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三峡记》，晋永权著，将由三联书店出版，该序因故未被收入。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水库移民史，是一部令人心酸而悲怆的历史。上千万的水库移民（几乎全部是农民）在过去、现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被迫放弃家园，为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为中国的现代化原始积累，为防灾减灾，为政治运动，为好大喜功，为瞎指挥乱决策，为官僚主义，为贪污腐败付出代价，并继续付出代价。我们可以在晋永权的三峡水库外迁移民的照片中看到这个情景。茫然而忧伤的眼神，泓泓东去不容逆转的浑黄江水，无力无奈无助，尽在不言之中。

我们在检索和梳理这个历史的时候，心情不免沉重。

先看看水库是怎么建起来的。

1990年代初开始，我研究三峡工程，研究中国治水，才知道1958年全民总动员，除了有一个“钢铁大跃进”，还有一个“水利大跃进”，1970年代初又有一个“水利小跃进”。“大跃进”加“小跃进”，一共修了多少座水库？根据1973年底统计，全国有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70364座，其中大型水库238座、中型水库1802座、小型水库68279座；10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库则有10万座之巨。也就是说，1958年前后到1973年，15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至少修建了17万座水库！当然其中相当多数的水库建好后不能运行，或垮坝，或因病险而废弃，到了1990年统计，全国只剩下83387座水库，其中库容大于1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366座，1000万至1亿立方米库容的中型水库2499座，1000万立方米以下库容的小型水库80522座。无论是17万座，还是83387座，都是世界第一。

由于地理和天象的原因，中国是个洪涝灾害的多发国。从结果上看，1958年以来的庞大的无以复加的水库建设，是执政者对洪涝灾害的过度反应。其内在原因，我想，大概是1954年长江、淮河的特大洪水，激发社会动荡，给刚刚夺取政权的当政者留下了极端恐惧的记忆。所以1950年代以来，中国治水的总方略是“以蓄为主，蓄泄兼筹”，加上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强大自信，巩固新生政权，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洪涝灾害问题。大量建水库，自然有大量土地淹没，水库移民问题由此而生。

我国水库最多，水库移民有多少呢？官方资料说，水库移民有1500万，估计也是世界第一，其中三峡工程的移民数，据官方最新披露，可达120万，占到近半个世纪以来总移民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断言，像三峡工程如此宏大的水库移民前无古人，肯定后无来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20万三峡水库移民（全国人大批准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移民数是113万人，不知不觉中增加了7万人）是按照海拔175米蓄水位、177米移民迁移水平线、182米安置建设线核定的，可是三峡水库是河道型水库，蓄水线是一个逐渐升高的曲线，有人计算，水位大概每100公里升高7米。水库从湖北宜昌的三斗坪三峡大坝到到重庆涪陵的李渡镇，距离是4939公里，二期工程海拔135蓄水，到李渡镇时水位升至海拔1697米，落差347米，如果海拔175米蓄水，落差到底有多大？三峡工程技术委员会主任潘家铮院士说，那个落差“是天然落差”，三峡蓄不蓄水都一样。潘家铮院士的说法可以解读为：三峡水库蓄水以后，水面不是曲面，而是平面；库尾不会壅水抬高。但是官方135蓄水的数字证明，潘家铮院士的说法不能成立。

接下来的问题是，135蓄水时，李渡镇水位1697米，如果175蓄水，李渡镇的水位是多少？还有距李渡镇更远的长寿区和重庆市区的水位是多少？还是177米？只要超过177米移民迁移线，移民人数就会增加，移民费用就会增加。问题的实质是，海拔177米移民迁移线是一个不能动摇的水平线，120万三峡水库移民是按照这个水平线核算的，可以肯定，175蓄水以后，再加上运行淤积，库区尾部会大大地翘起来，大部分地区淹没水位会远在177移民迁移线以上。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三峡工程的移民肯定超过120万！也就是说，还有比世人所知道的更多的人被强制性移民，而且可能摊薄整个移民费用。

