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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荣耀离开以色列（2）

发掘圣地

我打算弄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在10月6日星期六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个问题：考古学家们是否曾在尼波山进行过发掘，以证实犹太人关于它是约柜最后安放地的传说？

我先从10月8日上午我曾想去参观的那些发掘活动人手。现在虽然无法到发掘现场去，但我可以采访一些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并且研究一下他们的发现。

我得知，正式的发掘工作开始于1968年2月，那是”六日战争”以色列伞兵控制了耶路撒冷的大约8个月以后。虽然所有的发掘点都在圣殿区以外，但发掘工作还是从一开始就成了争论的焦点。发掘工作的现场指挥梅尔·本一多夫说，最初的反对声来自穆斯林高级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认为发掘工作是损害穆斯林利益的阴谋。他们抱怨说：”这次发掘其实并不是科学考察事业，发掘者的犹太复国主义目的，显然是破坏圣殿山的南墙，而它也是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的南墙，因此他们也企图破坏清真寺。”

使本一多夫惊讶的是，基督教徒起初也同样反对发掘工作。他说：”他们认为，发掘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给第三圣殿奠基，而所有的考古考察活动只是一个令人厌恶的阴谋的幌子。我只能说，如果不是亲耳听见了这些谣言，它们肯定会使人觉得是狂热想象的产物。可是，无论是不是在开玩笑，人们却不止一次地当面问我：你们是不是打算重建圣殿？而这些人都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智力和才能都格外出众。”

最激烈地反对发掘的是犹太教的权威人士。政府在决定发掘之前曾努力征得他们的同意。1967年，希伯来大学考古研究所的玛扎尔教授与谢法迪教堂和阿什肯纳吉教堂的大拉比进行商谈时，两位大拉比马上拒绝了这个提议：

谢法迪教堂大拉比尼希姆以我们提出发掘的地区是块圣地为理由，不同意我们的计划。我请他做进一步的解释，他表示，我们的发掘有可能证明哭墙其实并不是圣殿山的西墙。他还问，既然发掘工作与科学考察毫无瓜葛，这样的发掘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

而阿什肯纳吉教堂大拉比乌特曼则担心发掘工作会涉及犹太法律的一些难题。他一边思索，一边说：”假如你们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约柜，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呢？犹太人的传说里说，约柜被深埋在了大地底下。”玛扎尔教授毫不知情地回答道：”那就是个奇迹嘛！”但是，这位德高望重的大拉比却对这位渊博的教授说，他担心的正是这一点。这是因为，从犹太教法律的角度看，以色列的子孙是”不洁的”，因而被禁止触摸的柜。所以说，在救世主临世之前，连动一动发掘圣殿山的念头，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位大拉比对约柜的见解完全是出于正统的观念。自从第二圣殿被毁以后，犹太教的确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不洁净，而据说惟有真正的救世主到来才能结束这种状况（参见g·维格德编《犹太教百科全书》，第695、481483页）。因此，这类教条就为考古学家的工作设下了重重障碍。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获得了拉比们的批准，也争取到了另外两种单一神教（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译者注）的批准，它们都来自《旧约》中对耶和华的信仰。

发掘工作开始了。不仅如此，发掘地点虽然位于圣殿山以外，却还是出土了一些手工制品，其年代属于第一圣殿时期。不过可想而知，并没有发现约柜的任何迹象。大量的出土文物都属于第二圣殿时期末期、穆斯林时期和十字军时期。

因此我已经可以说，梅尔·本一多夫教授的发掘工作当然没能证实犹太人关于埋藏约柜的说法。不过，他的发掘也没有最终否定那些传说。要证实它们，看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圣殿山内部进行发掘。

读者肯定记得，我的感觉是：在考古学这门学问诞生的好几个世纪以前，圣殿骑士们已经发掘过圣殿山内部了，当时他们也没能找到约柜。尽管如此，我还是需要弄清一点：现代是否有人发掘过圣殿山内部？如果有，他们发现了什么？我向加比·巴凯博士提出了这些问题，他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第一圣殿时期的专家。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根本没有人做过发掘圣殿山内部的尝试。”

”为什么？”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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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里是至圣之地。穆斯林当局禁止在那里进行一切形式的科学考察。他们认为那是最严重的读神行为。所以对考古学家来说，圣殿山一直是个谜。我们对它的了解，大多是理论上的和解释性的。在考古学方面，我们只有查尔斯·瓦伦的那些发现，当然还有帕克的那些发现。如果我没记错，帕克在1910年确实对圣殿山内部进行过发掘。不过，他并不是考古学家。他是疯子。当时他在找约柜。”

