动了无端攻击时，这一时期便告结束，土耳其从而也冷酷地投入了战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本书其他各卷已经有所描述。

在4年的战争时期中，土耳其受到了德国军事和情报力量的激励、指导和支持。她在高加索与俄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然而不列颠帝国成了她最强大的敌人。土耳其的陆军主力在加利波利半岛上被不列颠和澳大利亚军队击溃。虽然土耳其也获得过一些重要胜利，但不列颠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实际上不停顿地向北推进到了底格里斯河。劳伦斯唤起并领导了沙漠中阿拉伯人的反叛。艾伦比率领一支由旅印英侨组成的25万人的部队攻克巴勒斯坦，并进入了叙利亚。虽然萨洛尼卡前线归法国人指挥，由一个法国将军指挥了从西向君士坦丁堡的推进，但是在签订停战协定时，土耳其相信他们是被英国击败的。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土耳其将士中，有34是死于不列颠帝国的枪弹和刺刀之下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对这位老朋友和被错误判断的敌人所进行的屠杀，并没有减弱他的反击力量。

当兴登堡防线和德国被击溃时，土耳其人的一切抵抗均被彻底粉碎。土耳其俯伏在地，向上看去，大松一口气地发现，原来她的征服者是英国人。“我们铸成了大错；我们选择了错误的一方；我们是被恩维尔和塔拉特逼迫着这么干的，但现在他们都逃之夭夭了。我们为已发生的一切深感悔恨。我们怎么知道美国会向德国开战呢？我们又怎么知道大不列颠会成为一个一流军事强国呢？这些奇迹超出了人类的预见。谁也不应该责备我们接受了错误的领导。当然，我们必须受到惩罚，但是让我们的英国老朋友来惩戒我们吧。”这就是10月30日在墨德罗斯停战后两三个月内土耳其人的心情；墨德罗斯停战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斗。

寇松爵士说：

“在举行和谈会议时，协约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即便没有被吓倒，也算得上是俯首贴耳了。我们派驻占领土耳其亚洲地区的军事力量，足以使我们执行不仅是停战协定中已达成协定的条款，而且还可包括我们发现有必要补充的任何条款。英国人牢牢掌握了美索不达米亚，甚至还包括摩苏尔。……英国在波斯的地位，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上看都是极为强大的。自从战胜以来，我们仍然驻扎在外里海，不过正在考虑立即撤军。里海在我们手中，正在成为反击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的海军行动基地。英国若干师团占领了从黑海直到里海的整个高加索，并为各对抗民族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达吉斯坦人和俄罗斯人提供了维持和平的唯一保证。……在小亚细亚(英国军事占领区以外)还看不到协约国的军事力量。亚美尼亚命运未卜，绝大多数的亚美尼亚人现在都成了离乡背井的难民。除了亚美尼亚(可能还有西里西亚)，瓜分小亚细亚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考虑过。在叙利亚，存在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这是因为要调和法国人的强烈愿望与阿拉伯事态的铁的事实非常困难，因为法国人坚持按字面意义解释不幸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

agreemen)。在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与犹太移民的利益，看来能够和谐相处，大不列颠认为，关键在于在双方同意下尽早实行托管。埃及仍然保持缄默。”

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做出广泛、明确并且首先是迅速的决策。在这些结构松散但又是危机四伏的社会里，每一天的拖延都会带来更多的危险。已经拖延了两个月；在这片曾经是古代财富和文明发祥地的广袤的土地上，现在却充斥着多数已武装起来的好斗和狂热的民族，每个人都在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做什么？”然而巴黎的战胜国的政治家并没有给出答案。他们必须开始互相认真对付并互相理解。他们必须就他们所知来向美国解释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必须面对曾挥军抵达莱茵河畔的法国的强烈要求，法国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在这一点上让步。他们必须对德国做出法国认为是公正的惩罚和审判，并使他们的军队保持戒备以便执行可能指定的任务。在他们的四周，混乱的洪水在不断泛滥。

威尔逊总统与美国议和代表团一行对秘密协定的印象十分深刻，认为他们的最大优势在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方。在中东，他们的确是“唯一的公正大国”。这一事实无疑是有帮助的，因为必须把大部分秘密协定如前文所述，它们都是在战争的剧痛中签订的从前进的道路上清扫掉。威尔逊总统与美国的影响力没有受到过损害，同时又最具分量，这正是有可能进行良好和切合实际的审视并达成解决办法所需要的新要素。但威尔逊总统在行动中没有坚持更密切地掌握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他提供了重要的服务，然而就其身份和权力而言，他提供的服务原本应该是价值无量的。

