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在耶路撒冷接受我的采访时曾说，一个”外国国王”在大规模拆毁埃及人神庙时，留下了他的祖先”在阿斯旺”建造的那座犹太神庙：

他却没有拆毁我们的神庙。埃及人看见只有犹太人的神庙没有被毁，就怀疑我们和入侵者站在一边。正因为这个理由，埃及人就开始反对我们，毁掉了我们的神庙，而我们不得不逃亡。

公元前525年，一位外国国王的确入侵过埃及，也的确拆毁了许多神庙。他的名字叫坎彼塞斯（cambyses），是扩张成性的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波斯帝国是他的父亲居鲁士大帝建立的。埃勒法坦纸草书上有关于坎彼塞斯的记载：

坎彼塞斯侵入埃及之后，他发现了这座（犹太）神庙。

他们（波斯人）拆毁了埃及的所有神庙，但谁都不曾损坏这一座。

波斯人占领埃及的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末。在这个时期里，埃勒法坦的犹太人和波斯人密切合作。波斯人的保护被彻底驱除之后，岛上的犹太神庙才被拆毁。因此，拉斐尔·哈达尼讲述的这个民间传说具有确凿的历史依据。

5哈达尼还说，法拉沙人特别崇拜塔纳·奇克斯岛。我听说，公元前5世纪时约柜曾被送到这同一个岛上。不仅如此，我在这个岛采访过的基督教神甫梅米尔·菲塞哈还告诉我：约柜被藏在岛上的”一个帐篷里”，藏了800年，然后才被送到阿克苏姆城。塔纳·奇克斯岛上用帐篷（或叫会幕）掩藏约柜，我对此毫不吃惊。如果我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把约柜带到该岛的那些犹太人，其在埃勒法坦岛的神庙想必刚被破坏不久，他们也应当知道所罗门圣殿当年被尼布甲尼撒烧毁的历史。他们很可能做出了决定：从此永远放弃正式的神庙，回到荒野流浪的纯粹传统上，那时的约柜就被放在帐篷里。

6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拉斐尔·哈达尼告诉我，法拉沙人的祖先到达埃塞俄比亚以前，不仅路过了阿斯旺（即埃勒法坦），也路过了莫罗，”在那里住了一段不长的时期”。1990年1月，我在安波博尔村采访法拉沙祭司所罗门·阿莱姆时，他也提到了这两个地方的名字。莫罗的废墟被湮没在历史中1500多年以后，终于又在1772年重见天日了。这难道也是巧合吗？发现莫罗废墟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苏格兰探险家詹姆斯·布鲁斯（参见他的《1768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1790年爱丁堡版，卷4，538539页）。

逃亡者之地

我感到，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的思路是正确的。发现古代莫罗遗迹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我的老朋友詹姆斯·布鲁斯，这一点更激起了我加快考察进程的的热情。

我可以断定，当年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史诗般的埃塞俄比亚之旅，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约柜的下落（参见本书第七章）。因此，他找到了传说里莫罗城的遗址，这太合情合理了。当年，约柜在被送到埃塞俄比亚的途中，就曾经路过了莫罗城。

可是，约柜当年果真路过了莫罗吗？在我看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埃勒法坦岛的犹太人当年离开该岛后，为什么要带着约柜向南方迁移呢？他们为什么不去北方（例如去以色列）呢？

我发现对这个问题大概有几种答案，每一种都有一定的道理：

首先，在公元前5世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已经习惯了没有约柜的生活。所罗门圣殿早已不存在，一座新圣殿（即第二圣殿）已经建了起来。何况还有一批戒备心很强的祭司们管理着第二圣殿，他们自然不会欢迎那些来自埃勒法坦的竞争者。

同样，在公元前5世纪耶路撒冷提供的那种神学思想氛围中，埃勒法坦的犹太人也会感到格格不入。宗教思想已经向前发展，人们不再认为上帝是半带肉身的神，因而也不再认为上帝住在”二基路伯之间”；那种约柜占据核心位置的崇拜形式，也已经大都被放弃了。

因此，约柜的回归将会引发许多潜在的灾难性难题。埃勒法坦的犹太教祭司们很清楚：为了避免这些难题，他们应当远离耶路撒冷。但又到何处去呢？他们显然不能继续留在埃及，因为埃及人已经在处处和他们作对，还拆毁了他们的神庙。同样，从埃及北方离开埃及，这条路也很不安全。所以，合理的出路只能是向南走。

阿斯旺和埃勒法坦的总督又被称为”南部诸国大门的总督”，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了把约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些犹太人只需打开这扇无形的”大门”，直接进入”南部诸国”就可以了，而南部诸国又被统称为”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个希腊字，意思是”灼伤的脸”，当时指深色皮肤的人所居住的所有地区。

