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再大，也是从橡子长出来的。”——英语谚语

许多人提到科学家时，都是千篇一律的想法：身着工作服的化学家正把沸腾的液体倒入试瓶里；细胞生物学家透过显微镜偷窥生命；裹着一身咔叽布的古生物学家在用刷子刷着泥土，以便露出一块朽骨。可对于正在工作中的心理学家来说，没有人会想象出他是一幅什么样子。心理学是各门科学的综合，场面各个不同。哪怕是心理学内部各个具体的领域里面，情形也是千姿百态，不尽相同的，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面，没有哪一种情形的复杂性会超过发展心理学。比如：

——一位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握住一只怏怏不乐的实验老鼠的头，同时，一位助手灵巧地翻开老鼠左眼皮，在里面放上一块不透明的隐形镜头。

——8个月大的一个男婴坐在微型舞台前，一位研究人员躲在舞台后，把一只玩具狗放在男婴看得见的地方；正当婴儿准备用手去抓它的时候，这位研究人员却拉上了帷幕，把狗遮了起来。

——一位男士蹲在一个玩弹球的5岁男孩子跟前对他说：“以前我也经常玩这些东西，可现在已经忘了怎么玩。我想再玩一回。你教我规则我就跟你一起玩。”

——一位年轻的母亲跟只有一岁大的女儿在地上玩，她突然假装受了伤。“哎呀，哎哟！好痛啊！”她大叫起来，紧抱住自己的膝盖。小女儿伸出手来，就好像要去拍拍她的肩，可突然却大哭了起来，把自己的脸理在枕头里。

——在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位心理学家手上拿着一张绿色的扑克牌，对坐在桌子对面的10岁女孩子说：“我手上这张牌要么是红色的，要么就不是黄色的，这说法对吗？”她立即回答说：“不对。”后来，在同一天，他又让一位14岁的女孩子来回答这个问题；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对。”

——一位女研究员给一位学牙科的学生放一段录相。录相中，某位刚来到这座城市的哈林顿夫人第一次去看牙医。这位牙医说，她昂贵的假牙有一些全都坏了，而且没法修；而且，她患有牙周炎，她以前的牙医却一直没有管这件事。哈林顿夫人心烦起来，而且不相信这位牙医所说的话。研究员停下录相，问学生说，假设他就是这位牙医，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在这些千奇百怪的活动中，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要发现心理学的橡子到底是怎样长成心理学的橡树的。尤其是：

——把不透明的隐形镜头安装在老鼠眼睛里去以后，实验人员培训老鼠走迷宫，然后把老鼠弄死，在显微镜下观察其大脑。其目的是要通过比较其左右视觉皮层，看看神经元上的树突数目因为经验增多而增多的程度。（因为左眼蒙住了，因此右边的视皮层在迷宫培训中没有接受到信息。）

——把帷幕拉上藏起玩具狗来的研究人员，他是要看看婴儿记忆力的发育情况——在本例中，他是要测试对被藏起来的东西仍然存在这种事实的意识程度。

——那位请求重新学会玩弹球的男士是皮亚杰，时间是在20年代，他是要研究小孩子道德推理能力的发育情况。

——那位假装受伤的母亲是在与研究工作者们合作，企图确定儿童移情功能出现的准确时间。

——那位就绿色的扑克牌提出奇怪问题的研究工作者是在查看儿童逻辑推理能力的成长过程。

那位请牙科学生回答如何处理上述情景的女研究工作者，是在调查成人水平的道德推理能力发育过程。

这些只是少数几个例子，说明现代发展心理学家们多种形式的活动和兴趣所在。他们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是科学当中最广泛的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最典型的一个：它处理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因之为人的一切，也涉及我们对这些因素产生影响的一切过程。

在17世纪以前，人们对这个课题没有什么兴趣。在那以前，按照史学家菲律普·阿里艾斯的说法，在欧洲处于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孩子是成人的缩影，其性状、德行及恶行就是小型的成人。他们在6岁以前得到关照，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可以照看自己了。从这以后，他们就得到成人一般的对待，跟成人一起工作，如果冒犯了权威，也得像成人一样因为错误的言行受到惩罚。如果犯了偷窃罪，甚至还有可能被绞死。

对待孩子的这种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因为洛克说，婴儿的思维是一张白纸。可是，这张白纸是如何变成成人思维的，他的理论却极不成熟：这种发育简单地就是因为经验和联想的积累。

两个世纪以后，达尔文理论启发了好几位心理学家，他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想法。他们说，进化过程是从最为简单的同质生命形式向复杂和高级的区分形式发育的，同理，心理发育也是从同质和简单的心理功能形式向复杂和专业化发育的。其从婴儿期向成熟期的上进过程的发育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这听起来有些幼稚；现代心理学家看问题更有相关考虑，他们认为，发育是随便朝着某个方向进行的，某些是极不好的发育方向。种族主义者、满口脏话的妓女、变态杀手、职业性的虐待者、虐待儿童的人、集团屠杀的宗教狂及类似的一些人都是发育导致的最终结果。另外，发展心理学家现在认为，他们的课题还延伸到了生命最后的几十年，这个时候，心理功能已经衰退，老年性痴呆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在处理范围如此广泛的一个领域时，他们会应用到心理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知识，可想而知，他们认为自己的专业才是了解心理学知识最为地道的途径。如发展心理学家洛克尔·格尔曼所言：“如果不观察其进化，我们就无法了解终端产品。”这话说得挺自信，让我们来看看证据。

眼高手低的宏论

“目标宏大，可处理细节时又束手无策，”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说，“这是一门科学在早期共同的弊病。”

对于发展心理学来说，情形的确如此。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最为显著的一些理论都缺少具体的内容和坚挺的数据，无法支持其武断和不切实际的概念。英国人乔治·罗曼斯、俄国人伊凡·谢采诺夫和美国人詹姆斯·马克·鲍德温和吉·斯坦利·霍尔都是一样的，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儿童时期发生的发育变化都比喻为从低等动物向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可是，这种看上去十分聪明的比喻只不过是一种智力上的欺骗，而不是实验的结果，因此很快就被兴起的研究数据之潮冲涮而去，在这种理论之内是无法找到研究数据的。（只有心理分析理论躲过了这场实验数据时代的冲洗，因为它跟进化理论不同，它并不想那么包罗万象，而只是进行性格结构和人格分析的工作，对于智力和社会技能的成长过程，它很少说话，或者根本只字不提。）”

可是，霍尔对发展心理学却作出了播种意义上的贡献。他把当时叫做“儿童研究运动”的一种活动导入了实验科学和数据收集活动。他本人也是一位勤敏的研究工作者，花了很多年时间专门进行儿童思维的问卷研究活动，并发表了大量数据。他所做的这些工作，而不是因为他的宏大理论，为儿童——心理学这个初生的领域奠定了发展方向。

