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支系统学家的论点引起的震荡要大于波普的异议所引起的震荡。波普的批评虽然针对的是达尔文主义，但是可以用来指任何从适应的角度解释生物结构的理论。按照霍尔的说法(hull，1979），波普反对建立在假定的适应压力基础上提出的“进化论脚本”。无论波普是否认识到，他的论点可以用于任何有关适应的机制，达尔文主义或拉马克主义。这种脚本是进化论中最具猜测性色彩的产物，而且无论我们将来在对变化机制的理解方面有没有改进，这种脚本都是最难检验的。分支系统学家在批评进化树时，走的更远，因此他们所攻击的是整个有关物种之间遗传关系的概念，其中的一些关系还没有专门的机制。所以分支系统学家们倾向于将进化论放在与特创论相同的位置：在这两种理论中，遗传关系的有无都无法检验。然而，现代特创论只是替代这种正统科学生命史观［即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种；还有一些替代理论，并不能轻易地认为是比科学的。

另类的解释

在这些替代理论中，有一些最极端的形式，科学界当然认为那些都是胡乱猜测，它们的意图无非是想发掘公众感兴趣的臆想思想。伊曼努尔·维里柯夫斯基的地球历史剧变说理论甫一问世，便招到了一些科学家强烈的反对。尽管怒火已经平熄，但是专家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过他的理论，从而惹恼了这个理论的一帮忠诚拥护者。专业考古学家和科学家同样反对埃里克·冯·丹尼肯有关“太空诸神”一文。倡导这种对过去非正统解释的人，一定会抱怨科学家由于盲目的偏见而忽视了他们的工作。然而，有一些很有名望的科学家，却以非常理性的形式采纳了他们信念中的一些成分，并且在他们的学术文献中认真地讨论了其中的问题。少数“不安分”的科学家，希望通过检验剧变说或天外来客的合理性，表明正统与异端观点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维里柯夫斯基首先在他的《碰撞中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了所谓地球历史并不遥远的剧变理论(velikovsky，1950），这个理论在他后来的许多书中又有所发展（如，velikovsky，1952，1955）；所有这些书一直再版。这些书的出发点是假设许多古人神话中记载的巨变都是真实的事件。据认为，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星际之间的碰撞曾多次造成地球的无序和混乱。维里柯夫斯基利用地质学证据来支持他的思想，而且提出，根据电磁力或许可以解释星际之间的运动，而用标准的天文学理论却无法解释。这些碰撞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旋转轴，从而引起了气候的变化和许多物种的灭绝。他还提出，由于宇宙辐射导致的突变，会使新物种很快地产生出来。整个这个理论系统对现代科学中的很多领域发出了挑战，因此招致许多领域专家的怀疑和彻底敌视。有人曾努力试图阻止维里柯夫斯基第一本书的出版，这样做反而产生相反的效果，使得许多反传统文化的人将维里柯夫斯基看成受迫害的殉道者（degrazia，1966）。最近，尽管少数科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在他的思想中找到了一些令人满意的解释（goldsmih，1977），但是人们还在公开争论着他的思想。在学术界之外，仍然有很多人支持维里柯夫斯基的思想（ransom，1976；albo，1976）。

维里柯夫斯基的剧变说与我们已经研究过的早期地质学理论很相象（第二和第五章）；实际上，他的许多证据都是直接引自更早一些的文献。其中提到的一些剧变所涉及到的远古地质时期，早于维里柯夫斯基假定的天文文件顺序。他攻击的目标是已经统治地质学超过一个世纪的正统均一论。为了让近期发生过剧变的观点更站的住脚，他准备推翻整个地球历史，认为其中含有一系列尚未解释的剧变。毫不奇怪，地质学家发现很难认真对待他的攻击，就像天文学家不愿意将太阳系看成星际的弹子游戏场一样。许多曾经被当作地质剧变的证据，现在已经可以从渐变的角度进行解释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已经可以根据大陆漂移理论来解释化石记录中所显示的地球的某些地区曾经有不同的气候。比起旧的地质学，新地质学更好地描绘了地球上生命变化的分布。近些年的发展不仅没有证实维里柯夫斯基的观点，而且使渐变原理变得更加坚实。

