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护照风波”让邓丽君在日本、香港和台湾的歌唱事业受到重大打击，个性好强的她，已经暗自立下东山再起的誓言。结果在美国的演唱会使邓丽君再度走红，她的爱情歌曲也在1979年至1980年之间开始在中国大陆流传。

身在美国的邓丽君，却在1980年前后传出歌声响彻神州的消息。不仅到美国的大陆民众争睹邓丽君风采，中国大陆大江南北的民众更是痴迷于邓丽君。

70年代末，当邓丽君美妙绝伦的歌声如旋风一般刮过台湾、香港、日本和东南亚的时候，也吹进了中国大陆。

那甜甜的、柔美的歌声轻轻地召唤着沉睡中的人们，充满人性和温暖感的声音渗入了人的心底。听惯了《红灯记》这样的样板戏、《红太阳颂》这样的革命歌曲的人们，猛然间发现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那点陌生的声音使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多姿多彩。穿惯了灰色中山装的人们，突然间觉得外面的世界多么的精彩，孤芳自赏又是多么可悲的事情。邓丽君的歌声使人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口，找回自己的窗口、精神与心灵解放的窗口。

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上传着邓丽君那温柔清新的《小城故事》、《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美酒加咖啡》等歌曲，年轻一代伴随着她的这些歌声渐渐成长。他们开始踩到了流行的脉搏，穿起了喇叭裤、提起了录音机，而唱邓丽君的歌曲成为了时尚，那时卡拉ok还不普及，但录音机里几乎全是关于邓丽君歌曲的翻录带，她那轻松活泼、柔肠百转的情绪和明快清新的曲调，使他们感到人生不再沉重。邓丽君的歌声由此也成为了这一代人的成长背景，更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无法舍弃的一部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步伐的加快，港台的流行歌曲也进入内地，并深受民众的喜爱。香港的罗文、许冠杰、郑少秋、徐小凤、汪明荃等，台湾的姚苏蓉、凤飞飞、甄妮、刘文正、青山等人的歌曲都在大陆传唱，不过在大陆影响最大的还是邓丽君的歌曲，邓丽君是“最受欢迎的歌星”，最为各界赞赏。在大陆歌坛，邓丽君就是港台歌星的代名词。

在众多的华人歌星当中,为什么唯独邓丽君受到大陆民众如此的欢迎呢有人认为是因为邓丽君在日本录制的录音带音质特别好，并且日本销往大陆的小型录音机当时已经相当普及，经过大量拷贝后，邓丽君的歌曲就流入市面了；有些人认为是因为当时香港宝丽多的销售网非常广泛的原因；也有人认为是相当完美的编曲和充满感情的独特唱法很能打动人心。

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的教授李本京则认为：“邓丽君的歌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到一个段落，人人渴望有个和平、安定的社会时流入中国大陆的。这时候刚好流入这种毫无政治色彩、纯粹描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曲子，而且曲调又相当优美，也难怪大陆人民会迷上这类歌曲。”

香港的张文新认为：“任何人光听富有攻击性的意识形态的歌曲，久而久之自然会觉得精神疲倦，无怪乎台湾、香港等地流入的歌曲会成为精神镇静剂。邓丽君之所以获得这么多人喜爱，可能就是因为她的性格与歌声毫无攻击性、任何人呢都能够接受吧！”

著名的作家钟阿城这样说：“邓丽君的歌为中国大陆世俗文化复元开了先声。这种世俗之音，一唱就唱进人心坎里，听了之后心眼就动了。”

马来西亚著名艺人黄丽娥说：“邓丽君是第一位风靡中国大陆的华人歌星，地位之高不能否认。她不像时下只让去‘看歌’的偶像派，她的歌是真正让人去聆听的。”

另外有些人认为，即使不是刻意去听邓丽君的歌曲，留在脑海中的仍然是她的歌，因为她的中文咬字相当清晰。对于非常注重歌词和蕴含寓意传统的中文歌曲来说，咬字清晰也就是一个首要前提了。

