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节晚上，孩子生出来了。莎拉的分娩持续了九个小时。当需要的时候，会给她一”些氧气，在最难受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和约翰尼在同一个医院，一次一次地叫着他的名字，后来几乎不记得这些了，更没有告诉瓦尔特。她认为她不可能是在做梦。“生出来的是个男孩。他们给他起名叫丹尼斯·爱德华·赫兹列特。三天后，他和他母亲回家了，感恩节后，莎拉又开始上课。瓦尔特在班戈尔律师事务所找了个好工作，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计划到1975年6月莎拉就停止教书。她并不是很想这么做，因为她已逐渐喜欢上了这一工作。

1975年的第一天，在缅因州的奥提斯菲尔德镇，两个小男孩，查理·诺顿和诺姆·劳森，在诺顿家后院打雪仗。查理八岁诺姆九岁。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诺姆感觉到雪仗快要结束了，于是向查理发起进攻，雨点儿般地投出雪球。查理一边躲一边笑，先是步步后退，接着转过身，跳过诺顿家后院的矮砖墙，向树林中逃去。他沿着一条小径向斯垂默汀河跑去。当他逃的时候，诺姆的一个雪球正好打中他戴兜帽的脑袋。

查理逃得无影无踪。

诺姆跳过墙，在那里站了半刻，看着白雪皑皑的树林，听着烨树，松树上的滴水声。

“回来，小鸡！”诺姆喊道，发出一连串咯咯的鸡叫声。

查理没有中计。现在看不到他的一点踪影，但通往小河的小道非常陡。诺姆再次咯咯地叫着，犹犹豫豫地迈出一·步。这是查理的树林，不是他的，是查理的地盘。诺姆打雪仗时喜欢赢，但他不想走到树林中，因为查理可能拿着半打坚硬的雪球正埋伏在那里呢。

不过，他还是往下面的小道走了几步，突然，下面传来了一声吓人的尖叫声。

诺姆·劳森一下子全身冰凉，就像他绿色胶鞋下踩的雪一样，手里抓着的两个雪球落下来掉到地上。尖叫声再次响起，这次微弱得几乎听不清。

天哪，他掉到河里去了！诺姆想，从恐惧的麻木中挣脱出来。他沿着泥泞的小道跑下去，路上一屁股摔坐到地上，他的心狂跳不已。在他的大脑深处，他看到自己刚好在查理第三次沉下去之前把他从河中拉上来，他自己成为《男孩生活》杂志上的一位英雄人物。

在很陡的小道的四分之三处有一个拐弯，他转过这个弯，看到查理·诺顿根本没有掉到河里。他正站在小道上很平的一个地方，凝视着正在融化的雪里的什么东西。他的兜帽从头上落下来，他的脸像雪本身一样白。当诺姆走近时，他又发出那种可怕尖叫。

“怎么了？”诺姆一边过去一边问。“查理，出什么事了？”

查理转过脸，眼睛睁得溜圆，嘴巴张开着。他想说话，但却什么也说不出，只发出含含糊糊的咕噜声，一条唾液从嘴边流下。他只能用手指指。

诺姆走近仔细看。突然，他两腿一软，咚地一声坐到地上，吓得天旋地转。

从正在融化的雪中伸出两条穿着牛仔裤的大腿。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白乎乎的毫无遮掩。一只胳膊从雪里伸出，那只手似乎在叫救命。幸好身体的其余部分被雪盖住了。

查理和诺姆发现了十六岁的卡洛尔·杜巴戈的尸体，她是罗克堡凶杀案的第四个受害者。

从杀手上次杀人到现在，几乎已有两年了，罗克堡（斯垂默小河是罗克堡和奥提斯菲尔德镇之间的分界线）开始放松了，以为恶梦终于结束了。

它没有结束。

在杜巴戈姑娘尸体发现后的十一天，新英格兰北部受到一场暴风雪的袭击。在东缅因医疗中心的六层，所有的工作都因此受到影响。许多医护人员无法赶到医院，赶到医院的那些人发现要使一切正常运转很困难。