同时，地质学者变得更愿意承认，在地表的渐变发展过程中，间或存在着偶然的剧变事件。中生代末期恐龙和许多其它生命形式的大规模灭绝一直是个谜，尽管人们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试图将这个事件解释成是由于渐变过程达到一定的高峰所致。现在有人提出，行星与地球的碰撞可能会产生一个巨大的灰云，从而产生了暂时的极其严酷的气候条件，使得许多生命形式再也不能生存下去。这个事件的证据来自发现在上中生代和下新生代之间的地层中不太厚的岩石层中存在着铱元素；在一些陨石中，铱的含量很丰富（russell，1982；albyandlovelock，1983）。一些作者认为，剧变可能也是地球历史上所具有的主要变化。弗雷德·霍依尔(hoyle，1981)相信，陨石的碰撞导致了冰期时代的出现。克鲁伯和纳皮尔(clubeandnapier，1982)则认为，慧星流从外星际进入太阳系引起周期性的碰撞，并且他们赞同维里柯夫斯基提出的在人类史前史时期发生过这种事件的观点。这样看，维里柯夫斯基的普遍剧变说是合理的，只不过由于他提出的星际碰撞机制不合理，从而使剧变说也难以令人接受。

维里柯夫斯基和他的跟随者都认为，宗教的发展是由我们祖先看到天际壮丽变化决定的。埃里克·冯·丹尼肯发展出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记录“诸神”行为的传统，他认为，人类本身的起源和最早人类文明的起源，都是外星人光顾地球之后造成的。他的《众神之车》(d？niken，英译本，1970）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书中，他试图证明许多远古遗迹只能是利用太空时代的技术才可以建造。考古学家对他们看法不加理采，大概公允地说，他的整个观点就建立在对于我们祖先拥有的技术和建造完整的大型项目的耐心表示怀疑的基础上（whie，1976）。冯·丹尼肯还提出，人类本身也是外星人利用遗传工程技术制造的产物。他在最近的一部著作中(d？niken，1977)，将这种观点发展成为说明整个进化过程的思想，他假设，化石记录中之所以出现新的类型，是外星人系列光顾的缘故。他引用了许多特创论者所使用的反达尔文主义论点，来说明在自然进化进程中存在过某些形式的干涉。对于一些特创论者视为奇迹的突发事件，冯·丹尼肯则解释成是“太空诸神”的遗传实验。

然而，尽管我们对冯·丹尼肯的整个理论表示怀疑，但是弗朗西斯·克里克却一直赞同可能是外星文明给地球“播种”了最初的生命形式(crick，1981）。克里克自从率先阐明了dna的结构后，便已经开始起研究生命的起源，而且他一直怀疑正统的化学进化理论。他认为生命是如此复杂，在远古的地球上，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结构也不可能自然地出现。为了避开这个困难，他吸收了天文学家中正在流传的思想，即在银河系中存在着许多宜于生命存在的星球(shklovskiiandsagan，1966）。有一些星球比地球历史要长得多，并且有一些星球具有更适合生命起源的条件。因此，在遥远的过去，在银河系中，有可能会进化出具有技术文明的智能生命。如果科幻中提到的星际旅行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一个文明可能会决定将易于保存原始生命的孢子送出去，以便在尽可能多的星球上开启进化的过程。

虽然途径不同，但是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依尔和坎德拉·韦克兰辛格(hoyleandwickramsinghe，1978）都认为生命首先是在大量的有机物***现的，而且他们相信在星际空间中充满了这种有机物。在太空中，大量适宜的物学物质甚至会发生一些极不可能的化学合成，从而很容易地就产生出生命。最终，原始有机生命落到了地表，开始了生命的进化过程。最近，霍依尔和韦克兰辛格认为(hogleandwickramsinghe，1981)，偶然从太空中漂落到地球上的遗传物质，有可能结合到地球上已经存在的生命体中，这是另外一个对进化过程***现过明显突然幕式变化的解释。现在，他们又宣称(hogleandwickramsinghe，1986)，曾经用来支持鸟类是从爬行动物逐渐演变而来理论的经典始祖鸟(archaeopenyx)化石上的羽毛印记是有人特意加上去的。生物学家们对于这种说法并没有认真对待，而且现在有人怀疑星际物质中是否含有这个理论所需的化学物质。