这些犹太逃亡者去埃塞俄比亚，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是到一片可怕的”erraincognia”（拉丁语：未知的土地——译者注）上冒险。相反，有直接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6世纪，犹太群体的一些成员就已经到南部诸国参与军事冒险了。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了几个有据可查的先例，说明历史上外邦人曾向埃塞俄比亚迁移，那些移民不一定都是犹太人，但他们数量众多，都来自阿斯旺地区，并在”南部诸国”定居。例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记载说，乘船沿着尼罗河经过埃勒法坦岛再向前走四天，河中便不能通航了：

因此你必须上岸，沿着河岸走40天，因为尼罗河中有尖利的岩石，还有许许多多的暗礁，船只根本无法通过。在这个国家里跋涉见天之后，你会再度登船，在河上再走上12天，然后你便会到达一个大城，其名为莫罗。据说，此城乃是全埃塞俄比亚之母……从该城再乘船向前走同样长的一段路（即从埃勒法坦到埃塞俄比亚的这座母亲之城的距离），你便到了”逃亡者之地”……所谓”逃亡者”，乃是撒关提库司国王（psammeichus）时期的24万埃及士兵，他们反叛埃及人，站到了埃塞俄比亚人一边。这些人在埃塞俄比亚人当中定居后，埃塞俄比亚人便逐渐被文明化了，因为他们学会了埃及人的举止。因此，尼罗河出了埃及之后，沿水陆及陆路走四个月路程所流经的土地，便是个已知的国度。若加在一起计算，你将发现：自埃勒法坦沿尼罗河旅行四个月，便可到达我方才提到的那个”逃亡者之地”了。（希罗多德：《历史》，d·格林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

我前面已经说过，来自埃勒法坦的大量”逃亡者”移民不一定都是犹太人。我没有找到相反的证据。但是，希罗多德说得很清楚，那场大逃亡发生在撒美提库司二世法老时代（公元前595589年）。因此，我从一份无可挑剔的资料上看到”犹太人被派去充当撒美提库司军队的援军，当时这位法老正和埃塞俄比亚国王作战”（b·波腾在他的《来自埃勒法坦的档案》一书中引用的”阿里斯蒂司书信”，见该书第8页）时，便感到格外高兴了。根据这个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史实，说”那些逃亡者里可能有一些犹太人”，这似乎井不算不合理。

希罗多德的记载还有一个方面使我兴味盎然，那就是它特别提到了莫罗。按照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的说法，法拉沙人的祖先当年进入埃塞俄比亚之前曾经路过莫罗城。不仅如此，希罗多德还相当详细地描述说：要从莫罗再乘船航行足足56天，才能到达那些”逃亡者”居住的地方。如果沿着阿特巴拉河航行，那么，当年那些旅行者便一直可以到达现代埃塞俄比亚的边境，甚至可能越过边境。阿特巴拉河在莫罗城以北汇入尼罗河，而特克泽河则汇入阿特巴拉河。

希罗多德的记述写于公元前5世纪，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5世纪，如果有一群抬着约柜的犹太人打算从埃勒法坦岛逃往南方，那么，他们便可能路经那个”已知的国度”而一直抵达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塔纳湖。不仅如此，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还可以知道：阿比西尼亚高原很可能就是吸引着他们的目的地，因为那里气候凉爽，雨量丰沛，而在他们眼里，与苏丹的荒漠相比，那里的苍翠群山想必如同一个伊甸乐园。

在古实河外

那些来自埃勒法坦的逃亡者，是否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荒野那边的花园”呢？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他们向南方逃亡时，不仅穿过了那个”已知的国度”，而且曾向一块特殊的土地前进，因为那里住着他们的亲族，住着和他们的宗教信仰相同的人？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确实找到了证据，它表明这是完全可能的，而甚至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犹太人就可能已经进入了阿比西尼亚。

这个证据的一部分来自《圣经》。我虽然知道《圣经》里使用”埃塞俄比亚”时并不一定就是指现在叫这个名字的国家，但我也知道：《圣经》中使用这个字时，有时的确指的可能就是现代埃塞俄比亚的前身。

前面已经说过，”埃塞俄比亚”是个希腊字，意思是”灼伤的脸”。在一些最早的希腊文《圣经》版本里，希伯来文里”古实”（cush）这个字被翻译成”埃塞俄比亚”，并且（像一位杰出的权威指出的那样）用来指”埃及以南的整个尼罗河谷地区，包括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e·乌伦多夫：《埃塞俄比亚与（圣经＞》，第6页）。这就是说，《圣经》中的”埃塞俄比亚也许指严格意义上的阿比西尼亚，也许不是。同样，《圣经》的一些英译本上恢复使用的”古实”这个地名，其含义也是如此：它或许指严格意义上的阿比西尼亚，或许不是。

