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里炙手可热的大臣之一的某大人在他巴黎的府第里举行半月一次的招待会。大人在他的内室里，那是他圣殿里的圣殿，是他在外厢诸屋里的大群崇拜者心目中最神圣的地点中最神圣的。大人要吃巧克力了。他可以轻轻松松吞下许多东西，而有些心怀不满的人也认为他是在迅速地吞食着法兰西。但是，早餐的巧克力若是没有四个彪形大汉（厨师还除外）的帮助却连大人的喉咙也进不去。

不错，需要四个人。四个全身挂满华贵装饰的金光闪闪的人。他们的首领口袋里若是没有至少两只金表就无法生活（这是在仿效大人高贵圣洁的榜样），也无法把幸福的巧克力送到大人的唇边。第一个侍从要把巧克力罐捧到神圣的大人面前；第二个侍从要用他带来的专用小工具把巧克力磨成粉打成泡沫；第三个侍从奉上大人喜好的餐巾；第四个（带两只金表的入）再斟上巧克力汁。削减一个侍从便难免伤害大人那受到诸天赞誉的尊严。若只用三个人就服侍他吃下巧克力将是他家族盾徽上的奇耻大辱。若是只有两个人他准会丢了命。

昨天晚上大人在外面吃了一顿便餐，用餐时有迷人的喜剧与大歌舞表演。大人大多数晚上都要跟美艳的友伴们外出使餐。大人彬彬有礼，敏感多情，在处理今人生厌的国家大事和国家机密时，喜剧和大歌剧对他的影响要比整个法国的需要大得多。这种情况是法兰西之福——受到上帝类似恩宠的国家也都如此。例如在出卖了英格兰的快活的斯图亚1当权的令人遗憾的日子里，英格兰也是这样。

对于一般的公众事务大人有一个地道的高贵想法：一切听其自然；对于特别的公众事务他又有另外一个地道的高贵想法：一切要听他指挥——要为他的权力与钱袋效劳。而对于他的玩乐，无论是一般的或特殊的，大人还有一个地道的高贵想法：上帝创造世界原是为了使他快活的。他的命令的措词是：“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我，大人说。”（只给原文换上了一个代词，小事一桩）

可是，大人却慢慢发现庸俗的窘涩已经渗入了他的公私事务，因此他只好在这两类事务中跟一个赋税承包商结了盟。原来对公家财政大人一窍不通，不得不交给一个懂行的人去办；而谈起私人财政，赋税承包商又有钱，偏偏大人经过几代人的挥霍之后又渐渐露出了窘状。因此，大人便从一个修道院里把他的妹妹接了出来，趁她还来得及扔掉修女面纱和廉价的修女长袍的时候，把她作为奖品嫁给了一个出身寒微却富可敌国的赋税承包商。此时这位承包商手上拿着一根金苹果嵌头的专用手杖正和外厢房的宾客们在一起。大家见了他都毕恭毕敬，只是具有大人血统的优秀人种除外，这些人——包括承包商的夫人在内——都怀着极其傲慢的轻蔑，瞧不起他。

赋税承包商是个奢侈的人。厩内有三十匹良马，厅堂有二十四名男仆，夫人由六个仆妇服侍，总装出凡是能到手的东西都要掠夺搜刮净尽、此外一律不感兴趣的样子，并不把他的婚姻关系所引起的道德责任放在眼里。但他却至少是那天在大人府第随侍的贵人中最了不起的现实。

