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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本来打算停一段日子再给你去信的，但是，你的来信促使我又提前动笔了，因为你的信中提了不少问题。首先，我很高兴你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要求我介绍今年的美国大选，我却先向你讲了一个二十年前的美国总统故事。实际上，这是基于我自己的经验而来的。对一个完整的“水门事件”的了解，使我一下子对于美国的大选有了比较本质的认识。至少，这一来，知道美国总统“是什么”了，也了解了他在美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中的准确位置，以及他和其它两个权力分支的关系了。因为“水门事件”是了解这些问题的一个捷径。然后你再去看总统大选，也就能从“看热闹”，渐渐过渡为“看门道”了。

你在信中说，我的介绍显得“嘎然而止”，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希望知道“水门事件”在结束之后，“后来怎么样了”。这确实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

尼克松总统辞职之后，当然就不是总统了。但是，并没有任何人，不论是政界还是百姓，打算对他进行“穷追猛打落水狗”式的打击。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除了逐步从心理上调节恢复，又开始一般退休总统的十分繁忙的生活。

那么，他忙些什么呢？他和其他的离任总统一样，在他的家乡建立一个了总统纪念图书馆，里面除了总统的各种纪念物品之外，存放了大量他在任职时期的私人文件，以供人们查阅。他也和其他离任总统一样，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看上去，他不论从待遇到生活状态，确实都和别的离任总统一样。

只是，在他的纪念图书馆里，一直在播放尼克松回答人们提问的录象，在这些谈话里，尼克松也坦率地回答人们提出的有关“水门事件”的各种问题。尼克松告诉来到这里的好奇的人们，他最大的教训就是，犯错误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掩盖错误”。

当然，尼克松离任后所写的回忆录，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水门事件”。由于人们都对尼克松自己的解释和辞职后的反思很感兴趣，所以，我相信，他的回忆录也使他比别的总统得到了更多的稿费收入。

这里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些在美国十分重要的现象。首先是，美国退任总统的生活都是优裕和丰富的。他们的退休金与商界大总管的薪金相比，当然显得十分微薄。但是，已经足以维持一个安乐的生活。他们也出席一些社会活动，以写书和演讲等等取得收入和调节生活节奏。同时，美国人极为普遍的对大自然的热爱，政治人物也绝不例外。对自己庄园里的山林河流，花草树木的迷恋是朝野不分的。这些“收拾山河”的工作就耗费了许多退休政治家的精力，也平衡了他们很大一部分心理状态。

在中国时，我就听说过报导美国前总统卡特，退休以后自己喜欢做些木工活儿。当时觉得他非常特别。尽管卡特确实是一个十分平民化的总统，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不论是哪一个退休政治家，如果说喜欢做园丁，喜欢做木工等等，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这在美国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除了说明这是一个正常人之外，并不说明什么特别的问题。

至于一些年富力壮的退任政治家，则往往选择在从政界退下来之后，继续他在进入政治生活之前的事业，或者开创一个新的事业。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他当时是世界银行的总裁，不论是论地位论收入，都绝对不在美国国防部长之下。当肯尼迪邀请他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他唯一考虑的因素，是可以有一个机会为他的理想和国家作出一些贡献。不幸的是，他错误地卷入越战，越真诚陷得越深，由他自己亲手铸成了许多大错。直到去年，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和追悔。“我们错了，可怕地错了。”他已经苍老的声音沉重地响在多少美国人民的心头。从政治中退任之后，他继续做他的世界银行总裁。对他来说，从政几年只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经历。

也就是说，在美国总的来讲，生活的选择非常多，这对于上上下下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上层人物的有些选择方向和普通人不同。但是，那种本质上的多样化都是一样的。这些看上去和政治制度毫无关系的因素，实际上对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和平政治交替权力交接，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美国很容易做到拥有一个面积较大的私人庄园的事实，以及美国人普遍的迷恋大自然，“忘情山水”的性情，这些看来与政治离题万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都使得政治家更容易还原为本来意义上的常人，而不是异化成一离开政治官位，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政治动物。而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都必须具备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

再者，我们看到，美国民众所关注的，是一个健康的政府运作机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与他们的基本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所在。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如果违背了与公众的契约，大家会尽一切努力使他离任，以维持这个政府运作机构的正常状态。然而，这并不说明公众的关注点，就是集中在某一个个人身上。任何一个犯罪的官员，当他一旦卸下他的职务，也就是当他的个人行为不再成为公众利益的威胁的时候，大家立即一哄而散，各忙各的去了。谁也不会认为，还有什么“痛打落水狗”的必要，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兴趣。

