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如果我开口借钱，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对我来说，与其被李良拒绝，被他鄙视、嘲笑，我宁可去坐牢，那样看起来倒还像条真正的汉子，或者说，至少没有违反我们年轻时订下的规则。大二那年，文学社的报纸《或者》创刊发行，在高校圈子里引起极大轰动。李良在发刊词中宣称：“我们决不沉沦。我们只选择两种死亡：辉煌，或者壮烈。”这句话诞生于一个夏夜的卧谈会，被老大称为“里氏七点八级的牛逼”，程度相当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钱的事快把我逼疯了。前天回家时，看见楼下有一辆黑色的广州本田，后车窗没有关好，露着两寸宽的缝隙。那是半夜两点钟，街上寂静无人，我左右环顾，心跳得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里，我至少问了自己20次：干，还是不干？修理厂的李师父对这种车很有研究，我跟他学了一下，只要一根长铁丝就能撬开，出手也方便，给梁大刚就行，应该不低于八万元吧。我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忽然听到值夜的老头咳嗽着蹒跚而来，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头上汗水涔涔而下，心里咚咚乱响，想我他妈的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成了贼。

其他的办法我也想过，抢银行、砸金店、拦路抢劫，或者潜回公司点一把火，把所有的账目烧得干干净净，让他们有屁都没处放。最偏激的时候甚至想买一把杀猪刀，把董胖子、刘三和老赖都做了，然后亡命天涯。冷静下来就知道这些办法全行不通。我了解自己，我从来就不具备那种果敢杀伐的素质，我真的能置一切于不顾，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么？我做不到。在这一点上，李良给我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说：爱钱的困于钱，好色的困于色，“你太爱你自己，所以会被自己困住。”

十天的期限转眼就到。早上八点钟，门律师又给我打电话，说再给我四个小时的缓刑，如果12点钟之前我还没有把钱送去，“你就准备接传票吧。”我一边梳头一边告诉他：“我上午还要去面试，你要去公安局还是去法院，就直接去吧。”想了想，觉得还不过瘾，又像温柔地说了一句：“你不用等我了。”然后砰的挂了电话，心里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高兴。

事已如此，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被老汉痛骂一顿，只要咬着牙挺过去，事情总会有办法的。周卫东说的好，实在不行了，老子买个假身份证跑球了，到新的城市混上个三年五载，再回来一样堂堂正正地做人。反正我现在也等于一无所有，没什么可留恋的。

昨晚上做梦梦见了赵悦，好像又回到了我们的大学时代，在校门口的电话亭旁，她关切地问：“我这里还有点钱，要不你先拿去用？”那是黄色录像事件后她对我说过的话。我在梦里隐隐约约感觉有什么不太对，笑嘻嘻地回答她：“我现在当经理了，有的是钱，你的钱留着买衣服吧。”突然之间，场景就变了，我站在金海湾酒店的阳台上，赵悦一丝不挂，眼里泪水直流，对我说：“陈重，你亏了良心，你亏了良心！”然后像疯了一样扑过来推搡我，我一个没站稳，轻飘飘地从楼上摔下来，一边跌落一边大声斥责她：“你总是这个德性，一天不吵你就浑身难受！”

那夜月光如水，照得人眉目生凉。几只晚睡的麻雀被月光惊醒，振翅远远飞去。在成都西延线一栋红色的楼房里，一个又丑又脏的家伙忽然翻身坐起，像疯子一样狠狠地抓着自己的头发，那些圣洁的、蔚蓝色的月光，在他胡子拉茬的脸上缕缕浮动，好像梦中的泪痕。

约我面试的是美领馆旁边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他们缺个销售部经理。可能是没睡好，老板问我问题时，我回答得语无伦次，自己都有点脸红。估计他对我也不太满意，听我说薪水至少要5000元时，他阴着一张大饼子脸“嗷”了一声，二话不说就把我轰了出来。

这里是成都的富人区，集中了一大批幸运的小偷、强盗和骗子们，在丧尽天良的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之后，他们改换容颜，开着名车、住着豪宅、挎着美女，有个新名头唤作“高尚人士”。不远处曾经开过一家女士酒吧，传闻是年老色衰的阔太太、闲极无聊的二奶们寻找精神填充物和肉体填充物的交易场所。我99年曾经带赵悦去过一次，鼓动她从吧台边的一群帅哥中挑一个，赵悦笑嘻嘻地回敬我：“我不要，自己的老公都还没玩够呢，找他们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