我无法断定，巴凯博士说帕克是”疯子”，这究竟是因为帕克寻找约柜，还是因为由于帕克是疯子才去寻找约柜，还是帕克在挖掘岩石圆殿内部以前就有了明显的疯狂症状。不过，这倒像是个绝妙的提醒，能使我不再对教授提起我也正在寻找约柜的事。我只问这位考古学家哪里能找到关于帕克的资料和关于查尔斯·瓦伦的资料，后者是他提到的另一个名字。

此后的几天，我一直在研究档案资料，并了解到：瓦伦当年是不列颠皇家工程院的一名年轻的副官，1867年，总部设在伦敦的”巴勒斯坦开发基金会曾委派他去发掘圣殿山。不过，他的发掘范围却几乎还是同一个地区，即在圣殿区南边以外。一个世纪以后，梅尔·本一多夫及其同事们对那里进行了更彻底的发掘。

这两次发掘的区别在于：瓦伦虽然也曾非常积极地寻求获准在圣殿山内部进行发掘，但他的努力却遭到了当时控制耶路撒冷的奥特曼土耳其当局的拒绝。不仅如此，有一次，瓦伦掘出了一条向北延伸的地道，正准备在圣殿山外墙底下挖掘，但劳工们使用的大锤和其他工具发出的响声，却惊动了他们头顶上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里的祈祷者。结果，瓦伦和他的人遭到了祈祷者们冰雹般的石块袭击，引起了骚乱，耶路撒冷总督伊泽特帕夏立即下令无限期中止他们的发掘工作。

尽管困难重重，瓦伦依然没有灰心。他设法说服了土耳其人，恢复了发掘工作。后来，他曾经几次偷偷尝试在圣殿山底下挖地道。他计划画一张地图，记录他可能遇到的所有古代遗迹的位置。但他无法实现这个抱负，只挖到了圣殿区外墙的地基。他当然没有找到约柜——不过，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当时曾打算寻找约柜。他的主要兴趣在第二圣殿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了许多具有长久学术价值的考古发现。

然而，蒙泰古·布朗斯罗·帕克的情况就不同了。帕克是默雷伯爵（约翰·默雷，18381923，英国政治家、作家一一译者注）的儿子，1909年去了耶路撒冷，并公开说是为了寻找约柜。他没有做出任何学术上的贡献。

后来，著名考古学家卡斯琳·肯雍描述帕克的那次探险时，说它”无论用什么标准去衡量都堪称出色”。那次探险的设想来自一个芬兰的神秘主义者，名叫瓦尔特·h·朱维留斯。

1906年，朱维密斯向瑞典大学提交了一篇论文，提出了对所罗门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问题的见解。他说自己掌握了隐藏”包金约柜”地点的可靠消息，说那个地点就在圣殿区内。他还说，他仔细研究了《圣经》的有关段落，证实了存在一条秘密的地道，从耶路撒冷城的某个部分通向圣殿山内部。他研究了查尔斯·瓦伦的发掘报告以后，便坚信这条秘密通道就在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以南，就在瓦伦已经发掘过的那片区域内。

朱维留斯认为，如果找到了约柜，那么约柜的价值大概等于两亿美元。于是，他便以这两亿美元为诱饵，寻找投资者来资助一次发掘探险，其目的就是确定那条秘密通道的位置，并把它清理出来，以便取出约柜。

他募集资金的活动最初没有获得多大成效，直到后来他在伦敦结识了蒙泰古·布朗斯罗·帕克。帕克当时30岁，很支持朱维留斯的事业。帕克从英国和海外的贵族们那里争取支持，很快就筹集了一笔非常有用的资金，数目为125000美元。于是，发掘工作便开始了，到1909年8月，他们在橄榄山建立了发掘探险总部。橄榄山下就是圣殿山。

他们直接从瓦伦当年艰辛发掘过的地方开始挖掘。不仅如此，帕克和朱维留斯尽管知道那位著名的先驱者当年并没有做出任何意义重大的发现，但他们还是不甘心。相反，他们怀着乐观的态度继续工作，因为他们雇来了一个爱尔兰的通灵遥视者，帮助他们寻找那条所谓的”秘密地道”。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可想而知，他们的发掘工作遭到了所有宗教教派虔诚教徒的抗议。冬天到了，气候变得十分恶劣，发掘现场泥水横流。可以理解，帕克灰心了。他下令暂时停工，到1910年夏天才继续挖掘。此后的几个月间，他们拼命地工作，但那条秘密地道却依然不肯露面。与此同时，各界反对整个发掘计划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了。