上午九点后，一位叫阿里森·康诺弗的年轻女工才把斯达特先生的早餐送来，斯达特先生正从一次心脏病发作中恢复过来，要在特别护理室住十六天，这是冠心病人的标准治疗程序。

阿里森进来时，电视正开着，斯达特先生坐在床上，一只手拿着遥控器。“今日新闻”刚结束，接着是卡通片《我的后院），斯达特还没决定是否关掉它。如果关掉的话，他就得听约翰尼人工呼吸器的声音了。

“我以为今天早晨没饭了。”斯达特先生说，不很高兴地看着他的早餐盘，上面是桔子汁。凝乳和麦片。他真正想吃的是两个胆固醇丰富的鸡蛋，别煎得太老，还有香甜的奶油，旁边是五片腌肉，别太脆。实际上，正是这种食谱才使得他住进医院，至少他的傻瓜医生是这么说的。

“外面道路很不好走。”阿里森很不耐烦地说。今天早晨已经有六个病人说过类似的话了。阿里森是个开朗的姑娘，但今天早晨她觉得很烦躁。“噢，对不起，”斯达特先生谦恭地说，“路很滑是吗？”

“当然，”阿里森说，态度缓和了一点儿。“如果今天不开我丈夫的汽车，我永远赶不到。”

斯达特先生按了一下按钮，让他的床升起来，这样他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吃早餐，使床升降的电动马达很小，但声音很响，电视机声也很响——斯达特先生有点儿聋，而且正如他告诉他妻子的那样，另一帐床上的家伙永远不会抱怨声音太响，也不会要求看看别的频道有什么节目，池认为这玩笑很不得体，但当你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和一个植物人同住一间屋时，你要么学会一点儿黑色幽默，要么发疯。

阿里森给斯达特先生摆好盘子，在马达和电视声中提高嗓门说：“在山坡路上有许多汽车翻了。”

另一张床上的约翰·史密斯轻声说：“全部压十九，快点，我的女朋友病了。”

“瞧，这凝乳不错，”斯达特先生说。

“你听到什么了吗？”阿里森说，怀疑地环顾四周。

斯达特先生松开床边上按钮，电动马达的声音消失了。电视上，艾默·福德正冲巴戈斯·邦尼射击，但没射中。

“除了电视声，什么也没有，”斯达特先生说，“你听到什么了？”

“我猜没什么。一定是风吹窗户声。”她感到她的头越来越疼——要做的工作大多，又没有人来帮她——她使劲揉揉太阳穴，好像要在头疼扎根之前把它赶走。

向外走的时候，她停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另一张床上的人。他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儿不同？好像挪了挪地方？肯定不是。

阿里森走出房间，来到走廊，推着早餐车继续向前走。这是一个可怕的早晨，一切都乱了套，到中午时，她的头疼得咚咚直响。她情有可原地忘记了那天早晨在619房间听到的一切。

但随后几天，她不由自主地越来越注意史密斯，到三月时，阿里森几乎确信他伸直了一点儿——改变了一点儿医生所谓的胎儿姿势，改变不是很大，只是一点儿。她想跟谁谈谈这事，但最后没这么做。她毕竟只是一个帮厨女工而已。

这不关她的事。

他猜这是一个梦。

他在一个黑暗阴森的地方——像一个走廊。天花板高得看不见，消失在阴影中。墙是黑色的钢板，向上伸展着，他独自一个人，但远处飘来一个声音。这声音他很熟悉，在另一个地点。另一个时间对他说过。它呻吟着，在黑色钢墙之间回荡，像他童年时的那只鸟。那鸟飞进他父亲的工具棚，不知道怎么飞出去。它慌了，四处乱飞，吱吱喳喳绝望地叫着，使劲撞墙，一·直撞到死，这个声音和那只乌的吱喳声一样，有一种注定要完蛋的调子。它永远逃不出这个地方。

