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至今已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

阿诺德·j汤因比

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一方面，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就是西欧所具有的新动力的一个表现。

这一扩张给整个世界后来的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使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的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

所有这一切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个地区成功地控制其余地区，以前从未有过；因之，其影响必然深远。世界达到了新的、独特的统一。到世界历史上的欧亚阶段结束、全球性阶段开始以前，地区间的联系——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联系——已经形成；这种形成最初虽颇缓慢，然是平稳的、不可阻挡的。

这些重大发展有一个似乎有悻常理的特点，即它们是由欧亚大陆上一向最不发达、最默默无闻的地区引起并完成的。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出乎意料的惊人转变呢？为什么西欧会突然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原动力呢？仅从任何单独的因素或事件——如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中，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11世纪时，维金人偶然发现北美洲；他们花了约一百年时间，试图保持在那里的拓居地，但失败了。与此相反，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各国的人步其后尘，大批地、势不可挡地侵入南北美洲。两次事件的结局全然不同；这表明：在11世纪至15世纪的500年中，欧洲有了某些使它要求并能够向海外扩张的发展。这些发展的性质及其进行的方式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题目。

一、好战的基督教世界

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16：15）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因此，中世纪时居住在这一大块边远地区的欧洲人东临信异教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欧洲人的反应是发动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其中，矛头指向“圣地”的几次十字军东侵最雄心勃勃、最举世闻名，但是，也最不成功。13世纪时，基督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立足点相继沦于穆斯林手中，不过，其他几次十字军东侵取得了较持久的成果。约1100年前后，诺曼底人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岛。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徒进行了长达二个世纪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到1250年，已收复了除局促于半岛南部一隅的格拉纳达王国以外的整个半岛。条顿骑士团在12和13世纪时，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部分地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他们想到达印度和中国；自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那里有一些大国。欧洲人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穆斯林，所以希望它们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此外，中世纪时有关约翰牧师的传说也在人们中间长期流传；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块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约翰牧师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因此，好几个世纪里，基督教首领一直向往能同约翰牧师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没有找到约翰牧师，但是，他们确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见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己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北欧的新教徒之所以从事海外冒险活动，也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只是程度上比起伊比利亚人稍微差一些。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为美洲的殖民地进行宣传时这样写道：

他们将得到的是有关我们宗教信仰的知识，

而我们将得到的是这一地区所拥有的那种财富。

这种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确实，穆斯林用刀剑征服了辽阔的地区；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同样，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彿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

中国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条主义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人们互相容忍的态度，都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杰出的意大利耶稣会会上利玛窦曾在1582至1610年间居住中国，他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样大为惊异。他写道：

现在，我们对话宗教教派的探讨即将结束。中国人中真正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于一个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

……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它们甚至不能象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

世界诸宗教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这一点至今仍显而易见。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卫理公会主教马文·a·富兰克林在论述控制宇宙的问题时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很难想象，这种立场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员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采取的。他说：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这些“别的羔羊”彰显自己，然后才能确定基督教会对他们负有什么责任。猜想出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如何、是否对上帝赞美得不够、走否需要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对灵魂的拯救，是件颇有吸引力的事。由此，也许会发现：基督教会必须将我们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经验告诉他们，并向他们介绍能引导他们赎罪的基督的福音。不管所发现的外界状况需要什么，基督教会将一马当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欧扩张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骚动”使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增长。神学和基督教会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受到当时由个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有关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的信心。人类无须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须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兰的司铎兼学者伊拉斯谟曾得意洋洋地发表了人类既非野兽又非野蛮人这一认识。他说：

现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具有理性。如果树木或者野兽在成长，那么真的，人当然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从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法律作指导，仅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支配，其群体内部绝无秩序可言；因此，与其将他们看成人，不如把他们当做野兽。

