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对于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潜力最关键的考验是它在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在前苏联的应用。由于一些原因，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与中、东欧的其他新的民主国家分属不同范畴。（波罗的海国家，由于其历史和传统倾向西方，必须认为它们更接近于后者而不是前者，它们经济改革的惊人成就也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俄国在农奴制结束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只有在很短的时期一一基本上是在1905年革命后——自由体制和观点才扎了根。布尔什维克革命70年后，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留下了它自己的遗产：方向错误的投资，建得不是地方的工厂和电站，墨守成规的技术，任命官僚们担任工业企业的经理，没有积极性的劳动力以及在生态方面带来的灾难。

本应当更早一些地做更多的工作帮助俄罗斯、乌克兰和前苏联其他国家建立自由经济。特别是，我们早应该准备支持货币局使俄国的卢布取得某种稳定。俄国人民理所当然地不信任他们的政府有能力提供稳定的货币。唯一解决的办法是不让政府再管理货币，实行”硬卢布”，使类似我们于1983年在香港建立的货币局对它进行牢牢的控制。货币局最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联邦储备委员会代表的支持下，按固定汇率用硬卢布兑换美元。历史表明，这种透明的制度是有效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要使这行得通，俄罗斯需要足够的美元储备给予硬卢布百分之百以上的支持。西方本可以发现没有其他方式的援助比提供这种支持更有价值。

经济改革成功的奥秘总是要保证所有的部件都能一起工作，因为只有那时调整起来才更容易一些。以此为由，一些人现在批评1992年俄罗斯的改革者们在没有打破统治着经济的国营垄断之前就开放了价格。但是，在有人谈到莫斯科人简直不够吃时，价格自由化至少将货物送进了商店。无论怎么说，自那时以来，根据捷克斯洛伐克首创的担保人方法所制订的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私有化计划，已经将大部分工业变成了私有企业。现在70％以上的俄国工人在私育部门。的确，对产权的不确定、过多的官僚主义规章、高税收和普遍的腐败现象仍然是现在的主要问题，它们妨碍了外国投资，使企业成为了黑手党控制的黑市经济。但尽管如此，预言其前景非常暗淡看来是没有理由的。一些不可靠的数字说明它生产下降，但其他数字则更加表明私人消费在大量增加。无论怎么说，这正是由生产导向的经济变为由消费推动的经济这一转轨所必需的。在不能恰当地执行和维护法律时，还会出现许多不愉快的现象，但今天访问俄罗斯的人没有一个会声称俄罗斯人没有对发展工商企业的机会作出反应。事实上，今天西方人要给予俄罗斯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需要法治，没有这一点，俄罗斯的私人所有制就缺少合法性，也就不会稳定。

前中欧共产主义国家面临的经济挑战虽是难以对付的，但其规模较小一些。自然，东德能够与欧洲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合并。匈牙利在其共产主义统治的最后几年已经向西方式的经济走了一段路。意义重大的是，当波兰政府，特别是捷克共和国政府最早作出了最大胆的决定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时，它们取得了最显著的成就。

波兰最大的有利因素是共产党人大体上没有实行农业集体化。因此共产主义未能完全控制经济，就像面对天主教的抵抗它未能控制整个社会一样。可是，共产党人进行经济改革的企图失败了。确实，它最大的遗产是恶性通货膨胀。团结工会领导下的政府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它的设计师莱谢克·巴尔塞罗维奇有意选择了一条激进的道路：同时采取措施废除物价控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减少预算赤字和取消了几乎所有对国际贸易的限制。通货膨胀显著下降。新的小企业应运而生，货物流进了商店。的确，它们的价格使人难以接受，但是许多人认为生活水平下降的说法只是根据虚构的统计数字得出的，因为波兰人以前已面临商品奇缺。后来，在改革里最后增加了私有化计划这一重要内容。现在，私营部门占了经济的55％。可是，成功里也搀杂有失误。无节制的福利支出使预算赤字似乎会继续下去。自从在1993年左派取得政权后，私有化计划似乎放慢了。由于欧洲共同体对波兰产品没有充分开放市场，作为对这一做法的部分反应，波兰又有再一次提高关税率的倾向。可是，两下一平衡，改革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它的失败，以致波兰的经济在1993年和1994年增长了大约4％，1995年的情况似乎也会一样好。没有必要把右派在1993年大选中的失败归咎为人们对改革进程本身抱有不满。由于（大多数新的民主团体轻率采取的）比例代表制，在一些互相竞争的小党中反社会主义票数的分散必须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在捷克共和国，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很显著，这与斯洛伐克恰好相反，因为后者有意识地保持了更加社会主义的方向。当然，捷克人继承了工业成就的传统，甚至40年的共产主义也未能将它消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列入世界最先进的行列，平均人口收入与法国相等。此外，捷克的改革家们与波兰的同行不一样，他们没有继承恶性通货膨胀，也未非得要寻求共产党人对他们改革措施的支持。在先任财长后任总理的瓦茨拉夫·克劳斯的坚定领导下，采取了激进的战略，没有对希望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要求作出让步。捷克取消了价格控制，削减了补贴，急剧减少了公共费用，并且为了贸易原因可以兑换货币。通过担保人开始实行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改变了所有制形式，现在有80％的捷克资产在私人手中。经过了变革的创伤后，经济开始在健康的基础上增长（1994年为25％）。尽管旧的、”效率差的工业出现了轻度的经济衰退，现在失业率是低的（1994年为4％）。与波兰和匈牙利不同，在捷克共和国推动必要的经济改革的那些人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回报，这本身就是使改革会继续下去的最好保证。

可是，也许在原先东方集团国家中最小、最穷的阿尔巴尼亚的例子能最好他说明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创造性潜力。阿尔巴尼亚曾经生活在时间停滞的情况下，与外界的政治或经济接触完全被切断。它没有像样的运输工具，无望的、过时的工业压在了肩上，农业完全实行了集体化，多疑的统治者在风景区到处修建了掩体。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再一次从头做起，它现在正在这样做。突然间大量的向外移民给阿尔巴尼亚的邻国造成了直接困难，但在那以后给它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再加上外援，于是开始出现了消费社会。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能从集体农庄和掩体抢救出来的任何东西都开了用于新建的私人农场。由于政府已经取消了物价控制，这些农场很快能向人民提供粮食。阿尔巴尼亚现正取得几乎任何人都认为不可能取得的成绩：它的经济连续两年以两位数字在增长。当然，这是从很低的水平开始算起的。外国投资占了它低工资成本和缺少规章的便宜，正在利用该国的矿产资源和开发它的旅游潜力。

因此，原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不一，这证明了我的主要论点，即虽然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不是不重要，但是不管何时何地采用了自由企业这一方案就能奏效。此外，它的应用对于巩固民主也非常重要。最近对10个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舆论调查表明，几乎在每一事例中，对旧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怀念都与未能向自由经济快速转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