因为这些房间尽管漂亮豪华，具有当时最高雅最精美的设计和装饰，实际上已是摇摇欲坠。考虑到别的地方那些衣衫褴褛、戴着睡帽的穷汉们的存在（他们离此不远，巴黎圣母院的高塔差不多就在两极的正中，从那里可以眺望到这两处），这些华屋已成了令人极其不安的地方一若是大人府第里也有人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话。对于军事一窍不通的军事官员；对于船舶一无所知的海军大员；对于政事全无概念的政府要员；还有凡心最重的无耻教士，目光淫邪，舌头放荡，生活更放荡。这些人全都在滥竽充数，全都在撒着弥天大谎，摆出对工作胜任愉快的样于。他们都或亲或疏地隶属大人城下，借此混迹于一切公众职务之中，从中捞取好处，这样的人数以百计。在这儿还有一种人为数也不少。他们跟大人或国家并无直接关系，跟任何实际事物也无关系，跟风尘仆仆远涉穷荒绝域的生活也没有关系。用花哨的药物治疗并不存在的臆想的疾病而发了财的医生在大人的前厅里向仪态优雅的病人微笑；为国家的小忧小患设计出形形色色的策略却连任何一桩罪恶也无法认真消除的清客，在大人的招待会上对他们抓得住的耳朵滔滔不绝地发出令人茫然的高论。想用空谈改造世界、想用纸牌建立巴别塔通向天堂的不信神明的哲学家，在大人的精采集会上跟一心要化铝为金的不信神明的炼金术士促膝谈心。受过最优秀的教养的风雅高贵的先生们（在那个出色的时代——以后也如此——最优秀的教养可以从它所培养的人对与人类利害攸关的自然话题不感兴趣鉴别出来）在大人的府第里总是以玩得精疲力竭成为众人的最佳表率。这类家庭给巴黎上流社会留下了各色各样惹人注目的人物。聚集在大人府第里的诸多忠诚人士中的包打听们（她们占了上流社会的一大半）要想在那仙女出没的天地里找出一个在态度和外貌上承认自己是母亲的孤独妻子是很困难的。实际上除了那个能把惹麻烦的生命带到人世的动作之外——那动作远远不能体现母亲这个称号——在时髦圈子里母亲这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些不合时宜的孩子都交由农村的妇女们秘密抚养、悄悄带大，而迷人的花甲老妇却打扮得像二十岁的姑娘去参加晚宴。

不切实际是一种麻风病。它扭曲了随侍大人的每一个人。在最外层的屋子里有那么六七个与众不同的人若干年来就模糊地感到不安，认为总的说来形势不妙。作为一种颇有希望匡救时弊的办法，那六七个人有一半加入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宗派：抽搐派。他们正在圈内考虑是否应当在现场口吐白沫、大发脾气、大喊大闹，作出强有性昏厥的样子，为未来留下很容易理解的谶语，为大人指引迷津。除了这几个德尔维什分子之外，其他三个加入了另一个教派，这个教派想以“真理中心”来挽救世人。他们认为人类虽已离开了真理中心——这用不着多加证实——但还没有脱出“圈子”，因此必须设法制止脱出，甚至送回中心去，其办法是斋戒与通灵。因此，这些人常跟仙灵通话，带来了说不尽的福祉，虽然那福祉尚未显露。

值得安慰的是，大人豪华府第里的人们全都衣冠楚楚，若是末日审判定在盛装的日子到临，那儿的每一个人便可以永恒地正确无误了。他们的头发是那么鬈曲，那么高耸，又扑了那么好看的发粉；他们的皮肤受到那么精心的保养和弥补，看去那么鲜艳娇嫩；他们的佩剑是那么潇洒风流；他们的鼻官受到那么精妙的款待，凡此种种都将亿万斯年地继续下去。受过最优秀教养的精雅的先生们挂着小小的饰物，在他们懒洋洋地行动时叮当作响，一这类黄金的镣烤真像些宝贵的小铃铛。一方面有黄金佩饰的叮当，一方面有丝绸衣裙的响声，于是空气便掀动起来，把圣安托万和他那吞噬着人们的饥饿吃得远远的。

服饰是百试不爽的灵符和神咒，可以维持一切事物的现有秩序。人人都打扮穿着，参加一场永不休止的化装舞会。从杜伊勒丽宫、大人、宫廷、枢密院、法庭，到整个社会都是一场化装舞会（衣衫褴褛者除外），连普通的刽子手也要参加。刽子手行刑也得按灵符的要求“卷发、扑粉、身穿金边外氅、白色长统丝袜和轻便无袢鞋”。“巴黎先生”就是穿着这一身精美的服装来到绞刑架和车裂架（那时斧头很少使用）主持盛典的。他在各省的弟兄们，包括奥尔良先生等人都按天主教的习俗把他叫作“巴黎先生”。在我主一干七百八十年的大人这场招待会中又有谁能料想到一个以卷发、扑粉、金边大氅、无袢便鞋和长统白丝袜的刽子手为基础的制度会有一天看到自己的星宿消逝呢！