利用科学的方法无法检验这些思想。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样思想统统都是无用的臆想，并且认为这些思想的作者不是专家，对于他们所讨论的领域缺乏真正的理解。科学家们感到，公众太容易被一些杜撰的剧变故事和外星人故事所吸引，而且无法真正认识到，从专家研究的水平看，这些猜想与正统的理论相去甚远。有一件难事，那就是现存的理论确实也有缺陷。尽管如此，文献***现的替代理论还是引发出一些重要问题。这些替代理论刚一出现时就表明，在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当中，激进的思想不仅可以流行，而且还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可能是出于对于专业人事的怀疑，流行作家才去寻找新的追随者，而专家有时宁愿探讨那些可能以更理性的方式表述的假说。即使新思想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新的思想也应有受到认真对待的机会。科学家之所以显得保守，并不是出自短见的教条主义，而是由于他们深知一个新思想要想显得比那些广为接受的理论更有优势的话，首先要克服很多困难和障碍。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人一直认为达尔文主义是人们盲目接受的教条，认为顽冥不化的生物学家对这个理论的弱点视而不见。然而，我们已经知道（见第九章），以前达尔文主义就曾一直受到严峻的挑战。科学内部和外部出现了大量的替代理论这一现象清楚地表明，并不存在保护现代进化论的学术同盟。

每一个科学家都知道，现有理论无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很难找到一个不会面对更大困难的替代理论。人们已经提出了大量的非正统思想，这就说明了情况的复杂性。那些指责职业科学家忽视他们自己所钟爱的理论的评论家们，通常也是有过错的，他们未能认识到人们正在讨论的其他替代理论，当我们转向现代世界中最活跃的反达尔文主义根源——特创论时，我们有必要记住这一点。如果“特创论科学”试图在学校享受同样时间的要求是合理的，那么对上面提到的一些思想也应该这样对待吗？其中的一些思想也博得了许多普通人和少数科学家的支持。这些思想不应该有同样的展示时间吗？它只是替代正统理论的理论，如果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中对于每一种替代思想都给予相同的时间，那么就没有时间教授大多数正在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所接受的观点了。

特创论

宗教势力反对在学校里讲授进化论，这在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50多年前，在“《圣经》地带［即美国南部基督教要派盛行地区］”，人们就广泛相信，进化论是无神论攻击宗教和道德的长矛。基督教国家中已经广泛认为，进化论就是无神论攻击宗教和伦现的矛头。1925年，随着在田纳西州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巴特勒法案”，阻止进化论教学的行为达到了顶峰。根据这个法案，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因为在田纳西的戴顿中学教授进化论而受到起诉。在引人瞩目的“猴子审判”中，斯科普斯受到原教旨主义者兼政客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特的起诉，而不可知论律师克莱伦斯·丹罗为斯科普斯辩护（ginger，1958；scopes，1967；decamp，1968，sele，1972）。最后斯科普斯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罚金，但是这样的判决招致了全国公众对原教旨主义者的不满。一般认为，在这次事件中进化论者胜利了，结果导致了巴特勒法案和其他州的类似法案寿终正寝。实际上，由于害怕争论，迫使教课书出版商取消了直接引述进化论的内容，而且直到几十年之后，在学校中都很少见到进化论的论述（grabinerandmiller，1974）。后来，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抱怨道：“这一百年有没有达尔文都一样”（muller，1959），而且兴起了一场运动，目的是使进化论成为美国学校科学课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现代特创论是对这场挑战直接反映的产物（numbers，1982）。

这个新特创论改变了策略，不再指望将进化论从学校中清除出去。相反，这种新特创论试图表明进化论有很多弱点，并表明特创论对事实的解释才是合理的。新特创论现在的要求是，在学校的生物学课时安排中，给予“特创论科学”像进化论一样长的时间（nelkin，1977）。尽管特创论者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劝说几个州通过专门的法律，但是迄今为止，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通过指出特创论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因此违背了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则，从而成功地挫败了这项运动。1982年，在阿肯色州通过的同等时间待遇法案被判违宪，这件事在公众中引起了争论，现在最高法院又否决了在路易斯安纳州提出的更详尽的法案。在加拿大的一些地方也存在着类似的运动，在英国，也有少数特创论者向进化论者零星地发起攻击。

特创论者丝毫不掩饰他们进化论中的“无神论”哲学的憎恨，但是他们还是将自己的理论装扮的貌似科学，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援引《圣经》故事。在他们出版的作品当中，一部分是为大众的，另一部分则是用作替代学校教科书的（whicombandmorris，1961；wachowerbibleandracsociey，1967；mooreandsluser，1970；gish，1972；morris1974；kofahlandsegraves，1975；parker，1980）。他们论点的基础是试图表明生物学家过分扩大了进化论的成功。事实上，这个理论遇到了许多大的科学问题，但是如果承认物种创造很神奇，那么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许多论点直接指向了自然选择，特创论者认为，自然选择是唯物主义进化论的核心，因为自然选择强调对随机突变的试错归类。他们认为，这样一个偶然过程不可能确保生物有复杂的结构，并且他们再次使用了曾经由佩利提出的上帝设计的论点。而化石记录则被用来假定，如果确实发生过新物种的渐变发展的话，那么一定会在岩石中留下证据。相反，他们认为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新的类型和纲的突然出现。因为特创论者相信人类与猿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他们对于最近在非洲发现的中间过渡类型的化石予以了特别的攻讦。

