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认识李汝祺教授之前，就在他的未婚夫人江先群的梳妆台上看到他的照片了！

我是1926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到母校北京燕京大学任教的。江先群也是同年来到燕大生物系任教，我们同是最年轻的教师，一下子就投到一起。我在《话说相思》那篇文章里，曾提到这一段：

“有一天一位女同事（我记得是生物系的助教江先群，她的未婚夫李汝祺先生，也是清华的学生，比文藻高两班，那时他也在美国）悄悄地笑问我：‘听说你在班里尽教学生一些香艳的词曲，是不是你自己也在想念海外的那个人了。’”

大概是1927年，李汝祺教授也应聘到燕大任教，他们是在燕大校长住宅临湖轩结的婚，我还做了伴娘。他们的新居在燕南园，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在以“男士”署名的《关于女人》那本书里有一篇《我的朋友的太太》中就描写了他们的新居：

“我们被请去吃晚饭的那一晚，不过是他们搬入的一星期之后，那小小的四间房子，已经布置得十分美观妥帖了。卧室是浅红色的，浅红色的窗帘、台布、床单、地毯，配起简单的白色家具，显得柔静温暖。书房是两张大书桌子相对，中间一盏明亮的桌灯，墙边一排的书架，放着许多书，以及更多的瓶子，里面是青蛙、苍蝇，还有各色各种不知名的昆虫。

这屋子里，家具是浅灰色的，窗帘等等是绿色的。外面是客厅和饭厅打通的一大间，一切都是蓝色的，色调虽然有深浅，而调和起来觉得十分悦目。”

以上都是实在的描写。1929年，我的老伴吴文藻也来到燕大任教，我们是那年的6月15日在燕大的临湖轩结的婚，婚礼一切，都是江先群操办的。我们的新居也在燕南园，从此十余年中我们两家往来无间，真是情如手足，我们的儿女们，也是彼此互称为干爹、干妈。

“七·七事变”后，我们一家离开了燕大，到大后方的云南大学去，但和他们仍常通消息，直到解放后1951年，我们从日本回来，文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他们在北京大学，居处是远些了，但我们仍时有来往。1980年我摔断了右腿之后闭门不出，不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了，但在81年江先群病危之际，我还是扶病去看她一次，这就是我们的永别了！

1985年9月文藻也逝世了，我们两家只有儿女们有时互访。今年的4月4日李汝祺教授又弃我们而去。（关于他学术方面的成就，我是门外人，不能详细地论赞。）照理说95岁也算高龄了，但在他的老友心中，不能没有悲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