因此，威尔逊总统这样说：

“美利坚合众国的观点是，对大不列颠与法国对各民族提出的要求不感兴趣，除非那些民族需要这些要求。美利坚合众国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同意托管。这一点已深深扎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思想中。因此，……美国希望知道，叙利亚人是否乐于接受法国。同样，美国也希望知道，大不列颠是否会被美索不达米亚居民乐意地接受。可能这并非英、法两国的事务，不过，倘若在和会以前问题即已形成此一事实，导致该问题已经成为英、法两国事务，那末处理这种情况的唯一途径便是了解这些地区居民的愿望。

“因此，他建议在土耳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他同时还就这个委员会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3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说明意见的内容以及说明受托代管国将前往工作的该国的情况。若有必要他们将被召回并向和会汇报他们就这一问题所了解的情况。……这将……使全世界相信，和会已在尝试寻找最科学的基础以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该调查委员会应由人数相等的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代表组成。他们将被派出并都可以全权汇报他们所发现的各种事实。”

贝克尔先生说：“总统极为热情和迫切地竭力推行这一主张。”

现在，没有任何论点能比这一要求更为貌似有理的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国内政治中，当碰到了复杂问题和怒气不断上升时，通常的万用灵药就是委派一个委员会或一个皇家委员会。而且，这种灵药往往都很有效。虽然问题并不是由委员会来解决的，虽然委员会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许要低于承担相关责任的部长们，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症状明显并长期耽误治疗、拥有厚厚病历的病人，很可能会使问题以各种不太尖锐的方式提出来。威尔逊总统提出这一策略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各怀心事的列强对此不得不予以默认。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没有任何人应该受到指责。

然而各有关国家是不愿意在权力不确定的状况下拖延太久的，并且在一切可能激起他们热情的程序中，刺激性最大的莫过于参与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了来自各大国的成员们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周游于火药库似的中东地区，以把握第一手真实情况。任何人都能看出，威尔逊总统是多么明智和正确，他的建议多么切合实际地适用于在美国或大不列颠发生的政治麻烦。但是很明显，在当前的情况和气氛中，他的建议只不过是一种引起爆炸的手段。政治家与战争中陆海军的将军一样，在一场危机中常常需要在并不了解大量必不可少的事实的情况下，做出至关重要的决策。能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决策总比完全不进行决策要好一些。在毫无组织而情绪激愤的各民族民众之中斡旋，询问他们在想什么和他们想要什么，这无疑是一种必将惹起冲突的方法。当一个人向自己并不理解并且毫无兴趣的事务提供帮助时，他的思想很容易被一种庄严和虚幻的公正情绪所支配。“在我们做出自己的决策前，让我们掌握一切已被披露的事实吧。让我们知道我们身处何地吧。让我们搞清楚民众的意愿吧。”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精明正确！然而在调查委员会它最后只剩下了美国代表完成其全部调查工作的13以前，几乎所有相关民族都开始参与武装叛乱，并且各协约国的军队几乎都已撤回本国。

然而从调查委员会被委派的时刻开始，整个中东地区便被置于一种犹豫不决和调查研究的不明确命令的支配之下。当日复一日每天都有十几个严重的当地问题(它们全都是不同民族民众之间的互相枪击事件)提交给英国相关公共事务部门时，任何官员都只能记下这样一句简短的话：“问题必须等候处理，直到协约国间的委员会完成调查工作。”所以，友善的人只得继续记下肇事时间和提出问题，而不友善的人却给自己的步枪装上子弹并谋划进一步闹事。

然而，只需要采取一种积极和富于进取的行动(尽管按治国理论的每一标准来衡量都是错误的)，所有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平息下来并得到重新控制的。意大利企图染指奥斯曼帝国的要求和野心，超过了最大胆的想象。并且意大利不失时机地证明她将通过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使巴黎和会大吃一惊。向东部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意大利也是其中一方)的决定基本上未被执行，因为意大利借口当地发生骚乱而攻占了阿达里亚，同时又正式谴责希腊人准备袭击士麦那。希腊一方则大声抱怨，称意大利人在阿达里亚的行动仅仅是他们侵犯希腊势力范围的第一步。将近4月底时，有报道说，意大利人已经派出少量部队在巴德伦姆、马克利和阿拉亚登陆。与此同时，美英法三方领导小组在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的威信与人格的影响下，正稳步趋向于提出将士麦那连同艾丁省划归希腊。几千年以来，希腊人一直繁衍生息于士麦那及其沿海岸地区。那里的繁荣主要归功于他们的智慧以及工业和农业。早在1915年时，阿斯奎斯先生的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在重新划分土耳其版图时，希腊如果她参战的话应该拥有士麦那。巴黎和会希腊领土委员会新近以多数票(包括英国代表、法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做出了有利于希腊人的决定。威尔逊总统明确地接受了这一结论。然而这一意图的传闻却引起了士麦那欧洲侨民的抗议，在士麦那的美国传教士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特派员同时发出了各自的警告，说明走出这一步会酿成什么危险。