特创论者擅长于用科学家们自己的语言来反对科学家。如果有哪个进化论者曾经表示对于进化论在某个特殊问题中应用的怀疑，特创论者就会借用这种怀疑，将其当作进化论者对整个进化论的判定。他们认为，如果进化论确实是科学的话，那么，它的支持者们就不会表示出怀疑，因为他们已经对任何东西都有了一个完整的解释。特创论者很得意地利用了最近关于进化论是不可检验、不科学的争论。由于一些有名望的哲学家和生物学家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因此这种看法似乎独立地支持了特创论的观点。如果进化论本身就是不可检验的，那么，神奇特创的观点就不应该因为提出了非直接的研究所能理解的事件而遭到贬斥。

直到最近，进化论者才开始注意保护自己，以免于遭到特创论者的批评。他们认为，特创论者为了说明生命的起源不可能从自然原因的角度来解释，所以过分扩大了进化论所面临的问题。特创论者的许多反对意见都是建造在对于进化论及其依据的过时、歪曲的解释基础上。许多支持进化论的人认为，进化论建立在大量坚实的依据上，根本就不是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且他们坚持认为，历经一个世纪成功的科学研究，已经抛弃了在进化问题上对于奇迹的依赖。在特创论的想象中，自然选择被极大地简化了，这样就很容易在非专家的听众面前贬低自然选择。特创论者像多数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一样，认为选择的基础是个体突变，而多数个体突变是有害的。这种看法忽视了现代的概念，该概念认为基因库是遗传变异的储存地，从而有大量的易变性应付环境的挑战。最近的一些化石发现，比如前寒武纪化石的发现，就被忽视了；而一些中间过渡类型的经典例证也遭到了曲解，掩盖了这些类型的真实特征。最后，为了对于进化论是不可证伪的这个现代的指责作出反应，应该指出，即使是波普也改变了他早期的许多说法，而分支系统学家只不过是科学中一个很小领域中的少数生物学家。

随着特创论者的挑战已经介入到有关进化论性质的一般争论中，生物学家也开始采用更积极的行动来捍卫进化论（eldredge，1982；godfrey，1983；halsead，1983；kicher，1982；monagu，1982；newell，1982；ruse，1982；fuuyma，1982）。在这些书当中，有些书通过详细的事实来反击特创论者的攻击，但是越来越多的进化论者开始通过暴露特创论的弱点来进行反击。他们不再满足于反复讲述进化的证据，而是开始去揭露事实更不符合特创论者提出的怪异理论。采用这种策略很有必要，因为特创论者采用了一面之词。有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特创论者的文献中主要是对进化论的攻击，而不是表述他们自己的理论。特创论者利用具有不同说服力的大量论点来攻击进化论，使读者感到，如果进化论真是这样糟糕，那么特创一定更合理。然而特创论并没有详细说明科学家如何能够根据《圣经·创世纪》的故事构建一种全面的解释。这种异常成功的技巧使进化论者处于守势，而没有去揭露特创论者也有受到攻击的危险。

对特创论的理论进行适当检验的重要性显得愈加明显了，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带来更深刻的有关科学性质的问题，并迫使进化论者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特创论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他们利用了公众对科学的简单想象，即科学就是事实的收集。如果进化论是科学的，那么它一定要符合“事实”，而且支持这个理论的人应该能够证实他们对于生命史各个方面的解释都是正确的。如果能够表明在进化论中还有一些缺陷没有弥补，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它就不是已经明确的事实，不能在学校中讲授。由于进化论的宏大，在一些领域中，进化论者必定不会对这种攻击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还没有完备的生命起源理论，而且对于化石记录中的一些空缺我们还无法解释其中的进化是如何发生的。特创论者感到，一旦承认这些，他们就可以认为整个进化论是不正确的——至少特创论者向那些相信进化论是已经确立的事实是听众是这样说的。