剩下的事情，公众会交给这个制度去操心。如果离任官员有法律不能赦免的罪行，自有司法去处理。这样的消息当然还会见报，但是，看的人也就是一翻而过，兴趣缺缺。如果离任官员已经得到赦免，那么，对于他离任后的新生活，大家只会说一句“祝他好运气”，希望他尽早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民众对政治家也更容易以对常人的眼光相待，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政治家们竞选的时候话太多了的缘故。总之没人会把他们当作“超人”。

谁都知道，尼克松赦免以后的生活待遇，实际上比一般平民要优裕得多。然而，全美国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因为这一点而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尼克松的被赦免和他此后的生活待遇，都是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都没有超出人民与政府当初定下的契约的限度，这是大家早就认可的，所以也就心平气和。

那么，作为对手政党的民主党是否就可以借此机会“追杀”尼克松，趁机夺过大权了呢？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明这里的政治家通通“心慈手软”。我们假想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个心狠手辣野心勃勃的民主党，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大动作出来。因为宪法规定了，总统下台之后，只可能由同是共和党的副总统接班，任何人如果试图改变这一点，那么，他就是在冒着和尼克松同样的违宪风险。再说，他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与其冒大的风险去“夺权”，还不如正常去竞选，反正总统四年一个任期，并不是失去一个机会就“时不再来”。

其实，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注重个人”的传统。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个人行为”负责。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是如此。如果出现错误或者罪行，从当事人本身来说，你无法把责任随意推出去，临到法律追究的一天，你只能“好汉做事好汉当”，想不想“当”都得“当”。

这样，既避免了公职人员的任意犯罪，也避免了一种在信仰口实之下的大规模民众犯罪。你无法把罪责推给一场民众运动或者推给一个领袖，因为，法律在清理的时候，领袖是领袖的罪责，作为民众一员的个人，也有个人的罪责。

你已经看到，总统也是一样，尼克松就是尼克松。他的行为首先代表他个人。他有了罪行之后，他无法轻易将责任推给他的政党，尽管他是这个政党推出来的一个候选人；就像他无法把责任推给这个国家，尽管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一样。他不能在维护政党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借口之下，就逃避责任。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维持了这里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正因为尼克松就是尼克松，在他的这场“水门事件”中，牵涉到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既然这不是什么政党的整体行为，所以，站在对立面的政党也无法以“水门事件”为理由，去试图摧毁整个共和党。这样，也就不可能发生政党间的恶性追杀。

至于尼克松，下台以后可以说一天也没有担心过任何报复性的“追杀”。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他的自由。辞去总统，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受宪法保护，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公民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依然可以在政界活动，甚至寻求“东山再起”，不会受到任何干涉。他如果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他也就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去寻求公正。

尼克松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

“水门事件”是以刑事案结案的，所以，除了尼克松被新任总统福特以宪法授予的特赦权予以豁免之外，其他涉案者当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惩罚。除了水门大楼的直接闯入者之外，还有那些涉案的行政官员。他们中的不少人仅仅是参与了“掩盖”，成为“妨碍司法罪”的罪犯。

尼克松的秘书查平，被判了8个月刑期。白宫特别顾问考尔森，刑期7个月。海德曼，尼克松的前任白宫幕僚长，坐了18个月牢。尼克松的总统法律顾问迪恩，只关了4个月，这是他向检察官交代整个案情换取的较短刑期。从他的涉案程度来看，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厄理其曼，尼克松的总统国内政策顾问，也是“管子工”的负责人，判了18个月。厄理其曼的副手克劳格，“管子工”成员，判了4个半月。

卡姆巴哈，尼克松的私人律师，曾参与筹集“堵嘴钱”，为此坐了6个月牢。前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就因为“水门事件”案发后，李迪找上门来要求通融，他虽然拒绝，但身为司法部长知情不报，也坐了1个月的牢。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刑期为19个月。米切尔实在没什么可叫屈的，身为前司法部长，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知法犯法。米切尔的首席顾问拉鲁，被判了5个半月。

白宫“管子工”成员李迪，刑期52个月，在这个案子中，李迪是刑期最长的。我前面已经几次提到，不管多么混，他确实是这些人中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所以，自始至终，他信守诺言，拒绝交代案情。因此，法官西里卡看来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量刑范围内，给了他一个较长的刑期。

白宫顾问亨特，就是“水门案”发生的那个晚上，和李迪一起守在旅馆指挥，又一起匆匆出逃的家伙，被判了33个月。麦格鲁德，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席，刑期7个月。麦格鲁德的助手，刑期30天。赛格瑞缇，为尼克松在竞选中的违法举动出主意者，刑期4个半月。

但是，这些涉案人在刑满之后，也都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正如我前面告诉你的。“水门事件”的现场指挥李迪，现在成了这里数得上的保守派“谈论节目”主持人，崇拜他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他照样在他的电台节目里攻击民主党的总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准时准点，一天不拉。在他的谈论中提到水门事件时，他仍为他是当年唯一信守诺言死不开口的人而颇感骄傲。这样的“名嘴”都是高收入，说他日进斗金大概也并不过分。