邓丽君温柔、如泣如诉的歌声最能触动听众内心的情感，自然而然让人产生一种歌者仿佛是只唱给自己一个人听的美妙感觉和体验。对于这种魅力，黄霑曾经说过：“到海外出外景时，工作结束后根本没地方去慰藉一下疲惫的心灵。这时候，非常渴望能听到她的歌，于是就和工作人员快马加鞭赶到中国餐馆，忘我地一直听着她的歌。她的歌声有一种能够抚平我们情绪的东西，一种难以形容的中国味……邓丽君本身是位现代女性，不过唱起歌来却很有中国古典女性的魅力。非常善于表现‘限囿于沉静之中的感官’与‘害羞之下的奔放’这种感觉。技巧十分娴熟，知道歌者应该如何让打动听众。”

这种卓越的表达能力和优美动人的歌声正是大陆民众所期盼的。邓丽君的歌声不仅在一般民众中间掀起极大的热潮，还对大陆乐坛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许多活跃于亚洲流行乐坛的大陆歌手，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听邓丽君的歌曲长大的，如摇滚歌手崔健、摇滚乐团唐朝、北京流行歌曲代表那英等，歌星王菲说她小时候曾经学过邓丽君的唱腔，并一直视邓丽君为自己的启蒙恩师；影星巩俐说她就是一直唱着邓丽君的歌曲长大的。邓丽君本人的诠释能力和编曲、乐器的运用方式以及合声的极佳效果等崭新的音乐手法等共同成就了她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

邓丽君的歌在大陆非常流行——消息经由香港传到台湾是在1979年。披露这则消息的是到大陆进行访问的香港使节团。1980年初，香港一家唱片公司安排香港歌星叶丽仪、李龙基到广州演唱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老歌。演出活动一共进行了七天，受到极大的欢迎。叶丽仪、李龙基等人返港不久，就有传闻说同一家唱片公司有意邀请邓丽君以及其他港台歌星到大陆演出，甚至有唱片公司以“十万美元请邓丽君到北京、上海演唱”的传闻。在这样传炒的氛围中，台湾媒体视这些消息为奇闻加以报道，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邓丽君的歌声会传到大陆，更不用说在大陆会造成流行之势。

然而，1980年时，停靠在基隆港的荷兰籍货船上17名中国大陆船员特地跑到台北购买邓丽君的录音带；第二年，远征日本途中，因飞机故障而迫降于中正国际机场的大陆桌球队队员也欣喜若狂地赶往免税店抢购邓丽君的录音带。当这些报道播出时，台湾媒体才了解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正发生在大陆。

在邓丽君的事业陷于停顿时，她的歌曲则在中国大陆流传，这很令邓丽君始料未及。针对这股热潮，当有记者问邓丽君，如果大陆真的邀请她过去，她会怎么办。事业刚刚有起色的邓丽君开玩笑地说，“我一定去大陆，我也很愿意把我的歌唱给大陆同胞听。”

面对如此盛景，香港和台湾更是将邓丽君视为“宝贝”。首先是娱乐界人士闻风而动，蜂拥而至。

香港的无线电视台和台北的台湾电视公司《大荧屏》节目都曾派专人专程赴美录制《邓丽君特辑》。在此之前的日本宝丽多公司已经在1980年的三四月间，特地派人到美国为他们公司的台柱邓丽君灌录日语新歌，并且还拍有多种宣传照片。这些照片有的作为邓丽君新唱片的专辑封套，有的则用在为邓丽君编印的旅美画册或者旅美生活报道特辑中，有些甚至是销往中国大陆的。邓丽君主唱的许多电影如《难忘的一天》、《原乡人》、《爱情躲避球》、《源》等的主题曲或插曲,都由唱片公司派人专程赴美请邓丽君灌唱，作曲家翁清溪就曾经亲自去过。香港也曾有录音师邓锡泉先后两次到美国，为邓丽君录制过两张唱片《甜蜜蜜》和《在水一方》。而在洛杉矶与邓丽君住得很近的刘家昌，也邀请邓丽君为他在美国拍的一部电影唱主题曲。宝丽多公司得知刘家昌在美国拍摄西片后，就让邓丽君询问他是否愿意与宝丽多合作，为宝丽多作曲。刘家昌曾经有一部国语电影《云河》，它的主题曲曾被邓丽君录唱在她的专辑唱片中，因此，这次合作，就由刘家昌主动力邀邓丽君唱英文电影主题曲。