这时，威尔逊总统与意大利代表团之间的谈判完全破裂，这导致了意大利暂时退出和会。在与西格诺·奥兰多发生冲突后激动情绪的影响下，威尔逊支持希腊是很自然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威尔逊发现英国首相是唯一的热心支持者。已被莱茵河和法国的未来搞得心事重重的克列孟梭此刻以友善的态度对待意美双方。然而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得行动加快了。关于意大利人即将强行占有士麦那的报道，加上土耳其人虐待希族人的传闻，导致他们迈出了这致命的一步。5月5日，三方领导小组考虑了一项方案，即应该允许希腊人立即占领士麦那，以便保护他们在那里的同胞。劳合·乔治先生建议做出一项决议，授权韦尼泽洛斯派遣军队前往士麦那留船待命，准备在出现必要情况时登陆。威尔逊总统问，为什么不让希军立即登陆，既然部队在船上不能处于良好状态。劳合·乔治先生对此并不表示反对。

5月10日再次讨论了这一主题。然而登陆的原则被认为已经确定，讨论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细节。亨利·威尔逊爵士出席了两次会议，但是他只限于参与技术方面的布置。12日举行了第3次会议。西格诺·奥兰多这时已经返回和会。他得到保证，士麦那的未来命运将不会因希腊的占领而受到歧视。它是一项保护希腊人的紧急措施。根据停战协定，必须向土耳其发出书面通知，士麦那诸要塞的驻军应向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分遣队投降。经过一番考虑后，西格诺·奥兰多在原则上不反对登陆，但是强烈要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分遣队不应撤离，应视最终解决的情况再作决定。四国会议的决定是，希腊军队一俟准备就绪即要从卡瓦拉出发，意大利分遣队应该参加协约国军队的军事行动。

韦尼泽洛斯受权前往士麦那时，是代表四大列强作为国际联盟委托的代管国而采取行动的。就像鸭子见了水一样，韦尼泽洛斯迫不及待地出发了。他知道不论四大国或者更确切地说，三方领导小组的责任是什么，四大国毕竟都是流动的军事力量，只有他自己的军事力量才是实实在在的。只有他才拥有行动的手段。在这样一项任务中，除了派遣象征意义上的分遣队之外，英国、法国或美国出兵一事，永远不会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但是希腊师团却处于能够迅速出动并打击敌方的距离以内，并且它们正急于开始行动。5月15日，不顾英国外交部和陆军部的严重警告与抗议，2万名希腊士兵在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在士麦那登陆，他们杀死了大量土耳其人，占领了该市，并沿着士麦那艾丁铁路迅速北上，与土耳其正规军、非正规军以及艾丁的土族人武装展开血战，开了他们入侵和征服小亚细亚的先例。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巴黎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听到这一至关重要事件的消息时，我深感迷惑和惊恐。这一事件在不列颠总参谋部造成的惊愕，无疑影响了我的个人观点。即便没有理由允许不列颠军方有亲土耳其倾向，也不能允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暴行正当我们的资源处于捉襟见肘的时刻，它却捅出了这样多的新危机。在陆军部，我们不久就感觉到了它的后果。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我们的官员正三三两两地在整个小亚细亚监督军队的投降和武器的集中。他们自由地从一个地点转向另一地点，并无需武装保护，只需用手指指点一下事情该如何办即行。土耳其人几乎像机械般地服从。步枪、机关枪、大炮和炮弹正被顺从地在各重要“临时存放处”堆积起来；土耳其正处在战败并且是罪有应得的战败的咒语的支配下。“让我们的老朋友英国来惩罚我们罢。”因此，作为接受战败和签署国际公约的结果，武器被整齐地堆起，大炮被整齐地排列，炮弹也被整齐地聚集成堆。