在“水门事件”的“掩盖”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又在最后“丢卒保车”，离尼克松而去的法律顾问迪恩，后来在洛杉矶步入银行界。

“水门事件”中李迪的直接上司，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副主席麦格鲁德，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了肯塔基州莱克辛顿市的一名神职人员。

白宫“管子工”小组的头头厄理其曼，不知是不是受到“管子工”小组那些秘密行动的启发，他开始写侦探。期间还受邀为一个冰淇淋的公司做过广告，但是广告播出后冰淇淋的销量反而下降，所以很快就停播了。

……

所以，当一次巨大的政治风波以总统辞职而过去之后，一切迅速归于平静。没有引发政治搏杀，没有社会动荡，涉案人员除了依法接受刑事处分，也没有受到报复和来自反对党的政治迫害。什么也没有发生。

因此，你的问题实际上很切中要害，尼克松下台的“以后怎样”确是观察这个系统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使我们感到有意思的，恰恰是这个“什么也没有发生”。

然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的“水门事件”，带给美国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有一个例子可以窥其一斑，就是，自此以后，凡是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层出现的丑闻，通通被冠以“某某门”。这个“门”，当然就是“水门”的“门”。也就是说，自此之后，白宫系统出的问题，人们都会立即联想到“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人们就会本能地倾向于深入追查，而再不会轻易放过。

美国人历来就有不信任政府的传统。记得我们的朋友达尼拉就对我们说过，从小，她的祖母就对她说，永远不要相信政府。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实例，在美国，在学校的教科书里，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解释政府三个权力分支“平衡和制约”的必要性，其根子就基于“政府是靠不住的”这样一个概念。

当然，在美国的教科书里，也非常自豪地向一代代的年轻人介绍他们的建国之父，介绍一些美国人心目中的伟大总统，例如华盛顿总统，林肯总统，罗斯福总统，等等。但是，“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概念在尼克松之后被大大加强了。此后，新的总统上任，美国人几乎很少再会把“伟大”这个形容词，与现在的“总统”联想在一起。相反，倒总是对总统时时充满警觉。

因此，尼克松以后的年月里，美国出现了一些描述白宫阴谋和政府行政机构阴谋的电影和。在这些文艺作品的结局里，那些揭露阴谋的英雄也总是走向国会，司法和新闻界。有的电影整个情节充满惊险曲折，它的结尾却非常简洁，就是揭露阴谋的英雄主角走进国会听证会，坐下，然后起立宣誓，“我说的都将是真话”，电影就结束了。这样的文艺作品不仅反映了美国人对总统和白宫的不信任，还反映了通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他们对于这个制度反而增强了信心。他们相信，一旦“平衡和制约”的监督机制启动，他们就可以放心了，电影就可以结束了。

现在，我真是该回到克林顿总统的再任竞选上来了。

要谈今年的大选，我们不得不先简单谈谈克林顿1992年第一次参加大选的情况和已经接近任满的四年总统生涯。因为今年是克林顿寻求连任的大选年，他的竞选成功与否，和他前四年各种表现息息相关。

克林顿是在1992年的大选中胜出的。那年大选，确实也很特别，因为除了克林顿和寻求连任的布什总统之外，还冒出一个不速之客佩罗，形成一个难得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佩罗刚出来的时候，作为亿万富翁，宣称要全部用自己的钱竞选，以维持独立性。他又是无党无派，使选民感到耳目一新，风头很盛。但是，三足之鼎的佩罗一足，终究还是短了一截，竞选中几次“过招”之后，就让人越看他越不象个总统。

举个例子，今年我为了更好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开始上学。我的“公共演讲课”的老师，提起佩罗就笑着说，佩罗的演讲风格，从专业眼光来看，真是“可怕极了”。竞选，竞选，一多半就是在说服选民投你的票。一个演说风格“可怕”的候选人，要当美国总统是很难的。当然，佩罗没当上总统，原因还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因素罢了。

所以，四年以前，别看出了三个总统候选人，但是实质上与往年的竞选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的角逐还是发生在共和党的布什和民主党的克林顿之间。那一年竞选，选民的情绪要远比今年激动。为什么呢？

在共和党的里根做满两任八年之后，布什又接任了四年。就是说，当时共和党已经连续执政了12年。以最简单的话说，共和党能够连续执政12年，总有它的道理，也总有它的选民基础，在竞选时也就有它的“惯性”。所以，要中止这个惯性状态，也要花一番不小的力气。当时民主党就推出了年轻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高尔。与12年来的共和党高龄总统相比，他们显得朝气蓬勃。

