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德国国力所维持的柱石有三：就是君主行政机关和军队。

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政体打倒了，把军队解散了，把政权委托给腐败的政党了。

国家的权威，因此就失掉了它的凭依。

然而这三颗柱石，常常是国家的权威所维持者的，也就是一切的权威的基础。

权威的第一要素固然是群众的一致拥护，可是，单单靠了群众张做基础，那权威仍旧是十分脆弱而不稳固的。

所以权威所必具的第二要素显然是武力了。

如果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武力两者相辅而行，那么，到了相当时候，基础便会致稳固，而成为伎的权威了。

如果群众不一致拥护、武力、以及传统的权威，三者合而为一，那这权威可以说永不会发生动摇了。

革命兴了起来，这种希望，便就成为绝望。

传统的权威已经消失。

旧帝国的崩溃，和旧帝国过去的光荣徵象的破毁，已经把传统的精神悍然打破，结果，是国家的权威，受到了一个极重大的打击。

就是支持国家权威的第二柱石一武力一也不再存在为了要希望完成革命，各领袖大都不惜把旧帝国中有组织的军队，来加以摧毁，把这残余的军队从事于革命的斗争。

这种动不动就要改变的乌合的军队，他们把军役看作寻常的的八小时工作一样。

我们实在并不能希望他们来有助于国家的权威。

所以第二种保障权威的要素也就消灭了。

而实际上革命所赖以建立权威的，只是群众的一致拥护的第一种要素而已。

不论那一种民族，都可以分为三等；最上等的是具有各种的美德，并且有牺牲的勇气和决心的。最下等的是人类的败类，他们只知道自私纵欲自利，放佚淫侈。

在这两者中的是第三阶级，为数最多，他们既没有英勇的决心的牺牲精神，但也没有卑鄙的枉法的自私行为。

我们可以加以注意，就是这班群众——我一向称他们叫做中间阶级一从来不会变成重要，只有当最上等的和最下等的两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始能显示出他们的重要来。

比方他们不管那一方面获得胜利，他们都望风而靡的去归附胜利的一方面。

如果有贤者来握权，他们固然安心相从；可是被小人专政，他们也绝不会反抗的；因为中间阶级，他们是绝不愿有斗争的。

在欧战告终时的情形大略是这样：国内多数的级人民，因为迫于义务，已经有了相当数目的为国捐驱；一部份最优秀的国民，差不多全数牺牲了，只有那些卑鄙的下级国民，靠了荒谬的法律的保护，同时，他们又不遵从治军条例，所以反得得偷生苟安。

我们的民族中安安稳稳留下来的败类于是起来革命了；因为一些优秀的国民，大半已经战死沙场，没有人再来对他们反抗了。

这班马克思主义的乱党，他们不能专门靠着群众的一致拥护来维持他们的权威。

然而，这一致拥护的权威是新共和国所急需的；因为他们不愿在短期的混乱之后就被我国硕果公存的优秀分子所组织成的讨伐军来扑灭。

具有革命思想和从事于革命的人，他们自然不能而且也不愿受军队的保护。

因为他们所愿望的并不在组织一个国家，而是在破坏现存的国家；他们这种思想正好乱成性的军队相吻合的。

他们的口号并不是德意志共和车间的“秩序”和建设，而是国家的“掠夺。”