然而土耳其民族巴黎和会好像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民族发现，他们所必须容忍和暂时服从的，原来不是不列颠、印度和艾伦比，而是希腊，希腊是他们世代憎恨和蔑视的仇人，是他们眼中的一个叛乱的省，一个不折不扣的手下败将。于是土耳其就变得无法控制了。监督停战条款执行情况的不列颠官员最初没人理睬，接着是受到辱骂，再后来是被追赶着要他们的命或被投入难以忍受的监禁4。已经收集了大量军事装备的“临时存放处”的控制权，一周之内便从英国人手中转到了土耳其人手中；而穆斯塔法·凯马尔在有关1915年4月和8月的加利波利各篇章中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位替天行道的好汉，直至当时他基本上一直是一个反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的叛逆者则被赋予起义领袖的权力，因为他已经具有了这方面的素质。

然而比夺回武器与军火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事业争取道义上的优势。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的政策是多么冷酷和恶毒，协约国对她的义愤是有充分根据的。何况亚美尼亚人可怕的遭遇尚需调查公布。然而巴黎和会对待土耳其人的态度是如此严酷，以致使公理现在投向了土方营垒。正义这个逃离征服者俱乐部的永恒的亡命者已经倒向了土方阵营。土耳其人认为，失败是必须接受的，并且其后果也是必须承担的；然而就在土耳其被解除武装的这一时刻，希腊军队被放纵而进入了小亚细亚，这预示着土耳其民族的毁灭与死亡，以及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作为一个民族的土耳其所受到的压制与屈辱。为了拯救土耳其，6月9日在靠近阿马希亚的小镇卡拉斯，穆斯塔法·凯马尔公开地鼓吹了他的计划。一切已经半熄灭的泛突厥主义之火开始再次燃烧起来。每一个土耳其人都坚决认为，希腊人征服土耳其人绝不是命运之神的旨意。头脑里装满糊涂的念头、背负着被罪行玷污的名声、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自暴自弃、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因长期的灾难性战争而精疲力尽，所有这一切使土耳其帝国分崩离析，然而土耳其人还仍然活着。在他们的胸膛中跳动着这样一个民族的心脏，这个民族曾对整个世界发出过挑战，多少世纪以来所有来犯者都在他们面前败退而去。如今，他们手中再次有了一支现代化军队，指挥这支军队的是吸取了以往所有经验教训的统帅，而在统帅身边有四五位草莽英雄式的杰出人物辅佐他。在巴黎装饰着花毯的金碧辉煌的会议厅里，世界各国的立法专家们正聚集在一起开会。而在君士坦丁堡，在协约国舰队的大炮下，土耳其的一个傀儡政府正在行使职能。然而在阿纳托利亚“土耳其人故乡”的崇山峻岭中，流落着一群可怜的人……他们不希望看到事情这样解决；此刻在篝火旁，一位代表着公正无私的庄严精神的逃亡者正坐在帐篷内。

我直到现在还不能理解，像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韦尼泽洛斯这样一批当时在巴黎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的智慧、深谋远虑和言谈举止使他们即使在最严峻的考验下都能比同时代人高出一头怎么会被引入歧途并跨出了如此鲁莽和致命的一步。

我把希腊按照协约国的命令入侵士麦那这件事置于如此突出的位置，会令许多人感到惊讶。我在本书诸卷中一直试图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表明命运中的一些歇脚点。我试图从繁杂纷乱的暴力和有趣事实及事实组合中找出其中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来。如此我们便能在中东人民的历史中到达一个新的转折点了。

然而当时公众舆论对士麦那意义的认识是模糊的。当时有那么多的值得议论之事，有那么多的激动人心和重要的事情可做，有那么多的混乱和令人不快的事件可资记录，有那么多的崇高理想值得为之奋斗，以致仅仅派遣两三个希腊师团登陆士麦那并向几百名土耳其人开枪射击，似乎乃小事一桩，不足以对几个主要协约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任何印象。500名特别能干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围绕着和会的活动每晚发出8万字报道。在一些发行量最大的重要报纸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大标题。其中当然也不乏诸如“希腊师团在士麦那登陆：土耳其人的抵抗被制服”之类的大标题。但是第二天就换上了别的内容。每天都必须有新的大标题。这不是报纸或社会公众的错。两者都在追求轰动效应，何况社会公众虽然也读报纸，但主要还得忙于自己的家务和生计。他们完全有理由“因紧迫的私人事务而请假缺席”。