对人类及其能力的新的强调，显然比早先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易被夸大，故需认真纠正。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并不着重科学。当时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持怀疑和客观的态度。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思想方式。他们坚持相信和赞美那些怪诞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的点金石。他们仍然相信星占学，并将它误作天文学。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反人文主义者的倾向。16世纪时，路德和加尔文认为人类孤弱无助和腐败堕落的观点，正如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的颂扬，是一种新的见解，而且其影响较后者要大得多。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代表一种只是在16世纪变得更强烈的反观世主义和反求实主义的倾向。

从事海外扩张的伊比利亚的先驱者肯定不是人文主义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时代的人描绘成是一个刚直、虔诚、勇武的禁欲主义者而非人文主义者。虽然他总是慷慨地资助海员和测绘人员，但是，对于学问和各种技艺并不感兴趣。人们传说，他曾在萨格里什兴办一所教授天文学和数学的学校，那仅是一则虚构的故事。有位研究欧洲扩张的著名历史学家说：“不管对文艺复兴作何解释，……地理大发现的早期的进行是在中世纪的种种动机和设想的伴随下，独自开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长们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人。甚至哥伦布……从事他那举世闻名的冒险事业时的思想大体上也是中世纪的，传统的。”

因此，用“新的智力水平”所能解释的与其说是1500年以前欧洲扩张的起因，不如说是1600年以后欧洲扩张的动力和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的缘由。不过。对后者加以解释，其本身也非常重要。事实依然是，在西欧，曾有过一场思想骚动，而在欧亚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一根本的不同之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

欧亚其他国家的情况基本上与中国相同。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学院为了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而不惜舍弃天文学、数学和医学。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对西方正在做些什么一无所知，而且也毫无兴趣去弄清楚。没有一个穆斯林土耳其人会相信，一个信基督教的异教徒能教给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某个富有远见的人，警告人们要注意这种将奥斯曼帝国与邻近的基督教世界隔开的思想的铁幕所带来的种种危险，但这样的人极为难得。土耳其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和百科全书编纂者卡蒂布·切莱比是其中的一个。他生活在17世纪上半世纪。因出身于贫困家庭，他未能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不过，结果是塞翁失马。他可不必对穆斯林的圣学进行表面的、析理过细的专门研究，而这种研究当时已成为土耳其教育的主要特点。他靠自学成材，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何以会对西方的学问毫无偏见。

切莱比一生著述颇多。在土耳其舰队于1656年遭到惨败后，他编了一本简明的海军手册。在该书序言中，他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他写道：

对于负责国家大事的人来说，地理学是一门必须掌握的学科。他们可以不清楚地球的全貌，但他们至少应当熟悉奥斯曼帝国及其邻国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军队作战时，就可以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入侵敌国和守卫边疆也就会成为一件较容易的事。与那些对地理学一无所知的人商议，是决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取代地图的效果的，即使他们是当地富有经验的人。这类富有经验的人大多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异教徒们因尊重地理学一类学科并加以应用，故而发现了美洲大陆，并能横行于印度市场；这一事实，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地理学的必要性。

切莱比抓住了欧洲在思想方面的进步和其海外扩张之间的联系。切莱比死于1657年，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他警告他的同胞们说，如果他们不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在观察这一世界时瞪起犹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他的预言颇有先见之明。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宗教迷信中，并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凭借自己的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美洲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德教帝国的主人。

三、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西欧地区经济的显著发展是促使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无可争辩、显而易见的因素。西欧地区迅速增长的经济资源和生气勃勃的活力使西欧能对哥伦布发现美洲作出巨大反响。这种反响全然不同于早先对维余人探险所作出的反应，因为后者是微不足道、毫无成效的。这里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连续不断的。从900至1300年，经济稳步增长，但14世纪时，出现衰退，这由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这些因素包括：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至1349年，夺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后它又周期性地发生，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国内的其他冲突。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通常是向上。

因此，西欧经济除了在14世纪曾衰退外，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终止进攻而告停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猛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猛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惨遭失败时为止。在那些世纪里，东欧对西方起着减震器的作用，从而大大帮助了后者的发展，这一点至今未得到充分认识。