“你对你的生活做个计划，然后尽力而为。”这幽灵般的声音呻吟道，“你只想尽力而为，可那孩子回到家，头发长得到屁股眼了，说美国总统是一头猪，一头猪！妈的，我不知道……”

注意，他想要说。他想要警告那个声音，他却保持沉默。注意什么？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他是谁，虽然他隐隐约约觉得他曾经是一个教师或牧师。

“天。天哪！”远处的声音尖叫道，这是一种迷茫。大难临头的声音。“天……”

接着是一片沉默。回音消失了。然后，它又慢慢开始了。

过了一会儿——他不知道有多久，在这个地方，时间似乎失去了意义——他开始摸索着向前走，喊叫着（也许仅仅在他大脑中），可能希望和说话的那人一起走出去，也许只是找些安慰和听到回答。

但是那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直到变成回音的回音，然后完全消失了。他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在这阴暗的走廊中走着。他渐渐明白，这不是幻觉、海市蜃楼或一场梦——至少不是，通常的那种梦，他似乎走到了中间地带，处在阴阳世界之间。但他是在走向哪一个世界呢？

那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又回来了。它们像幽灵一样落到他前后左右，直到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围起来，他几乎可以看到它们。全是炼狱的低语声。一个轮子在黑暗中转啊转，是个命运轮，红和黑，生命和死亡，转得慢了下来，他赌什么？他记不住也不可能记住，因为赌注就是他的生存，进来还是出去？必须做出选择。他的女朋友病了，他必须送她回家。

过了一会儿，走廊似乎亮了一点儿。起初他以为这是想象、是梦中之梦，但过了不知多久，这亮光大明显了，不可能是一种幻觉。走廊的体验越来越不像梦。他几乎能看到墙了，那种单调的黑色变成了一种暗灰色，三月里一个温暖多云的黄昏的颜色。他似乎根本不是在一条走廊中，而是在一间屋子中——层薄膜像胎盘似地里着他，他像个即将出生的婴儿。现在他听了别的声音，不是那种回音，而是低沉的声音，就像无名的诸神用不灵便的舌头发出的一样。慢慢地，这些声音越来越清晰，直到他几乎能分辨出他们在说什么。

他开始时不时地睁开眼（或认为他在这么做），他真的能看到说话的人了：明亮的。幽灵般的身影起初没有脸，有时在屋里移动，有时俯身看他。他没有想到跟他们说话，至少开始没有。他以为这是死后的世界，这些明亮的身影是天使的身影。

脸像声音一样，开始越来越清晰。他曾经看到他的母亲，俯身慢慢对着他的脸大声说着什么毫无意义的话。还有一次是他父亲，还有学校的戴维·皮尔森，还有一个他逐渐认识的护士，他相信她的名字是玛丽或玛丽亚。面孔，声音越来越近，挤在一起。

别的一些感觉不知不觉产生了：他觉得他变了。他不喜欢这种感觉，他不信任它。他似乎觉得不管这变化是什么，都不是好事，它意味着悲哀和不幸。他带着一切进入黑暗，现在，一无所有地走出黑暗——只剩下一些极度的陌生感。

梦正在结束。不管以前如何，梦正在结束。现在房间非常真实，非常近。声音，面孔

他在走进房间。突然他想转身逃走——永远回到那个黑暗的走廊，黑暗的走廊不好，但总比这种悲哀和大难临头的感觉好。

他转身向后看去，是的，它就在那里，房屋的墙壁在那里变成黑的钢，一帐椅子旁有个角落，进进出出的人都没注意到它，那里有个入口，他猜那是通往永恒的。另一个声音就是去的那里，那声音是——

