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旧撰《国学概论》，已着墨家得名乃由刑徒劳役取义，而于儒字尚无确信。及着《先秦诸子系年》，乃知许叔重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指术艺，术士即斓习六艺之士，而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因知儒墨皆当时社会生活职业一流品，此乃自来论先秦学派者所未道。越数载，胡适之先生有《说德》篇（刊于《胡适论学近着》第一集），亦以生活职业释儒字，而持论与余说大异。因撰此文，藉以清胡先生及读者之教正。

一、驳最初儒皆殷人皆殷遗民之说孔子段人，不能即征儒者之皆殷遗民。孔子弟子分布，鲁为多，卫次之，齐又次之，而籍宋者特少。胡文引傅孟真说，鲁为殷遗民之国。然孔门鲁籍弟子，固有确知其非殷遗民者。姑举颜氏说之。《左传》襄公十九年：“齐侯娶于鲁日颜激姬，其侄籁声姬。”注目：“颜籁皆姬母姓”（当回母氏），则颜氏为姬姓鲁族审矣。《姓谱》：“颜姓本自鲁伯禽支子有食采颜色者，因以为族。”此当有本。仲尼弟子传，颜氏居其八，颜路、额回。颜幸、额高、颜祖、颜之仆、颜韩、颜何，皆鲁人。颜之推云：“仲记母族。”孔庙韩敕修礼器碑：“颜氏圣舅，家居鲁，亲里在尼山，汉为昌平亭。”此孔门弟子颜氏为鲁人，决非殷民之确证也。（春秋又有邹颜，与鲁颜别。松羊传》所称邦委颜是也。然郑亦非殷后。）其他孔子弟子稍著者，其籍贯皆已考详于《系年》。岂得因鲁地有殷遗民，遂轻谓鲁儒皆殷遗哉？

二、驳儒是柔懦之人为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观说《说文》：“儒，柔也。术上之称。”此当断为两句。柔者儒字通训，术上则儒之别解。胡文不辨许书句读，遂疑儒术尚柔，桥矣。即谓儒道尚柔，亦未必与亡国遗民相涉。胡文举正考父佐戴武宣而鼎铭云云，考宋戴公元当周宣王二十九年，上距殷灭已三百二十五年。正考父鼎铭，特其私人之处世格言云然耳，岂得谓是“殷民族一个伟大领袖之教训”？又岂得据以谓“柔逊乃般人亡国状态之遗风”？考之古说，殷尚鬼，周尚文。尚鬼者，尊信宗教，富于理论想像而长艺术。尚文者，擅政治与军事之组织而重现实。此为殷周两部族特性相异之传说。征之载籍，确可依信。春秋以下之宋人，大率偏骛理论，不顾事实，有一往无前之概，盖犹不失古先遗风。宋襄公谓“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此谓之狂骛于想像而不顾事实可也，谓是亡国遗风之柔逊则不可。华元之杀楚使者申舟，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亡一也。”乃杀之。此谓之偏守理论而轻视事实可也，谓是亡国遗风之柔逊，又不可。楚既围来，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提，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楚卒为退师三十里而与之乎。此岂所谓亡国遗风之柔逊者耶？其他如宋向成之解兵，宋王假之仁义，又如宋人之惬苗助长，与白日而攫金于市，皆其骛想像忽事实之证也。孔于为殷遗，而居鲁邦，为东周文献渊教，其所崇重向往者，日文王周公，盖孔子乃组合中国往古传统殷周两族一偏理想一重实际之两端，而创为儒道之中庸。据《论语》与《周易》，儒家论人事皆尚刚，不尚柔。质之东周殷族风尚，即无柔懦之征，求之儒家经典明训，亦无主柔之说。胡文所举，全无实际，臆测之辞，不攻自破矣。