现在我们必须像编年史那样地来叙述几件大事。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他们在从1910年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统治着土耳其曾经四处逃散，有的还遭到流放。恩维尔在突厥斯坦进行了孤注一掷的冒险以后，战死于疆场。塔拉特被一个亚美尼亚人刺杀于柏林，后者的确是在报公仇。查维德于1926年被胜利者穆斯塔法·凯马尔判处绞刑，他“高声吟诵着一位古代土耳其诗人的几段诗”登上绞刑台。有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人物现在出现在土耳其的政坛上：费里德帕夏于1919年3月4日执政，他执行一种卑躬屈膝的政策并与苏丹王密切联盟。在君士坦丁堡，他的周围是协约国的战舰和刺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幸存者和普通战士怀着沮丧的心情和半叛逆的态度出没于小亚细亚山岭之中，他们如今是群龙无首了。费里德便在这两股力量之间碰运气地保持他的平衡。他向协约国屈服并接受它们的忠告，同时又与民族主义者保持友好的接触。他在反对占领士麦那的抗议声中辞职；但在同一天内，他又恢复执政。6月7日，他率领一个议和代表团前往巴黎请求对土耳其的宽大处理。但他从和会得到的却是严厉的回答。7月1日，他委任穆斯塔法·凯马尔为北小亚细亚总督察员。在8月和9月，穆斯塔法和希瓦斯在厄尔泽罗姆召开了东部代表的代表大会。9月11日，希瓦斯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份土耳其权利的宣言，它后来形成了“国家公约”或新土耳其的庄严盟约。到9月底时，君士坦丁堡的管辖范围已经只能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即便是乘火车离马尔马拉海岸只有1小时距离的布鲁萨，也于10月脱离了安哥拉(今安卡拉)政府。费里德再度辞职，让位给居于受协约国控制的苏丹与穆斯塔法·凯马尔及其在安哥拉的“国家公约”拥护者之间的中途政府。

与此同时，我们的军队正在迅速撤回英国。1919年1月，陆军部仍有近300万人奉命驻扎在国外。到3月时，它只有200万人派驻国外了，并且这部分军队正处于迅速复员的过程中。到1919年仲夏，除了莱茵河畔的驻军外，我们在国外已几乎没有任何军队。应征士兵与战时征募入伍者必须遣返回家；新的常备军正在形成中；而从事职业军的志愿人员还仅仅在逐步出现。停战一年以后，我们驻外的只有若干个由五六百人组成的营，而在以前，可供调用的则有装备齐全、人数达152万的若干师团。看到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大量裁减，而同时又明显地觉察到，世界各地的危险与敌意在与日俱增，这的确非常令人迷惑不解。1919年1月，我向内阁散发了一份总参谋部的备忘录，说明我们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减到了什么地步，并指出我们的政策与我们的力量是不相符合的。

第3节。(i)“看来似乎没有必要说明，自从1918年10月31日土耳其停战以来，无论是在陛下政府的军事资源方面，还是在战前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政治形势方面，情况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力之外，现在可用于实施和平条款的不列颠军事实力如下：

1个师团加上野战军部队(包括巴统卫戍部队)，共计包括：

13万名英国人，18万名印度人，合计31万名战斗人员。

这支部队的打击力量实际上只能局限于铁路系统。总参谋部在此愿意指出，如果不通过征兵或其他手段增加兵员，不列颠将没有可用于土耳其的增援部队。”

总参谋部进而希望：

“首先，这些条款应得到陛下政府的认真考虑，使之能够与现有的资源或准备用于执行这条款的资源合理相称。

在不考虑细节或各种问题的政治利弊的情况下，总参谋部愿意列出下述诸项措施以及相关理由，但是根据情报，把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可能需要或者调用我们盟国的兵员，或者在不列颠进一步招募兵员以加强黑海的兵力：

(1)建立一个更大的亚美尼亚，把西里西亚与埃里温共和国连结起来。

(2)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

(3)希腊获得本都！！的某一部分(原文如此)。

(4)希腊永久占有艾丁省的某一部分。

(5)意大利永久占有南阿纳托利亚或康尼亚的某一部分，虽然还不能肯定，这种做法是否与前面任何一种做法一样，会引起土耳其人的愤慨。

除了以上诸项需要立即加强军事力量的措施外，采取以下两项措施中的任何一项，则需要在一段难以预计其长短的时期里，保持一支常备野战军。这两项措施是：

(6)希腊获得东色雷斯。

(7)将土耳其人驱逐出君士坦丁堡。”