出租汽车司机的声音。

是的，现在他想起来了。坐着出租车，司机在抱怨他儿子的长发，抱怨他儿子认为尼克松是一头猪。然后是山坡上并排的车头灯，白线两边各一对碰撞。不疼，但知道他的大腿猛撞在出租车计程器上，脱了臼。有一种冰凉潮湿的感觉，然后是黑暗的走廊，接着就是现在这情景。

选择吧，内心深处在低语，选择吧，否则他们会为你选择的，他们会把你撕扯出来，就像医生用剖腹的方法从母亲的子宫取出婴儿一样。

这时莎拉的脸浮现在他面前——她一定在什么地方，虽然她从没俯身看过他。她一定在什么地方，担惊受怕。现在她几乎已经是他的了，他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要向她求婚。

那种不安的感觉又出现了，这次比以往更强烈，并且和莎拉交织在一起。但是，对她的渴望更强烈，于是他做出决定，他转过身不理那个黑暗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回头看时，那地方已经消失了；椅子边除了光滑的白色墙壁，什么也没有。不久，他逐渐明白这房于是什么地方——毫无疑问，它是一间病房。黑暗的走廊淡化成一个梦幻似的回忆，从没被彻底忘掉过。但更重要，更直接的事实是，他是约翰·史密斯，他的女朋友叫莎拉，布莱克奈尔，他遇上了一次可怕的车祸。他猜自己能活下来一定是很幸运的，他只希望他的所有器官还在，还能正常运转，他可能是在克利维斯·米尔斯社区医院，但他猜更可能是在东缅因医疗中心，他猜他在这里已经往了一段时间一他可能昏迷了一周或十天。该出院了。

该出院了，这是约翰尼睁开眼睛时的第一个念头。

这是1975年5月n7日。斯达特先生早已出院回家了，医生命令他每天走两英里路，少吃含胆固醇的食品，屋子另一头是一个身患癌症的老人，注射了吗啡后正在睡觉，除此之外，屋里空荡荡的。这是下午三点十五分。电视机上盖着一块绿布。

“我在这儿。”约翰·史密斯声音沙哑地说。有气无力的声音让他自己吃了一惊，屋里没有日历，他无从知道自己昏迷了四年半。四十分钟后，护士进来了。她走到另一张床的老人那儿，给他换了一瓶吊针，走进浴室，拿着一个蓝色塑料水罐出来。她给老人的花浇了水。在他的桌子和窗台上，有半打多束花和二十多帐慰问卡。约翰尼看着她做这些日常工作，并不急于再次试试他的声音。

她把水罐放回去，来到约翰尼的床边。她要翻一下我的枕头，他想。他们的眼睛短暂地对视了一下，但她的眼神没有任何变化。她不知道我醒了，我的眼睛以前也睁开过。她不觉得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她一只手放到他的脖子后面。手很凉，很舒服。约翰尼知道她有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去年六月四日一只眼睛差点儿失明。一次爆竹事故。男孩的名字叫马克。

她抬起他的头，把他的枕头翻过来，又把他放平。她扯扯臀部的尼龙制服，转身要走，然后又很困惑地转过身。也许是意识到他的眼睛里有某种新东西，某种以前没有的东西。

她若有所思地瞥了他一眼，又转身要走，他说话了：“你好，玛丽亚。”

她呆住了，他可以听到她的牙齿突然剧烈地撞在一起，发出叭的一声响，她的手按着***上面的胸口，那里挂着一个金十字架。“噢我的天哪！”她说，“你醒了。我就觉得你看上去有所不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大概我听见过吧。”说话非常困难。他的舌头像条懒虫，似乎唾液没有使它滑润起来。

她点点头：“你已经醒了一会儿了，我最好下去到护士办公室，找到布朗医生或魏泽克医生。他们会很想知道你醒来了。”但她还是多停留了一会儿，着迷地看着他，使他感到很不安。

“我长出第三只眼了？”他问。

她神经质地笑了：“没有……当然没有。请原谅我。”