像所有的糊涂账一样，三峡移民数到底是多少也是一笔糊涂账。是利益集团故意搞的糊涂账，还是因为事情繁杂压根儿搞不清楚，存疑。以我对三峡工程决策历史的探察和开工以后的长期跟踪，我更倾向于前者。

我曾经和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移民局局长李伯宁不止一次交流过，三峡工程一百几十万移民怎么移？他是“三峡开发型移民”的倡导者和大力推动者，甚至说三峡移民是“李伯宁工程”。湖北、四川、重庆都对他有意见，说老爷子太主观，不了解三峡库区的实际情况。“三峡开发型移民”的移民方式是“就地后靠”，就是人往高处走。李伯宁拍过胸脯，说三峡移民一定能就地安置。许多人反对这项移民政策，说三峡地区都是高山峡谷，生存容量有限，不可能容纳那么多移民。曾经担任过重庆市市委书记，后来担任四川省省长的萧秧就当着我的面，多次批评李伯宁的三峡移民政策不可行，不管李伯宁领导的国家移民局怎么强调，他还是眼睛向外找出路。但是，说老爷子不了解实际情况是冤枉。李伯宁曾经是拟议中的三峡省的省委书记，还在筹备期间，他就组织拍了《穷山的呼吁》，极言三峡库区农民的恶劣生存境遇，在北京引起很大的震动。

说李伯宁不了解移民工作和历史也不对，他从1950年代初就在水利部负责移民工作，而且一辈子没离开过水利，没有离开移民问题。他对1949年以后的1000多万水库移民有“三个三分之一”的评价：三分之一生活不错，三分之一勉强生存，三分之一没有安置好。实际上，真正安置好的只有三分之一。那么李伯宁为什么偏要坚持“就地后靠”、“就地安置”的三峡移民政策？为什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实上今天大量三峡移民外迁，似乎在证明李伯宁错了。事情没那么简单。了解中国水库移民史的人都知道，被强迫的外迁，并不意味着不返迁，水库移民外迁的历史，也是水库移民返迁的历史。我手里没有返迁的具体数据，但是知情人说，不是个小数字。不需要在历史上找依据，三峡外迁到海南、新疆、黑龙江等地的移民返迁就是明证。很多时候，返迁的理由与生存容量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没有跟李伯宁深入地探讨过“开发型移民”政策的由来，但是我相信与移民的历史及其笼罩在历史之上的阴影有关。他曾经心有余悸地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搞运动的主力是新安江等地没有安置好的水库移民，特别是外迁后又返迁的移民，揪斗水利部领导最凶的也是这些人。新安江水库（1957—1960）建设开1949年以来、也是开中国有史以来大型水库移民之先河，移民总数306万。新安江水库分三个阶段：1956—1957年试点阶段，1958—1960年大规模迁移阶段，1961年以后的调整阶段。问题出在了1958年以后。当时政府的移民口号和方式是：“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一把锄头，一副铺盖，徒步行军”（牟默蔡文楣《新安江移民的历史回顾》）。结果移民费用增加了一倍，遗留问题至今。有人说，美丽的千岛湖水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泪水积攒而成的。

1980年代初建成葛洲坝之前，中国水坝有三大明星，除了新安江之外，还有三门峡水库、丹江口水库。三门峡水库（1957—1960）、丹江口水库（1958—1964）都是1958年正式启动的，移民的数量，前者41万，后者38万。2003年南水北调工程启动，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增加移民224万。这224万移民中，很多人是丹江口水库移民的二次、甚至三次移民。顺便提一句，南水北调工程的提出不晚于丹江口水库，某种意义上说，丹江口水库就是为了实现南水北调工程而修建的，但是显然规划不充分，增加了移民。这两大水库移民的命运跟新安江水库移民一样，极少的补偿，粗暴而虚伪的动员，没商量地强行迁移。现在情况如何？我2001年去丹江口水库库区，那里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贫穷”。而且是几十年的贫穷。

