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城市附近的公路上见到的动物尸体大都是狗，也有少许的猫。深入乡间，动物尸体的形状和颜色就是陌生的了。那是些野生动物。从车窗望去，它们残缺不全的肢体，让我们联想起土拨鼠、獾、鼬、田鼠、蛇，有时是残破到面目全非的鹿。

这景象总给人以莫名其妙的震动。一半是突然涌来的悲悯，一半是没来由的惊讶。

见到死在大路上的动物简直就是令人震惊。这种心灵上的伤害倒不全是因为它们死的不是地方。不管它们死在什么地方，也不该这么触目惊心地横陈在我们面前。你不希望看到动物陈尸在光天化日之下。动物应该独个儿地、远远地、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这才是它们的本性。不该看到它们倒卧大路之上，不该看到它们死在任何地方。

万物皆有一死，但我们只觉得死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站在草地上、山脚下，仔细检视四周，几乎目之所接的所有东西都在死亡着，大多数东西要在你之先早早死去。若不是你眼前一直进行着更新和取代的过程，那么，那片地方终将在你脚下变成石头和沙砾。

有些生物似乎永远不死。它们只是整个儿地消失在自己的后代当中。单个的细胞就是这样。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如此下去，过一会儿，它自己的最后一点痕迹就消失了。这不能看作死亡；若撇开变异不论，那么，那些后代仅仅是第一个细胞，重新活过一遍。粘菌的生活史中有些结束阶段，看起来象是死亡，但是，那带有柄和子实体的干枯的鼻涕虫，却显然是发育中的动物的过渡性组织。游来游去的阿米巴状细胞集体地使用这种机制，来产生更多的细胞。

据说，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着成亿兆的昆虫。按我们的标准，其中的大多数寿命都很短。有人估计过，在温带的每平方英里的上空，往上延伸到数千英尺的大气中，悬浮着二千五百万个形形色色的昆虫。它们在层层大气中象浮游生物一样漂游，在不断死亡着，有些被吃掉，有的只是随时随地掉落下来。它们这样围绕地球，无可计数，死了随即分解，没有人看到。

谁见过死鸟？那么多鸟当然有许多要死去，但谁见过那么多的死鸟？死鸟是不宜见到的。见到死鸟比突然飞起的活鸟更叫人吃惊。我们心里一定会认为什么地方不对劲。

禽鸟总是死在背人处，死在丛中石下，从不飞着栽下来。

动物似乎都有这样的本能：独个儿去死，在背人处死。即使最大、最招眼的动物到时候也想法荫蔽起自己。假如一头大象失检死在明处，那么，象群不会让它留在那儿。

它们会把它抬起，抬着它到处走，一直找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适当地方再放下。大象如遇到遗在明处的同类的骸骨，它们会有条不紊地一块块将它们捡起来，在哀思绵绵的纪念仪式中，疏散到邻近的大片荒野中。

这是自然界的奇观。世上万物皆有死，每时每刻都在死，其数量跟每个早晨、每个春天让我们眩目的新生一样多。但我们看到的，无非是面目全非的残肢，十月的别墅门厅里挣扎的苍蝇和公路上的残体而已。我这一辈子一直揣着个闷葫芦：我的后院，有的是松鼠，满院都是，一年四季都在，但我从来也没在任何地方见过一只死松鼠。

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好。假如世界不是这样子，死的事都在公开进行，死尸举目可见，我们就永远忘不了这东西。幸而，我们可以在大部分时间忘了这事，或认为那是可以有某种方法避免的事故。但是，这的确也让我们把死的过程看得比实际更意外，当我们必须处于这一过程时更觉为难。

我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使自己跟自然界协调一致。报上的讣告栏告诉我们，我们在死亡着，而出生栏则用小字排印，毫不显眼地印在页边上，告诉我们后继有人。

但从这里我们还是把握不了那规模之大。我们在地球上有三十亿众，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三十亿到时候都要死去。年逾五千万的巨额死亡，在相对悄悄地发生着。只有家里人或朋友死了，我们才知道。孤立地来看这些死亡，就认为是不自然的事件，是反常，是伤害。我们低声地谈论这些死亡，他们是被疾病击倒，或者是死于非命。好象可以见到的死亡只能有什么原因才发生，是可以避免的一样。我们送花圈，悲痛，举行葬礼；撤骨灰，却浑忘三十亿，都在此途中。所有这芸芸众生的血肉和意识终将消失，被大地吸收，而暂时的幸存者，对此则毫无知觉。

过不了五十年，替换我们的后人要超过此数的两倍。难以想见，有这么多人死亡着，我们还怎么能继续保住这一秘密。我们将不得不放弃这一观念，不再认为死是一种灾难，是可恨的事，或是可以避免的事，甚或是奇怪的事。我们将需要多知道一些我们之外整个生命系统的循环，知道我们跟这一总过程的联系。任何事物的生，都是某一事物的死换来的，一个细胞换一个细胞。意识到这一同步过程，许是一种安慰。这种过程表述如下：我们都在一起走着下坡路，我们的伙伴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