这种论点希望为进化论者设一个陷井。进化论者经常宣称进化论是已经证实的事实，而且他们也在维护科学家所普遍具有的绝对正确的名声。然而对于那些从道听途说中听说进化这个词的人来说，进化论显然并不是“事实”。由于时间尺度的限制，我们无法证实鸟类是从爬行动物进化来的；我们只能表明已知的化石记录符合这种信念。我们不能证实自然选择是地球上整个生命发展过程中的机制，正因为如此，有些生物学家才考虑其他的解释，比如间断平衡。特创论者为这些替代达尔文主义综合论的理论喝采，认为这些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整个进化论纲领已开始衰落。生物学家们曾经满怀信心地宣称他们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记得科学家这种说法的公众即使对科学家信以为真，也是可以原谅的。实际上，新假说的涌现表明了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这显示出人们正在考虑新的思想，开辟新的研究途径。为了理解为何这种现象的涌现是一种良好的标准，以及为何特创论者不能通过自己的研究来赶上这种变化，公众就必须更加理性地认识到科学是如何运作的。他们还必须清楚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区别，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的真正地位。

然而，为了做到这些，进化论者必须心甘情愿地承认他们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理论。一个科学理论不是一个事实：科学理论是可供使用的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假说，因为它可以继续指导研究沿着富有成果的路线进行。没有哪个理论可以回答遇到的所有问题，因此，没有哪个理论保证不受到批评。正确的思想是，科学研究依赖于存在着未决的问题，依赖于承认目前的知识还是不正确的。如果能够劝说普通民众采纳这种更准确的科学活动观，那么他们将会认识到进化论者不可能回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他们还会认识到，只有当特创论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全面的解释体系，能够更好地指导研究时，他们才有理由作出放弃进化论和选择特创论的决定。特创论者要想使人们认真分析他们那异常的理论，唯一的途径就是进化论者承认不能证实自己的理论，这种想法听起来有点荒谬。只有承认任何理论都缺乏一定的连贯性，我们才能将争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届时，特创论者就不能再是只攻击进化论，而且还不得不展示他们自己的理论，以便经受详细而科学的检验。

特创论者提出，只有在学校里赋于他们的理论相同的课时才是公正的，但是，如果采纳了这个要求，那么要求花时间来解释他们信仰的依据看起来同样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攻击进化论上了，所以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到底支持什么观点。乍一看，好象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确定在过去的某一时刻新物种有可能被神奇的力量创造出来。他们的许多文献都承认化石记录，并且暗示化石记录显示新的类型是以更符合特创、而非进化的方式产生出来的。这种立场与18世纪剧变论者的立场很相似(第五章)，即承认在地球历史中存在着地质时间的顺序，但是仅仅认为在这一时间顺序的某一刻新类型被突然创造出来。如果知道了这种方式，那么就会明白，将特创论转变成科学的企图，只不过意味着使生物学家只能在有关地球历史的其他正统观念的框架中探讨基本的奇迹观。但是，如果我们详细剖析一下他们的观点就会发现，多数现代特创论者的立场都很固执，按照这种立场，［生物的］创造是从完全与《圣经》相符的角度予以解释的，即认为创造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仅发生在几千年前。如果要将这种观点转换成科学的理论，需要另外解释研究地球和宇宙历史的科学家所接触到的事实。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由于地球历史的时间尺度大大降低，结果会导致进化论的消失。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反对进化论的论点，与科学和宗教之间就过去历史的问题所发生的一般性争论，没有什么关系。

神创万物的基本思想可以转变成一个可供使用的有关物种起源的科学理论吗？当然，必须承认，万物奇迹般的创造出来的观点与我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没有办法否认新物种是在过去某一时刻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任何一个人，只要相信存在着上帝，而这个上帝又可以干涉他所创造的宇宙的正常运行，那么这个人自然就可以认为上帝创造出化石记录中的和今天世界上的所有(或者是某些)生命类型。然而，并没有办法〖hh〗证实〖hss〗发生过奇迹，甚至无法证实奇迹可以发生，因为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期间，显然没有发生过这种超自然的事件。特创论者认为，进化论太难以令人信服，乃至有充分的理由去否定整个有关生命起源的自然解释；但这是纯粹否定的论点。如果我们承认目前的知识并不完备，但是坚持认为通过研究可以改进我们的理解水平，那样并不能确保将来在进化论中没有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创论和进化论］双方都不能提供证据，这样的话，解决问题就只能依据哪一种方法最有希望提高我们关于生命如何在地球上和化石记录中分布的认识。在这个层次上，奇迹力量创造的观点很难成为一种有效的科学理论。