但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优势和劣势永远是象一对双胞胎一样一起出现的。年老当然容易和体弱，精力不足这样的状态联想在一起，但是，也使人想到经验丰富和办事沉稳。年轻当然显得有创意，但是，也给人一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感觉。

四年前布什最终离任的原因，和当时的许多美国人求变的心情有关。当初高龄的里根之所以能够连任成功，和当时的经济繁荣有关。而里根时代的经济繁荣多多少少有点“虚假繁荣”的味道。因为在这个时期，他的繁荣是和高国债联系在一起的。表面是繁荣了，但是政府赤字创下吓人的记录。

所以，里根的后任布什颇有点代里根受过的味道。经济过热之后的冷却，让过惯了里根时代好日子的美国人一下子接受不了。虽说，连现在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布什总统在改善美国经济方面实际上颇有成效，经济在布什时代已经复苏。但是，照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不仅经济恢复本身需要一段时间，民众对于经济复苏的感觉都是慢半拍的。一个总统任期只有四年，这半拍一慢，就把布什的总统连任给耽误了。

当时，有许多民众都对当时的经济状况不满，对于把政府的执行机构一摊再留给布什感到没有耐心。于是，克林顿就打“变化”牌，攻击布什经管期间的现状，宣称在他的手里，美国将发生变化。说实在的，并不是大家相信了他的种种宏伟规划，而是美国人对于总统一向的态度就是，干好了就再干一任，不行就再换一个试试，总统本来就是大家推出来的大总管嘛。

所以，在1992年的大选之前，选民相对来说比今年大选更情绪化。一方面是一批希望布什下来的民众很积极要去投票，以达到“换一个试试”的目的。我的朋友萨琳娜以前到大选年都是弃权的，“选谁都一样，没一个我喜欢”。但那一次却早早地就宣称，要动员她的父母兄妹都投克林顿的票，其理由就是她贴在她的汽车上的一句口号，“不要再给布什四年”。另一方面，支持布什总统而不喜欢克林顿的人们，越是意识到布什连任岌岌可危，也越是要积极投票，以防克林顿上台。

看来，人们“求变”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因此，不到五十岁，给人感觉象征着新一代的克林顿，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白宫。后面我还想谈谈，除却这些表面的因素之外，从整个美国社会的更新换代来讲，这个结果，还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变化。

那么，此后的四年，这位克林顿总统当得怎么样呢？在克林顿刚刚进入白宫的时候，一个共和党人就预言，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把克林顿从一个什么“门”给送出白宫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猜，他的意思是说，凭克林顿的行事作风，很容易就会捅出类似“水门事件”这样的漏子来。到时候，他就该象尼克松一样下台了。

这是不是反对党毫无根据的一个恶意猜测呢？我觉得也很难这么说，因为这个“预言”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的白宫，大概也是被人们称之为“某某门”的故事发生得最多的了。

为什么一开始人们就能作出这样的预测呢？这必须从克林顿与其他总统所不同的地方说起。

克林顿是第一个二次大战以后出生的美国总统。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士兵们都回到了家乡。之后，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高出生率的时期，称之为“婴儿潮”。克林顿就是这个“婴儿潮”中卷来的一个。而布什总统，正是当年从二次大战的战场上回来的一个老兵，在美国这几乎就是英雄的同义词。他们完全就是“父辈”和“子辈”的关系，他们活活就是象征着两代人和两个不同的时代。

我曾经谈到过，六十年代前后的美国，可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六十年代，正是“婴儿潮”这一代人进入青春，思想风格形成的年代。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好也罢，坏也罢，他们自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明显地有别于他们的父辈。如果你能够给布什总统所代表的这一代美国人作出一番描绘的话，你却很难描述评判这个“新一代”，因为，如果说他们有特点的话，他们的特点正是“多元”。

但是，恰恰是一个“婴儿潮”的产物，那个从老一代美国人眼中可谓是“一场混乱”的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克林顿，不用放大镜，顺便就可以找出一大堆毛病来的克林顿，在竞选中击败了二战英雄的布什，入主白宫。不论怎么说，这场竞选的结果在美国确实有不同一般的意义。

克林顿不是自己走进白宫去的，他是被美国选民选进去的。因此，人们突然意识到，那些一茬茬的“新一代们”，不管你赞同不赞同他们，他们事实上已经在接替“老一代”。随着时间的行进，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手中已经都握有了自己的一张选票。你无法无视他们的存在。

克林顿和布什的差别真是太大了。不论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时候有多少弱势，在一个老的时代基本过去之前，克林顿是休想与之匹敌的。例如，克林顿是六十年代的青年，那时的年轻人，几乎都尝试过大麻的滋味。所以，当时，质问克林顿是否抽过大麻，成为共和党在竞选中对克林顿进行丑化的一大热点。