到20年代，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这个词30年后才开始流行起来——当时完全是研究方向的，在很大程度上只供理论使用。这也符合当时流行全国的心理测试风潮。比奈和特曼测量儿童每年的智力成就，而不解释思维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变化，跟他们一样，20年代到50年代的发展心理学家们都集中精力确定正常值：即婴儿行为及能力每周“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作为儿童每月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在耶鲁大学，阿诺德·格塞尔详细编辑了儿童生命周期中每一个转折点的正常行为描述。在伯克莱大学，哈佛大学和其它一些大学里，研究工作者们进行了基本的纵向分析，对人们进行反复测试，从婴儿期一直到成人阶段，以确定哪些因素决定着婴儿日后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们缺乏对发育理论的兴趣，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行为主义者的控制地位，他们对学习的研究，如我们已经得知的一样，主要由确定刺激和回报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行为主义发展理论这个名字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就可以用斯金纳的话表达清楚：

的后果可以“反馈”到有机体这里来。行为后果如果真的产生反馈，也许就会改变一种可能性，即产生后果的行为行为也许会再一次发生……当行为的变化时间很长的时候，我们就认为非独立的变量是有机体的年岁。作为年岁作用的可能性的增加经常被认为是成熟。

巨人和巨人的理论

让·皮亚杰（18961980）是20世纪最伟大的儿童心理学家，这是大部分发展心理学家们所公认的，英国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彼德·布莱恩说，如果不是有皮亚杰，“儿童心理学也许只是一门非常不起眼的学问”。在20年代，当皮亚杰还是一位年轻人的时候，他的早期的贡献就已经给法国和瑞士的儿童心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30年以后，他成熟后的思想产品在美国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使他的工作具有如此震撼力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优美的文笔和清晰的理论思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杰出的一些发现，这些科学发现是通过费力的研究得来的，他的理论就是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的。

说“费力”这还是轻的。在青年时代，他是位瘦高个子、前额上留着刘海儿的青年，到80岁时，他一头白发，弯腰驼背，而且很胖，这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观察儿童玩耍并参与游戏的活动中。他给孩子们讲故事，也听孩子讲自己的故事，给他们提出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东西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某东西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走路的时候，为什么太阳会跟着你一起走？”“做梦的时候，梦在哪里，你是怎么看见梦的？”）。他还发明了许多谜语和难题让他们去猜。通过这些活动，皮亚杰作出了大量的发现，这些成果被哈佛的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认为是“令人惊讶的发现……大量有趣的、伸手可及的现象，这些现象司空见惯，就在每个人的鼻子底下，可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发现这些现象的天分”。

比如：皮亚杰常常让婴儿看一件玩具，然后用自己的贝雷帽盖住玩具。9个月以前的婴儿在看不见玩具时会忘掉这件玩具，可是，婴儿到约9个月大的时候，他会意识到，玩具还在那个地方，还在贝雷帽下盖着。再举一个例子：皮亚杰常常让孩子看两个一模一样的大杯子，里面盛着同等数量的水，把一只杯子里面的水倒入一个细长的容器里，再问孩子说，哪一个容器里装的水多些。7岁以下的孩子几乎总是说细长容器里的水多些，可是，77岁以上的孩子却会认识到，虽然容器的形状变了，但数量却是一样的。皮亚杰有很多这样的发现，这些发现尽管后来做了一些修改，但总是正确的。凯根说儿童心理学“从来没有占有过如此坚实的一些事实”。

为了解释这些发现，皮亚杰构筑了一个复杂的理论，这个理论运用了他自己有关认知过程的概念和其它来自生物学、物理学和哲学的概念。（他还探索过弗洛伊德和格式塔心理学，但没有利用这些学问。）他基本的信息是，思维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经历了一系列突变。思维不仅仅积累经验，而且也会因为经验而产生变化，因此而得到更多新的先进思维，在约15岁以前，思维就是我们认为最有人性特点的一种。从这个地方开始，现代发展心理学就诞生了。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可以与孩子们坐在一起玩，听孩子们讲话，六十年如一日，但仍然具有那份天赋，使一门重要的心理学分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有一个不太可能的回答：温文尔雅、威严、慈祥、友善而且热情。他的同事和伙伴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板”，可他却从没有招惹恶意的诽谤，对他工作上的批评，他总是从善如流，他的至亲好友从来没有跟他翻过脸。皮亚杰晚年的一些照片可以真实地反应他的为人：一脸和善，角质眼镜底下透出威严，飘逸的白发从终生不离的贝雷帽两侧拂过，微笑的嘴角含着一只烟斗，这一切都使人感觉到这个人的平易可亲。他惟一可以找出来的缺点是，他是这样严肃的一个人，竟然对孩子们的玩笑和大笑完全没有半点兴趣。

他出生在瑞士的纳沙泰尔，跟弗洛伊德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外来者，不必要一点一点地努力寻求被当地人接受。他跟巴甫洛夫也不一样，从没有经受过生活的艰辛；他跟詹姆斯也不一样，他从没有经历过精神的危机。跟韦特海默也不一样，他从没有经历过神灵的显现。他那相对平淡无奇的幼年生活惟一不同于众的地方在于，他几乎没有童年——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他终生喜欢跟孩子们泡在一起的原因吧。他父亲是一位一丝不苟，也爱挑剔的历史学教授，他母亲患有精神病，跟她的丈夫不一样，她还极度虔诚。这种差别使得家庭生活极为麻烦，对此，幼年的让·皮亚杰只有想法适应：

我生活的早年只好放弃玩乐而准备干严肃的事情，之所以这样，除了尽量摹仿生父以外，是为了在一个隐密的、非虚构的世界里找到避难之所。的确，我一直就在想办法寻求从现实里逃走，这种心理我只能归因于母亲精神健康太差。

没有神话故事，没有冒险经历，也没有给这位少年老成的孩子玩的游戏。到7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空闲时间里研究鸟类、化石、海贝和内燃机械装置了。不到10岁，他就已经写了一本有关当地鸟类的书。

可是，他成就大作的骄傲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父亲说那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七拼八凑的东西而已。到10岁时，皮亚杰“决心更加发奋一些”。他在公园里看见一只部分白化的麻雀，写了一篇简要的科学报告，投递到纳沙泰尔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社，而这家杂志的编辑不知道作者是位小孩子，就发表了。这份成功使皮亚杰鼓起勇气来，他给纳沙特尔自然博物馆的馆长写了一封信，问可不可以在闭馆之后让他研究一下藏品。这位馆长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还邀请他当助手，帮他清理贝壳，进行分类和贴标签的工作。皮亚杰一星期去工作两次，数年不缀，得到了足够的知识，在不到16岁的年龄就在一些动物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软体动物的科技文章。