大人吃下了他的巧克力，解除了四个手下人的负担，命令最神圣之中最神圣的大门敞开，然后迈步出场。好一个低眉垂首、阿谀逢迎、胁肩谄笑、卑躬屈膝的场面！那从肉体到精神的躬到地就是对上苍也没有这样恭顺——这也许正是大人的崇拜者们从不去打扰上天的一个原因吧！

大人对这边作出个承诺，对那边绽出个微笑，对这一个幸福的奴才耳语一句，对那一个奴才摆一摆手，和蔼可亲地穿过了几道房间来到“真理边缘”的遥远地带，又转过身来，过了一会儿又让他的巧克力精灵们把他关闭在内殿里。

接见大典结束，空气的振动转化成了一场小小的风暴，宝贵的小铃铛叮叮咚咚下了楼。转瞬之间全场的人只剩下了一个，此人腋下夹着帽子，手上拿着鼻烟盒，从一排镜子面前走了出去。

“我把你奉献给一一”这人来到最后一道门口站住，对内殿转过身去，“魔鬼！”

说完这话，他像抖掉脚下的灰尘一样抖掉了手指上的鼻烟，然后一声不响地下了楼，

这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衣饰豪华，态度傲慢，那张脸像个精致的假面。脸色是透明的苍白，五官轮廓分明，老是板着。那鼻子若不是在两道鼻翼上略微凹下了些，便可以算得上漂亮。而他那脸上仅有的变化却正表现在那凹陷之处（或叫鼻翼小窝）。那地方有时不断改变颜色，有时又因为轻微的脉搏跳动而扩大或缩小，有时又给整个面孔带来一种奸诈、残忍的表情。但若仔细观察，你又会发现这种表情的根子却在嘴边和眼角的皱纹上。那些皱纹都太淡，太细。不过，就那张脸给人的印象而言，它还是漂亮的，引人注目的。

这张脸的主人走下了楼，来到院子里，坐上他的马车走掉了。在招待会上跟他说诉的人不多，他站在略微离开人群的地方，而大人对他的态度却不太热情。此时此刻他颇为得意，因为看到普通老百姓在他的马车前四散奔逃，常常险些被车撞倒。他的手下人赶起车来仿佛是在对敌人冲锋陷阵，而这种鲁莽的做法并没有从主人的眉梢，嘴角引来丝毫制止的意思。即使在那个耳聋的城市和暗哑的时代，人们的抱怨有时其实是能听得见的，说是那种古罗马贵族式的凶狠的赶马习惯在没有人行道的大街上野蛮地威胁着平民百姓的生命或把他们变成残废。可是注意到这类事件并加以考虑的人却很少。因而在这件事上也跟在别的事上一样，普通的穷苦百姓便只有自行努力去克服困难了。

车声叮当，蹄声得得，马车发疯一样奔驰，那放纵骄横、不顾别人死活的样子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它疾驰在大街上，横扫过街角处，妇女在它面前尖叫，男人你拽我扯，把孩子拉到路旁。最后，当它在一道泉水边的街角急转弯时，一个轮子令人恶心地抖了一下，几条喉咙同时发出了一声大叫，几匹马前腿凌空一腾落下，随即后臀一翘停下了。

若不是刚才那点障碍，马车大概是不会停下的；那时的马车常常是把受伤的人扔在后面，自已扬长而去。为什么不可以？可是大吃一惊的侍从已经匆匆下了车——几匹马的辔头已叫二十只胳膊抓住了。

“出了什么事？”大人平静地往外看了看，说。

一个戴睡帽的高个子男人已从马匹脚下抓起了一个包裹样的东西，放在泉水边的石基上，自己匍匐在泥水里对着它野兽一样嗥叫。

“对不起，大人！”一个衣衫褴的恭顺的男人说，“是个孩子。”

“他干吗嚎得那么讨厌？是他的孩于么？”

“请原谅，侯爵大人，很可惜，是的。”