三、驳儒为殷遗民穿戴殷代古衣冠习行殷代古礼说儒家所言礼，皆周礼也。孔子日：“夏礼吾能言之，把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此孔子自言夏殷之礼因文献不足而不能征。又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堤孔于又言周礼承夏殷之后，集文化大成，而为孔子所愿从矣。故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孔门言礼直承周代，绝无疑义。孔子何以能言周礼，则以西周“礼书”犹存于鲁故也。卫祝低有言：“伯禽封鲁，其分器备物典册”，此西周“礼书”在鲁之所由也。故晋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春秋》，而日：“周礼尽在鲁矣。”齐仲孙淑之省鲁，亦日：“鲁秉周礼，未可动。”哀公三年，桓值二宫灾，命周人出御书，宰人出“礼书”（以上皆见《左传》）。此皆周之典籍鲁有其副之证。故孔子曰：“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礼运》）又其对哀公日：“文武之道，布在方册。”以哀公问》）而庄子亦言之，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督之士，指绅先生多能明之。”（《天下》篇），此鲁存周礼，为儒道所本之明据确证也。例、戴记·明堂位》：“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此儒业独盛于鲁之所由也。又《左传》哀公十七年，公会齐候盟于蒙，孟武伯相。齐候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日：“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二十一年，公及齐候都子盟于顾，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日：“鲁人之阜，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孟武伯问孝于孔子，其父游子，实先为孔子弟子。此称儒书，即周室相传古“礼书”也。若为殷礼，鲁之公卿，岂敢据亡国之礼，不稽首而拜，以逆大国之怒乎？再亲征之于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白虎通·拂冕》篇：“麻冕者何，周宗庙之冠也。”拜乎上者，刘宝桶《论语正义》据凌廷堪《礼经释例》，谓当时如燕礼，土相见礼，公食大夫礼，聘礼，凡应于堂下拜者，皆不循臣礼之正而拜乎堂上，故孔子非之。据此，则孔子所躬行之礼，其为股礼乎，抑周礼乎，又不烦言而解矣。

再论儒服。《儒行》篇，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日：“丘少居鲁，衣逢技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注：“逢犹太也。大技之衣，大袂禅衣也。”《庄子·盗路》篇：“指衣浅带”，《释文》：推本又作缝。《列子·黄帝》篇：“女，逢衣徒也。”《释文》向秀注日：“儒服宽长而大。”《旬子啡十二子》篇：“其冠进，其衣逢。”又《儒效》篇：“缝衣浅带，解果其冠。”杨注并回：“逢，大也。”《淮南·齐俗》：“裙衣博袍。”高注：“裙，褒也。’褒亦大也。又《记论》：“褒衣傅带。’批在礼家谓之移袂之衣。《周礼·司服》郑注：“土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属幅，其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盖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则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盖上之袂以布一幅为之，大夫以上之换加半幅布。儒者缝衣即土服，视当时大夫之服而稍敛其制，乌有所谓穿殷代之古衣？儒术既盛行于鲁，及于战国，而春秋封建衣冠之制渐坏，《儒行》作者遂以缝衣为鲁之乡服焉。然要之古无以缝衣为殷制者。《论语》公西华之言回：“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郑注：“衣玄端，冠章甫。”玄端即正幅之袂，即缝衣也。章甫则为礼冠。此证当时礼冠有用章甫者。若当时未有此制，孔子与子华，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畔民也。又乌见所谓亡国遗民忍辱负重之柔逊？盖当时本以章甫为贵族之冠，故孔子既冠章甫，而鲁人涌之日；“蓑衣章甫，爱得我所。’然则孔子之冠章甫，以其为止放，非以其为殷遗民放，又昭灼甚明矣。《郊特牲》《土冠记》并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据怕虎通》，此三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然章甫固为殷冠与否，尚无的证。柱子》：“宋人资章甫适诸越”，或自战国以来，章甫盛行于宋邑，故儒行作者遂有居家而冠章甫之曲说，而《礼经》作者乃又以章甫力殷冠。纵使其说而信，则周用六代礼乐，孔门之冠章甫，要以其为礼冠，为士服，不得如德行作者调是乡服，更不当如胡文所举，谓之是殷代古衣冠也。若必谓缝衣章甫，乃殷遗亡国之古服，则《苟子》又云：“章甫约履，绅而揭饬’＊法行》篇），岂绚履授绅亦殷遗旧制乎？且墨子之书犹有明证。公益子戴章甫，指缩，儒服而以见。子墨子曰：“行不在服。且手法局而本法夏，子之古非古’＊公益》篇）。是墨子明以儒服章甫掺饬为法周，又乌见其为股代亡国遗民之衣冠？