到19if年春天，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亲自出马，反对这场可能危及犹太教最高圣地的发掘活动。这位男爵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国际银行家族（该家族是犹太银行及金融家族——译者注）的成员。为了结束发掘活动，罗斯柴尔德男爵买下了和发掘地点相邻的土地，以此直接威胁帕克。

年轻的贵族帕克被这个局面弄得惶惶不安。因此，1911年4月，他放弃了搜寻那条秘密通道的计划，开始用一些更不计后果的手段去达到目的。

当时，耶路撒冷还在奥特曼土耳其人手里，而总督阿穆塞。贝依帕夏也并不以谨慎忠实而闻名。帕克用25000美元的贿赂，使这位帕夏批准了他的行动。他又用另外一小笔贿赂买通了谢克·哈利利，后者是岩石圆殿的世袭护卫官。哈利利同意把帕克一行带进圣地，并且对他们在那里的活动不闻不问。

出于明显的理由，帕克一行的工作在深夜进行。这些探宝者化装成阿拉伯人，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圣殿山南部紧靠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的地方挖掘。帕克和那个爱尔兰遥视者都相信，约柜就埋在那里。但是，这番努力却一无所获。于是，1911年4月18日下半夜即将黎明的时候，帕克把注意力转向了岩石圆殿，转向了”世界的基石”地底下传说中那个深深的地洞。

当时，那里还没有修建通向”灵魂之井”的那段台阶，因此，帕克和他的人不得不用绳索把自己和设备吊进地洞里去。绳索的一头牢牢拴在”世界的基石”上。他们进了地洞，点亮风灯，开始沿着石洞的地面往前走，希望能走到约柜的最后安放地。

没等他们弄清下面是否还有其他的洞穴，他们就大祸临头了。他们虽然买通了世袭护卫官谢克·哈利利，但是，清真寺的另一名助理护卫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据说，那天他是因为家中住满了客人，才决定到圣殿山过夜的。他听见岩石圆殿地下传来挖掘声，连忙跑进殿里，朝”灵魂之井”下面窥探，惊恐地发现几个外国人瞪大了眼睛，正用镐头和铁锹挖掘神圣的地面。

双方都立即做出了激烈的反应。惊恐的清真寺助理护卫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吼叫，然后边喊边跑，消失在黑暗里，去召集信徒。这些英国人也聪明地意识到赌博结束了，便仓皇撤退。他们连自己的营地都没回，立即离开了耶路撒冷，跑到了贾法港口，幸好他们租的一条摩托艇正停泊在那里。他们刚刚逃离不久，一大群歇斯底里的群众就赶到了圣殿山。帕克一行躲过了那群人，而倒霉的谢克·哈利利的下场就难以言喻了。

那天清晨，耶路撒冷爆发了大规模骚乱，阿穆塞·贝依帕夏被怀疑为外国人的共犯（这并没有冤枉他），遭到了谴责和辱骂。他做出了反应，下令立即封锁圣殿山，并签署了几道命令：那些外国探宝者一到贾法，就立即逮捕他们。他采取这个步骤，无疑是想安慰自己有罪的良心。但是，谣言立即传开了，说帕克已经找到并拐走了约柜。于是，穆斯林的领袖们和犹太人的领袖们纷纷大声抗议，要求绝不允许把那件圣物带出国境。

贾法警察局和海关当局收到了告急电报，逮捕了那些逃到这里的英国人，扣留了他们的全部物品，进行了极为彻底的搜查。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发现。这个结果使他们进退两难。于是，他们没收了英国人的行李，但同意让英国人回到自己的小艇上，以此创造一种健康的气氛，以便继续审问他们。可是，帕克和他的同事一平安地登上小艇，就下令水手们马上开船。

几个星期以后，帕克回到了英国。他没有找到约柜，却花光了英美投资者交给他的125000美元。卡斯琳·肯雍在多年以后总结说，这个事件和这次发掘，都无助于提高英国考古学界的声誉。

但是，英国考古学家却没有参与下一次寻找约柜的发掘活动，那次发掘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地点集中在尼波山。《马加比传》说，当年所罗门圣殿被毁之前，先知耶利米把约柜藏在了尼波山上。

