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的教训，使我晓得该把“中国”和“传统”分开了，该把“现代”和“西方”分开了，我想登高一呼：“中国就是我，现代就是我！”

――民歌手李双泽

70年代，在欧美求学的菲律宾华侨李双泽回台。在西方音乐的熏陶下，他在回台后每周定期在台北一家叫“哥伦比亚”的咖啡店演唱西洋歌曲，被誉为“台湾的bobdyn”。1973年底，李双泽认识了颇负盛名的歌手胡德夫。当时胡德夫正在筹划1974年的一场个人演唱会，也就是杨弦首次正式发表作品《乡愁四韵》的那场民谣演唱会。

关于李双泽与“可口可乐”事件，一直有多个版本，据张钊维《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一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76年冬，一如其它大学的学生活动一般，位于台北盆地旁淡水镇上的淡江文理学院举办了一场以西洋民谣为主的演唱会，主持人为当时颇负盛名的陶晓清。

节目进行到第二位演唱者，李双泽，这是一位淡江的校友。除了吉他之外，他还提了一只可口可乐瓶上台；他首先与全场观众、第一位歌手及陶晓清之间有一小段问答，大意如下：

李（向全场观众）：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兴，但我现在在喝的还是可口可乐（向第一位歌手）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

第一位歌手：只要旋律好的歌，中国歌外国歌都唱。

李：那么我们请今天主持的陶小姐回答这个问题。她主持节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陶：今天我来主持节目，没想到还要来考试呢!并不是我们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请问中国的现代民歌在什么地方?

李：黄春明在他的《乡土组曲》中说“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写出自己的歌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的歌，指导我们能够唱出自己的歌来为止。”

陶：那么，我们就请您给我们唱几首吧！

接着，李双泽唱了三、四首闽南语的台湾民谣，包括《补破网》、《恒春之歌》、《雨夜花》等，以及国语的《国父纪念歌》。其间，台下的观众有鼓掌叫好的，也有开汽水瓶的（笔者注：当时一种喝倒采的方式之一），李双泽有些愤怒地向台下喊道：“你们要听洋歌？洋歌也有好的。”

随后李双泽唱了迪伦的《blowinginhewind》，然后下台。

这就是对台湾未来流行音乐有深远影响的“可乐可乐事件”，也称为“淡江事件”，并由此发展出一支以李双泽为代表，以淡江文理学院乃至《夏潮》杂志为中心的现代民歌新脉络――“淡江―《夏潮》”路线。

鲍勃·迪伦与琼·贝兹

在“淡江事件”之后，李双泽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歌。按照与他搭档作词的淡江老师梁景峰的记述，李双泽的第一首作品《我知道》完成于1976年12月，正是在事件前后不久。随后，他出国旅游将近半年，1977年初夏回国之后，即开始投入民歌创作的工作，至9月去世前参与创作完成的作品共有九首，其中包括献给吴浊流的《老鼓手》。

在此之前，李双泽也唱歌，也曾在民歌咖啡厅唱过，同时也跟大多数“中国现代民歌”的歌手一样，深受美国现代民歌的影响，特别是鲍勃迪伦。然而李双泽跟一般歌手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坚持着黄春明在《乡土组曲》中说过的“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写出自己的歌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的歌，指导我们能够唱出自己的歌来为止”这样的立场，1976年底之后，他逐渐不接受既唱中文歌曲同时又唱西洋歌曲的态度。

李双泽对于“中国现代民歌”代表人物杨弦“表示钦佩，但他不喜欢杨弦的做法，因为所谓‘民歌’就是要大家都能上口，不能加进太繁复华丽的旋律，太具西洋音乐的色彩。”与杨弦强调民族情绪不同，李双泽作品中的中国，强调的却是土地和人民。在他创作的作品中，最受瞩目的是大家所熟知的《美丽岛》与《少年中国》，在李双泽去世后不久的一篇追念文章当中，淡江大学老师王津平这样看待它们：“这二首歌合在一起，很明确地指出双泽一生的关怀：他不能忘怀台湾的土地和人民的养育之恩，他也不能忘怀祖国大陆的一切。”

《夏潮》杂志对余光中及其作品的批判后来由陈鼓应结集成《这样的诗人余光中》一书，对于余光中某些作品表现出来的对“祖国的态度”，陈指出“无论中国遭遇的内伤或外伤，作为一个作家，总应该给人家对于这种创伤以痊愈的希望；总应该激励人们康复的力量，而不是（如余那般）对着镜子看着伤口，觉得无望或自我哀怜，乃至自我厌恶”。

1977年9月，年仅28岁的李双泽为了救人而溺毙，原本的个人作品发表会反倒成了纪念演唱会。此后，经由杨祖珺、胡德夫与淡江风谣合唱团的传介，《美丽岛》与《少年中国》成了当时现代民歌运动中知名的重要歌曲。

蒋勋曾经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朋友间都很哀伤，怀念一个有性情、有热情、有理想的朋友的过去。将近二十年过去，哀伤也已平复，但仍然觉得惋惜，惋惜台湾曾经有过的一段自觉又宽容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