他的眼睛看着他的窗台，他的桌子就在窗台下。窗台上是一棵退色的紫罗兰和一张耶稣的画像——是他母亲喜欢的那种耶稣画像，耶稣看上去正准备参加棒球比赛。但这帐画发黄，而且四个角都卷起来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护士！”他喊道，“护士。”

她在门口转过身。

“我的慰问卡在哪里？”他突然喘不过气来，“那个人收到的那种……没有人寄给我一张慰问卡吗？”

她微微一笑，但它是装出来的。这是隐瞒什么事的那种微笑。突然约翰尼想要她站到他的床边，他要伸手摸她。如果他能摸到她，就会知道她在隐瞒什么。

“我去叫医生。”她说，他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她就离开了。他看着紫罗兰，看着发黄的耶稣画像，困惑而又害怕。过了一会儿，他又慢慢睡着了。四

“他刚才是醒的，”玛丽亚·米查德说。“他非常清醒。”

“好吧，”布朗医生说。“我不怀疑你的话。如果他曾经醒来过，他可能还会醒来的。这只是一个……”

约翰尼呻吟了一下。他的眼睛睁开了，这眼睛半向上翻着，露出眼白。他似乎在看玛丽亚，眼睛逐渐清晰起来。他微微一笑。但他的脸仍然很松弛，好像只是眼睛醒来了，其它部位仍在睡着。她突然有一种感觉，觉得他不是在看她，而是看她的内心

“我想他会好的，”约翰尼说。“一旦他们清理受伤的角膜眼睛就会像新的一样好。应该是这样的。”

玛丽亚大口喘着气，布朗看着她：“怎么啦？”

“他在说我的儿子，”她低声说。“我的马克。”

“不，”布朗说。“他只是在说梦话罢了。别大惊小怪，护士。”

“是。好吧。但他现在没睡着，对吗？”

“玛丽亚？”约翰尼间，小心翼翼地微微一笑。“我打了个盹是吗？”

“是的，”布朗说，“你在说梦话，把玛丽亚吓了一跳，你毛做梦吗尸

“不……我不记得了，我说什么了？你是谁？”

“我是詹姆斯·布朗医生，跟那个歌手同名，不过我是位神经科医生。你刚才说：‘我想他会好的，一旦他们清理了受伤的角膜……’是这么说的吗，护士？”

“我的儿子要做那种手术，”玛丽亚说。“我的儿子马克。”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约翰尼说。“我猜我是睡着了。”他看着布朗。他的眼睛现在很清澈，也很惊恐。“我抬不起胳膊。我麻痹了吗？”

“没有。试试你的手指。”

约翰尼照办了，手指都在动。他微笑了。

“好极了，”布朗说。“告诉我你的名字。”

“约翰·史密斯。”

“很好，你的中间名呢？”

“我没有中间名。”

“很好，谁需要中间名呢？护士，请你下去看看明天神经科谁值班。我要对史密斯先生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是的，医生。”

“你给山姆·魏泽克打个电话。他可能在家里或高尔夫球场。”

“是的，医生。”

“请别告诉记者……千万别告诉！”布朗仍微笑着，但很严肃。

“当然不会的。”她离开了，白色的鞋发出吱吱的声音。约翰尼想，她的小儿子会好的，我一定要告诉她。

“布朗医生，”他说，“我的慰问卡在哪里？没有人给我寄卡吗？”

“再问几个问题，”布朗医生圆滑地说，“你记得你母亲的名字吗？”

“当然记得。维拉。”

“她姑娘时的名字呢”

“娜桑。”

“你父亲的名字呢。”

“赫伯。为什么你让她别告诉记者？”

“你的通信地址？”

“rfd一号，波奈尔约翰尼应声答道，然后停下了。一种可笑的惊讶神情掠过他的脸，“我的意思是……我现在住在克利维斯·米尔斯镇，北大街一一零号。为什么我要告诉你父母的地址呢？我十八岁后就不往那儿了。”

“你现在多大。”