这次发掘的主要发起者是一位古怪的美国探险家，他喜欢穿阿拉伯式的长袍，虽然是个男人，却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安东尼娅·弗里德利克·伏特尔。他彻底考察了尼波山（及其附近的皮伽山），以真正令人敬畏的独创性，宣布他已经发现了一条秘密通道。这条通道被一堵墙一样的东西封闭着，而伏特尔没有打算把它推倒。然而，他用手电筒察看那堵墙的时候，却发现了一句古老的铭文，他一字不差地抄下了那句铭文，把抄下的铭文带回了耶路撒冷。他找到了希伯来大学的一位”学者”，后者帮他破译了那句象形文字。那句铭文是：

此处埋着金约柜

遗憾的是，伏特尔不愿意透露那位提供这句译文的学者的姓名；在随后引起的轰动中，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领受这个殊荣。后来，伏特尔也拿不出他抄写下来的铭文原件。此后，他也再没有回到尼波山，把约柜从那条秘密通道里取出来。

半个世纪以后，一个新的得胜者出现了，接过了伏特尔扔下的接力棒。那个得胜者也是位美国探险家，名叫汤姆·克劳斯特，他以前的一些”发现”包括巴别塔、挪亚方舟和亚当之城。

1981年，这位先生依靠非常辗转曲折的手段，弄到了伏特尔留下来的一些论文，其中显然包括一幅简要草图，画的是尼波山上的那条被堵的秘密通道，据说约柜就被埋在那座山里。

尼波山位于现代约旦境内，因此，克劳斯特便飞往约旦。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些热心的同事，都来自一个名叫”国际恢复历史研究所”的组织，其总部设在美国堪萨斯州的温菲尔德。他们的使命当然是去解救约柜。为此，他们在尼波山上露营四天——这使山上”圣地”（errasana）教堂的圣芳济会修士们非常惊愕。他们护卫着那座拜占庭时期的教堂，传说它建在埋葬摩西的地方。在过去的数十年当中，这些僧侣曾对尼波山地区做过谨慎的专业考古发掘。

不用说，那些圣芳济会修士们从来没有找到过约柜。克劳斯特也是如此——至少在尼波山一带没有找到。不过，克劳斯特在尼波山的发掘结束之后，他和他的考察组便转移到了附近的皮伽山（mounpisgah）（伏特尔当年也去过那座山）。他们在山上发现了一条沟，并相信沿着它就可以找到伏特尔草图上画的那条”秘密通道”。

那条沟的部分地面被一块石板挡住了，这个情况就更他们激动万分。1981年10月31日夜里，他们挪去了这个并不牢固的障碍，果然发现眼前有条通道。他们沿着通道（据他们说，它的宽度约为4英尺，高度约为7英尺）向地下走了大约600英尺。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堵墙，它和伏特尔描述过的那堵墙完全一样。他们没有犹豫，把墙推倒了。

墙后面有个岩石凿成的洞穴，大约7英尺见方，据克劳斯特说，那里面有只包金的长方形箱子，长62英寸，宽37英寸，高37英寸。据说，箱子旁边还有两根杠子，与《圣经》上说的抬约柜的杠毫无二致。箱子的一侧还有个布包，克劳斯特估计那里面就是带翼天使雕像，以前曾被放在施恩座（即拒盖）上。

这些美国人断定自己已经找到了神圣的约柜。他们没有移动它，没有碰它，也没有打开它。他们用带闪光灯的照相机给它拍摄了彩色照片。然后，他们离开约旦，返回了美国，并立即把这个发现通知了合众国际社。结果，这个国际报业辛迪加发表了一则新闻故事，其责任记者说，这个故事”比我平生报道过的任何消息都更富于戏剧性”。

那么，约柜果真被找到了吗？在那个石头洞穴里拍摄的那些照片显然是关键性的证据。如果有资格的考古学家能有机会去研究那些照片，它们便能证实美国人宣布的这个耸闻是真实的。因此，克劳斯特一直拒绝把那些照片拿给任何人看，这个做法就很难让人理解了。他说，按照上帝的吩咐，这些照片只能让伦敦银行家大卫·罗斯柴尔德看，因为此人是耶稣基督的直系后裔，并且是被上帝选中去建造第三圣殿的人，而约柜将被从它的隐藏处取出，放进第三圣殿里。

罗斯柴尔德也是1910年反对帕克发掘圣殿山的那个国际银行家族的成员，他冷冰冰地拒绝接受那些照片。那些照片还被克劳斯特保存在他堪萨斯州温菲尔德的家里。他依然拒绝让人们看到它们，而仅仅让经过挑选的访问者见到。