面对这种情况，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值得一提：《民数记》的一个可靠的古代版本上说，摩西娶了一位”埃塞俄比亚女子”为妻（参见《旧约·民数记》第12章第1节，中文神版《圣经》上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译者注）。此外还有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斯·约瑟福斯的一则奇特证言（它和一些犹太传说一致），它强调说：先知摩西在他40岁到80岁之间曾在”埃塞俄比亚”居住过一段时间（见卜约瑟福斯：《犹太古迹》，1978年伦敦版，卷4，第269275页）。

《圣经》里还有一些段落提到了”埃塞俄比亚l古实”，但其中许多和我的考察没有关系。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相当引人入胜，并使我想到了一种可能：《圣经》作者们的头脑里想到的并不是努比亚或者苏丹的任何一部分，而是非洲之角的那片山区国土，我们今天称它为”埃塞俄比亚”。

我对其中的一段经文已经能很熟悉，它在《创世记》第2章里，其中提到了从伊甸园流出的那些河流：”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埃塞俄比亚全地的。”（参见第13节，中文《圣经》将”埃塞俄比亚”译为”古实”——译者注）看一下地图，我立即知道了青尼罗河很像这条基训河（gihon）：它从塔纳湖奔流而下，河道形成了一个大环，的确”环绕埃塞俄比亚全地”。不仅如此，我此前还知道：被看作这条大河源头的两条溪流，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自己就把它们称为”基雍河”（giyon）。

另一段有趣的经文在《旧约·诗篇》的第68篇里，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希伯来圣经》副教授j·d·莱文森认为”它是以色列诗歌最古老的篇什之一”。这篇赞美诗包括了对约柜的神秘暗示，还做出了一个奇特的预言：”埃塞俄比亚不久将向神伸出她的双手。”（参见第31节，中文《圣经》译为”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译者注）我不禁想知道，为什么埃塞俄比亚会被如此看重、被说成皈依以色列宗教的潜在人选者呢？

遗憾的是，这首赞美诗里没有任何词句能帮助我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从先知阿摩司（amos，他的传教期是公元前783743年）后来写的一段经文里，却可以看出埃塞俄比亚l古实曾发生过一个重大事件，它使这个遥远国家的居民被与以色列人一起并列为”上帝的选民”。同一段经文（即《旧约·阿摩司书》第9章第7节）有3种英文翻译，可以用来说明我的意思：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

（中文种版《圣经》译文）

areyenoaschildrenofehiopiansunome，ochildrenofisrael？saihhelord（《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译文）

arenoyouandhecushiesallhesameome，sonofisrael？iisyahwehwhospeaks（《耶路撒冷圣经》译文）

arenoyouisraelieslikecushiesome？sayshelord（《新英语圣经》译文）

我知道，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这句经文，那就是：以色列的子孙已经没有资格让耶和华继续对他们特殊看待了。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句经文，其含义便显豁得多，但仍然需要仔细斟酌。

在公元前8世纪阿摩司宣讲预言的时期，是否可能已经有一批希伯来移民向南穿过埃及，进入了阿比西尼亚高原呢？我承认：这个推测极为大胆，而且没有证据。但是，阿摩司说到”埃塞俄比亚（古实）”的时候，在它可能所指的那一大片版图中，只有一个特定的地区曾在古代接受了犹太教信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如此，那个地区直到20世纪还坚持着那种信仰）。那个地区当然就在塔纳湖区之内，自非常遥远的古代以来，它一直就是法拉沙人的家园。

《圣经》里下一段引起我注意的经文在《旧约·西番亚书》（bookofzephaniah）里，其写作时间是公元前640到公元前622年之间，即约西亚国王在位期间。我发现，把同一段经文的三种英译文放在一起很有助于说明问题。这句话（第3章第10节）在引用上帝说的话：

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原文作”女子”），必从

古实河外来，给我献供物。（中文神版《圣经》译文，以下

第一、二种译文中”古实”均译作”埃塞俄比亚”——译者注）

frombeyondheriverofehiopiamysupplians，evenhedaugherofmydispersed，shallbringmineoffering（《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译文）

frombeyondhebanksofheriversofehiopiamysupplianswillbringmeofferings（《耶路撒冷圣经》译文）

frombeyondheriversofcushmysuppliansofhedispersionshallbringmeribue（《新英语圣经》译文）

这段话写于公元前622年以前，也就是在以色列人被放逐巴比伦和他们出埃及以前很久，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以下两个问题：