大约在这个时候，他跟教父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假期，这位教父是个文人，他认为这个小孩子的兴趣太狭窄了，因而让他学习哲学。一个广大的世界展现在皮亚杰的眼前。他很喜欢这门学问，特别是认识论。到这次假期结束时，他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对知识进行生物学解释的事业中”。可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位博物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在纳沙泰尔大学，他通过了本科学习，接着一直读到博士，到22岁时得到了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直到这时候，他才转入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题。他在苏黎士的两家心理学实验室短暂地工作过一阵子，然后到巴黎的巴黎大学选学了一些课程，然后被推荐给西奥多·西蒙（比奈的同事）。西蒙让他把一些测试卷子标准化，这些卷子是用来测试58岁的巴黎儿童的推理能力的。皮亚杰一干就是两年——还干了其它的许多工作。使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确定儿童对一些推理问题作出正确答案的年龄，而是在早些时候，他们为什么都犯同样类型的错误。他让孩子们一起谈话，向他们提出有关周围世界的一些问题，仔细听他们的解释，并请他们解开他出的一些谜。这一切都成了他终生的调查研究方法。他在自传中欣喜地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了。”

到这时，他为下个5年——结果是差不多60年——定的目标，是要发现“某种智力的胚胎学”。皮亚杰这是打的一个比喻；他认为智力的成长不是因为神经系统成熟的原故，而是思维得到了经验，然后经验迫使思维发生变化的原因。

从那时起，他担任了一系列的学术和研究职位。在20多岁的时候，他就是日内瓦卢梭研究院的研究主任，一直当了5年；然后，他在纳沙泰尔大学当了5年的哲学教授；再后，他回到日内瓦的卢梭研究院当共管院长，后来又当了院长和这所大学的教授；再后来，他又成了巴黎大学的教授；从1956年起，他是新成立的日内瓦大学基因认知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基因认知学”这个词是他发明的，这门学问与基因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它指的是智力发育。）

不管是在所有这些岗位上，在人行道上，在公园里，还是在他自己的家中与3个孩子在一起——他在卢梭研究院娶了自己班上的一位学生——皮亚杰总是在进行无穷无尽的研究，一会儿注意这个年龄，一会儿又是那个年龄，直到最后，他把人从生命最初的几个星期直到少年时期的全部发育图景都编织起来了。他按部就班地撰写文章，有条不紊地发表著述（很可惜，这些著述都写得特别冗长），向这个世界提供了大量惊人的发现，数不清的、价值连城的数据，他的理论把一个儿童研究领域转变成了一门发展心理学。他蜚声国际，除了弗洛伊德以外，他的文章被心理学文献引用最多，到今天依然如此。他得到了好些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因为他对心理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大奖。

他的成就如此惊人，可他本人却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心理学方面的系列培训，也没有得到过心理学学位。

皮亚杰在好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充和修订过自己的理论，可是，我们只需要知道最终结果就行了。

行为主义认为，发育是经过制约和摹仿形成的，遗传学家认为这是成熟的自然结果。两者的观点皮亚杰都不同意。他认为，心理发育需要经验，也需要成熟，可是，发育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思维适应了经验，然后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再进一步适应，经历一系列的突变，直到进入成年阶段。婴儿的消化系统最初只能消化奶水，然后才可能消化固体食物。同样，智力最初也只是一种简单的结构，它只能吸收和利用简单的经验，可是，在经验的哺育之下，智力变得更先进了，更有能力，终于能够处理复杂的事物。

4个月大的婴儿不会意识到皮亚杰的贝雷帽下的玩具；在这个心理发育年龄上，思维只具有当前的认知力，没有存储起来的图景，看不见的物体等于不存在这样一个物体。可是，到第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会偶尔好几次发现，玩具就在贝雷帽底下，婴儿就会修改他看见物体被东西覆盖住以后的反应。

在另一个典型的实验中，尚不会数数的孩子说，在一条线上排得很开的六粒扣子比串在一条线上的六粒扣子“多些”。等他学会数数以后，他发现结果其实不然，他的思维处理类似感知情形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皮亚杰的同化和适应理论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心理发育过程。孩子会同化数扣子的经验——可以说是消化它，就好像以前的经验，某东西看上去大些，真的也就大些。可是，通过数扣子得出的新经验与这个假设不一致；思维为了恢复其平衡，只好尽量适应（认知），以容入新的经验，从这时起，他就会以更适应现实的方式观察和解释事物。

曾几何时，皮亚杰重述（以不符合他的特点的简朴文笔）过一位数学家朋友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新信息的同化是如何会导向适应和新思维的：

他小的时候，有一天曾数过小卵石；他把石子排成一排，从左向右地数，数出10个来。然后，为了好玩，他又从右向左数，看看能数出多少来。他惊奇地发现，竟然还是10粒石子。把石子排成一个圆圈再数，结果还是10粒。他又从圆圈中别的地方开始数，又是10粒。而且，不管他把石子按什么方式排，数起来仍然是10。他在这里发现了在数学中被称为可交换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总和与顺序无关。

这样的心理发育过程并不是平滑和连续发生的。像发现可交换性这样一些小小的变化，时不时会导致向思维不同阶段的突然转换。人类心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发育这样一个概念，并不是皮亚杰始创的——其它的心理学家早就提出过这样的想法——可是，皮亚杰是第一个辨认并描述这些阶段的人，而且是以大量观察和实验证据为基础来做到这一点的。皮亚杰理论中的四个主要阶段（还有许多小阶段）是：

——感觉运动阶段（从出生到1824个月）

——前操作阶段（1824个月到7岁）

——具体操作阶段（712岁）

——正式操作阶段（12岁以上）

年龄只是一些平均数；皮亚杰很清楚，个人之间是有一些差别的。可是，他说过，这个顺序是不变的；每个阶段都是随后一个阶段必要的基础。

每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如下所示：

感觉运动阶段（从出生到1824个月）：最初，婴儿只能意识到一些感觉，不能将这些感觉与外部的物体联系起来。他们甚至无法将手的图象与手动的感觉联系起来。慢慢地，通过试误法，婴儿才发现伸手抓玩具是如何与看到的物体相碰撞的。

就算他们的移动变得更有目的性，更为准确一些，他们还是搞不清楚周围的物体是什么样子的，也搞不清楚这些东西是如何对他们的行动产生反应的。因此，他们只好做些试验：他们吮吸东西，摇动，击打，敲击或者扔东西，因此就得到了新的知识，这些新知识使他们产生更聪明和更有目的的行动。

孩子根据这些经验，在不断增强的记忆力的帮助下（有一部分是因为大脑成熟的原因），开始存储起一些心理图象。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到第一年稍晚些时候就意识到，一件藏起来的物体仍然存在着，尽管已经看不见它了。皮亚杰把这个现象叫做“物体稳定”的保留。

到这个阶段的末尾，孩子开始使用其存储的图象和信息来解决包括客观物体在内的一些问题；他们会思考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只依靠玩弄一些物件。作为年轻父亲的皮亚杰很自豪地报告说，她的女儿露西安娜就曾有过这样的思维过程，当时，她还只有16个月大。他跟女儿一起玩耍的时候，把一根手表链带放在一只空火柴盒里，很小心地露出一点缝来：