然而尽管离做出任何决定相距甚远，各协约国却满足于在保留各自分歧的情况下，任凭问题悄然溜过。当美国人的调查委员会不安地在中东各处走来走去时，有人却抱有最荒诞不经的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发生并吞之类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不过几个大国将被授予“托管地”，这将使她们为获取控制权而找到借口。法国将取得叙利亚和西里西亚；意大利愉快地承担了占领整个高加索以及位于小亚细亚海角的阿达利亚省的任务；英国似乎急于接管已被我们军队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人们强烈地预期，美国将会在亚美尼亚接受一块托管地。1920年1月，经受着长时间的财政、军事和政治不确定性冲击的希腊，开始显示出了承受不住的迹象。

就是在这些迷人的错觉中，1919年悄然逝去。随着不断的争论和详尽无遗的论证，中东的未来终于缓慢地、断断续续地、艰辛地在巴黎和会上勾划出来，并且有关土耳其的和约草案也已拟出。几个富有刺激性的问题正等待着各国政府做出决定。1919年12月和1920年1月，不列颠内阁正面临对下述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即苏丹是否像哈里发那样在权力方面受到无数限制，并被允许留在君士坦丁堡；抑或在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应该“卷起铺盖卷”从欧洲撤走。另一个次要问题是，圣索菲亚的清真寺是否应由基督教重新圣化为一基督教教堂。在这些争论中，领导外交部的寇松爵士采取的是全力反对埃德温·蒙塔古先生的立场，后者的立论建立在这样几个基础之上：印度的公众舆论、伊斯兰世界的敏感性、保守党的亲土耳其倾向以及印度事务部的冗长备忘录。

这一斗争的双方旗鼓相当。按照蒙塔占先生的看法，在英国的赞同甚或默许下，把土耳其人和哈里发逐出君士坦丁堡，将会给予居住在印度半岛的两三百人和宗教教派日益下降的忠诚以致命的最后一击。然而按照寇松爵士的看法，他们将对此毫不在乎。有些人还会感到高兴；多数人将是漠不关心；而伊斯兰教徒他们是唯一关心此事者则会满怀热情和勇气在不同的战场上毫不犹豫地和上述哈里发的军队进行战斗。关于圣索菲亚重新圣化的问题，蒙塔古先生强调，它是一所具有巨大神圣感情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其历史可上溯至公元1469年以前。我们全都深深受到此项提示的影响，直到寇松爵士反驳说，它原本是一所已有915年历史的基督教教堂。于是辩论双方似乎达到了非常精密的平衡，使这一问题成为长度超过原条款两倍的一个实质性现代命题！它将属于这样一种问题：在几乎任何国家的大学生中间，都有可能要就其正反两方进行辩论。

关于君士坦丁堡这一主要问题，劳合·乔治先生毫无保留地支持寇松爵士。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他本人就是一个主要提议人。陆军部以其令人沮丧的意见参与了讨论，陆军元帅威尔逊和我指出，我们己无任何多余的士兵；而没有士兵，你如何将土耳其人逐出君士坦丁堡并保持该状态呢？我们继印度事务部之后，反复呼吁一个真正的、最终的并首先是迅速的土耳其的和平。只要达达尼尔海峡能对一切国家的船只(包括战舰)保持自由通航，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海峡两侧由国际武装力量实行永久占领，而在我们有限的军事力量内我们有能力承担分配给我们的责任。这样一种安排在几年之后很可能仅仅会成为一种不具有挑战意义的例行公式。

正如《寇松爵士生平》5一书所准确描述的，这些问题在不列颠内阁中通过斗争才得以解决的情况，已经被完全公开，因而没有必要在此再详加论述了。1919年圣诞节，在伦敦外交部办公室举行了一次英法会议，以求解决两国政府在土耳其和阿拉伯问题上面临的棘手的困难。劳合·乔治先生是一个有耐性的、脾气好的领导人，他有一个习惯：遇事先与同事讨论，以便能形成赞成他的观点的有效多数。讨论的一个内容是提出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另一个内容则是讨论对该方案的补充部分！这也许是一种违宪的做法；然而它也可能是在挤满了待议事项的时间中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然而，1月9日当一项完整的解决方案提交内阁时，每位大臣均有即兴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利，在下院进行了一场远比往常更生动激烈的辩论以后，大臣们以压倒多数决定，土耳其人应该留在君士坦丁堡。首相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同事们的抉择，并于第二天在一篇充满说服力的讲话中向议会宣布了这一决定。