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在10至14世纪间中欧和西欧的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当时，那里的人口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们努力改进灾业技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粮食的增长转而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放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帮助了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以因为那时所使用的轭在马使劲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得透不过气来。此外，由于没有钉固蹄铁，马常常折断蹄子，成为废物。不过，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蹄铁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共同拉一车货物。最后结果是，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从此以后成为农业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即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地区。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颇令人吃惊，然而，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种的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有待拓居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中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东欧和南欧的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在西里西亚已有1500块新拓居地，由15至20万名殖民者耕种。

新开辟地的召唤力松弛了农奴制的束缚。过去的种种勒索和限制已不能无限期地强加于人们，因为他们已知道，往东去，可得到个人自由和廉价土地。农奴主必须减少自己的要求，否则，就要冒农奴们纷纷逃跑的危险。确实，后来在15和16世纪时，农奴制曾被强加给易北河以东一向自由启在的移民们。那时，粮食和林产品价格上涨、市场扩大，农奴主要趁此机会牟利，就必须确保劳动力的供应，为此，他们强制推行农奴制。但是，在此期间，西方的农民们大体上已自由起来，并保持了自由，只是种种约束的最终解除须待到

18世纪末即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组织和自由的劳动力。因此，欧洲诸国从事海外冒险事业的成功的程度与其摆脱封建束缚的程度成正比，并非偶然。

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剩余粮食由船从新农田运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向新开辟地区提供其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制成品作为回报。于是，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海一带。经济的这种发展极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欧开始崛起；这一趋向后来帮助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仅欧洲内部的贸易在发展，而且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发展。这时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金人终止劫掠活动而开始；维余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曾在9和10世纪笼罩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侵。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军东侵还使欧洲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样，再一次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商船的大通道。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13世纪时，蒙古帝国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统一强加给辽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的和平、安全和妥善护养的道路，几乎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

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增大。人口压力加之诸国家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促进力，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截然不同于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哩，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见本章第七节）。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一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上。由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这一需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的经济活力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

四、技术的发展

与经济的扩展有密切联系的是技术的发展，它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因为欧洲人如果没有适当的海船和航海设备，原本是不可能抵达印度和南北美洲的。欧洲人在发展航海装备方面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技术上的重大进展，原因在于，中世纪时期，他们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极其重要的进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教授评论说：“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那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挥汙苦干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可代表这种”非人力”的动力之源。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创、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确实，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在哲学和艺术上成就极高，但在以机器力量减轻人类的辛苦劳作方面，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绩却还不及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短短数世纪里所取得的。这大概是因为欧洲较缺乏人力，而那种不发达的新开辟地的社会也颇需劳力，从而促进了发明的缘故。由于中世纪的欧洲人从奴隶或农奴经济开始转入由机器力量推动的经济，西方的文化发展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

希腊语学者兼天主教枢机主教贝萨里翁曾在1444年写过一封信，对中世纪时西欧人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作了有趣的说明。这位学者原先在罗马住过多年，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给拜占庭摩里亚自治省当时的统治者君主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去信，建议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学习手工业技术，并学习意大利语“以熟悉他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排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提到了“锯木头用的自动锯机和运转得极快、极整齐的水车”。他对水力风箱也念念不忘，他写道，“在冶炼和分离金属时，他们用的是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须用手操作，便能膨胀和松弛，将金属从原先泥土似的无用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到炼铁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人类极为有用且必不可少”。这封信作为一个证据，其意义十分明显：中世纪时，西欧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东方人首次建议应派学生去西方学习“各种实用的技艺”。

就欧洲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在1200至1500年间，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增加了一倍或二倍。载重量为150至200吨的狭长桨帆船让位于600至800吨的圆体帆船。13世纪时采用的艉舵迅速取代了旧时效率较低的侧向操舵装置。另外，同样重要的是，14世纪时，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船的构造和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示原先在北欧、地中海和中东发展起来的船的一些优点已结合成一体。最后结果是，船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此外，经济效益也更高，因为这时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划手及其口粮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载货容积。