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大麻是相当普遍的。我们一些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美国朋友曾经对我们说，在那个年代，如果你上一个教授家拜访，他请你抽一支大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完全就跟抽一支烟一样，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自从大麻在美国被宣布为非法以后，就提升到与海洛因，可卡因这样的毒品等而视之的地位。吸大麻，销售大麻和种植大麻，等等一切与大麻相关的行为，就成了与毒品相连的重罪。这里说的大麻，是一般的传统大麻叶。据说现在有专门培育之后，毒性非常大的新品种，那不在我现在谈的范围之内。

在美国，就是这样，它是以法律为基准的。一旦宣布为禁品，就真的成了碰也碰不得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一旦立法通过，你就只能执行了。理解不理解都得执行。警察是行政分支属下的，与立法无关，他们的任务就是执法。法院是属于司法分支的，当然与立法也无关。与这两个部分都是没什么可争的。如果你觉得不合理，唯一的办法是向立法分支去呼吁。但是在立法改变之前，只能先按此执行。

然而与其它的违法毒品相比，大麻的地位始终是最具争议的。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就每年都提出报告，建议立法机构考虑使大麻合法化。为什么呢？根据他们的报告，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大麻是会使人上瘾的。适量的大麻也不会比香烟更为有害。当然，任何东西，如果你过量使用，对身体都会有害。因此有大量反对毒品的美国人，也呼吁大麻合法化。

在西方世界，对大麻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例如在澳大利亚，一个人如果种植或拥有个人使用剂量的大麻，也是合法的。这里，人们最耿耿于怀气不过的，就是既然烟草可以是合法的，那么为什么大麻就一定要是非法的呢？所以在美国有大量的传闻，说是之所以大麻被宣布为非法，那是香烟公司在国会游说的结果，是他们害怕大麻的流行会夺去香烟的市场，所以才夸大了大麻的危害，说服国会立了这个法。

立了法之后，美国执法人员对于大麻的态度就是一刀切了。为这个法律，美国人也支付了相当大的代价。现在美国的监狱里，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犯人是与毒品有关的。其中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大麻而给关进来的。所有与大麻有关的侦察，审判，关押的费用，当然都是纳税人的钱。我们住在乡下，这里的人都拥有大量土地，也有不少人在很多年前种过大麻。我们就经常看到警察专门监查大麻种植的直升飞机，飞过我们的上空。花在禁止大麻上的人力物力确实是很大的。这也是很多人反对把大麻列入毒品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何况，如果大麻合法的话，很多年轻人就不必待在牢里了。

正因为大麻存在这样的争议，所以，现在的大学生和一般年轻人反而都偏要吸两口大麻，以表示自己的“反叛精神”。我问过我所有的年轻朋友，还没有碰到一个宣称自己一口大麻都没吸过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吸得非常少。只是在聚会的时候，点上一支大麻烟，每人吸上一口两口。这点剂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似乎只是在作出一种“姿态”。表示自己对一个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法”的反对态度。只是这种形式的“反对表态”可不能让警察看到，否则，麻烦就大了。

我们就看到过我们认识的一个年轻自由撰稿人，在自己家的室内用花盆种了两棵大麻，被警察找上门来。警察搜查了他的住房，没收了作为“犯罪工具”的两盏用于植物光照的灯，两棵长得一人高的大麻当然也被没收了。种这样两棵大麻，最高刑期可达十年。

在这种有争议情况下，美国以大麻叶为图案的衣服和饰物也就随处可见了。卖大麻叶标志的商品，这在美国是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在合法地表示一种态度，当然就不会有任何麻烦。

最近，在美国有两个州立法，开放医用大麻。因为大麻和鸦片一样，适度使用都有一定的医疗效果。但是所有的人都把这个州立法，看作是大麻合法化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大麻的药效并不是今天才被人们发现的。过去在美国占优势的主张，就是宁可拒绝大麻的药效，也要绝对封杀。

这是因为，鉴于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毒品泛滥问题，美国当然有一大片舆论是坚持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的。“禁止”就意味着“绝对禁止”，不容许任何借口和通融余地。大麻既然已被法律置于毒品之列，当然就不能再让它“死灰复活”。否则，打开一个缺口，没准其它毒品也会趁机一起跟出来。这种看法倒也不是过虑，因为在美国是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呼吁解禁所有毒品的。

在美国毒品问题还相当严重，又存在很多争议的情况下，大麻首当其冲成为争执的焦点。对大麻的态度也成为政治人物竞选时十分头痛的问题。严格禁毒肯定在今天的美国是得大多数人心的。但是对大麻的态度却是很具“技巧性”的。因为对大麻问题持两种态度的民众群，他们的数量是在变化的。所以，竞选时一般候选人都对禁毒表达一个坚决的态度，而尽量回避对大麻争执。