胡文调德礼为殷礼者，特举三年之丧以为说。胡文既谓儒衣冠乃殷民族之乡服，又以三年之丧为股民族之丧礼。优语厂张问：“忡》云，高宗谅明，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回：“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盛，百官总已以听于家宰三年。”高宗谅阴，见手帕书·说命》之俟文，又见于“无逸”，又见于《楚语》与《吕览》，此非儒家一家之言也。然仅据此文，谓段高宗曾行三年之丧则可，谓三年之丧即为股利，则又不可。考之《孟子》，舜相尧二十八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舜荐禹于天，十有七载，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以万章》篇）称三年之丧者，以此为最古。窃疑当尧舜之际，中国尚为部族酋长选举共主之时代，此如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皆有之，而中国定制较为精惬，厥有三端。一者：选举共主，必先预惟其为候选人，以资其政事上之历练，如尧之使舜相，舜之使禹相，禹之使益相，是也。二者：当前一共主崩，其候选人则试政三年，以验众意之向背，如尧崩，舜摄政三年，禹崩，益摄政三年，是也。三则于三年之后，必退居队待众意之决择，如舜之避于南河之南，禹之避于阳城，益之避于箕山之阴，是也。及王位世袭之制既兴，前王崩慕，后王嗣位，而旧礼尚存，蜕变难骤，乃有君死听于家幸三年之制。即如太甲居桐，三年而复归于毫，此亦君慕听于家宰三年之古礼也。而礼说之歧，遂谓由伊尹之放。至于武丁谅阴，后世传为美谈，则君慕听于家宰三年者，此制在殷世已不常行。而后之儒家乃以三年之丧说之，此虽有所本，而亦有所饰。今谓其原本股利，斯失之矣。且三年之丧，本贵族礼，庶民非所能遵。故宰我之间亦日：“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讲。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孔子之对亦日：“君子之居丧’它云。礼不下庶人，所谓天下之通丧者，在当时固不赅庶人言。至孟子乃谓“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此在战国，乃有此语。春秋以前，封建井田之制未坏，贵族平民之阶级尚存，平民岂得亦守三年之丧礼？至胡文引傅孟真说，谓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周东封与殷边民），试问此语何据？胡文遂谓此礼行于绝大多数之民众，则稍治古史，知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民众之生活情况者，皆知其不可能，更不烦于洋群矣。

四、驳儒以相丧为本业及孔门师弟子皆为殷儒商祝之说儒家崇仁，而本原之于孝。儒家尚孝，而推极之于丧祭。故儒家言礼特重丧祭。然胡文遂谓儒以相丧为本业，则又大谬不然。儒为术士之称，其所习日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艺即术也。烧是艺者，小则为委吏，为乘田。大则宰一邑，道千乘，相宗庙会同。乌见有以相丧为本业之说？胡文所据在《墨子》之“非儒”，其说回：“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日，此衣食之端也。’然此特战国后人语耳。春秋之际，礼不下庶人，若君卿大夫之丧葬，固有为之宰为之相者，不烦于外求。尚不致俗儒闻丧而集其门，仰以为衣食之端也。春秋之时，尚未有士丧礼。林戴礼·杂记》：“恤由之丧，哀公使语悲之孔子学全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是土丧礼乃孔门创制。其光特有国君卿大丈夫之丧礼，未必有土丧礼也。若墨子所谓富人有丧，皆大说喜，又回：“诗人之野以为尊”，人之有富而野者，此正战国以下，封建井田既废，社会兼并，乃始有之。相丧为食，下至项梁、陈平之时犹然。然岂得以墨子书中语证孔子以前已如此？