1西番亚提到的”分散”（dispersion）究竟指的是什么事件？

2他头脑中想到那些求告上帝的人”从埃塞俄比亚河外”向上帝献贡物时，写进《圣经》的”古实”（cush）这个地名究竟指它的哪部分地区呢？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就必须做出一个结论：先知西番亚所说的”分散”是某种自愿的移民，因为西番亚生活的时代之前，并没有出现过强制希伯来从耶路撒冷”分散”的情况。

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读者大概还记得：《圣经》使用的”古实”这个地名，指的是”埃及以南的整个尼罗河谷地区，包括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然而，上面引用的那段经文却包含着一个内在的证据，它可以帮助我们缩小西番亚提到的那片地区的范围。这个证据就在被翻译成”从埃塞俄比亚河外”的这句话里（这里的”河”在原文中为复数——译者注）。

由于这里提到的是不止一条河，因此位于莫罗城以南很远的尼罗河谷就可以被排除。但是，莫罗城以东却有阿特巴拉河，再向东就是特克泽河；该城以南（大致与阿特巴拉河平行）就是从阿比西尼亚高原奔流而下的青尼罗河。这些肯定都是”埃塞俄比亚的河”，而塔纳湖则又在它们以南。由此可见，西番亚写下这段扑朔迷离的经文时，这位先知想到的可能就是法拉沙人的传统定居地区。不能彻底排除这个可能。

我用电脑查找《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电子版，发现除了以上这两处，”埃塞俄比亚（古实）河外”这个短语在全部《圣经》里仅仅在另外一处出现过。因此，我更加感到我这个推断可能是正确的了。这一处在《旧约·以赛亚书》第18章第l2节，《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对它做了如下翻译：

woeohendshadowingwihwings，whichisbeyondheriversofehiopia:hasendehambassadorsbyhesea，eveninvesselsofbulrushesuponhewaers，saying，go，yeswifmessengers，oanaionscaeredandpeeled，oapeopleerriblefromheirbegi

inghihero；anaionmeedouandroddendown，whosendherivershavespoiled！

（悲哉，那翅膀阴影下的土地，它在埃塞俄比亚诸河外：它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言道：”去吧，快行的使者们，到那高大光滑的民那里去，到那自开始迄今始终令人惧怕的民那里去；那国受到惩罚，遭到践踏，其地上有诸河肆虐！”）

这段经文含义丰富，令人难忘，而它的另外两种译文更为它增添了更深的意义：

counryofwhirringwingsbeyondheriversofcush，whosendambassadorsbysea，inpapyrusskiffsoverhewaersgo，swifmessengersoapeopleallandbronzed，oanaionalwaysfeared，apeoplemighyandmaserful，inhecounrycrisscrossedwihrivers（《耶路撒冷圣经》）

（古实诸河外翅膀刷刷作响的国家，遣使者生纸草舟过海。去吧，快行的使者们，到高大的、青铜肤色的民那里去，到一个总是令人畏惧的国家去，到强大骄傲的民那里去，他们的国家河流纵横交错。）

hereisandofsailingships，andbeyondheriversofcushwhichsendsisenvoysbyhenile，journeyingonhewaersinvesselsofreedgo，swifmessengers，gooapeopleallandsmoohski

ed，oapeopledreadednearandfar，anaionsrongandproud，whosendisscouredrivers（《新英语圣经》）

（有一航船众多的国家，一块古实诸河外的土地，它遣使者到尼罗河上，乘苇草船在水上。去吧，快行的使者们，到高大而皮肤光滑的民那里去，到令远近畏惧的民那里去，到一个强大而自豪的国家去，其土地被诸河冲刷毁坏。）

这段经文也和《以赛亚书》第8章一样，当然也是以赛亚本人写的。这当然意味着这段话的确切日期就在以赛亚在世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以赛亚的寿命很长，经历了约珊国王、阿兹国王和希西家国王三个王朝（分别是公元前740公元前736年。公元前737公元前716年和公元前716公元前687年）。其实，几乎可以肯定这位先知活到了玛拿西国王时代，而现在已经弄清：玛拿西的叛教行为导致了约柜被移出耶路撒冷圣殿的内殿。因此，我便对一个流传很广的古代犹太传说便产生了兴趣，它说以赛亚就死于玛拿西本人之手（见《牛津基督教大辞典》，第715页；l·金斯伯格：《犹太人的传说》卷4，第278279页）。