露西安娜不知道火柴盒子开合的作用，也没有看到我进行这项实验的准备工作。她只知道前面的两个办法（学会了处理一些情形的办法）：把火柴盒子推翻，以倒出里面的东西，把手指伸进去，以便把手链弄出来。当然，她首先试的正是这最后一个步骤：她想把手指伸进去摸手链，但完全不行。

接着是一阵停顿，这期间，露西安娜表现出了一个令人奇怪的反应。她仔细看着这条小缝，接着，一连好几次张开并合拢自己的嘴巴，起先是轻轻张开，接着嘴张得越来越大……（然后）她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盒子上的窄缝，不是像刚才那样想摸手链，而是用力拉盒子，以便把盒子口开得更大些。她成功地抓住了手链。

到这个时候，孩子们还开始思考如何实现所欲求的社会结果。皮亚杰还是以对他的孩子之一的观察进行报告：

在一岁四个月零十二天的时候，把雅克琳从她极想再玩下去的一种游戏上强行抱开了，然后放在婴儿围栏里，不准她爬出来。她大声喊也不行。接着，她很明白地表达了某种需要（也就是说，要上卫生间），尽管刚刚过去的10分钟里发生的事情证明她根本就没有这种需要。刚一出来围栏，她就指着想要再玩的那个游戏！

孩子正在获取基本的想象和预测能力，知道某些简单的行动可能会带来某些结果，并在大脑里面进行试误法试验。因此，皮亚杰说，智力发育的方式是“概念符号，而不是完全的感觉运动”。

前操作阶段（1824个月到7岁）：现在，孩子就能够快速地获取图象、概念和词汇了，并能够以符号的方式就外部事物更流畅地说话和思考了。2岁的孩子会把一块积木扔在地板上然后摹仿卡车声音；3岁的孩子能假装从一只空杯子里面饮酒。最初，孩子学习说话的时候是把事物及其名字看作同一个东西的（2岁的孩子看见一只鸟会说：“鸟！”如果成人用到“鸟”这个词，孩子会问：“鸟在哪儿？”），可是，最终他会明白，词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跟它所代表的东西是分开的。从那时起，他或者她就能够就不在场的事物或者就过去或未来的事件谈话和思考。

然而，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内在表达却仍然是原始的，缺少像因果关系、数量、时间、可逆转性、比较和视觉等的组织性概念。孩子不能执行涉及这些概念的心理操作，因此，这仍然是“前操作”阶段。（皮亚杰所谓的操作，是指任何心理习惯，它使信息为着某些目的而发生转换。分类、细分、在整体中辨认局部和数数等，都是典型的操作。）这就是5岁的孩子之所以认为展开的6粒扣子比串在一起的6粒扣子多些的原故，也是把水倒入一只细长容器比它在一只宽大容器里多些的原故。哪怕孩子学会了数数，他们仍然需要一些时日才能明白，2x3为什么会等于3x2。如果让他们看一束花，大部分花束是黄色的，然后再问他们：“是花多些呢还是黄色的花多些？”他们会说：“黄色的花多些。”

处于前操作期的孩子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跟感觉运动期的孩子一样），皮亚杰用这个词来表示不能想像事物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他经常让46岁的孩子看三座山的模型，把一只小玩偶放在山上的某个地方，显示一组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山中照片，然后问孩子们说，哪一张照片显示玩偶正在看的方向。孩子们总是选择他们自己看去的那个方向的照片。同样地，他报告说，前操作期的孩子不能想象其他人正在思考的问题，而且，说话的时候经常不知道别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正在谈的一些事情。

具体操作阶段（712岁）：到约7岁的时候，孩子转移到了完全不同和更有能力的一个新思维阶段。他们现在可以执行像数数和分类之类的操作，也可以理解并思考相互的关系。一个前操作期的孩子知道“兄弟”这个词，但不知道兄弟是什么东西；他知道什么是“大”的，但不知道两个都很大的东西中哪一个更大些。而一个操作期的孩子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在心理上逆转一个过程是另一项操作。当一个孩子可以想象把水从细长容器倒回到原来的瓶子中的时候，他就获得了逆转的概念，也因此而知道了“守恒”的概念，这就使他认识到，数量在外形发生变化的时候并不发生变化。

处于这个阶段上的孩子还慢慢知道了在他们之外的事物自有其发生的原因。前操作期的孩子会说，到晚上的时候天要黑，因为我们要睡觉了；具体操作期的孩子会说，天之所以要黑，是因为太阳下山了。他们还更能够想象事物从别的角度看上去会有不同的图象，也知道别的人如何思想和感觉。因此，他们可以在心理上操作符号，就好像这些符号就是他们所指的事物——可是，他们只知道代表实际事物和行为的符号，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者逻辑过程。逻辑推理还不在他们能理解的范围之内。把三段式推理的前两项给他们，他们也不知道推出最后的结论。

如果出现好几个变量，他们也不知道运用一些方法系统地解决问题。在皮亚杰最有创见的一些测试中，有一项效果极好的测试就是悬摆问题。他常常让孩子看一个挂在绳子上的重物，然后让他看看怎样更改绳子的长度、重物的重量、在不同的高度松开重物和怎样用不同的力量推动重物。然后，他会请孩子计算哪个因素，或者哪些因素（长度、重量、高度和力量，单独地或者协同地）影响悬摆晃动的频率。前操作期的孩子没有行动方案，他们随意地尝试不同的东西，经常一次更改好几个变量，出现很多观察错误，结论也不正确。而操作期的孩子尽管更有方法也更准确一些，他们也经常犯一些错误，因为其逻辑思维能力很差。一位10岁的男孩子试着改变绳子的长度然后得出正确答案说，最摆的绳索越长，其摆动的速度越慢。然后，他将100克重的重物在长绳子上摆动的效果，与一个50克重的重物在一根较短的绳子上的摆动效果相比较，然后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说，悬摆在重物的重量加大时摆动也慢些。

正式操作阶段（12岁及以上）：在发育的最后阶段，孩子们可以思考抽象的关系了，例如比率和可能性。他们掌握了三段论推理，可以处理代数问题，并开始理解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要素了。他们能够形成假设，编制一些理论，并能系统地考虑一个谜语、神秘故事或者科学问题当中的可能性了。他们可以运用一些方法玩像“20个问题”这类的游戏，先解决宽泛的问题，然后再缩小到一些可能性上面。在这个阶段以前，他们的问题会从宽泛的地方跳到缩小的问题上，然后又回到宽泛的问题上。或者互相重叠，或者一再重复。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现在不仅能够思考具体的世界了，而且能够解决像可能性、或然性和不可能性等问题，还能解决有关未来、公正和价值等的问题。如皮亚杰及其长期的同事巴贝尔·因霍尔德所说的：

这个阶段最新奇的地方在于，通过对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受试者能够就他不相信，或者暂不相信的一些论题进行正确的推理，也就是说，这些论题他认为完全是一种假设而已。他已经能够从一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真理当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来。