1982年，一个有幸看到那些照片的访问者，是受人尊敬的考古学家齐格弗里德·h·荷恩。他是研究尼波山地区的专家，著有十几本学术著作。他花了一些时间检验了克劳斯特拍的那些照片。遗憾的是，那些照片的冲洗质量很糟糕：

除了其中的两张以外，它们上面什么都没有。那两张有影像的当中，一张很模糊，不过的确拍出了一个石室和它中央的一只黄颜色箱子。另一张的影像相当清楚，拍的是那只箱子的正面。（《圣经考古学杂志》，1983年56月号，第68页）

荷思一离开克劳斯特的家，就根据刚刚看过的反转片画了一幅那个箱子的速写（他的绘图技术十分高超）。他认为，那箱子外面的某些金属部分是黄铜而不是金子；不仅如此，箱子上面镶的钻石还很像是用机器加工出来的。不过，到现在为止最遭人非议的是：箱子上的钉子竟然有现代式样的钉头，它从箱子正面右上角突了出来。荷恩总结说：

我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但这些照片使我坚信：它不是古代的手工制品，而是现代的人工制品，上面有机器加工出来的装饰条纹，而里面是一层薄金属权芯。

从虚构到现实

我研究了耶路撒冷考古的那些记录以后，已经找不到其他资料，说明还有别的人进行过发掘探险，以验证犹太人关于约柜最后安放地的那些传说。

我采访过的学者们都认为这方面的资料确实非常有限：当年的查尔斯·瓦伦，以及后来的梅尔·本多夫及其考察小组，都曾经发掘过圣殿山区（尽管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寻找约柜）；蒙泰古·布朗斯罗·帕克（加比·巴凯博士说他不是考古学家而是”疯子”）虽然曾挖掘过圣殿山内部，但一无所获；安东尼娅·弗里德利克·伏特尔认为约柜就藏在尼波山，并确实在尼波山发现了一条秘密通道，却没有继续考察它；最后，汤姆·克劳斯特自称在一条通道里找到了真约柜——不过，那条通道在被伏特尔发现之后不到50年时间里，从尼波山移到了皮伽山。

以上就是全部情况。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这些就是曾经引起过一次次轰动的沸点。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自己的考察活动。我在做什么呢？当然，我是在追寻约柜。我必须承认：在我之前从事过这项冒险的，不是笃信救世主的梦想家，就是头脑轻率的怪人，这种情况的确使我忐忑不安。

我认为，我有个长处能作为补救：我对第三圣殿毫无兴趣，我也不相信约柜曾被埋在岩石圆殿、尼波山或皮伽山里。我知道，证实那些地方已经没有进一步的秘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我现在还是像以前一样满意地知道，失踪的约柜并不在犹太人传说里提到的那些地方——约柜既不曾被埃及人拿走，也不曾被巴比伦人拿走；约柜也没有被毁掉。

所以说，约柜的失踪越来越像个令人迷惑不解的谜，正如美国加州大学希伯来语及比较宗教学教授理查德·埃利奥特·弗里德曼所说，它是”《圣经》中的一大奥秘”。

我在1989年和1990年的所有工作已经加强了我的一个信念：这个奥秘的答案必定在埃塞俄比亚。然而，在我考察的各个阶段中，一个我一直没有面对的难题却是：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有约柜，这个说法的依据其实也非常脆弱，就像《伪经·巴录书》或者《马加比传》一样。

说实话，我已经开始感到《国王的光荣》大胆强调的那个说法，并不足以作为历史证据，因而并不能让我下决心到圣城阿克苏姆去一趟——我将为那次旅行冒生命危险。

《国王的光荣》一直说，示巴女王是埃塞俄比亚人，她和所罗门王有了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从耶路撒冷拐走了约柜。但这些说法更像是离奇的虚构，而不像朴素的事实。

确切地说，我已经在埃塞俄比亚找到了大量的证据，大量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它们确实都相当有力地支持了一种看法，即约柜可能真的就在阿克苏姆城那个圣堂礼拜堂里。现在，我对这一点已经很有把握：除了阿克苏姆，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能更使人相信它是约柜的最后安放地了。我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因为我更相信《国王的光荣》对约柜到埃塞俄比亚的经过的记述，而是由于其他几种说法相形之下更站不住脚。

所以，在最终决心去阿克苏姆城之前，我感到必须找到一种解释，它要比《国王的光荣》更令人信服，能够说明”被《圣经》视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圣物的约柜”如何在非洲的心脏地带找到了最后的安放地。

1990年10月中旬，当我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解释。我将在本书的下一章详细叙述这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