更有趣的是这位先知对那片位于”古实诸河外”的神秘国土的描述。《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上表明，以赛亚诅咒了那片国土；但一些更晚近的《圣经》译本却没有传达出这层意思。不过，所有这些译文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说明了这块国土的特征：它不仅位于”诸河”以外，而且那些河流还在那里”肆虐”、”冲刷”或者”纵横交错”。

我认为，这个信息确证了一点：以赛亚说的正是阿比西尼亚，正是有法拉沙人传统定居地的那个地区。塔纳湖周围的这个高原国家的河流的确是”肆虐”和”纵横交错”，还冲走大量珍贵的地表土，毁坏了土地。经文里还有另外几个线索：

1那块国土的居民被说成既高大又”皮肤光滑”，或者像权威本《耶路撒冷圣经》所翻译的，他们是”青铜肤色”的民族。我想，这种描述很容易用来形容现代的埃塞俄比亚人，因为他们皮肤那种闪亮的深栗色，和其他非洲国家的”黑人”、即典型的黑色人种的肤色明显不同。

2那块国土被描述成”翅膀阴影下的土地”，或被更直接地描述为”翅膀刷刷作响的国家”，这实在是颇为奇特。我认为，这个描述非常可能是指遮天蔽日的大群蝗虫，每过十年左右，它们都会把埃塞俄比亚变成荒野，其翅膀的阴影笼罩着农民的田地，煽起无情的刷刷声，使人毛骨悚然。

3最后，以赛亚还特别提到了一点：那块国土的使者们乘着”蒲草船”（或”纸草舟”，或”苇草船”）出行。而我清楚地知道：一直到今天，居住在那个广阔的内海——塔纳湖一带的人还在广泛使用着纸草l苇草船，那些船被称为”坦克瓦斯”（ankwas）。

所以，总的来说，《圣经》的这些资料确实使一种观点的可信程度大为增加了，那种观点认为：以色列和阿比西尼亚高原之间，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某种联系。摩西的埃塞俄比亚妻子，以赛亚所说的”青铜肤色”的民族，西番亚所说的被”分散”的献供者——他们将”从古实河外”回到耶路撒冷，这一切都使人很难不产生一种推断：早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很久，希伯来人可能已经迁移到了埃塞俄比亚、并在那里定居了。

如果像我所说的那样，埃勒法坦岛的犹太祭司们也是在公元前5世纪时把约柜带到塔纳·奇克斯岛的，那么，接下来的结论就是：他们去的这个岛上可能已经住着和他们宗教信仰相同的人，那些人已经在岛上建立了安全的立足之地。

是移民潮吗？

《圣经》以外是否还有能支持这个假说的证据呢？我预感到的确存在这样的证据。例如，我在19891990年在埃塞俄比亚做的考察已经发现了一种可能性：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后来，在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当中，都曾不断出现过希伯来移民潮。

能为这个说法提供最有力支持的，莫过于我对”希伯来的异教徒”盖芒特人的大祭司穆鲁纳·马沙的那次采访（参见本书第十一章）。他告诉我，盖芒特人宗教的创始人阿那耶尔就是从”迦南地”去塔纳湖区的。

当时，我进一步研究了盖芒特人的宗教，证明其中包含着异教与犹太教习俗的一些特殊的混合形式。例如，其中犹太教的成分尤其反映在对”洁净”食物和”不洁”食物的严格区分上；他还特别提到了”圣林”，它和犹太教的最早期形式极为相似：希伯来族长亚伯拉罕就曾”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旧约·创世记》第21章第33节）。以色列人定居迦南的早期，这种些倾向可能传播得很广，并曾一度在玛拿西国王在位时期有过短暂的复兴，但在公元前7世纪时被约西亚国王彻底地、永远地禁绝了。

这就是说：盖芒特人必定在很久以前就从迦南移民到埃塞俄比亚了。相比之下，法拉沙人的祖先便似乎是稍晚一些才到该国的移民。法拉沙人的宗教也包括一些被约西亚国王禁止的习俗，例如地方圣所举行的燔祭。如果没有这些习俗，他们的宗教本来很近似《旧约》犹太教，且其形式也颇为纯粹（当然也不掺杂任何显然属于异教的信仰）。

盖芒特人和法拉沙人是邻居，都居住在塔纳湖一带的山区及河谷中，并且都承认彼此关系密切。大祭司穆鲁纳·马沙曾告诉过我：盖芒特宗教创始人的家族，与法拉沙宗教创始人的家族，两者走的是”相同的旅程”，还商讨过彼此通婚联姻的事，只是最终没有如愿。