杰罗姆·凯根认为，皮亚杰对少年全新的认知能力的分析是“任何有关人类天性的理论当中最有创见的一个想法”，也是“能够向传统的解释发出挑战的、有关少年行为的洞见”的来源。至少在一个方面，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少年自杀率升高的原因：少年具有一种能力，可以思考所有假设的情形，并且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试尽了所有的可能性，这种能力会让少年对自己说（不管正确与否），他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也检查了所有解决个人问题的办法，可是没有哪一个办法能够奏效。另一方面，他能够感觉到在自己所相信的事物，或者人们教导他去相信的事物当中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这种能力有助于我们理解少年的反叛情绪、愤怒和焦虑。最常见，也最容易引发问题的不一致性有：对少年时代性生活互相冲突的看法（性生活是不道德和有风险的，但是，克制性生活又是“令人苦恼”和不正常的）；少年对父母的关系也是互为冲突的（他希望也极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可同时又希望独立）等等。

（皮亚杰在其工作的早年曾研究过儿童的道德发育问题，但是，这份工作只处理前少年时期和儿童对规则、谎言及类似问题的态度。正是他晚期论认知发育的一些工作，才处理到像道德感和公正等的问题。）

与凯根这样一些赞扬皮亚杰的人相反的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对皮亚杰的思想和发现一直就有反复不断的修改和修正。成千上万新皮亚杰主义、后皮亚杰主义和反皮亚杰主义的论文成篇累牍地发表，或者在专题会上宣读出来。这一部分工作虽然很多都卓有价值，但大部分比较起这位巨人本人的工作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伊萨克·牛顿曾带着假惺惺谦逊地说过：“如果说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修改和修正皮亚杰理论的那些心理学家们都应该毫不谦逊地说，他们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都站在他的肩膀上。

成熟

尽管皮亚杰接受过自然科学的培训，他早年也曾决定要对知识进行生物学上的解释，可是，他的理论几乎完全是从认知的过程来解释发育的。他完全忽略了成熟本身的作用——人体成熟的过程会自动地引起一些行为变化——或者认为这种作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现代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们都感觉到，除非成熟在心理发育中所起的作用被完全理解，否则，人们无法知道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天生的，而不是通过同化和适应来获取的。

可是，人们怎么才能区分两种影响呢？从婴儿出生，离开子宫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在学习，同时也在成熟。把每一过程的结果分离出来是第一重要的科学问题。的确，新生儿刚出生便具有重要的反射能力，这与学习无关，比如碰碰他的脸，他的头就会朝那个方向转动，就好像在寻找他们从不知道的***。可从总体上来讲，行为的大部分变化，或者新的行为形式，不是从成熟得来，便是从学习得来，或者从两者中共同得来。

然而，有时候，自然会偶尔提供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两者分开。婴儿在34个月的时候就会喃喃自语了，以作为说话的准备，可是，聋哑婴儿也会喃喃自语，很明显，他们不说要摹仿听到的语音，而是另有原因。喃喃自语很明显就是一种预设好了的行为，他与经验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在指挥行为的神经中枢到达某个发育阶段时自发产生的。在正常儿童中，喃喃自语通过学习而发生改变，越来越接近对语音和音调的摹仿；在聋哑儿童中，喃喃自语会慢慢消失，因为他没有经验可借鉴。

由于可以观察没有学习过程的行为发育的机会很少，在这门专业发展的早期，一些发展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性地制造一些条件创造了历史。1932年，当时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疗中心的马托尔·麦克格罗让布鲁克林市一家收入颇低的家庭把孪生男孩子借给她进行一项实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强尼和吉米这对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孪生子每天8个小时，每周5天在麦克格罗的实验室里度过了两年。强尼接受了强度身体技能训练；吉米放在婴儿床上“末加打扰”（也没有人跟他玩），一次只有两只玩具给他玩。强尼不到一岁的时候就能跑陡坡，可以在水下游泳，还会滑旱冰；吉米一样也不会（可是，在抓东西、一个人坐着和走路时，跟强尼一样敏捷）。麦克格罗拍的一组照片显示，强尼在21个月的时候可以大胆地从一个5英尺高的台子上让自己溜下来，落在一张垫子上。而吉米在一个低得多的台子上蹲着，朝下望一眼，然后不肯往下跳。

到两岁的时候，麦克格罗让吉米接受强度训练，看他能否赶上强尼。他从来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可是，一些看过她的资料的心理学家们感觉到，对强尼的培训使他对吉米只占了很少而且是临时的优势。麦克格罗不同意，许多年以后——在许多与她一样的实验，即阻碍儿童的发育实验，慢慢被认为是极不道德之后——她强调说，尽管吉米后来在大部分地方都赶上了强尼，可是，哪怕都已经是进入成年期的成人了，吉米在身体活动的轻松和流畅自如方面还是不如强尼。然而，这一点所能证明的东西是难说的，因为结果是，这两个孩子是孪生兄弟，而不是一模一样的。只一保险的结论是，强度训练可以让孩子提前获得身体技能，而且这种技能是暂时的。

还有一项更为大胆的实验也是从1932年开始进行的。是由当时在弗吉尼亚大学的维恩·登尼斯进行的。他从巴尔的摩市一位贫困的妇女手上得到两个孪生姐妹，德尔和蕾，当时，她们都还只有5个星期大。登尼斯在他妻子的帮助下，把这两个女婴在家里养了一年多。他的计划是要剥夺对她们的一切刺激和学习，看看哪些行为方式是与成熟一起自发产生的。在一篇期刊文章中，登尼斯报告了他如何进行该实验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或者内疚：

头6个月里，当着婴儿的面，我们一直挂着脸，既不笑也不皱眉头，从不跟她们玩，不抱她们，也不逗她们玩，除非这些行动是进行实验所必需的……为了限制她们练习坐立，婴儿一直放在婴儿床上躺着睡，不准她们翻身。

在11个月的时间里，她们还不能看见对方。（婴儿床中间隔着一张帘子。）

登尼斯说，结果显示，“婴儿在第一年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这可以从像大笑、啃自己的脚和听到声音后大哭起来这些行为中看出来，跟正常抚养的同龄婴孩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像爬行、坐立和站立这样一些行为中，她们就远远落后于其它孩子了。14个月后，登尼斯让她们接受了一个时期的训练，经过训练之后，他说，她们很快就赶上正常孩子了。但是，按照登尼斯自己承认的说法，蕾直到第17个月，德尔直到第26个月才学会不用扶着东西走路。

这对孪生女婴其余的童年生活在一些孤儿院和亲戚的家中度过。尽管登尼斯说他已经让这对孪生姐妹长到了正常标准，可是，他自己对此的怀疑是不无道理的。他曾在伊朗的孤儿院里研究过一些孩子，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因为被冷落和没有人注意而在两岁时出现发育迟钝的问题，而且，这种迟钝一直持续到少年时代。可是，他再也没有提到蕾和德尔的事情，不知道她们后来的情况怎样。也许，他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些情况。

