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餐的憎恨者眼里，牛排当属首恶，恰便似百余年来之国仇家恨，必定要从圆明园讲起。

牛排与汉族饮食的不兼容，是全方位的，灾难性的。罗兰·巴特揭示了牛排的原代码：“属于欢乐的神话，它是肉的精华和肉的纯粹形态。牛排的优越，显然来自它的假性生肉性质。在牛排中，血是看得见的、自然的、紧密的……完全充血是牛排的论点。”

纯粹形态，有血，尽管只是一种“假性性质”，却正是其为饱经技术（深度文化含量）处理的、非纯粹、非原始的、启蒙的、非血性的、十一成熟的汉族餐饮所排斥的要害。正如不识汉字及中国礼教的老外曾被称为“生番”，反之则叫“熟番”。不过，即使是郎世宁这样一个足有八成熟的“熟番”，也难免会把圆明园里的牛角设计成西班牙斗牛式的螺旋状前弯状，而不同于中国牛角的一致向上。

《论语》月刊曾有一文云“牛肉一方，孤零零的白瓷盆里一块腥，望去先不顺眼，何待吃？”虽是小品文，却以“方”、“孤”、“腥”这三个关键词道破了夷夏之别的玄机：“一方”并不是中国肉食的主流形态。法国的经典牛排，以夏多不里盎（chaeaubriand）命名，在中国，同样兼有政治家、文豪和美食家三重身份的苏东坡，则有大部头的“东坡肉”传世。只是中国的所谓大块吃肉，通常是一种反体制的行为，多少带有猖狂的风格。

广州的一家美式餐厅以卖正牌美国angus西冷牛排为招徕，火山石烧。虽然重只八盎司，好歹也属于美国农业局制定的特选级（choice），想不到的是，端上来的这份带血的块块，竟以先行被切割成条条。当然，这种事也就轮不到美国农业局来管了。

其次，“孤零零”指的是牛排在烹饪上未能给中国厨师留下更多地发挥余地。事实上，凡是上了等级的牛排，只须置于平底锅内，按个人喜好的生熟程度孤独一煎，无须任何佐料，意在取其肉汁之纯净。对于牛肉的这种不合群的个性，古人其实早已参透，故《随园食单》只一道牛馔记录在案，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加注：“此太牢独味孤行者也，不可加别物搭配。”由此看来，“土豆烧牛肉”的确有修正主义的倾向。

丸子是中式牛肉最为常见的形态，尽管牛肉的成分还算“纯粹”，惜乎形态上已高度变异，由“排”而“球”。

对于牛肉的这种反复捣制，千锤百炼，倒也并非出自主观上对“非纯粹形态化”的刻意追求，依我看，这主要是对不良肉质的一种技术性补救，舍其味而求弹性也。

至于薄如纸片的四川“灯影牛肉”，不但以其轻薄完成了对牛排的“非块化”处理，在丁香、茴香、肉桂、芝麻香油、花椒粉等十多种混合香料的渗透浸泡之下，全无血性可言。虽然传统医学还是注意到黄牛肉在滋补“后天气血”方面的作用，不过血腥始终不是吾人的肉食理想。广东人的言行有时让内地人觉得其带“番”性，可能跟广东人那血淋淋的白切鸡有关。肉的饥餐和血的渴饮，只能是一番未酬的壮志，而牛排与圆明园之间，也不会全然没有一点隐性的关联吧。

地球上的畜牛，无非印、欧两系，牛牛之间的重大差异，更多是在一头牛被视为牛肉之际方得体现。

牛在六畜里行二，但是中国始终没有食牛传统，其中原因很多，例如，牛是先秦统治阶级御用的高级祭祀用品，从而一度形成了对牛的崇拜和垄断；又如，高坐堂上的齐宣王那一天之所见以及孟子在推广“仁术”时所借用恰好都是牛，因而在“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生不忍食其肉”的道德利空之下，牛肉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形成过“牛市”。

牛也并不是随手拈来，这正是农耕与畜牧、即小放牛和大养牛之间的差异。譬如，尽管牛a和牛b都在不同的山坡上吃草，不过牛b是生产工具，而牛a就是产品本身。磨刀霍霍向猪羊，宰杀役牛是破坏生产和败坏道德的双重罪过。闽、台一系的客籍族群，至今还有不食牛肉的习俗。牛、犬不仅被“以遗羊易牛之遗意”而从略于李渔的食单，还特别声明此二物“有功于世，方劝人戒之之不暇，尚忍为之酷刑乎”。

功臣不可杀，来使不便斩，异质性极高的牛排因而比其它西式食品更容易在中国成为“西式”的符号。为了《花样年华》的推广，一场完全按影片场景订制的“花样年华大餐”在香港推出，凡记得梁朝伟与张曼玉吃牛排那场戏的，想必会对此“大餐”中一道“周太太牛排”报以会心一笑。吃牛排，粤语叫“锯排”，听上去，虽然强调的似乎只是工具性，毕竟曾是香港人心目中最具西方价值的浪漫活动，当然那已是经过酱缸洗礼的浪漫。这种港式牛排（目前在广州十分流行），经过深度腌制，可笑的是，侍者还会循例问一声“要几成熟”，其实用不着煎，腌也腌熟了。

不过文化也不是绝对的。日本人过去也不吃牛，尤其自佛教盛行之后，历代天皇皆颁令禁肉。直到明治五年，才解除了他从德川家族手中继承的持续了一千二百年之久的“肉食禁令”，原因是要办洋务。然而，这桩洋务竟然在二战之后把日本的牛办成了全世界最好最贵的牛肉。

日本“和牛”系以从中国引进的印度牛与欧洲血统的“约翰牛”交配而成。其“填鸭”式的饲养，包括每天散步二十分钟，喝啤酒，以清酒按摩，听音乐，等等。这不是养牛，而是在养牛肉。得到的肉，脂肪纤维细致而且均匀，雪白大理石状细纹均匀地密布于鲜红的肉色之间，日人美其名曰“霜降”，美丽得匪夷所思。

当然不是说明治维新带有牛排的肉感，惟神户作为顶级牛肉的产地，恰好是日本对西方开放的门户。另说，欧洲最善养牛的德国人在占据青岛之后于当地大兴祖业，德日结盟之后，此等优质牛种乃由青岛输往神户。

据有关方面统计，尽管我国的养牛业已实现了从役役用为主向肉用为主的商品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但是中国肉牛产量却仅占全球总产量的54%，而且质量较差，入世在即，应奋起直追。不过，中国牛肉的好不好吃与国人的爱不爱吃之间互为表里的关系，多少会是一种非关税性壁垒。在牛肉的全球化问题上，我其实更担心中国的足球运动。举凡足球强国如欧洲、美洲自不待言，皆牛肉大国也，国民日常所食肉食中45%为牛肉，至于韩、日，竟也是东亚地区少有的食牛国。球场上谁怕谁，莫非先得在餐桌上论论谁比谁更“牛”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