在克林顿与布什四年前的竞选中，敏感的大麻却偏偏被推到了前沿。这是因为共和党当时看着这么一个新生代的克林顿，大概也十分奇怪。他和以往的竞选者不同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可以攻击的缺点是那么多。他们当然一定也注意到了克林顿作为“婴儿潮”一员的背景，这个时代过来的年轻人，说是自己没有吸过一口大麻，肯定会被人怀疑是一个撒谎者。所以，“大麻问题”就成了共和党的竞选突破口之一。

于是，问题被提出来了：克林顿先生，你抽过大麻吗？

这可真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克林顿赖帐，断然否认自己吸过大麻。他不仅会被最蔑视“撒谎者”的美国人所抛弃，弄不好，他的“懦弱”还会被本来应该是他的支持者的一些同代人所看不起。也许，看到克林顿这样的“背弃行为”，一怒之下，他当年的那些同学伙伴，还会从不知哪个角落里跳出来向公众作证，证实他们亲眼看见克林顿抽过大麻。如果真的引出这番热闹，大麻不大麻都已经不重要，克林顿的施政纲领也会被忽视，混战之中，克林顿就只有穷于应付的份了。

如果克林顿说他吸过大麻，那么，共和党显然也有一大堆攻击性武器在哪里等着他。他们会告诉广大选民，大麻是什么？大麻是毒品。一个总统候选人自己就曾经是一个吸毒者，你还打算指望他以积极态度为这个国家扫毒吗？更何况，你们能够信任一个吸毒者做你们的总统吗？再说两个人竞争的时候，贵在一个对比，难道你们能够想象布什总统会吸毒吗？这么一比，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形象马上就显得反差更大了。

为了大麻，克林顿的确伤透了脑筋。他很想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么，不论是对手党，不论是新闻界，还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民众，都不会让他绕着过去。

终于，克林顿出来给这个吃力的问题作出了一个回答。他承认，他在年轻的时候试过抽大麻，他吸了，但是没有把烟吞下肚去就吐出来了。他说，这个尝试使他发现他不喜欢大麻，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碰过这一类的东西。这个回答显然不是完美的，你甚至可以说是幽默的。从此，克林顿抽大麻却没吞下去，成了年轻人的一个笑料。但是，他到底逃过了一劫。

毕竟，他是变相地承认了自己有过抽大麻的尝试，其次，多数人也相信，他只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风气之下，浅尝即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基本说了实话。笑料归笑料，克林顿的大麻风波，也就这样在人们的笑声中过去了。

可是，克林顿的“婴儿潮”特征还不止于大麻。同时被端出来的还有“逃兵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是困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越战。二次大战归国的士兵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而越战的状况第一次使得美国的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和困惑。

他们从服从国家的号召，到心里充满疑虑，直到他们中的很多人走向反战的立场。越战在美国是一个大历史课题。我也不可能在这里三句两句就把它讲情楚。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越战在美国也是一个容易使人冲动的敏感话题。顺便提一下，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心地带的越战纪念碑，它的设计者是当时才21岁，还在建筑系念书的一个娇小的华裔女孩。

她曾经谈到她的纪念碑设计思想的产生。她在设计之前先去看了即将安放纪念碑的现场。她站在那里，想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死亡和失落。她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尖锐的痛苦虽然随着时间逐步减轻，但是从来没有被治愈。她突然产生一个象征性的构思：用一把利刃剖开大地，而随着时间的逝去，凄凄芳草将会医治创伤。

因此，越战纪念碑的位置是切入地下的。这是一座黑色的刻满了阵亡士兵姓名的花岗岩挡土墙。每天大量的参观者中，还有阵亡者亲属和战友前来探望。他们用铅笔在纸上拓下阵亡亲人的姓名，在姓名前，放下一束花，一件纪念品和非常令人感动的几句话。很多人留下的纸条写着，欢迎你回家。一个老兵带来一瓶啤酒，留下一张纸条，写着，这是我们当时在战场上最想喝的啤酒，今天我给你带来了。有人留下了一双当年的旧军靴，也许里面有一段战场上的故事。所有这些留在纪念碑前的物品和纸条，每天纪念碑的管理人员都会收起来，所有的东西都被妥善保存。

我记得在这个纪念碑前的一个纪念仪式上，那个叫做玛雅的华裔女设计师在讲话中说，不是我的设计，而是你们所有人的感情，使得这块纪念碑活了起来。在美国的近代史上，确实从来没有一个纪念碑，掀起那么多人的感情波澜。

