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仍能感觉到她的手轻触他的面颊，更精确的是三个指尖的轻触，就象一种被青蛙触摸过后的感觉。她的轻抚总是缓慢的，平静的，在他看来就像是在拖延时间。然而，在他面颊上作短暂停留的手指不象是一种轻抚，而却象一种提醒。就象一个被暴风雨冲走，被浪涛卷走的女人，只能用一个短暂的手势来代替语言：”我的心仍然留在这儿！我走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我！”

他机械化地穿上衣服，开始回忆他们谈论的有关伦敦的话。”为什么要去伦敦呢？”他问。她回答：”你很明白我为什么要去伦敦。”这是一个对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声称要离开的显而易见的暗示。这句”你很明白”表示：你知道这封信。但那封信，那封她刚从楼下信箱中取出来的信，只可能有送信人和她本人知道。换一句话说，尚塔尔已经撕下了可怜的凯拉诺的面具。她正对他说：是你，是你自己邀请我去伦敦的，所以，我顺从了你的安排。

但如果她已经猜到(上帝啊，上帝啊，她是怎么猜到的？)：他就是那个给她写信的人。那她为什么还要那么生气呢？为什么她会如此残忍呢？如果她已经猜到了一切，为什么她不猜一猜他用这个计策的原因呢？她为什么还要怀疑他呢？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之后，只能确定一件事：他不了解她。要不就是，她还是不了解这一切。他们的思想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他看来，它们再也不会汇合了。

他感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伤痛，而且，那种伤痛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它就象在熔耀一种人人都看得见的不公平一样熔耀着自己。但他已经没有耐心等待尚塔尔回来向她解释这一切了。虽然，他狠清楚，这才是一种合理的行为。痛苦不会来听自己倾述原因，因为它有它自己的原因，即使是不合理的。他那不合理的要求是为了尚塔尔，当她回来时，发现房中空无一人，没有他。因为她曾宣布，她要一个人呆在这儿，远离间谍行动。他在自己口袋里放了几张钞票，那是他所有的财产。他犹豫一会儿，到底要不要带上钥匙。但最终，他还是把它们留在了门厅里的小桌子上。当她看见它们，她就会明白，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只有几件夹克和衬衣挂在壁橱中。几本书搁在书柜里，就象是作为一种纪念品。

他走出房间，但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不属于他的房子。在他决定将会去哪儿之前离开它。在他站在大街上之前，他不允许自己再想些什么。但才下了一半楼，他就有了千种脱离现实的感觉。他不得不在楼梯中央停下来，考虑到底去哪儿？他的脑中突然冒出一个迥然不同的示意：派利高德，那个住着他的一部分家庭成员的，总是愉快地欢迎着他的，巴黎的一家小旅店。当他正考虑着的时候，一辆计程车在红灯前停了下来。他招了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