三门峡水库的情况更糟。三门峡水库曾经是“亚洲第一坝”，由中共中央委托苏联人设计。这个水库可能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具有悲剧性质的水库，它几乎就是蛮横、虚妄、自负、好胜导致灾难的代名词。2003年渭河洪灾，洪水量并不大，关中平原却遭到了灭顶之灾，祸根是三门峡水库，以至讨论是否炸毁三门峡水库。今天检索三门峡水库的酝酿、辩论和建设过程，顿生感慨，让我相信“命定”一说。三门峡水库所引起的可能的灾害，当时都预见到了，包括“大坝高水位方案”诱发的移民问题，有人提出“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尚蔚《忍对黄河哭禹功》）。

事过48年，我们暂时不管三门峡水库是否该建等治水思想问题，先来追究三门峡移民问题。我把材料处理下来，发现三门峡水库已成定论的移民数量仍然存有大疑点。

我们知道，三门峡水库开工半年后，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技术员温善章反对360米蓄水位的高坝方案，提出“低坝小库，滞洪排沙”、正常蓄水335米的方案，少淹没，少移民，少花钱，上书中央和水利部，受到周恩来的重视，他指示水利部组织专家讨论这个“小青年方案”。这场讨论，历时半个月，实际上是围绕着黄河治水思想、三门峡水库蓄水位、排沙还是拦沙等重大问题的大辩论。

关于移民，335米方案移民数不超过15万，360方案90万人，周恩来主持修改方案后，移民数降至3189万，由于库区大范围塌方，抬高水位，移民增加至4038万。目前我们看到的正式资料确定为41万。三门峡库区淹没陕西、山西、河南，主要是陕西。根据最新的资料，到1989年，光是陕西省境内的移民就达到了43万人，其中是否包括15万返迁移民未可知（尚蔚《忍对黄河哭禹功》）！而且移民生活极端贫困。生生在“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造出了几十万贫困农民，今天还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许多当事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历史追究和良心谴责。

我们今天还不得不为过去的错误决定承担后果。我所知道的水库，大多数都有严重的“移民后遗症”，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技术安排，都没有把库区移民这“天大的事”当回事，给不给钱给多少钱，到了移民这儿没商量，也没你谈判的份儿；你要是不走就撵你走，反抗、上访就抓起来。中国的水库移民挺倒霉的，1958年至1970年代的水利工程遇到的是好大喜功的制度性狂妄，现在好了，遇到的是制度性狂妄加腐败。我1992年、1997年两度下三峡库区，我认识的负责移民的干部很多出了问题，都跟贪污腐败有关。重庆市一位负责移民的官员告诉我，移民款是“唐僧肉”，谁都想咬一嘴。不算配套投资，光是国家移民投资就将近一千亿，那么多钱，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曾跟一位三峡库区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吃饭，他气哼哼的，刚接了个电话，说一些移民到市政府请愿，他在电话上指示：“把他们都抓起来！把他们都抓起来！”

我粗线条地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水库移民历史，无非想告诉读者并提醒当政者，三峡工程还有两年就要全部完工了，完工仅仅是三峡移民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三峡移民噩梦的开始。我还想告诉读者，晋永权通过图片所描述的三峡移民，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和制度背景下迁徙的，他们的命运被许多无形的东西操控着。他们无可奈何。他们只能认命。晋永权这部书的书名叫《出三峡记》，有“出埃及记”的意境，不过，我相信他一定知道，带领三峡移民顺江而下，背井离乡的人不是摩西；半个多世纪以来，1500万水库移民的队伍中没有摩西。

晋永权是我的同事。他拍摄过三门峡移民，而且跟踪拍摄了好几年三峡外迁移民。《出三峡记》是他多年心血的集萃。我为他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感动。他有一幅著名的照片：在一艘移民船上，一个光着脊梁的移民背对着镜头——长江下游移入地，望着渐渐远离的故乡。我看不见他的表情。我猜他在想什么。我真想知道他在想什么。

2005年4月2日于北京双泉堡花虎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