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幼年时候起就知道着名的“红门”了。

——这“红门”日语叫“赤门”。亲戚或长辈中来过日本和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人们，都是夸耀自己的“红门”出身的，可见东京帝国大学的地位——它已在外国人中有相当高的评价了。

我自己在四年前就到过东京，首先参观的是东大。那郁郁葱葱的林***，庄严古雅的校舍，那许多往来的学生，都使我心中不觉涌出兴奋而愉快的感情。

前年夏，应东大中国文学科的聘请讲学，我感到荣幸。今春又再次被邀请来讲学。我不止是最早来的外国女性，而且也是最初在东大讲学的外国妇女，这更使我感到兴奋。

我从事教学有二十多年了。对我来说，最令人愉快、令人激奋的，莫过于接触男女青年。过去的同事和我这样说：

“我们教师过去没有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那时也不可能。但是今后，我们应当努力引导学生的思想走向正确的方向。”

我记住了这句名言。在过去二十年的经验中，学生们给予我无数的激励，无数的劝勉和无数的批评；他们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严谨，那样的坦率和天真。这给了我勇气，使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们希望我不要停止，不要后退。特别在抗战期间，学生们对我的照料和关怀，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鞭策。记得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年）春，在华北的广播中说我故去了，据说日本报纸也登载了这样的消息。在此三四个月之后，我的丈夫吴文藻收到了在华北打游击的一位学生的信。这信不知经过了几个月，通过了几个战区，才辗转送来的，当拿到信时，已破旧不堪了。

这信中写道：

“在战地，有位外国记者送我一本‘幻想评论’，其中记载有谢先生故去的新闻，我们无限悲伤。我还清楚地记得，谢先生喜欢穿蓝布衣服，谢先生的那温柔的笑脸……谢先生一直是主张民主、拥护民主的，现在我们正需要建设最民主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开我们去世了，我们怎能不悲痛呢！我们希望与您和您的孩子们一起，为完成谢先生未完成的大业而努力……”

这封信使我感动，使我伤心！我多次地流下了热泪。以后这个学生在华北战场上壮烈地牺牲了；而我仍留在人间。但他对我所怀的印象和深挚之情，却长久留在我的心里。我该如何去努力呢！

我在东大的教室和校园里，看到这儿的学生的脸上的表情和眼睛里的神情，和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同样是朴素的服装，饱满的热情，追求知识的眼神，敏捷天真的动作；同样地激发了我。遗憾的是因我没有学过日语，不能随意畅谈。我对日本一切的理解，实在肤泛浅薄。如果我能和学生们随意畅谈，我相信能有更多的东西贡献于诸位面前。亚洲的和平和民主，是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中日两国国民需要我们真正的理解与合作。

我们追悔过去沉痛的教训，需要重新展望未来！东大的学生们以我做为“红门”的客人接待，我希望在得到互相理解、共同合作的良机中不断前进！一九五○年十月三日东京（本篇最初发表于《东大学生新闻》195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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