泉水距此略有些距离，因为街道在泉水处展开成了一块十码或十二码见方的广场。高个子男人突然从地上跳起身子，向马车奔来。侯爵大人一时里用手抓着剑柄。

“碾死了！”那男人拼命地狂叫，两条胳膊高高地伸在头上，眼睛瞪着他。“死了！”人群围了过来，望着侯爵大人。那些盯着他看的眼睛除了警惕和急迫之外并无别的表情，并无可以后到的威胁或愤怒。人们也没说什么。自从第一声惊呼之后他们便没再出声，以后也一直这样。那说话的人低声下气的嗓门是平淡的、驯善的，表现了极端的服从。侯爵先生的目光从每一个人身上掠过，仿佛他们是一群刚从洞里窜出来的耗子。

他掏出了钱包。

“我看这事真怪，”他说，“你们这些人连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了。老是有一两个人挡在路上。我还不知道你们把我的马伤成什么样子了呢！看着！把这个给他。”

他扔出了一个金币，命令他的侍从拾起来。所有的脑袋都像白鹤似地往前伸，所有的眼睛都想看见那金币落下。高个子男人又以一种绝对不是人间的声音大叫道，“死了！”

另一个男人匆匆赶来拉住了他，别的人纷纷让开。那可怜的人一见来人便扑到他的肩上抽泣着、号啕着，指着泉水。那儿有几个妇女躬身站在一动不动的包裹前，缓缓地做着什么，却也跟男人们一样，无声无息。

“我全知道，我全知道，”刚来的人说。“要勇敢，加斯帕德。可怜的小把戏像这样死了倒还好些。转眼工夫就过去了，没受什么痛苦。他活着能像这样快活一个小时么？”

“你倒是个哲学家，你，”侯爵微笑说。“人家怎么叫你？”

“叫我德伐日。”

“你是干什么的？”

“卖酒的，侯爵大人。”

“这钱你拾起来，卖酒的哲学家，”侯爵扔给他另外一个金币。“随便去花。马怎么样，没问题吧？”

侯爵大人对人群不屑多看一眼。他把身子往后一靠，正要以偶然打碎了一个平常的东西，已经赔了钱，而且赔得起钱的大老爷的神态离开时，一个金币却飞进车里，当啷一声落在了车板上，他的轻松感突然敲打破了。

“停车！”侯爵大人说，“带住马！是谁扔的？”

他望了望卖酒的德伐日刚才站着的地方。可是那凄惨的父亲正匍匐在那儿的路面上，他身边的身影已变成个黝黑健壮的女人在织毛线。

“你们这些狗东西，”侯爵说，可是口气平静，除了鼻翼上的两点之外，面不改色，“我非常乐意从你们任何一个人身上碾过去，从人世上把你们消灭掉。我若是知道是哪一个混蛋对马车扔东西，若是那强盗离我的马车不远，我就要让我的轮子把他碾成肉泥！”

人群受惯了欺压恐吓，也有过长期的痛苦经验。他们知道这样一个人能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给他们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因此没作声回答。没有一只手动一动，甚至也没有抬一抬眼睛一男人中一个也没有，只是那织着毛线的妇女仍然抬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侯爵的面孔。注意到这一点是有伤候爵的尊严的，他那轻蔑的眼睛从她头顶一扫而过，也从别的耗子头上一扫而过，然后他又向椅背上一靠，发出命令，“走！”

马车载着他走了。别的车一辆接着一辆飞驰过来：总管、谋士、赋税承包商、医生、律师、教士、大歌剧演员、喜剧演员，还有整个化装舞会的参加者，一道琳琅满目的人流飞卷而去。耗子们从洞里爬出来偷看，一看几个小时。士兵和警察常在他们和那织纷的行列之间巡视，形成一道屏障，他们只能在后面逡巡、窥视。那父亲早带着他的包裹躲得不见了。刚才曾照顾过躺在泉边的包裹的妇女们在泉边坐了下来，望着泉水汩汩流过，也望着化装舞会隆隆滚过。刚才惹眼地站在那儿织毛线的妇女还在织着，像个命运女神一样屹立不动。井泉的水奔流着，滔滔的河水奔流着，白天流成了黄昏，城里众多的生命按照规律向死亡流去，时势与潮流不为任何人稍稍驻足。耗子们又在它们黑暗的洞里挤在一起睡了，化装舞会在明亮的灯光下用着晚餐，一切都在轨道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