因此，塞夫尔条约规定，君士坦丁堡应保留为土耳其人的首都。其他的规定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应在国际监管下，成为对一切船只开放的水道。此外，西色雷斯与东色雷斯之划分，几乎要向北延伸到恰塔利亚分界线，希腊应该拥有加利波利半岛和大部分爱琴海诸岛，并且管理士麦那及其腹地，直到能在该地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土耳其必须重新确认投降条约，并使其军备与财政服从协约国的严厉监控。她应该加强对不同信仰的各少数民族进行的常规保护。法国将拥有当时正处于疯狂感情迸发中的叙利亚；英国将承担耗资巨大和棘手的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些托管地；而亚美尼亚则是留给美国的托管地。在签署塞夫尔条约以及有条件地对其正式批准的同时，大不列颠、法国和意大利又签署了一个三方协定，把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中以及在圣·让·德·莫列纳会议上已经给予三大国的那些领土作为势力范围而再次明确给予三国。

趁着所有这些法令时尚未宣布之际，我们必须来观察一下事实的进展情况。在石子砌成的道路上，在荆棘丛生和悬岩绝壁的山间隘道，在被太阳烤得炎热的橘黄色沙漠中，疲惫而缓慢的旅行队继续在顽强地蹒跚地前进。让我们回过头来稍微对它们进行一番审视吧。

1920年1月12日，土耳其新议会的代表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会议。协约国忠实于代议制政体的原则，据此，土耳其人进行了投票。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几乎全部都按照错误的方向投了票。民族主义分子亦可称凯马尔分子占了新议会的绝大多数。令人极为尴尬的是，作为一项实际的日常安全措施，协约国于1月21日要求土耳其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辞职。28日，新议会批准并签署了“国家公约”。面对着君士坦丁堡有可能发生叛乱乃至大屠杀的惊人局面，协约国被迫采取联合行动。英、法、意三国军队于3月16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弗里德再度受劝组建他一直打算组建的最不能服人的政府。4月底，土耳其国家议会在远离协约国舰队和陆军的势力范围的安哥拉召开了。5月13日(一个不吉祥的日子)，韦尼泽洛斯在雅典公布了塞夫尔条约的内容。6月，不列颠横贯伊兹米特半岛的警戒部队线遭到了凯马尔分子武装力量的袭击。袭击并不严重。部队接到命令可以毫不犹豫地予以还击；海军从马尔拉海用炮火轰击，袭击者乃撤退至炮火射程以外。然而他们仍停留在当地，我们再一次暴露“在敌人的面前”，这一次兵力单薄。与此同时，法国人在大马士革将埃米尔费萨尔赶下王位后，在西里西亚遭遇了激烈的战斗(同一天在雅典公布了塞夫尔条约的有益条款)，法国人很想向当地的土耳其人提出停战。

韦尼泽洛斯这时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救世仙女。希腊军队愿意前来援救。已驻扎在士麦那的5个师中有2个师可以北上，从马尔马拉海东面通过困难地区(但是他们声称，他们了解这一情况)，攻击正在威胁伊兹米特半岛的土耳其人并将他们赶走。随身带着英国总参谋部意见的福煦元帅声称，这一军事行动是危险的，并且有可能失败。然而劳合·乔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希腊人乃于6月2日开始行动，并立即就取得了成功。希腊人的纵队沿着艰难地区的道路鱼贯前进，安全地通过了许多险要的隘道。面对着希腊人的日益逼近，有着强有力的精明领导的土耳其人乃消失于阿纳托利亚的腹地。7月初，另一支希腊人的军队迅速越过东色雷斯，击溃了土耳其人的脆弱抵抗并占领了埃德里安诺波尔。

协约国的领导人为杰出的希腊军事力量和意想不到的表现而欢呼；协约国的军事将领们也对希腊军刮目相看；劳合·乔治先生显得兴高采烈。看来他又一次是正确的，而军方人士则有如他们经常表现的那样，又一次失误了参见《大决战的叙述》。

这些事件决定了塞夫尔条约。费里德顺从地建立了一个傀儡内阁，1920年8月10日对土耳其的和平条约在应有的庄严气氛中在塞夫尔签署。花了18个月商讨所准备的这一条约，在其正式签署前就变得过时了。它的一切主要条款能否生效，现在只取决于一个因素：希腊军队。倘若韦尼泽洛斯愿意使局势明朗化，并用法律和秩序来限制穆斯塔法·凯马尔，则一切都会好起来。倘若不是这样，那就必须想出另一套能与现实事态更密切相符的措词。最后，对土耳其的和约终于出台了，但是正式批准它就意味着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然而在协约国列强看来，这场战争应该由代理人来打。因此，当大国这样来进行战争时，对于代理人来说，这往往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虽然本章集中讨论土耳其事务，但是这一点必须放在欧洲总形势的背景下去论述。重新刊出我在动身前往法国度过一个短暂的复活节假期时写给劳合·乔治先生的一封信，或许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目的。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20年3月24日