至清士丧礼根本是殷礼，故丧礼之视人，当然以殷礼为主。又谓德不但是股上，其实又都是商祝。则更为荒诞不经。《擅引：“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霎设技，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族，夏也。”又“子张之丧，公明仅为志焉。诸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胡文据以为说，谓按全丧礼既夕礼，饰枢设技，皆用商视为之，可证公西赤与公明仪为志，乃执行土丧礼商祝之职务。夫帼引明日，孔子、子张之丧云云，斯见孔子、子张外之丧者并不然。不得据此推论儒家丧礼，谓必尽如孔子、子张之丧也。此其一。《家语》，孔子之丧，公西华掌殡葬焉，是为志，此犹《史记》吴中有丧，项梁为之主办之义。孔子之丧，其弟子为之盛礼，备三代之饰，而公西华主其事。至于饰棺设披，则由商祝为之，岂可即以证公西华之为商祝乎？即近时社会丧礼，亦有主办者，亦有吊祭者，非其家之至戚，即其家之大宾。至于棺攸衣裳，则匠人为之。祈祷拜忏，则僧道为之。相丧者虽日执拂躬挽，未闻亲以相丧者而执饰棺设技之事也。子张之丧，公明仪为之主办，乃追效殷礼以饰子张之终。非可谓子张与公明仪皆殷土，又以公明仪为商祝也。此其二。且《士丧用既夕江篇，有明言商祝（几十次）夏祝（凡五次）者。有泛称祝（凡二十二次）者。旧注：“泛称祝者皆周祝。’湖文独谓泛称视者皆指商祝，此已强说。旧注日：“商祝，祝习商礼者。夏祝，祝习夏礼者。夏祝商祝，总是周人。”是祝皆周人，惟其习夏礼习商礼，乃谓之夏祝、商祝，旧注辨析甚明。今胡文乃以商祝为商人，然则今世延僧人以佛事葬亲，岂此辈皆出印度五天竺乎？此其三。濒孙师其先陈人，其后为鲁人，自古载籍，未有目之为殷人者。胡文独日子张是殷土，放送葬完全沿用殷礼。夫既谓儒家皆殷儒，则其丧皆当用殷礼。相引之记者，又何以特笔书之日子张之丧云云耶？且子张亲受业于孔子，胡文又谓孔子教义已超过保守的殷儒遗风，早已明白宣示从周的态度，则何以其弟子又木用其师教而明背之乎？夫儒家之礼，岂止丧礼？孔子之日从周，岂专指送死一事？胡文牵缀无理，此其四。若谓《仪礼减祝皆商祝人仪礼》根本皆段礼，然则岂《仪礼》成书在孔子之前乎，抑出孔子之后乎？且儒家既以《仪礼》为经典，又何说孔子之从周？周礼又在何处？此其五。我闻古之称鲁国儒生矣，未闻有段儒之称也。我闻儒者之相丧矣，未闻儒者之为祝也。胡文乃谓孔子和那辈大弟子，都是殷德商祝，又称之田职业的相礼人，真不知其说之何从也。

五、驳老子是一个老儒是一个殷商老儒之说胡文谓老子居周，成周本殷商旧地，遗民所居。充孔子居鲁，不害孔子之为商遗，则老子虽居周，无害老子之为苦县陈人也。岂得以成周本殷商旧地，遂谓凡居成周者皆商人。此亦犹如因鲁分商民，遂谓凡鲁人皆殷族耳。至调老子为史官知礼，又岂得调春秋对凡知礼者皆殷人乎？以老子为殷商老儒，显属无据。且老子既为同室之史官，又何必再业相丧助葬以自活？胡文不啻谓凡言礼皆丧礼，凡丧礼皆为殷礼，而相丧助葬者皆为衣食谋生，其说之无稽，稍具常识，皆可辨之。粗列五事，聊发其绪。其他游辞曲说，本之而引伸者，可不烦再及也。

——原载香港大学《东方文化》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