我后来证明：这样的民间传说的确反映了人种学的真实状况。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很密切：他们都是埃塞俄比亚西部阿皋部族（agaw）的亚族，这个民族群体被认为是非洲之角人口的最古老的阶层。正因为如此，这两个民族的母语便都是阿皋语方言；而有趣的是，他们的这种语言属于语言学分支上的”古实特语组”。埃塞俄比亚人也使用问米特语（例如阿姆哈拉语和底尼格里亚语），它和希伯来语及阿拉伯语有关，但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都不说这些语言（除非作为第二语言）。

我认为，这两个民族的这种异常之点以及由此得出的合理推论都很明显。我在笔记本上写道：

在很久以前，第一批希伯来人必定已经开始从以色列向埃塞俄比亚移民了。我想，这个过程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开始了（甚至更早）。这些移民到达塔纳湖区的时候。很可能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埃塞俄比亚早古老的居民（例如阿皋人）当中，并很可能和这些人通婚，因而逐渐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民族特点。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自己带来的犹太人的信仰和文化传播给了当地居民。

这样一来，到了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前后，埃塞俄比亚便可能不再有”希伯来人”，而只有”希伯来化了的”或者”犹太化了的”民族了。出于种种理由，他们被看作了埃塞俄比亚本地人；他们当然也说埃塞俄比亚的本地语言（而希伯来语则早已被遗忘了）。这些”希伯来化了的”或者”犹太化了的”民族，其现代后裔就是盖芒特人和法拉沙人，即埃塞俄比亚的黑种犹太人；他们的母语是阿皋语方言，它的确是一种本地的古实特语。埃塞俄比亚的那些讲”闪米特语”的民族（例如阿姆哈拉族，他们居于政治领导地位，信奉基督教）的情况如何呢？

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像人种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其祖先都是塞巴（sabaean）及阿拉伯南部的居民，是在比较晚近的时期分别随着移民潮来到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到这些塞巴族定居者到达那里的时候，真正的阿皋族人当中可能早就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犹太教，因此，他们的文化也逐渐被”犹太化”了，而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也因此至今仍然带有奇特的《旧约》特征，使犹太教的因素存活了下来，

17世纪葡萄牙耶稣会修士巴尔萨扎·泰莱兹曾写道：”埃塞俄比亚从一开始就存在犹太人。”我认为，他这个判断比起一些现代学者们的看法更接近史实，而那些现代学者们认为犹太教到达埃塞俄比亚相对较晚，他们似乎完全没有看到所有和他们的偏见相反的证据。

神秘的”br人”

虽然我已经解决了此前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释的大量问题，但我还是很清楚，我在笔记本上扼要写出的这个理论还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弱点：这个理论难道不会仅仅反映了我自己的猜测，而没有反映史实么？

法拉沙人的犹太教，其形式的确很古老，这是事实；同样，盖芒特人的宗教当中也包含许多希伯来宗教的成分，这也是事实；又同样，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东正教的许多做法显然也起源于犹太教，因而始终令人迷惑不解。但是，根据这一切，难道就必定能得出结论，说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数百年已经有移民潮涌人了埃塞俄比亚吗？我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约柜曾从上埃及的埃勒法坦岛被带到了塔纳·奇克斯岛。如果我的看法是对的，如果那个地区以前真的已经有希伯来人定居，那么，埃塞俄比亚（而不是其他国家）被选作约柜的最后安放地，这就毫不奇怪了。

但我的这些看法正确吗？

到目前为止，为支持这个不断成型的理论，我已经搜集到的证据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其一，有关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的社会背景资料和人种学资料，其中包括他们的宗教、民间传说以及彼此的关系；其二，分散在《旧约》各处的线索，它们似乎都能证明公元前5世纪希伯来移民曾不断涌进阿比西尼亚。然而，历史上如果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民族迁移，那么在《圣经》之外，在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文化的那些异点之外，难道不也会找到证据吗？

我搜集的这些印象性材料虽然已经相当有力地支持我的理论，但我还是需要找到实实在在的考古学及文字记载的证据，才能最终证实：公元前5世纪之前希伯来移民已经定居埃塞俄比亚了。

我从来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而我也知道，为了能找到它们，我现在正顶着各种学术观点的水流，逆流而上。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触角伸向了学术界，想看看自己是否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一篇寄来的论文，其作者是法国人雅克琳·比伦尼，由斯特拉斯堡人文大学在1989年发表。这篇论文是英国一个著名大学的埃及学教授寄给我的。他介绍这篇论文时写道：

我想对这个复印件略作说明：它是一篇论文，作者是雅克琳·比伦尼，曾在斯特拉斯堡最近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