与造船方面的进步紧相连的是航海术的进步。在航海水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地中海地区。那时，中国人似乎已拥有磁罗盘，但是，至今不能确定，欧洲人是从中国人还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磁罗盘。也许欧洲人的磁罗盘是12世纪时由他们自己独力研制成的，地点可能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无论如何，虽然罗盘对航海者来说，是一种最有用的仪器，但使用时，须得到其他几种仪器的配合。星盘，即一种用以观测天体高度的铜制刻度盘，早在800年以前便已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后，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这种仪器颇为昂贵，故很快被结构较简单、造价较低廉的象限仪所取代。经度测定引起的问题不只一个。虽然用砂漏可大致地估计时间，但要精确地计算时间，只有待到17世纪伽利略发现摆动原理时。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报汇编和地图的帮助。中世纪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额准确的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到14世纪时，绘制地图的技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发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热那亚和马霍卡。中世纪时，一些博学的教条主义者老是争论着人能否在赤道经受住致命的日光和翻腾的海水；与这些教条主义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纪的航海图注重事实、客观，使人耳目一新。以下这两段话引自15世纪的航海图，可作为图上那些如实、精确的文字说明的例证：

驶入港口时，请当心暗礁浅滩。船的航行须贴近水道中间，但航向应朝着东北海岸，因为那里可以抛锚泊船。谨防船航行时过于靠近最近在东面发现的暗礁浅滩。驶入港口时，应保持船离大陆的两船头之距，因为那里水深6至65寻。……

从帕拉莫萨可以到方位东、东东北12哩处的阿克卡弗雷达的抛锚泊船处。船离陆地的距离不得近于由信标标志的15哩。这一港湾的陆标是陡立于海边的光秃秃的高山和远处的岛屿。

当欧洲人抵达南亚和东亚清高度发达、军事上强大的国家时，他们具有一叫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即在海军装备上占优势。造一优势大约只是在他们开始海外扩张时才取得，因为中世纪的海战主要表现为攻入敌船和进行甲板上的肉搏战。15世纪时，欧洲人的船舰已配备着火炮，但火炮体积很小，射出的石头不是重达几磅，而仅数唡而且。它们能杀死人，但不能击毁船舰。因此，他们对于攻入敌船这种传统的海战战术不是予以排斥，而是加以补充。当时，陆上已在使用大型火炮，1453年，土耳其人在成功地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些火炮非常笨重。无法吊到船上，更不用说架置在船上、进行发射了。

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稍后的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虽然更易操纵，但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这些新火炮长5至12呎，能发射重达5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如此重量的铁丸，因而，能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40门炮。

这些发展给欧洲人以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夺取并控制世界各大洋。东方的统治者也赶忙装备自己的船，但他们的船并不是为梁置火炮而设计和建造的，在他们能重新设计自己的船之前，欧洲的海军装备已迅速发展，以致它们两者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增大。因此，日本人于1905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人的划时代的胜利以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的无人挑战的主人。

五、新的经商技术

造船、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的进步，对于欧洲的海外扩张，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不过，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处理商业事务的新技术的发展，也同样重要。这方面，颇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发明的复式簿记。方济各会修道主兼数学家卢卡·佩西奥利在1494年发表的《数学概论；几何学及比值比例》，是一部专论复式簿记的经典著作。佩西奥利在这部曾用作全欧洲的教科书的著作中，极力主张商人们应将每笔帐在借方与贷方均登记一次。这种簿记方法使欧洲商人任何时候都能确定商业经营的财务状况，并进一步激发他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其有货币观念。

商业方面的另一重大发展是，铸造出各地通用的标准硬币、货币的使用日益广泛。其起因：部分在于商业增加，部分在于矿产量上升，为铸造货币提供了更多的金银。佛罗伦萨城于1252年率先铸造金币弗罗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国家也纷纷仿效。具有标准的、可靠的价值的货币的出现，对商业极为有利。