邓丽君的国际性影响和世界性声誉让新闻媒体和娱乐界惊叹不已，纷纷根据她的动向出笼有关报道。可是，最为邓丽君这种声势所影响的是台湾当局。邓丽君在黯淡赴美的时候，对于回台湾，已暗自立下“除非请我，我才会再回来”的决心。

这时候，台湾方面很担心因“假护照事件”被“冷冻”中的邓丽君回到大陆，于是开始积极为邓丽君先前的“假护照风波”平反。曾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和“新闻局长”的现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在得知大陆有意邀邓丽君演唱时，高层立即派他与邓丽君联系，邓丽君也立刻允诺，并回请了宋楚瑜夫妇，第二天宋楚瑜和夫人陈万水即共赴餐宴。但台湾当局还是不放心，又通过邓家仍在军中服务的邓长富，直接与邓家家长邓枢取得联系，这才放心了。

1980年，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亲自赴美，以盛大的排场邀请邓丽君回台演出。

9月，邓丽君在台湾当局的邀请之下，结束了收获丰富的留美生涯，整装返台，再度成为台湾媒体的焦点人物。

台湾当局有意利用邓丽君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大陆的热潮来进行政治宣传，因此，邓丽君回到台湾后积极参加劳军以及社会福利等各种义演活动。邓丽君首先到金门义演，金门是位于福建省厦门湾口十公里处的一个小岛，台湾当局曾经在离大陆咫尺的金门上空多次将邓丽君等人气歌星的录音带空飘至大陆。邓丽君生前也曾经多次到金门慰劳三军。这次她在岛上与三军将士合唱《何日君再来》，并用面对大陆的大型扩音器对民众喊道：“各位大陆同胞：我是邓丽君，我知道大家在听我的歌，我感到非常荣幸，如果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请跟我一起唱！”10月间，邓丽君又在“国父（孙中山）纪念馆”举办盛大义演，门票收入则数捐作自强爱国基金。

在高规格待遇之余，“假护照案件”在台湾仍未结案，因为根据台湾的法律，邓丽君的护照事件涉及伪造文书的嫌疑，而且在台湾市民董尚和提出告发后，这个事件已由台北地检处侦办。案件在侦查时，邓丽君均未到案，从而让此案拖了两年多。

一连串义演活动结束后，1981年初，台湾“新闻局”特别颁发“爱国艺人”奖给邓丽君；不久又邀请她与台湾广播界第一把交椅的广播电台主持人李季准共同主持“金钟奖”颁奖典礼；6月则再安排她到金门及高雄两地举办《何日君再来》等义演晚会。

邓丽君在第一次主持金钟奖时，在台湾红透半边天的“月亮歌后”李佩菁脊椎病变开刀失败，她只能坐在轮椅上演唱，已很难再现“动感歌后”的仙姿，也只能坐着轮椅上台领奖。见此情景，邓丽君止不住泪水，频频以手拭泪。在邓丽君的心目中，战胜病痛的李珮箐永远像她在《高高的仙人掌》中所唱的那样，“我愿我也像那仙人树，不怕逆境，不怕吃苦，也要永远坚定又牢固”，“顶天立地，日日暮暮，能把一切难关都克服”。

种种集荣耀于一身之时，又积极为“假护照事件”“平反”，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刻，台湾极欲拉住邓丽君的意图十分明显。离家年余，首度返台，邓丽君心潮起伏，她在回台日记里，以简短的文字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复杂心情：

“走在拥挤的人群里，属于台北的那股特有气氛迎面而来，回头看着也提着行李的妈妈，一脸愉悦，看来似乎年轻了些。冬暖下的台北，正张开双手欢迎我。随身的几箱衣服真是麻烦透了，这几年在国外演唱，什么苦都吃了，但是出入境得带着大批行李仍是令人头疼的老问题。箱子里有一袋日本五角苹果，那是爸爸最喜欢的。妈妈陪我经年累月在外头演唱，留他一个人在家，每次想到他，妈妈和我都牵肠挂肚的。好不容易找到假期，回台北看看家人，替电视台录节目，三天后我又得收拾行囊，到马来西亚登台。要保持知名度，人非得付出相当代价，即使是付出青春。（第一天）”