坦率地说，从学术角度看，我觉得她的见解有些过头；她无疑很有能力，非常了解她所研究的阿拉伯文文献，但她对古阿拉伯年代和经卷的来源的见解却不切实际（我们当中，这样的学者并不在少数）。这篇文章虽然很有意思，但其中恐怕是虚构多于历史。（我记得，在最近的一次阿拉伯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彼斯顿曾猛烈批评过这篇文章。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学者，头脑非常清醒，尽管也和我们一样可能犯错误。）

我自然想知道，这位教授为什么会认为这篇论文可能与我目前的考察有关，它的作者精通”古代阿拉伯文献”。然而，我请人把这篇论文译成了英文之后，便明白了教授的用意，也理解了正统学者反对雅克琳·比伦尼的观点的原因。

归纳这篇内容复杂的论文的基本观点，它的最主要观点就是：那些研究埃塞俄比亚与南阿拉伯的历史关系的学者完全错了。文章指出，南阿拉伯的影响绝不是（像他们以前认为的那样）从也门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实际上，这种影响的方向恰恰相反。换句话说，种种影响是从埃塞俄比亚传入南阿拉伯的：

塞巴人……先到了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地区，然后沿着红海沿岸进入了也门……这个结论虽然与所有已被公认的观点截然相反，但它是对史实的惟一解释，也是惟一正确的解释。

接着，比伦尼继续论证：塞巴人的原始故乡在阿拉伯西北部，但他们后来大量移民埃塞俄比亚（”通过哈玛特河床及沿着尼罗河”）。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移民潮：第一次在公元前690年前后；第二次在公元前590年前后。他们为什么要迁移呢？第一次是为了不臣服于侵略他们的亚述国王西拿基立，第二次是为了不臣服于占领他们国土的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

这篇论文其实并不像听上去那样牵强：西拿基立和尼布甲尼撒分别发动的侵略战争，并不仅仅限于对耶路撒冷的那些著名进攻，实际上他们还向阿拉伯西北部进军，并且在那里确实遇到了塞巴人的部族并赶走了他们。对这段历史我已经大部分了解。不过，对比伦尼其余的观点，我却无法进行减否，那就是：那些逃亡的塞巴人沿着尼罗河谷抵达埃塞俄比亚，然后渡过红海，继续向也门迁移。

这种看法尽管很有趣，但它还不是这篇论文与我的考察相关的核心重点。有一点引起了我的关注，并最终使我相信自己的思路是正确的：比伦尼分析了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塞巴人的一段铭文，其年代属于公元前6世纪。语言学家r·施奈德尔在一篇不太引人注意的论著里翻译了这段铭文，那部论著的题目是《埃塞俄比亚的语言学文献》。这段铭文是一位塞巴君主的话，他自称”高贵的国王兼战士”，并说他建立的帝国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和西部，统治着”达马塔人、塞巴人及br人，既有黑人，亦有白人”。比伦尼问道：”br人”究竟是谁？

r·施奈德尔没敢做出任何阐释……但在亚述人的那些铭文里，”abirus”这个字却可能来自希伯来语……在塞巴人的第二次移民潮当中，自然也有希伯来人，那次移民潮开始于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然后将当地人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即在公元前5％年。也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同时还在公元前599598年间进攻了阿拉伯人……”br人”就是随着塞巴人第二次移民潮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希伯来人。这就解释了埃塞俄比亚何以存在着法拉沙人，他们虽是黑种人，却又是犹太人。……他们是公元前6世纪到达埃塞俄比亚的”希伯来人”的后裔。

比伦尼根本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br人”这个字，是”希伯来人”（即abirus）这个字的早期标准写法，那时埃塞俄比亚文字里还没有元音。这些希伯来人可能在塞巴人之前就移民到埃塞俄比亚了。她只做出了简单的推断：由于提到”br人”的那段铭文的年代是公元前6世纪，所以他们必定是在那个世纪移民埃塞俄比亚的。

然而，根据我的考察，我现在已经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塞巴人当年移民时侵占了”br人”的土地并统治了他们，而在那个日期之前很久，这些”br人”就已经定居在埃塞俄比亚了。不仅如此，当时（和以后）”br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因为更多的小批希伯来移民一直在经过尼罗河谷地进入埃塞俄比亚。

以上的观点仍然属于理论范围；不过，雅克琳·比伦尼给我的这份礼物的意义却在于：她使我注意到了在埃塞俄比亚存在着考古及文字证据，它们都属于公元前6世纪，都证明了当时那里存在一个名叫”br人”的民族。学术界也许会对究竟谁是”br人”争论个没完没了，但我已经对以下的史实毫不怀疑了：

——他们就是希伯来人，他们在移民埃塞俄比亚的早期阶段尚未与当地的阿皋人融为一体，没有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