这时，还出现了原始而重要的银行和信用票据。虽然支票、汇票和有限公司如我们今日所知道的那样，直到17至19世纪间西北欧大举扩张时，才发展起来，但是，意大利人开始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为时要早得多。他们早在12世纪时，便已研制出种种形式简单的汇票。到1408年，热那亚的圣乔治公会已担负起银行的职责，使帐单和票据流通。渐渐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后在北欧，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金融家族。如果将下述三个世纪里一些杰出的金融家族的财产（折合成1958年的美元）加以比较，可清楚地看出财富的数全及其位置方面的发展趋向：

1300年——佩鲁齐家族（佛罗伦萨）1600000

1440年——梅迪契家族（佛罗伦萨）＄15000000

1546年——富格尔家族（奥格斯堡）＄80000000

金融活动的惊人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基督教放弃中世纪时它对利息的强烈谴责和排斥。本来，在一个贸易活动不多、投资牟利讥会相应少的社会里；对利息持嫌弃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到中世纪后期，情况起了变化，随之，教义也有了改变。在早先数世纪里，教士们一直猛烈抨击导致高利贷的利息，说它“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但是，到1546年，法国的法学家查尔斯·杜穆林却在恳求承认“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贷”。他说：

……日常的商业实践表明，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在使用之后所带来的效益，不是微不足道的。……这，并不有助于说明，钱独自不会生钱：因为即使田地，假如没有钱财的花费、劳动和人的勤奋，也不会独自给出果实；钱，同样如此，即便钱是借来的，过一段时间后仍须归还，但在此期间，由于人的勤奋，它也会生出相当多的钱。……而且有时，钱借出后使债权人的所关与债务人的所得正好相等。……因此，对高利贷的一切憎恨、谴责和惩罚，应被理解为：仅适用于过度且不合理的高利贷，而并不适用于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贷。

最后，欧洲的扩张在最初的伊比利亚阶段之后，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强，其速度也大大加快。这些新组织是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的最有效的工具。东方的商人，不管其资本多么雄厚，都是单枪匹马或以私人合作的关系经营商业；而欧洲则组织起在世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合股公司。东印度诸公司（荷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成立后，其他许多公司也相继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种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

这些合股公司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合股性质限定了投资者的责任，使投资所起的作用与经营管理的职责相分离，同时，也使人们有可能动员大量资本以从事种种商业投机。任何想用少量钱做投机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对他们来说，有风险的仅在于他们用以买进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钱，对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们不用进一步负责任。而且，各投资者无须相识，无须彼此信赖，也无须关心市场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根据其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吸引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因此，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使大笔大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的财力的限制，由于是从家人或熟人中挑选经理，所以，谁也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

六、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中世纪后期朝强大的民族君主政体发展的政治趋势，使上面提到的宗教好战精神、思想骚动、经济活力和技术进步这四股力量结合成一体，并指向外部世界，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欧的扩张。

814年，查理曼去世后，欧洲进入一个四分五裂、政治混乱的时期。当时，起作用的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教俗封建公国提出了棘手的叙任权问题。诸城市国家有时结成教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的势力，即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程度的无限多样、不断变化的同盟和联盟。

概括地说，查理曼以后，西欧的政治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通常是携手合作。教皇帮助皇帝制服日耳曼的世俗封建主，而皇帝则支持教皇对付公开对抗罗马教皇的权威的拜占庭对手。1073年，随着格列高利七世继位为教皇，开始了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格列高利在教皇与皇帝争夺主教叙任权——任命日耳曼主教的权力——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从而削弱了皇帝的权力和帝国的行政管理。在两个多世纪里，教皇一直被普遍地公认为天主教世界的首脑；对此，13世纪中叶相继即位的法、英国主们起了尤为重要印作用，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结束于1296年即法国腓力四世在向教土征税的问题上战胜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时。那一年，教皇发布敕令，申明俗人对教士没有任何权力，并威胁要把任何试图向教士征税者逐出教会。腓力四世拒绝了教皇的要求，并完全成功地实施了自己的政策。他甚至还强迫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尼翁，迫使教廷与法国君主公开合作。

