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年高考落榜，老汉非常生气，瘸着一条腿骂我，说我光知道鬼混，是个没出息的货，还拿我跟王叔家的儿子比，说你看看人家王东，跟你一个学校一样年纪，人家怎么就能考上北大？我本来就郁闷，听见这话更是火冒三丈，跟他讨论遗传基因问题，“你怎么不说人家王叔是副厅长呢？我没出息全是跟你学的！”他气得眼睛都红了，上来就是一个耳光，打得我脑袋嗡嗡作响。我妈赶紧拽住老汉妄图再度行凶的手，谴责他擅自动用武力。她不说还好，这一说惹翻了我一肚子的委曲，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拉开门就往外跑，心想老子再也不回来了！我那年十七岁，对生活茫然无知，不知道“家”对我意味着什么。十年之后，我知道了“家”的全部含义，但还是要提着大包小包再次离开。

我租来的房子空空如也，没有电视、没有音响，只有一张大而无当的床。我总是熬到很晚才回来，有时候想想，“家”其实就是个睡觉的地方，文人骚客们说它是避风港、是什么舔伤口的小窝，都他妈的胡扯，估计说这话的人脑袋刚遭门夹过。陪你睡觉的人可能随时会变心，只有床默默地让你躺让你靠，忠诚到底。我的窗口正对着马路，每天凌晨都会被轰轰的车声吵醒，外乡人怀着希望走进成都，而我这个成都人却总是在他们的脚步声中做着噩梦。

从重庆回来的路上，我拔通了赵悦的手机，她冷冰冰地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想你，“回去看看你好不好？”她支支吾吾地拒绝，好像说话很不方便。我心里一动，酸溜溜地问她：“杨涛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她没说话，沉默了大约半分钟，无声无息地挂了机。我再拔过去，听见提示音：“您拨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我心里空落落的，摇晃着走进卫生间，站在镜前憎恶地看着自己，那里面的陈重又老又丑，像一块破抹布。这时大巴车转了一个弯，我一个没站稳，哐地撞到墙上，眼泪再也忍不住流满脸。耳边响起赵悦骂我的话：“垃圾！你就是垃圾！”

洗了把脸出来，我开始强装微笑，色眯眯地夸服务员：“你长得真漂亮。”她轻蔑地笑笑，命令我马上回到座位上去，“成都就要到了，回家跟你老婆说去吧。”我说我老婆早死了。一车的人都抬起头来望着我。

我有点厌恶这个城市了。把李良送回家后，我和王大头在河边坐了一会，说起往事都有点伤感。我说我可能过几个月就要走了，我们老板一直想调我去上海。大头蹩曲着一张胖脸，光抽烟不说话。稀疏的灯光下，府南河在我们身边转了个弯，无言东流，这条被成都人视为母亲的河流，淹没了人间一切悲欢聚散，汇合了亿万个陈重赵悦们的欢笑和泪水，浩浩荡荡流进大海，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大头用力地踩灭烟头，说走吧，太晚了，再不回去张兰兰又该吃安眠药了。去年十月份，我带客户去黄龙溪玩，顺便叫上王大头，他那阵子正跟老婆闹别扭，没请假就擅自旷工，还狗胆包天的关了手机。我们在黄龙豪赌了三天，大头赢了一万七千多，获胜之后心情大好，晚上叫了个女人进房，炮声隆隆，声闻数里，内江的王宇甚是景仰，跟我说你同学真生猛，楼都快被他日垮了。王某回家后，可能是公粮认缴不足，张兰兰大起疑心，用尽各种酷刑审问他，据说还动用了电棍等警用器械。大头被逼无奈，奋起反击，把老婆铐在床头三个小时。获释后的王张氏悲愤交加，一口气吞了100片安眠药，还留下遗嘱问候大头的十八代祖宗，说“做鬼也要扭到你”。为这事我几个月都不敢去他家。

我递给他一支中华，说日你先人，老子在征求你意见，你放个屁好不好？大头点上烟，说你去不去上海都一样，不是环境的问题，“你的狗脾气不改，走到哪里也不会开心。”停了一下，他深深地望我一眼，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看赵悦不顺眼？”我说为什么，他嗫嚅了半天，忽然提高了声音，说反正你们都离了，我就全告诉你吧，“我亲手抓到她跟一个男的开房。”我脑袋嗡的一下子，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大头抛下烟头，背对着我走开，一边走一边说：“她还说，只要我不告诉你，让她干什么都行。”

我像一只身不由己的木偶，在灯光明灭的舞台上时笑时哭，当每一种伪装的表情，都深深刻上我破败的脸，我终于发现，观众席上早已空无一人，曲终了，大幕缓缓落下，留我一个人在暗夜里咿呀而舞。我今年28岁，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苍老。我给赵悦打电话说我要去上海，她愣了一下，似乎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半天才抽抽嗒嗒地问：“那你什么时候还回来呀？”好像很伤感的样子。我心里一动，想起毕业时她搂着我的脖子哭，说：“就算你不要我了，我也要去成都赖着你！”那一刻我很想放弃自己的计划。但想起王大头的话，心立刻又像石头一般坚硬。我叹了口气，说成都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我走了就不想再回来了。说完还吸了两下鼻子。赵悦在电话那面呜呜地哭起来，我悄悄挂上电话，看见镜子里一张肮脏的脸在冷冷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