这样的一些实验在60年前就比较少见，今天更是根本就不存在了。文明社会自从知道纳粹医生在集中营里进行过一些“医学研究”之后，有关用人体做实验的法律限制就严格得多了。可是，发展心理学家们已经在用其它一些办法来做实验了。其中之一是用动物做实验。行为主义者们通过了解老鼠的学习办法而了解人类学习的原理，发展心理学家们也照同样的办法来了解动物成熟的原理有哪些是可以应用到人类身上来的。

有一个人所皆知的例子。新生的小鹅被认为是根据本能去跟随母鹅的。可是，奥地利动物学家，行为生物学的奠基人和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洛伦兹却教会小鹅跟着他跑。洛伦兹想法让他本人成为小鹅出生后的头几天里能看到的惟一活物。它们的本能就是跟着活动的物体跑，因此，小鹅就跟着他走。当小鹅学会了这样做以后，它们看见母鹅也不跟着走了。洛伦兹的理论是，在成熟的“关键时期”以后，被跟随的物体的图象会在小鹅的神经系统里固化。自然的本意是让母鹅成为被跟随的对象，可没有预料到一位行为生物学家会来捣乱。

美国人埃克哈德·赫斯做了一只可移动、会呱呱叫的假野鸭，然后把一些小鸭子放在它的周围。如果在小鸭刚刚孵化的时候就把假鸭子放在它们面前，有半数的小鸭子会跟在假鸭子后面跑。如果小鸭孵化后1316个小时后再放在假鸭子跟前，则有百分之八十的小鸭子会跟在假鸭后面跑。表面看上去像是一种本能的东西现在看起来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了：小鸭子的神经系统肯定是要对一些移动的物体作出反应，可是，只有在某成熟过程的某个特点的时间点上，它们才最有准备地把特定目标“刻印”下来。

作为这些发现的结果，在70年代，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和儿科医师慢慢地相信，是在出生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母与子之间的联结才最终形成。他们规劝一些母亲，等孩子刚刚出生以后不要马上抱到医院婴儿室的烘箱里去清洗，而应抱着婴儿，紧贴着自己身上的肉。尽管后来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证明这样做了以后，母与子之间的联结的确更为牢固，但是，被联结起来的倒是母亲本人。许多其它的研究证明，婴儿对母亲的联结（或者父亲或其它主要的照看人）是在长达45个月的时间里发育而成的，其间有无数小心的看护和富有表情的注意。

很多成熟研究都以身体技能和生理特征为中心，我们对思维成长的知识并没有因此而增长许多。可是，对感觉能力发育的研究却开始提供一些坚实的事实了，它们代替了思辩，对心理学中这样一个古老的中心议题提供了答案：有多少是天性，是多少是教育使然？（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说法，有多少是成熟本身造成的，有多少是学习得来的？）

这项工作的注意力集中在婴儿早期，这个时候，感觉能力迅速成熟；工作的目标是要发现每一种新的感觉能力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其假设是，当这种能力第一次出现时，它不是从学习而是从光学神经结构，特别是从大脑皮层当中主司视觉信号接受和解释的那一部分的成熟而来的。

有很多是光从观察婴儿就可以得来的。比如，注意婴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盯着附近的物件看的。可是，这样的观察留下很多问题不能回答。很小的婴儿眼里看到的东西准确来说到底是什么？很明显看不了多少东西；他们的眼睛经常是飘忽不定的，也不会跟随一个移动的物体看。另一方面，母亲们知道，他们的小婴儿在喂奶时会稳定地盯着自己看。由于我们无法问一问他们说看到了什么，我们怎么能够找到答案呢？

心理学家罗伯特·范茨在1961年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设计了一个台子，让婴儿面朝天睡在底层。几英尺高的地方是一个显示区，实验者在这里放上两张大卡片，每张卡片里面有一个图案：一个白色的圆圈，一个黄色的圆圈，一只牛眼，一张面部素描。研究者从上面的一个小孔上偷窥（这样，他本人就不被发现），可以看见婴儿眼睛的移动和眼睛朝向这一对对图案的时间。范茨发现，两个月大的婴儿看牛眼的时间比看一种颜色的圆圈的时间长一倍，看一张脸部素描的时间比看一只牛眼的时间长一倍。很明显，哪怕是一个只有两个月大的婴儿也能够区别主要的差别，而且能够把眼睛朝向他认为更有趣味的东西。

发展心理学家们利用这个办法以及类似的办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了解了大量有关婴儿看到的事物，以及什么时候开始看的情况。心理学家们得知的一些情况如下：在第一个星期里，婴儿会区别有光亮和黑暗的图案；在第1个月里，他们开始慢慢地跟踪移动的物体；到第2个月，他们开始具有深度的感觉，可以协调两只眼睛的移动，还可以区分光的深浅和级别；到3个月时，他们的视线可以从一个物体飘浮到另一个物体上，还可以区分家庭成员；到第4个月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不同的距离内盯着物体看，可以做越来越精细的区别（他们沿着斜角看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物体的时间，比从锐角看一个见过多次的物体的时间长些），并开始认识到他们所观察物体的意义（他们对一张脸正常的素描盯着看的时间，比看一张描得比较模糊，而且位置不对的脸的时间长些）；从47个月，他们就具有了实体视觉，他们知道，一个以不同角度拿住的物体还是同样的形状，他们所获得的、在不同距离内注意事物的能力已经近似于成人。

在过去的40多年时间内，已经对听觉发育进行了大量的可比较研究，包括音高和音量区别的出现、在声音之间进行区分，以及对声音来源的辨认。

从最近和当前的一些神经科学研究中，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了成熟和经验在大脑组织里面到底是怎样相互发生作用而产生一些发育变化的。对一些死婴大脑的显微检查显示，当大脑在生命的头两年里增大3倍的时候，树突的巨量激增（分支）从其神经元上开始发生，然后彼此发生联系。（据估计，老鼠的大脑在其生命的头一个月里每秒钟可以形成约25万个突触，即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在人脑里，生命的头几个月中突触形成率可能要大许多许多倍。）

人类到12岁的时候，大脑估计约有百万亿突触。这些连接是确立大脑能量的布线方案。有些突触连接是根据化学指导自动形成的，可其它一些是在树突快速增长时期所发生的经验刺激形成的。树突缺少了这些刺激就会萎缩下去，不能形成所需要的突触。在黑暗中长大的老鼠，其视觉皮层中树突刺和突触连接比在光亮中长大的老鼠少得多。在有光线频闪的环境下长大的猫只能在一闪一闪的光线中看清事物，它们不能形成对移动敏感的皮层细胞；当它们长成大猫时，它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连串静止的画面。一只小猴子的一只眼如果在关键时期总是闭着，这只眼睛里面的神经元就总是赶不上另一只眼睛里的神经元的增大速度。因此，成熟会提供——在一定时间内——数倍的潜在神经通道，在这些通道里面，经验会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在那些为感觉所需要的线路上面“接上真正的导线。”