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所拥有的新力量，多半来源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频繁的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杂税的侵害，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援作为报答。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逐渐完备，君主们在动员人力物力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他们设立了许多征税站；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活塞纳河行驶b00哩，花费的钱将达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君主们还保持了一些比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整个的手工行业，象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此外，君主们还发特许证给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话，还用皇家海军作它们的后盾。

最先的伊比利亚人的海外冒险事业就是王室鼓励和资助的直接结果。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为哥伦布和达·伽马取得较大成就提供了必需的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朝廷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只是时间上稍晚些；不过，它们的关注和支持与前者相同。实际上，在西北欧，商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比在伊比利亚半岛更密切。尤其在西班牙，反对穆斯林的长期斗争使君主和封建主联合起来，而少数大城市则往往反对他们，要求完全的自治权。相形之下，在西北欧，商人阶级逐渐赢得在欧亚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社会声望和国家支持。

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下等人，没人瞧得起；在西北欧，商人却很有地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政治权力逐渐增强。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服穿着、武器佩戴、车马乘坐和土地占有等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运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他们被置于社会等级的底层。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由于印度教强调抛弃财产，商人不可能有任何声誉。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发财致富、营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叶做的食物、保持对物质财富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因此，东方任何帝国的商人都绝无上升为当权者的机会。在中国，学者进行统治；在日本，武士进行统治；在马来亚诸国和印度拉杰普特人的一些土邦里，地方贵族进行统治，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统治的。

所谓没有一个地方，是指除西北欧以外；在西北欧，商人不仅经济力量而且政治力量都在稳步增长。在那里，商人正在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诸自由城市的参议员和荷兰高贵的养老金领取者。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在西北欧，对商人利益和海外冒险事业有较多的关心，而且，国家予以较始终如一的支持。

七、处于前夜的西欧

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通过中国明朝派出的著名的远航探险队的惊人历史，可得到有力的说明。1405至1433年间的七次远航冒险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内宫监太监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般服船组成，共载28000人。当时有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对这一时期的中国舰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筑有四层甲板；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舱和公用房间。有些船舱设有盥洗室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没备，而且舱门上安有锁，居住者可以用钥匙将它们锁上，可以携带妻妾一起住在里面。打些船舱的船员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木桶里种上供烹任用的香葱、生姜等。

一般的船宽15o呎，长37o呎，但是最大的船宽180呎，长444呎。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呎、长120呎的“圣马利亚号”相比，是名符其买的浮动宫殿，而“圣马利亚号”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达亚丁和波斯湾口；而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在这期间，葡萄牙人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达佛得角。

然而，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为什么要使它们停止正如为什么会使它们首先开始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要实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是不可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完全不是如此。

总之，欧洲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如果当时欧洲有什么感到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是：明朝的这些远航，为何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宫廷太监而不是由合股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而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货物；为何接到中国皇帝的命令便会完全地、无可挽回地停止。那时的西欧是无可匹敌的，它拥有向外猛冲的推动力——宗教动力、思想骚动、经济活力、技术进步和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国。

中世纪后期，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欧人中间的发展已给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欧人天生的、面向海外的倾向。那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请国的据点已丧失；蒙古帝国已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已占有巴尔干半岛，并扩张到中欧，逼抵维也纳城下欧洲商人因为原先由蒙古人强加秩序的地方又骚乱迭起而不再能穿越中亚。黑海也因为土耳其人将它政变成穆斯林独占的区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关闭。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个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取欧洲公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这种情况对牟获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直接抵达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劳出现许许多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那时的欧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象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裂缝喂养的巨人”。但是，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