首先看一下新物种形成的机制问题。也许现代的遗传与自然选择综合理论在某些方面还有缺陷，但是生物学家已经得出了新的机制来补充达尔文主义，并且他们在研究中一直在寻求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假说。特创论者显然无法从事这个水平上的类似研究计划，因为按照定义，奇迹是指超自然事件，在这类事件中，自然法则的方式变得使人类观察者无法察觉。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新物种起源的模式，我们就得迫使自己相信我们将不会理解这个过程的实际情况。无论涉及到生物学的哪个方面，特创论带给人们的都是失望。特创论鼓励科学家放弃所有存在着问题的研究，因为科学家无法从理性的角度解答那些问题。人们很难将这种被动性的策略视为一场积极的科学项目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如果将困难作为借口，如果由于存在着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放弃研究的话，在任何科学领域中都无法取得进步。特创论并不是研究物种起源的科学方法；特创论要求人们放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特殊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一点，最好设想一下只有〖hh〗某些〖hss〗物种的创造是由于神奇的力量，而其他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产生出来的。除非我们援引天启——科学特创论不会这样做——否则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每一种独特的形态都是分别创造的。即使顽固的特创论者也承认加拉帕格斯群岛莺鸟是通过自然歧化产生出来的，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莺鸟仍然属于同一“种类”的鸟。而按照生物学家的分类，这些鸟不仅属于不同的种，而且属于不同的属，因此这种鸟的自然进化程度已经相当大。少数更老练的特创论者（比如，shue，1961）认为，在生命历史中只有主要的步骤才需要奇迹，那些不太重要的生物发展都符合自然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又如何确定假定中的奇迹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产生一个新的目，还是新的纲，还是新的门时需要奇迹？找出这种观点局限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坚持尝试尽可能地发展自然解释，因为不可能利用奇迹的概念来积极地工作。因此有可能认为，即使他相信有可能存在着创造奇迹，也应该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从事研究。如果他采用了其他策略，他就要冒不久就得放弃的危险，因为只需不多的研究，就可以对他用奇迹解释的问题作出自然的解释。

利用特创论显然无法研究化石记录和世界上物种的地理分布。在这些领域中的研究可以简化为纯粹的描述性工作，因为如果我们援引奇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或地点存在某种物种。为什么在化石记录中的某些阶段存在着不连续现象，而在其他阶段则呈现出规则的趋势？特创论者只能以造物主的意愿不可预测来辩解。特创论者无法预测能够发现什么样的与已知类型有关的新化石，因为他已经事先假定，化石记录中存在的空缺表明了生命发展的真正不连续性。如果最终发现了中间过渡类型，特创论者也仅仅是在他们的清单中再添上一个奇迹。他不可能对于为什么物种存在于此地而非彼地作出自然的解释，他只能认为每一种物种都是在上帝选定的地方形成的。为什么在澳大利亚创造出袋鼠及其他有袋类动物，而不是胎盘类动物，尤其不要忘记，已经证实这个大陆的气候非常适于欧洲人引入的哺乳动物生活。特创论对于这个问题无法给出理性的答复。如果我们承认物种可以随造物主的意志分布到任何地方的话，那么就得摈弃整个从隔离、迁徙和进化角度尝试解释地理分布的研究纲领。

因此可以认为，即使是最有弹性的特创论形式，也不能为科学的物种起源理论铺垫基础。无法证明特创论是错的，但是特创论不能指导我们的研究，因此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特创论起到的是限制、而不是提高的作用。今天世界上非常流行的原教旨主义特创论观是什么？是否认为创世的活动完全像《圣经·创世纪》中描述的那样？有哪种正规的科学程序会得出地球和地球上生居的生物是在几千年前的很短时间内形成的观点？如果这样认为的话，不仅要否定进化论，而且要重新确定考古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甚至物理学本身等科学。很难相信特创论者自己已经想到去确定他们工作的量级。他们必须提供可以覆盖这么宽广知识领域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至少要像他们打算替代的理论一样有说服力。相反，他们所能拿出来的只是专为攻击正统理论的零星看法，以及有关替代理论的模糊建议，这些建议一旦经受详细的分析，就会瓦解。