自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由于我们可以通过生命学习全部的东西——而且，不管在什么岁数，所有的学习都涉及新突触连接的形成——为什么感觉发育只在一个关键时期才有可能，而以后却不行？一个有机体在其发育的特定时间内没有得到合适的经验，因而永久性地损害其感觉操作能力，这在进化学上是说不通的。可是，有些大脑研究者说，有一种偏移的好处：基本的经验总是在合适的时间内出现，它们可以精确地调整大脑结构，因而可以提供比对突触形成进行基本控制所能得到的结果好得多的永久而具体的感觉能力。

有了这些，天性和教育这个模糊的旧词终于有了新的准确含义。现在，经过这么多世纪的思辩和探索之后，我们终于看到思维到底是怎样从经验的物质当中构造起来的情景了。神秘的面纱开始揭开，奇迹替代了它们的位置。

性格发育

发展心理学家们跟性格研究者们不一样，后者主要的兴趣在于测量，而前者却关心自然史。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开始观察性格发育，并试图找到形成这些发育的动力。而且，与心理分析者们相反的是，发展心理学家们的理论是以第一手的证据为基础的，而心理分析学家们的理论却主要以他们从成年病人那里听到的性格发育情况为基础。

这种证据的一部分，给心理分析有关母子依恋的思想提供了许多的细节和意义。从1952年起，这一直就是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题，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英国心理分析学家约翰·波尔比的《母亲照顾及心理卫生》一书。这位心理分析学家研究过孤儿院长大的孩子，他发现这些孩子缺乏情感及性格发育，而且把这些归咎于缺乏母子依恋。

波尔比的理论是，婴儿在基因上就决定了要以某种方式行动的（哭、笑、闹出声音来、咕噜咕噜地叫），这些行为是为了唤起注意，因而求得生存；而母亲的教育会在其发育的某个“敏感时期”在婴儿身上养成一种依恋。这种能在婴儿心里形成安全感的强烈的特殊联结，对于正常的性格发育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一点，波尔比说，孩子有可能会形成“没有爱的性格”，因而终生都有可能形成心理毛病。

波尔比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还有不快——在美国，由于不断升高的离婚率，还有接连而来的妇女解放运动，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都出来工作，让一些保姆们来照看孩子。许多儿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们都怀疑，敏感时期真的是那么具体，也是那么重要，母亲的作用是否也真的像波尔比所说的重要到那种程度，那么不可替代。可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对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的依恋的确是有的，而且也是性格发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缺乏依恋所造成的伤害，1956年在以色列进行的一项微笑研究可以提供有趣的证据。这项研究把在三种条件下养大的婴儿放在一起比较：一种是在他们自己家里，一种是在基布希姆（集居地）由专业保姆带大，但在第一年里经常由生母喂乳和在孤儿院里养大的孩子。一个月大的婴儿当着生人的面微笑是很少见的情形，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周之后，他们微笑得越来越多了，这种情形在约4个月大的时候到达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在这项研究中，所有三组孩子都在4个月的时候经常当着陌生的妇女面孔微笑，可到18个月的时候，在家里长大的孩子只是比4个月的时候反应稍为少一些，在集居地长大的婴儿只是有一半情况是反应不力，而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却比他们在一个月的时候更少微笑。

可是，微笑只是依恋的副产品，而不是依恋是否存在的的衡量标准。研究者们需要这样一个标准，因此，在60年代末，波尔比以前的一位同事，后来到了美国的玛丽·安斯沃思设计了一个相对容易的标准。这个标准叫做“奇怪情形”，从此以后就成了依恋研究的主要标准。在“奇怪情形”中，婴儿和母亲都在一个不熟悉的玩乐室里，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单向玻璃观察他们。后面跟着八种不同的办法，每次用一种办法。在一种测量中，母亲暂离开一阵子；在另一种办法中，一位陌生人在她在场的时候来到房间里；在第三种情形中，母亲不在场的时候陌生人来到房间等等。

从8个月到2岁，典型的情况是，婴儿在母亲离开房间时会哭（“分离焦虑”），等她回到房间里来到她身旁时。（当然，有一些临时的差别使一个婴儿比另一个婴儿更焦虑；奇怪情形的发现都是一些总括。）如果一位陌生人进入房间时不笑也不说话，7个月或者8个月大的婴儿会看看母亲，过一阵子后会哭起来（“陌生人焦虑”），尽管在3个月或者4个月时，同一个婴儿也许会笑起来。陌生人焦虑在几个月之内会消失，可是，分离焦虑却持续升高，直到第二年的早些时候，然后在全年的时候里慢慢消失。

对这两种反应的出现和消失有好几种解释，可是，最为广泛的解释是，随着心理能力的增强，婴儿能够更好地估量不同的情形。陌生人焦虑在婴儿获取了回忆与其它陌生人在一起时的愉快经验的能力时，会慢慢消失，而分离焦虑会在婴儿能够理解母亲会回来时慢慢消失。

安斯沃思原来的目的是要看看婴儿在其母亲不在时会有何等样的反应，可是，她未曾预料地发现，他们在母亲回来时的反应却更有意思。有些婴儿很高兴看到她回来看自己并抱紧自己；其它一些却不理甚至回避她；更还有一些辗转不安，如果母亲想抱她，她或者踢腿，或者打她。安斯沃思把这第一种现象（百分之七十的一岁婴儿有此行为）叫做“安全依恋”，第二种叫做（百分之二十）“避免焦虑的依恋”，第三种（百分之十）叫做“焦虑抵抗依恋。”

深入研究了这三种类型之后，安斯沃思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说，避免依恋是在母亲的情绪未完全表达出来时发生的，抵抗依恋是在母亲在对婴儿需要表现出不一致的反应时发生的。还有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避免及抵抗型依恋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比如母亲的性格特征、缺乏表达、对做母亲的消极感情、对婴儿的厌恶以及对婴儿哭声和需要粗鲁反应。

公平地说，有些心理学家发现这些分类和解释太过标准了。杰罗姆·凯根就是其中之一。

孩子的母亲如果一向是专注和关爱孩子的，但她同时又成功地培养了孩子的自制力和对害怕心理的控制，则当母亲离开时，孩子就不太可能会哭起来，当她回到房间来的时候，孩子向她接近的可能性也小些。这样的孩子就被分类为“避开型”和“非牢固型依恋”。对照而言，如果孩子的母亲一向采取保护态度，不坚持让孩子“挺过去”，则孩子有可能会哭，母亲回到房间里也可能会朝母亲跑过去。这样的孩子就被分类为“牢固型依恋”。

在他自己进行的一次研究中，凯根发现，表面上对婴儿不那么牢固地依恋的母亲一般在外面有事情要做，尽管心理学家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母亲是不太注重教育的，但是，她们也许是在培养孩子的自制力，并使婴儿能够处理分开的问题。使孩子依恋更牢固的母亲也许会过分保护孩子，因为阻碍了他们自己内在安全感的发育。

