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的时候听猴子说“我们家”老白又被“欺负”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决不说一句落井下石的话，我决定用回忆安慰她那颗受伤的心。

老白很实在，每次在我要拍案而起的时候，她就掐着我的胳臂并且眼睛直钩钩地看着我说：别犯神经了你！然后看着我无比郁闷地坐回自己椅子里。她会唠唠叨叨地劝你，话里话外都是“神经呀，你！”其实就算不神经，总被她那么说也该神经了。当然她不觉得，你要现在问她，她准跟你翻白眼，死不承认。

那是哪一年我忘了，只记得我厌倦了那个报社，厌倦了整天那样一种姿态对着一些人，一个人，我死活要把自己的办公桌搬到墙角去，我宁愿对着角落里发臭的垃圾。老白梗着脖子指责我的行为是发神经，因为她觉得你拿工资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忍耐，我说那我不干了行吗？她说行，有本事你就别干。后来我真的走了，偷偷走了。

那份报纸现在已经从我生活的城市消失了，偶尔能从床底下裹凉席的废纸里择出一张，那个报头下面曾经压着我们多少青春、激情、快意、梦想，而今天，留下的仅仅是肮脏的尘土下面我们各自的名字。

那样一些废报记录着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老白从兰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大连电视台耍了一阵子就跑天津来了，到了废报社，等待她的是结婚不许要孩子，生孩子不给报销。之后我也来了，等待我的是没工资，只有稿费，三个月试用期。也许是对新闻的热爱让我们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在漫长的一年中几乎没拿什么钱。我们在城市里奔跑，不敢停留，因为我们还有梦想，我们想看见更远的远方。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睡眠很少，骑着一辆自行车，口袋里新印的名片，那个报头让我们浑身都是力量。老白当时在青年部，我在记者部，我们很少有碰面的机会，甚至不知道彼此。那几乎就是一条绝路，拼命的目的只有一个——留下。

我们最终都留下了，报社实行了新规定，不但要写稿，还要拉广告、拉订户，按提成拿工资。内向的老白是从那时候外向起来的，因为你必须把自己的梦想先抛开，要低三下四地争取利益，那时候，她的孩子出世了。我的个性是不妥协，所以在众多路里选择了写稿，疯狂写稿，平均每夜只睡三个小时。通往理想的路上只有痛苦。

后来我们在媒体的小圈子里混出了眉目，从疼痛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部门，一起经受另一个痛苦过程的开始。

我们爱那个红色的报头，从初一在那里发表第一首诗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热爱，可没想到一切来得那么勉强，因为它并不爱我，不爱我们这些为了它可以抛家舍业的人。我在只有老白在的办公室大发脾气，扬言离开，老白说“神经呀，你！”我走了，去了北京一家我一直向往的报纸，一个月，写了很多整版的大稿，直到有一天，老白说“我带你投靠别的地方吧。”这句话让我又留在了天津，不是因为新的吸引力，是因为这里有朋友。

我们什么苦都吃过，什么冷眼也都见过，还有什么是内心承担不了的呢？经常在一起怀念那些傍晚从七楼向下望的日子，怀念在马路边哄着苍蝇吃一块五一碗的板面，那时候我们谈的最多的是理想。似乎在心里没什么苦的，很多甜蜜来自我们走过来了，我们赢得了比同伴更优秀的耐力和创造力。

我去她刚来天津时的小破屋子呆过，小得开门就要踩沙发，到处扔得都是衣服，她也来过我住的地方，灯都坏了，屋里只有一盏幽蓝色的应警灯，她说那是鬼火，硬是睁着眼睛没敢睡觉。我们目睹着彼此生活质量的变化，它跟中国大的经济形势没什么关系，跟我们的生活态度有直接关系。

现在老白不但割了双眼皮，垫了鼻尖，染了头发，开了车，穿了名牌，进了美容院，用了上当的护肤霜，连跑悄悄话这样的烂节目也开始穿千元以上的衣服了。这挺好的，尽管我看见她就讽刺她，其实只是无法表达内心的欣慰，如果钱能让我们美丽，让我们得到快乐，为什么不呢？所以，要是哪天老白跑去丰胸或增高，我一点都不感到吃惊。

我不希望身边的朋友不快乐，所以听到她受了猴子一帮人的“欺负”很是郁闷，决定以后不跟臭猴子一拨了。嘿嘿：）我们从那个报社过来还有什么扛不过去的，你不带老白玩，我带她玩去。切，有什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