特创论不可能覆盖它所涉及到的所有领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地层顺序及其中所含的化石。特创论者不得不否认地层顺序是地球历史长期沿革的产物。而他们却认为所有的沉积岩都是在大洪水期间形成的，而化石是死于这场剧变的生物遗迹。化石的分布是由于像三叶虫等原始类型灭绝得比较早，而高等的动物可以爬上高山，所以淹死得较晚。自从18世纪早期以来，没有一个从事过研究的地质学家会认真看到这种思想(见第二章)，而且，自1800年以后，甚至连维尔纳更加成熟的水成论都遭到了抛弃。即使是笃信宗教的地质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有证据表明了岩石的依次形成，其间还伴随着强烈的地壳运动。还有很多情况表明，在新的岩石沉积下来之前，较早期的岩石曾受到过扭曲和侵蚀。在比年轻的岩石所在海平面更高的地区，常常可以找到更古老的岩石。熔岩经常侵入到沉积地层中，有时侵入的规模相当大。偶尔我们会发现有的地层的构造是火山灰，而不是水成沉积。所有这些事实都符合现代的地球历史观，而和那种认为在广袤的海洋中发生过一次幕式沉积作用的观点不可能一致。

特创论者关于化石记录的解释陷入了同样困境。许多已知仅存在于更古老岩石中的类型都是水生生物，所以其中的一些为什么不能度过大洪水，而葬于后期沉积中？难道我们能指望在大洪水造成的混乱中所有死去的生物体在沉底之前会有〖hh〗任何〖hss〗规则的排列？不要忘记，死于水中的尸体死后不久就会漂浮上来。我们怎样解释会出现恐龙及其它陆生动物的足迹化石？难道它们能在沉积形成期间在大洋底部行走吗？提出岩石可以在大洪水期间沉积这种建议并不难；但是难的是在面对大量详细的批评意见情况下依然可以证实这种观点，而且很多意见都是特创论用来批评进化论的。除非他们拿出能够满意解答这些问题的理论，否则他们无法坚持他们的观点像科学一样合理。他们必须提供一个至少像现在的地球科学那样全面和具有实际用途的解释体系。只有当油矿公司雇用受过洪水理论训练的地质学家后——因为他们比正统的同事能够更熟练地确定矿床位置，特创论者才能够说他们对于地球过去的解释更好。

最后，我们怎么看待挪亚方舟的故事？特创论者不得不真的以为这是使陆生动物幸免于世界性大洪水的唯一方式。这么多物种死去这件事本身就告诫我们不能刻板地理解《圣经》故事，因为上帝命令挪亚把所有现存物种都送上方舟。暂且不去考虑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物种放在一定空间有多困难，当方舟登陆后会发生什么？食肉动物除了捕食幸存的猎物外还能以什么为生？体重的动物怎么行走？绝大部分地面都覆盖着数千英尺厚的淤泥，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变得干硬。看一个更早的例子，为什么只有袋鼠等有袋动物只去了澳大利亚，而胎盘类哺乳动物却不能到达那个大陆？所有动物怎么从方舟停泊的地点开始长途跋涉？设想一下，像考拉这种很难适应长途旅行又特挑食的动物，居然还能不畏艰难地从阿拉拉特山来到澳大利亚！很多特创论者坚持这种没有说服力的幕式变化观点，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依据的是《圣经》，而不是客观事实。

纵观这些困难，如果特创论者不把时间花在考虑自身观点细节中的问题，而是花在攻击进化论上，他们或许应该开始重新考虑要求学校分配同等时间。即使赞同在学校的生物学课上会涉及到进化论者所面临的问题，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唯一的替代方法就是直接去讲述特创论。富有想象力的理科老师可能希望有机会讨论研究者们争论的其他思想。然而，在向那些需要通过考试的学生教课时，合理的教学安排应该是把重点放在现存理论中更明确的观点上。所有科学理论的前沿领域都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但在我们不能要求年少的学生先是掌握某个理论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再去学习这个理论如何在一个领域得到了成功的应用。特创论者要求重视在学校中应该教授什么科学的问题。我们是否应保持现行方式，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把已获承认的理论当作“事实”告诉学生？还是应当更公开地承认科学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且事实上研究在改变着我们对万物如何运行的理解？教育事业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这场争论，但是只在进化论领域，没有理由通过法律施加更灵活的方式。特创论者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在涉及到进化论方面，道德问题太重要了，因此必须使学生意识到，还存在着比达尔文主义更鲜有唯物主义的理论。即使承认要由伦理问题来决定应该教授什么样的科学，也没有理由认为应该让信奉《圣经》的特创论作为唯一可替代的理论。一旦我们开始讨论更广泛的问题，就要考虑到所有可能性——很难理解为什么要给信奉《圣经》的特创论更多的时间。

