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正是六月中伏，今年北京酷热异常，据说吴牛喘月，我非吴牛，可真觉得月亮也不给人以清虚广寒之意了。这时候让我做什么，当然叫苦连天。然而不知怎么的，要给《<石头记>探佚》写篇序文，却捉笔欣然，乐于从事。

研究《红楼梦》而不去“打开书”，研究作品的“本身”，却搞什么并不“存在”的“探佚”！这有何道理可言？价值安在？有人，我猜想，就会这样质难的。舍本逐末，节外生枝，还有什么词句名堂，也会加上来。

《探佚》的作者，曾否遭到不以为然的批评讽刺，我不得而知。假如有之，我倒愿意替他说几句话。——以下是我假想的答辩辞。

要问探佚的道理何在，请循其本，当先问红学的意义何在。

“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学去研究一般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红楼梦》这部特殊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如果以为可以把红学与一般学等同混淆起来，那只说明自己没有把事情弄清楚。

红学因何产生？只因《红楼梦》这部空前未有的，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无不遭到了罕闻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乱，读者们受到了彻底的欺蔽。红学的产生和任务，就是来破除假象，显示真形。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扫荡烟埃”“斥伪返本”。不了解此一层要义，自然不会懂得红学的重要性，不能体会这种工作的艰巨性。

在红学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石头记》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

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连一般性的考释注解红楼书中的语言、器用、风习、制度……等等的这支学问，都未必敢说能与上四大支并驾齐驱。

如果允许在序文中讲到序者己身的话，那我不妨一提：我个人的红学工作历程，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四大支工作都做，自己的估量，四者中最难最重要的还是探佚这一大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当拙著《新证》出增订版时，第一部奉与杨霁云先生请正，他是鲁迅先生当年研究时为之提供红楼资料的老专家，读了增订本后说：“你对‘史事稽年’一章自然贡献很大，但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却是你推考八十回后的那些文章。”这是可以给人作深长思的，——不是说我作得如何，而是说这种工作在有识者看来才是最有创造性、最有深刻意义的工作。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被程高伪续所锢蔽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干得好，做得对，有功，也不错……云云。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看不到曹雪芹这个伟大的头脑和心灵毕竟是什么样的，是被歪曲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的！这种奇冤是多么令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

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为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将发扬光大。但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平时与青年“红友”们说得最多的恐怕要算探佚。不识面的通讯友，遍于天下，他们有的专门写信谆谆告语：“您得把八十回后的工作完成，否则您数十年的工作就等于白做了！”他们的这种有力的语言心意，说明他们对此事的感受是多强烈，他们多么有见识，岂能不为之深深感动？通讯友中也有专门的探佚人材，他们各有极好的见解。最近时期又“认识”(还是通讯)了梁归智同志。当时他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班上的卓异之材，他把探佚的成果给我看，使我十分高兴。他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而且成绩斐然。

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从心里为此而喜悦。

这篇序文的目的不是由“我”来“评议”《探佚》的具体成果的是非正误，得失利害，等等，等等。只有至狂至妄之人才拿自以为是的成见作“砝码”去秤量人家的见解，凡与己见合的就“对了”，不合的都是要骂的，而且天下的最正确的红学见解都是他一个提出来的。曹雪芹生前已经那样不幸，我们怎忍让他死后还看到红学被坏学风搅扰，以增加他那命运乖舛之奇致呢？《探佚》的作者的学风文风，非常醇正，这本身也就是学者的一种素养和表现。他的推考方法是正派路子，探佚不是猜谜，不是专门在个别字句上穿凿附会，孤立地作些“解释”，以之作为“根据”。他做的不是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他又能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上，知所取舍，有所发明，有所前进。他的个别论述，有时似略感过于简短，还应加细，以取信取服于读者，但其佳处是要言不烦，简而得要，废文赘句，空套浮辞，不入笔端。

为学贵有识。梁归智同志的许多优长之点的根本是有识。有识，他才能认定这个题目而全面研讨。

这是他着手红学的第一个成绩。在他来说，必不以此自满，今后定会有更多的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的私颂。

这篇短序，挥汗走笔，一气呵成，略无停顿。虽不能佳，也只好以之塞责了，它只是替《探佚》说明：这不是什么“本”上之“末”，“节”外之“枝”，正是根干。

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四日

酉中周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