当然，阵亡将士的生命在牵动大家的心，但是，远不仅如此。在这个纪念碑设计征稿的时候，就明确要求，这个纪念碑对于这场战争本身不作任何评价。可是，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来到这里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些活着回来和没有回来的美国年轻人，就和我们现在的青年朋友一样，他们是怀着崇高正直的理想，怀着要帮助别人的善良信念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越战以后，美国这一代年轻人遇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和精神危机。这场战争不仅有着生命的逝去，还有无尽的价值观的失落和重新寻找。由此引起的争执，讨论，反思，至今没有停止。当我在冬日暮色苍茫时来到纪念碑前，我看到一位牺牲士兵的妻子留下的鲜花和字条。这位女士至少应该五十来岁了。夜幕下还有公园局的三位职员手持厚厚的名册协助人们找到碑上自己亲朋好友的名字。我在那儿久久停留。没有任何一个纪念碑给我如此强烈的精神震撼，这是超越政治，超越国籍，超越文化背景的灵魂洗涤。我这辈子只有站在这个纪念碑前的一霎那，相信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是有可能的。

这场战争不仅造成了两代人的争执，也分裂了同代人。那些从战场上经历了腥风血雨的老兵，他们中虽然也有人加入了国内的反战行列。例如我的朋友，黑人画家莫利斯，就是一个越战老兵。他就是持坚决反战的态度的。但是，仍有很多越战老兵，回家以后无法与反战的同龄人沟通。总之，这场战争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都显露出其浓厚的悲剧色彩。

美国实行义务兵役制。适龄青年除了主动要求参军的之外，如果需要而被征兵，也是履行公民义务。拒服兵役是违法的。在六十年代的反战集会中，有不少年轻人焚烧兵役证，也属违法行为之列。可是在那个时候，抗议的浪潮之中，群情激忿之下，很多人是宁可受法律制裁，也无法抑制自己做出不计后果的事情来。那么，这和克林顿又有什么关系呢？

克林顿当时也在服兵役的年龄。那么克林顿去烧征兵证了吗？没有。他好象是没有那么冲动。他也是反战的，至少他不想去越南。他只是采取了一个合法的，或者说更为聪明的做法，他干脆离开美国，跑到欧洲去读大学。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做的。而且，在国外读书期间，他还参加和组织了反对越战的游行。

对于从二次大战的战场上回来的老一代美国战士来说，这无疑就是逃服兵役的怯弱行为。尽管在法律上无可挑剔，但是，他们虔诚地相信，当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偷偷溜走，无论如何不算是一个合格公民。可是，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他们很矛盾，他们也想成为英雄，至少不是懦夫。然而，这是越战。这是一场如此有争议的战争，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他们尊重每一个在越战流过血的士兵，他们同样尊重焚烧征兵证的反战者的勇气，也许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青年克林顿躲避越战出走国外的选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与老一代相比，对当时逃避越战的人，会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对于反对越战的行为，也会取更为赞同的态度。

因此，在这一点上，布什和克林顿又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是二战英雄，而另一个却是逃避越战的年轻人。

克林顿还让人十分起疑的就是他的私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在报纸上可以看到各种版本的故事，从婚外恋到性骚扰，应有尽有。尽管克林顿本人一口否认，可是一般民众对这些故事虽说并不全信，也不能说一点不信。人们一般的做法，是把报纸上的这些故事打一个折扣之后接受下来。在这方面，克林顿给人的印象肯定不是完美的。

而布什的家庭生活给人一种老年夫妇特有的相依相扶平稳温馨的感觉。布什夫人由于一种慢性病，看上去比正常同样的年龄老得多，甚至看上去比布什总统更衰老一些。当在布什就任总统期间，他的夫人芭芭拉却仍然被评上最受美国人喜爱的妇女。

克林顿的夫人希莱利，至今为止，在美国还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女人。希莱利完全是新一代职业妇女的形象。她和克林顿同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我在前面提到过，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曾经参与过司法部门调查尼克松的材料分析。毕业以后，她作为一个律师的成就甚至高于克林顿。因此，在克林顿刚刚开始竞选的时候，甚至打过“选一个，送一个”的口号。

因为，美国的总统夫人在传统上总是总统的私人秘书，却不拿工资。当时，年轻的克林顿希望塑造一个未来总统夫人能干助政的新形象，开一代新风。可是，他们很快收起了这个“买一送一”的竞选口号。他们发现，在这个方面，美国人还远没有这么“新潮”。美国人似乎仍然希望第一夫人就是第一夫人，不要在政治和国家管理上出来越俎代庖搅混水。

在1992年的竞选中，事实上希莱利和他们12岁的女儿，着实帮了克林顿的大忙。他们时时出现在克林顿的身边，表现一个家庭的支持。那年克林顿出来竞选，一个重要的竞选口号是重建美国的“家庭价值”。而报纸上有关他的故事和反对党的攻击，使他的这个口号很容易显得虚假和尴尬。可是，不管别人怎么攻击，夫人孩子扎扎实实站在身边的效果，比什么反驳都要有力。为了加深印象，克林顿还在演说中深情地回忆女儿出生带给他的激动和喜悦。使得民众相信，即使他曾经出轨，那也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总之，无需作多么深入的了解，匆匆一蔽，你就可以看到两位总统候选人的风格是多么地不同。布什总统在选民面前几乎是一个道德完人，而克林顿却带着各种动荡和变化的时代留给他的印记。