“查我的驾驶执照去，”约翰尼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一张慰问卡。我在医院到底多长时间了？这是哪家医院？”

“这是东缅因医疗中心。我们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只要你让我……

布朗靠坐在一帐椅子上，这是他从墙角拉来的——约翰尼曾在那墙角看到离去的走廊。他在写字板上记着，所用的那种笔约翰尼以前没见过。它有一个很粗的黑笔杆和一个纤维状的头，看上去像钢笔和圆珠笔的一个古怪的混合物。

看着这笔就使他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约翰尼不加思索地突然抓住布朗医生的左手。他的手臂移动起来很艰难，好像绑着几个六十磅的重物——两个在肘上，两个在肘下。他无力地抓住医生的手，一拉，那古怪的笔在纸上留下一条粗粗的蓝线。字

布朗看着他，起初只是好奇。然后他的脸一下变得煞白。他眼睛中的好奇被一种恐惧代替。他猛地抽回手——约翰尼没有力量握紧它——有那么一瞬，一种嫌恶的表情掠过医生的脸，好像他被一个麻疯病人摸了一样。

这种表情消失了，只剩下惊讶和不安。“你为什么这么做？史密斯先生……”

他的声音消失了。约翰尼怔住了，脸上显出逐渐明白的神情。他的眼睛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难以名状的东西。

但这是事实，必须说出来。

“五十五个月？”约翰尼声音沙哑地问。“连续五年？不！天哪，不！”

“史密斯先生，”布朗说，非常不安。“请冷静，兴奋对你没好处……”

约翰尼上身从床上抬起了三寸，然后又跌落下去，他的脸上全是汗水，眼睛在眼眶中无助地转动。“我二十七岁了？”他说。“二十七岁？噢，天哪！”

布朗咽了口唾沫，听到滴答一声响。当史密斯抓住他的手时，他突然感到一种不愉快，这种不快强烈到可笑的程度，一系列厌恶的景象涌上心头。他记起了七，八岁时的一次野餐，他坐下，把手放进某个温暖光滑的东西中。他环顾四周，发现他把自己的手放进一个长了蛆的土拨鼠尸体中，炎热的八月、这个尸体躺在一片月桂树丛下。那时他尖叫起来，现在他也有点儿想尖叫——只是这种感觉逐渐消失，被一个问题代替了：他怎么知道？他摸摸我，就知道了。

二十年的教育抬起了头，他把这念头推到一边。昏迷病人醒过来，记得昏迷时他们周围发生的事，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像别的任何事情一样，昏迷是一个程序的问题。约翰·史密斯从来没有变成过植物人；他的脑电图从没变成一条直线，如果真的曾变成直线，布朗现在就不会跟他谈话了。有时候，处在昏迷状态就像处在一个一边透明另一边不透明的镜子后面。在旁观者看来，病人是完全没有知觉的，但病人的感觉器官仍在慢慢地运转。毫无疑问，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玛丽亚。米查德回来了。“跟神经科说好了，魏泽克医生正在赶来。”

“我想山姆只有等到明天才能见史密斯先生了，”布朗说。“我要给他注射五毫克的镇定剂。”

“我不要注射镇定剂，”约翰尼说。“我要离开这里。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到时候你会知道一切的，”布朗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休息。”

“我已经休息四年半了！”

“那么再休息十二小时也没关系。”布朗坚决地说。

稍后，护士用酒精擦擦他的上臂，针头扎进去有点儿疼。约翰尼立即感到昏沉沉的。布朗和护士看上去有十二英尺高。

“至少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他的声音似乎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突然这问题似乎显得非常重要。“那支笔？你怎么称呼这支笔的？”

“这个？”布朗在惊人的高度举起那支笔，蓝色的塑料杆，纤维似的笔尖。“它叫福来尔。现在睡吧，史密斯先生。”

约翰尼照办了，但这个词跟着他进入梦乡，像一个神秘的毫无意义的咒语：福来尔……福来尔……福来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