现代特创论最令人困扰的方面还不在于它难以置信，而在于它公开宣称整个特创论都建立在《圣经·创世纪》基础上。对于所有宣扬“科学创世论”的创世研究会的成员来说，他们有责任忠实地信奉天启的真理。很难认为这种先于任何研究而对某个特定的解释精心维护的做法也算是科学程序。特创论的框架不可能改变或发展，因为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说，基于科学以外的基础，真理已经明了。事实上，这给了对手另一个可以用来反对他的武器，而且只要指出宗教记载并没有提供连贯性的创造如何发生的故事，就可以在一些公开辩论中取得胜利。研究《圣经》的学者现在已经意识到，《圣经·创世纪》是根据不同的来源编纂而成的（见asimov，1981），所以对创世和大洪水的解释不尽相同。人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创造的（比较一下《圣经·创世纪》1和2）？挪亚从每个“洁净”物种中挑了2个还是7个动物登上方舟（《创世纪》6和7）？绝大多数宗教思想者认识到，这些难免矛盾的文本可以用于宗教和道德说教，但是不能作为科学教科书。无论这种文本的本意有什么长处，但是都不能用作有关地球历史详细理论的基础，因为这种文本本身就有矛盾的地方，而且也不符合科学事实。

由于特创论与《圣经·创世纪》的关系，人们批评特创论是带有伪装的宗教，尤其是带有伪装的原教旨主义新教。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在学校教授特创论的确违反了美国宪法。但我们并不是基于狭隘的法律原因，而拒绝特创论的占用同等时间的要求。很多学生的宗教背景并不一样，而令人反感的是却让他们在学校里接受某一特定宗教价值观念的熏陶。很多基督教派并不相信一定要忠实地用《圣经》来处理科学问题，而且他们也谴责原教旨主义，因为原教旨主义者过于简化上帝和人的关系。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来自非基督教国家的大量移民反对将《圣经·创世纪》中得到了科学支持的观点教授给他们孩子，他们的要求很正当。在世界上的著名宗教中，有一些并不存在进化的问题，因为它们不含单一创世活动的信念。还有些宗教有其自身的困难，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我曾经在一个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教过三年书，遭到过一些伊斯兰学生的憎恨，因为他们认为进化论不符合真主的教诲。对他们来说，天启来自《可兰经》，而不是来自《圣经》，二者在人的创生问题上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不能偏听偏信，把《圣经·创世纪》中的创生当作神示知识的唯一来源。难道信奉《可兰经》的特创论也应该在我们的学校中享受同等的授课时间吗？要么，我们便从中学会，对所有自称拥有优先的知识决定科学〖hh〗必须〖hss〗发现什么的团体，一律要保持距离。

特创论者反对将进化论当作完全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来教授，他们的这种认识还是准确的。曾几何时，科学专家也曾仰仗这种显得准确无误的理论［即进化论］来支持他们原有的道德信念。但是如实地回到《圣经》中的说法并不能解决进化论中的科学问题，当然更不能解决现代生活中面临的困境。特创论者之所以攻击达尔文主义，是因为达尔文主义的试错机制显得更有损于上帝设计的论点。从政治角度看，人们也总是将达尔文主义与极端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原教旨主义派系结盟的原因。拉马克主义也是一种进化机制，有人赞誉拉马克主义维护了上帝设计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拉马克主义就和政治上的左派有牵连。所以，不能将进化的基本思想归入到任何一种哲学或意识形态中。对于有些现象，一个人从中只看到盲目的生存斗争，而另一个人则看到上帝使万物趋于完美。甚至达尔文主义也不总被当作无神论。摩尔(moore，1979)指出，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就有少数严格的卡尔文教派徒欢迎选择理论，因为他们怀疑所谓上帝设计的论点，而且相信受这样糟糕的法则［即选择原理］控制的宇宙，正适合负有原罪的人类。一个体系如果认为自然能够提供有关生活目标的直接信息，那么这个体系就是有危险的，因为它支持了我们〖hh〗必须〖hss〗遵循预定法则的主张，从而限制了人类的自由，让人类去面临此世或彼世的结局。约翰·杜威和威廉·詹姆斯等哲学家曾经指出(见第八章)，可以认为达尔文主义鼓励自由，这主要是因为达尔文主义没有预测大自然和人类前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