我在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刻给你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我这时在想些什么。自停战以来，我的政策一直是“与德国人民保持玉帛之交，对布尔什维克暴政则不惜以兵戎相见”。不管是出于心甘情愿抑或事态所遇，你所遵循的方针很像是在反其道而行之。我知道事情困难，也知道你的巨大才干与个人魅力均远远高出于我，我这样判断你的政策和行动并不是说我或者其他任何人能做得更好一些。然而我们现在正面对事态发展的各种结果。它们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能正处于欧洲和亚洲出现普遍瓦解和混乱的前夜。俄国已经濒于毁灭。她留下来的东西已落入那些掌了权的该死卑劣小人的手中。不过德国或许还有救。在德国这个问题上，我们仍能和谐地一致思考和行动，这使我倍感欣慰：你倾向于努力拯救德国，使其摆脱可怕的命运，倘若命运压倒了德国，它也会压倒其他国家。如果我们果真作此打算，则时间已经不多，行动必须简练。你应该告诉法国，如果并且只有她完全改变其对待德国的方式，并且忠实接受一项帮助并友善对待德国的英国政策，我们将与法国结成反德防御联盟。下一步你应该派遣一位重要人物去柏林，全力帮助反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和反鲁道夫同盟成员组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左集团。为完成此项任务你可以采用两种施压手段：首先是提供食品和信贷，虽然我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此项工作必须慷慨地加以完成(否则德国的情况将更糟)；其次是召开一次会议对和约进行提前修订，新德国应该作为重建欧洲行动中的一名平等的伙伴而被邀请参加该会议6。利用这些施压手段，就应该有可能把德国国内一切优秀和稳定的因素团结起来，以达到他们自救乃至解救欧洲的目的。我祈祷我们不至于“为时过晚”。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远比国内我们党的联盟(虽然它也是重要的)更值得你用你的政治生命为之冒险的事业。同样毫无疑问，它是一项这样的事业，一旦它被启动，它便将在国内外支配整个世界的形势。我的建议包括：在你领导下的英国采取公开而坚决的行动，并且若有必要的话，那怕是单独的行动；在这样的行动中，我将乐于与你共同面对政治上的厄运。不过我相信将不会有任何厄运，并且在几个月后，不列颠仍将在政治上执欧洲之牛耳。

作为这样一种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与苏俄达成和平，以求在保护我们免受其毒害的同时，得以缓解总的形势。当然，我并不相信，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现代文明之间，有可能达成真正的和谐一致。但是考虑到现有的事实，停止战争并推进物质繁荣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好歹必须依靠和平的影响来促使这种极坏的暴政和危险消失。

与德国相比，俄国乃属次要问题；而与俄国相比，土耳其又更是小事一桩。但是我也对你对土耳其的政策而深感忧虑不安。军事资源已被内阁削减至最脆弱和最微薄的程度，而我们正领导着协约国试图加强在土耳其的和平，此项工作需要大量强有力的军队以及长期的耗资巨大的军事行动和占领。在这个已经受到冲突折磨的世界上，我担忧地看到了你对希腊军队的放任不管是从什么利益(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考虑这一问题的。然而希腊军队是你的唯一有效的战斗力量。倘若小亚细亚的铁路被切断而供应品不能抵达，你将怎样为君士坦丁堡提供食物呢？谁将为此负责呢？食物将从哪个早已空空如也的市场运来呢？我担心你将使这个巨大城市无助并懒散地躺在你的手中，而四周则是游击队和封锁线。在此我再次提议要谨慎从事，采取安抚的策略。应该努力确保建立一个真正代议制政体的土耳其管理机构并和它达成协定。因为在目前得过且过的状态下，土耳其和约意味着无止境的混乱。

1《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的理想》(urkishandpanurkish

ideals)，特金·阿尔普著。1915年于德国首次出版。

2我碰巧与所有这些人都有过一面之交。我曾在1910年德国的几次军事演习中会晤过恩维尔。1909年，当我陪同伯肯黑德勋爵访问君士坦丁堡时，塔拉特和查维德曾是我们的东道主。

3斯丹纳德·贝克尔，第1卷第76页。

4陆军上校艾尔弗雷德·罗林森爵士著名的第4军司令官的弟弟有过最糟糕的经历。他撰写的在长期监禁中受奴役的回忆录值得一读。那次经历损害了他的健康并险些要了他的命。

黑海南岸古王国。译者

5罗纳谢勋爵著。

6当然，这指的是经济方面和财务方面的条款。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