“晚间全家人都聚在这家气派的餐厅里，爸妈坐在一块儿，感觉上我们又壮大了些，不再是飘落国外的艺人。爸爸笑声不断，话题连连；哥哥和弟弟追问我在日本的生活。一家人这样融洽的相聚是多年来少有的。（第二天）”

“今天好愉快，见了好多老朋友，一家人走在路上都有许多人品头论足的。有个小女孩告诉我，她从小听我唱歌；台北的男孩越来越时髦了，高跟鞋、中分发、皮夹克，好像越来越向日本年轻人看齐。

欧阳菲菲在日本找到心爱对象，许多人猜我也可能嫁个日本男孩，但我始终觉得日本男孩外在漂亮，但谈吐肤浅，不过婚姻的确是很微妙，我也不敢说。（第三天）”

“回到‘台视’老摄影棚感慨很深，想到十年前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在这里唱歌，‘台视’像我的老家，当时脑中只希望台湾的观众能接受我，但长大了之后野心更大，想学更多更好的歌唱表演，想要离开温暖的窝尝尝外头风雨的滋味，想要征服更多掌声。在日本的四年我确实长大了……我深知要做一位令人回味的歌手，不能只具有一张美丽的脸。回‘台视’，从上到下对我的热情，让我想到群星会时代的小女孩。‘华视’曾给我极好的条件，但在和‘台视’合约未满之前，我是绝对不会变动的，我深信影剧圈里应该是有道义的。(第四天）”

1981年12月，台湾当局的检察官林天麟根据台湾“航警局”提供的资料，认为邓丽筠的犯行“堪予认定”，但因“犯罪情节轻微”，且邓丽君在美求学期间，仍多次返台演唱，只是“偶触法网”，情有可原，因此依职权予以“不起诉处分”。台湾当局的最后判决是：“本来应依刑法二百十二条的规定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三百元以下罚金，不过由于是在中华民国以外的地区犯罪，故念其初犯，依刑法第七条规定，决定不起诉。”听到意料之外的这种判决，据说邓丽君流下了眼泪。这对于出身军人家庭、从小接受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教育以及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中成长、在国民党政府文化策略的培育之下开始活跃于世界各地舞台的邓丽君来说，台湾当局的举措具有极大的力量和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获得台湾当局的平反后，邓丽君“假护照事件”终于宣告落幕。

1981年在台湾的十大歌星评选活动中，歌迷有权评选的只有郭金发、陈淑桦等八位，因为另外两个名额早已预留给了邓丽君和刘文正。邓丽君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同样，邓丽君和刘文正是最早影响大陆的两位台湾歌手。在1981年的时候，台湾当局也把刘文正置于和邓丽君一样的境地，但由于邓丽君在国际间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后来刘文正主演的电影《星期六约会》就可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邓丽君的录音带则无法播出，偶有例外的是电影主题曲或插曲，曾经在电影频道中播放的一部电影《爱情躲避球》的插曲恰好是邓丽君的歌曲，这才给了大陆歌迷一个久旱逢春的机会。

在1981年之前的邓丽君也许还仅仅是一个普通歌手，可是，重返台湾后的邓丽君已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台海两岸铁幕纷争的政治旋涡之中。台湾方面利用邓丽君在大陆及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开始打起“邓丽君牌”，邓丽君被作为对大陆的一种“统战”工具隆重推出。当大陆的一些媒体披露有关方面邀请邓丽君回大陆演唱的消息时，海峡那边的邓丽君却被一次次劳军演出所包围。在那些明显带有政治倾向的演出中，当主持人问到她关于大陆的邀请时，邓丽君只得十分无奈地表示：“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

邓丽君虽然在两岸的紧张关系中为一方摇旗呐喊，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没有任何国家、意识形态的概念，她认为所有的中国人的发源地就是“中国”，他们的根在“中国”。大陆众多歌迷支持她的事业也给了她无比大的勇气，促使她树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坚定信念。因此，在台湾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邓丽君常常将“大家都是中国人”这句话挂在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