最近的一次有价值的研究利用“奇怪情形”衡量113例一岁大的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情况，5年之后再评估他们的行为和心理健康情况。两者都是通过问卷形式进行的，一份给他们的母亲，一份给他们的教师。在一岁的时候对母亲的依恋牢固一些的男孩子中，他们当中只有百分之六的人出现了精神病理学的迹象。在对母亲的依恋不那么牢固的男孩中间，有百分之四十出现了这样的迹象。（出于不明了的原因，女孩子没有显示出在早期依恋类型与后来的精神病理学方面的联系。）研究小组很小心地得出结论说，这些结果“部分地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早期母婴依恋关系的性质预示着以后的社会情绪功能的发挥”。

研究情绪发育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生命的头两年，这样做也是相当有理由的。按照新泽西医学及牙科大学儿童发育研究院的迈克尔·刘易斯及其同事的说法，主要的情绪（喜悦、害怕、愤怒、悲伤、讨厌及惊讶）在生命的前半年就出现了，次级或者“派生的”情绪（窘迫、移情和也许包括嫉妒在内）是在第二年的下半年出现的，其它一些次级的情绪则（骄傲、羞愧和内疚）也相继出现。由德拉华大学的卡罗尔·伊扎德及其同事和学生所做的一些婴儿录相面部表情研究，已经得出了相关的一些成果。

直到10年以前，发展心理学家们一直都还没有情绪发育理论，现在，他们已经拥有好几种理论了。在不同的议题上，这些理论彼此有些不同，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情绪的发育是否主要因为某些具体的神经线路的成熟，还是因为情绪行为及其表现的社会学习结果。在两种观点中，情绪都被认为是通过学习而有具体的形式的，可是，一种观点认为，主要的决定因素是成熟，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认知能力和培训的结果。我们来看看各方观点的一些证据：

首先看看成熟观：

十几年以前，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的一组研究者着手确定孩子身上利他主义或者关照别人的思想最早出现的时间。他们把孩子放在玩乐组和放在家里进行观察。利他主义是一种以移情情绪为基础的行为；这个小组预期在孩子6岁时看到这种移情最早的迹象，这是心理分析理论所预测的，可是，他们可以看到，更早一些的孩子——早到3岁的时候——在看到别的孩子处在疼痛和不高兴的状态中时会出现哀伤的表情。研究小组尝试更小一些的、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们让母亲在家里当着孩子的面假装痛苦的样子，或者发出窒息般的咳嗽。小组成员之一卡罗琳·扎恩·瓦斯纳博士说，小组本身都大吃一惊，他们发现：“哪怕一岁的婴儿，如果母亲发出哭声，他也会表现出哀伤的样子，在再大几个月的孩子中，我们会看到对别人关心的表情，这绝不会出错。”这些反应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会以可预测的形式在不同岁数相对可预测的阶段表现出来。“在我看来，”她说，“不管经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有机体的确是固定安装好了的，其倾向是要以移情的方式作出反应。”

［迈克尔·刘易斯等人认为移情作用出现的时间更晚些，可是，这种差别真正的所在也许就在于，移情到底是以看见哀伤时表现出哀伤（早期的发育），还是以有帮助的试图来决定的。]

其次，我们来看看认知发育观点：

有人使用了一种奇怪的办法，这种办法最早是20多年以前用在儿童身上的。在一个孩子的鼻子上不引起注意地敷些口红，然后把孩子放在镜子前面。20个月以前的孩子中，大多数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用手去摸镜子里出现口红的地方。到20个月或者更大一些的时候，大多数孩子会模自己鼻子上的口红。这表现出现了自我的意识；孩子意识到，镜中的图象就是自己。最近，迈克尔·刘易斯及一组同事利用镜中口红的办法发现了窘迫最早出现的时间和原因。他们报告说，大多数摸涂有口红的鼻子的孩子也会有窘迫的表情（标准是：窘迫的微笑、把头扭开和不安地摸自己的身体），而不摸自己的鼻子的孩子却没有。这个小组的结论是：

考虑自我的能力——即以前称作自我意识或者参照性自我的东西——是自我出现的最后一个特征，其发生时间约在生命出现的第二年的后半年……（而且）也是形成所有象窘迫感这类的自觉情绪的认知能力。

这样看来，对成熟观和认知一发育观来说，两者都有很好的证据，人们怀疑，真理可能就是这两者的混合。

性格发育长期以来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对它的影响是父母的教育方式。研究者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研究过这个问题——观察、问卷、实验、相关性分析——而他们的发现一向就受到媒体的即时关注，对一些文人也是极为熟悉的。在这里，我们忽略过往的抚养风潮，只简单地看一下，就发现有很多经久考验的发现成果。可是，我们得注意，基因倾向和外在影响都对性格发育构成重大影响，列在这里的父母行为及孩子性格的联系仅只是一些相关关系，并非总是如此。

严训：施加权威（威胁及惩罚）和不再爱孩子是外部控制的形式；他们也许会得到顺从，主要是在父母看着他们或者可以采取制裁行动的时候。可是，通过诱导而进行的严训懈释为什么某种行为是错误的，他是怎样违反一项原则的，他会对其它人产生什么样的感觉）会引导孩子吸收父母的价值观，并使这些价值观成为他或者她自己的标准的一部分，他会形成自我控制。

养育孩子的方式：权威（独断式）父母的孩子倾向于不善交际，缺少活力，社交能力平平，而且经常怀有偏见，对于男孩子来说，其认知技术也低。父母如果比较随意，其孩子会有更多的活力，情绪积极，但社交和认知能力很差（后一种情形对男孩子尤其如此）。威严的父母（管理严格但比较民主）的孩子倾向于有自制力，比较独立，很友善，社交和认知能力都不错。

榜样：父母是孩子行为和性格特点的榜样。坚持已见的父母倾向于养育进取心强的孩子，性格温和的父母也倾向于养成性格温和的孩子。如果父母口是心非，说的道理与自己的言行不一致，则孩子会模仿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听他们的道理。孩子们尤其喜欢以爱教育但性格坚强的父母为模样，对冷漠和性格软弱的父母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长幼相互作用：父母如果经常与孩子谈话，孩子们会养成更好的口头表达及社交能力，超过长幼不经常说话的孩子。如果父母跟孩子经常一起玩，则孩子们倾向于更为其它孩子所喜欢，对认知别的孩子的情绪和情感表达也更敏感。父母和孩子相互作用的方式可能会成为孩子处理其它关系的模样。

性别角色行为：虽然男孩子与女孩子之间的行为差别有很多是有生物学基础的，但很多性别类型的行为是从父母学来的。这种行为方式从出生时起便开始了，这时候，父母无意识地对男婴和女婴作出不同的反应。然后，又直接告诉它们说，应该如何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婴儿会与同一个性别的父母认同，并以其角色为模样。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会养成大男子主义的男孩，喜欢引人注意的妇女会养成喜欢招惹是非的女儿，等等。孩子甚至倾向于模仿同性别父母，而非异性别父母非性别角色的一些特征。

我们还可以看看十几种有关养育方式和性格发育的发现成果，可是，我们在这里已经耽搁太久了。现在到了看看孩子走出家门以后会怎样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