——他们所崇拜的神名叫”yhwh”。

——后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耶和华的约柜从埃勒法坦岛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这的确可以说：约柜被送到了一个完全能被接纳的、恰当的安放地。

厄运礼拜堂

我已经没有多少剩下的事情要做了。我做了这番长期的、迂回曲折的历史考察，其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相信一点：埃塞俄比亚人说失踪的约柜就在他们国家，这可能确实是真的。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考察。我也很清楚，学者们或许会对我的这些发现提出质疑，会对我从中引出的结论提出质疑。不过，我在19891990年间所做的考察，其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获得”专家”和”权威”们的赞同。相反，我当时想达到的是一种内在的目标，而对其中发现的所有证据和所有论点进行审查，我就是惟一的裁判和最后仲裁者。

核心的问题已经十分清楚：我必须到提格雷省的古城阿克苏姆去一趟，到据说安放着约柜的那个礼拜堂去一趟。我将不得不准备去做一次实际的冒险，准备去克服自己深深的精神不安，因为我想到这将把自己交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手里。他们是反政府的武装叛军，并且很有理由憎恨我，因为我迄今仍然和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而他们则要用鲜血来推翻的也正是这个政府。

我一直不准备接受这样的冒险，一直没有奋力去战胜自己的恐惧，除非我事先确信：这种冒险使我踏上的险途既不愚蠢，且不是出于堂·吉诃德式的狂想，而是可以被我信赖并为之全力投入的追踪考察。

我现在真的相信，约柜在阿克苏姆城的可能性极大。因此，我准备全力投入考察的这个最后阶段，即冒着由此引来的全部风险、危险和困难，到”埃塞俄比亚的这座圣城”去。

我并不是轻松地做出这个决定的。相反，在以前的几个月里，我曾经决定竭力寻找各种借口，为放弃我这个完全是赌运气的计划开脱。但是，我不仅没有找到这种借口，反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线索，它们都似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了阿克苏姆。

我曾经寻找过约柜的其他安放地，但那些传说中所说的地点，却没有一处存在半点可能性c我曾经想证明约柜已经被毁掉了，但不存在任何有关证据。我曾经想证明《国王的光荣》关于所罗门、示巴女王及门涅利克的记载是假的，却反倒发现这些说法可能是对史实的一种复杂隐喻。约柜当然可能不是在所罗门时代被带进埃塞俄比亚的，但也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约柜在后来被带进了埃塞俄比亚，即在尼罗河上游埃勒法坦岛的那座犹太神庙被毁之后。

所以说，无论学术界的看法如何，我毕竟已经知道我已经沿着自己的这条思路，走到了终点，我已经无法再转向其他结论，无法再回避那个最终的清算了：如果我想保持自己目标的前后统一，如果我不想日后感到羞耻和愧悔，那么，我现在就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到阿克苏姆城去一趟——无论我将冒什么样的风险，无论我心中自私与怯懦的魔鬼如何作祟。

这虽然是一句老生常谈，也许是人类所知道的一句最古老的老生常谈，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我到阿克苏姆圣城去，而在于我如何设法到那里去；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我应当在那里找到约柜，而是我应当在自己心中找到足够的勇气，去做这次尝试。

在我眼里，我远远不是披挂着闪亮铠甲的亚瑟王传奇故事里的骑士。尽管如此，在我生命的这个瞬间，我却毫不困难地理解了这个传奇故事里的高文爵士。在即将踏上去格林圣堂的路，即将面对途中等待他的那些危险时，高文爵士决定不听那个扈从诱人的劝告。那扈从想说服他放弃追寻圣杯，并警告他说：

”你若到那里去就会被杀死……因此，高贵的高文爵士啊……还是去走另一条路，到更遥远的地区去吧！以上帝的名义到那里去，基督保佑你走好运！我将再回到家里，信守庄严的誓言，以上帝和他的圣徒的名义，始终保守你这个秘密，绝不向任何人提起你曾转变了方向。”（《高文与绿衣骑士传奇》，英国企鹅书局，1974年伦敦英译版，第100页）

高文权衡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回答道：

”老兄，你希望我一切顺利，我也相信你会忠实地为我把这个秘密锁在你心里。但无论你如何保持沉默，我若像你说的那样，不去这个地方而逃走，那我便成了一个胆小的骑士，没有别的借口……我一定要去格林圣堂，去面对命运的安排。”

现在我也下了这样的决心，尽管不像高文那样富于骑士气概。我一定要到我自己的那座”厄运礼拜堂”去，去看看命运将带给我什么。也像高文爵士一样，我知道自己必须在新年期间完成那次旅行，因为那个庄严的主显节很快就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