当然，总统竞选，应该说选的是各自的理念，施政纲领，等等。而人们也常常说，各个大的利益集团也都尽量游说和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出一个总统来。但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全民直选方式，毕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最大力量。没有人能够去左右美国这样分散的，庞大的，变化多端的民众群。在这些一个个的百姓来到投票箱前的时候，他所最关心的，是你所选定的治国政策是否符合他的利益，还有，他要对候选人有一个基本的信任，至少没有什么特别令他反感的地方。这也是共和党把攻击克林顿的“品格问题”，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的原因。

在美国的总统竞选中，还是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原则，就是认同“正面竞选”，而不鼓励“负面竞选”。就是尽量以正面宣传自己的政见和施政纲领赢得选票，而尽可能避免以攻击对方的方式竞选，尤其是恶意的人身攻击是很不得人心的。否则，竞选成了一场互相攻击的混战，就失去意义了。

但是，以对一个美国总统传统的品格要求去看克林顿，他的毛病够多的了。而在这方面布什有着绝对的优势，所以，共和党无论如何不想放弃这样一个对比的效果。可是，正因为美国人有“正面竞选”的原则，所以，在布什出来作竞选演说的时候，尤其在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时候，他们对于克林顿的品格问题的质疑还是非常温和的。有些问题，例如克林顿的私生活问题，甚至是以暗示的方式提出的。因为如果布什摆出过分的攻击姿态，那么，他就很可能适得其反，反而把自己的形象给毁了。

也正因为有“正面竞选”的原则，因此，美国的大选热闹归热闹，却始终是有限度的，有一定的文明规范在那里暗暗起作用的。所有的候选人都暴露在受过文明教育的公众面前，维持自己起码的风度，是被公众接受的基本起点。

在1992年的竞选中，布什总统最终没有成功。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里根时代留下的经济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克林顿的策略是在展现一个可能的变革的前景。同时，克林顿提出一些大胆的，但是确实是民众所关心的改革，例如医疗制度改革等等。但是，我在这里想告诉你的，并不是美国的政策分析，你知道，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同时，如果你要了解美国的国内政策，你也可以在中国找到大量的资料。我想在这里告诉你的，是从美国大选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美国社会状况。

从克林顿战胜布什上台，这一结果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的较量，还反映了战后新一代，已经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开始显示他们的力量。而共和党在整个竞选中的策略，反映了他们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反应足足慢了一拍。

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美国人，他们的交替是一个缓慢的，复杂的过程。在漫长的岁月中，老一代的人数在逐步减少，新一代也在逐步分化，各自形成他们自己的一套观点。有承继前人的部分，也有抛弃前人的部分。只有一点是不会错的，就是美国在变化之中。

如果说在多年以前，这样一个克林顿很可能根本无法让人们接受，在他的“品格前提”下，人们甚至没有兴趣去了解他提出了什么政策。那么，在今天，人们却有可能因为对克林顿的“品格”指责，反而觉得布什总统不够宽容，甚至落伍了。

例如，在当时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布什总统提到克林顿在越战期间跑到国外，并组织反战示威的问题。他提出至少克林顿应该对大家认个错。可是，克林顿干脆当场直率地宣称他反对这场战争，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这个国家。这样的对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在大多数听众眼里，布什总统肯定没有能够占上风。

新一代的美国人更倾向于赞同这样的观点，选总统是在选一个理念，而不是选一个完人。当然，如果克林顿现在还抽大麻，家庭不和，那么，在现在的美国，他还是绝对不可能入选美国总统的。但是，新一代的美国人承认，他们会考虑选一个虽有过错失但已经纠正了的人，做他们的总统，如果他的理念能够基本被他们所接受的话。

新一代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也越来越渴望在最稳定的传统的政治上层，出现一些新鲜的感觉，出现一些“新思维”。他们很难仅仅满足于传统的说教。克林顿和高尔来自底层，十分平民化的风格，很得罪了一批“看不惯”他们的美国人，但是，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我仍然要强调的是，这一代美国人选了克林顿当总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他放心。他们只是愿意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试试能不能如他在竞选演说中讲的那样，把这个国家管得更好一些。如果他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品格真的发生问题，他们知道政府还有两个分支在监管着总统，情况并不是处于失控状态。他们选的毕竟是个总统，而不是一个皇帝。

那么，接下来的四年，克林顿是怎么度过的呢？

今天已经太晚了。下次再接着写吧。盼来信。

祝

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