在这时候，有大批的德国青年，他们出来说愿为“和平的秩序”效力，他们大家身上穿了军装，背了枪械戴了钢盔实行来抵抗蹂躏他们祖国的人。

他们在做义勇军的时候是憎恨革命，但是，他们为治安计，就不得不来维护革命，而使革命的基础筑固。

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出之他们的至诚的。

造成革命和暗中操纵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当时的情势，早已估量得十分的正确。

他们知道德国，所以人使德国陷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流血惨剧，尚还没有到时候。

从前线归来的将土对这事情怎样呢？德国的军人能不能容忍呢？这些都是疑问。

在那个时候，德国的革命，不得不有着十分缓和的表示。

因为要不是这样，那德国的革命，可以在几星期之中，被德国两三师的军队完全击破而消灭的。

在这时候，如果某师长和他的亲信军队决心扯下红旗来的话，那革命政府立刻可以置之死地，或是用枪弹压服任何的反抗，不到一个月，这一师的军队必定可以扩大而为六师。

这是在暗中操纵着犹太人所十分恐慌的。

革命的造成是由于乱徒的暴动的掠劫，那些近护和平秩序的人是不在内的。

军命的进展，是由于慢慢地和暴徒的意见相左，完全基于战略，不是他们所能了解，而且也不是合他们的脾胃的。

社会民主主义慢慢地得势，这种运动也就跟着慢慢地失去了他的激烈的革命性。

在大战还没有告终的时候，带有民众惰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防的障碍物了。

在他们党中极端活动的人物，脱离了该党而去组织成一种积极进攻的新阵线。

这种新组织就是为革命马克思主义作战的独立党（lndcpcndenpary）和斯巴运库斯团（spanaacusunion）。不过，当德军从前线退回来的时候，每个军人都是虎视眈眈的，因此革命的进程，便又超于和缓了。

社会民主党的主体处在胜利的地位，独立党人斯巴达库斯团便就失掉了他们的势力。

这种变化，如果不是已经过了斗争，那绝不能这样的。

在这变局还不会实现以前显然有着两大壁土互相的针锋对峙，一是维护和平秩序的政党，一为流血恐怖的团体，小资产阶级。

自然是倾向于和平和秩序的政党方面。

结果，到底为了种种的原因，从前仇视共和国的人物，现在是不再做他们的仇敌了，而且帮助他们来征服共和国的敌人。

再进一步的结果，就从前拥护帝国的人物他们原想是要反抗新国家的。现在那也不必再来杞忧了。

如果我们在旧帝国的本身的种种缺点外，另外再去考虑革命成功的原因，那就可以得到了下列的结论：（一）因为革命把我们的责任心和服从观念完全弄掉了。

（二）因为当局的许多政党的怯懦无能。

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我国的教育，是一种没有民族性而纯粹是国家教育的缘故。

因为从这种教育，去养成对于手段的目的的谬误观念。

责任心和服从观念以及实践，他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这等于国家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实在是为扶助并保障社会生存的一种手段，用了这手段，去维持精神和物质双方面的一致的生活。

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我国的人民（还是说我国的政府）不能了解上述的许多观念真义，因而使这些观念变成为脆弱的空论。

关于第二种原因，小资产阶级的许多政党（可以说是旧帝国下仅有的政治组织），既是武力认国属于国家的，所以只有靠了文字的发抒他们的意见。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敌党久已把这方法抛弃不用，公然喊着要尽量采用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口号了。

小资产阶级的各政党，他们在没有的新制度妥协之前，他们的政纲还是靠在旧国家的事务上；然而他们的目的。

的确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中，想在新环境中去占得一席的地位。

不过他们唯一的武器，还是和从前一样，靠着那空谈的文字而已。

在当时有能力而敢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受马克思主义鼓动的群众的，最初当推“义勇团”（freecorps）接着是各种自卫和民团（ei

ohnerwehr）最后是传统的势力。

过去马克思主义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在他们动用政治的决心和暴力。

民族主义的德国所以终于完成他们的发展的希望。就是因国他们缺少暴力和政治野心的坚决合作的缘故。

民族主义的各党不论他们具有怎么样的政治野心。因为他们没有战斗的能力，所以不能凭了斗争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可是保守的民团是有此实力的，他们是巷战的能手，可是，他们缺乏了政治观念和目的，所以他们的力量，对于民族主义的德国，也没有什么利益的。

犹太人利用报纸的力量来宣传民团“非政治性”的观念。

倒颇获得在成功，恰好像他们政治的技能，往往宣传他们的斗争是“合于理智”的斗争。

缺乏伟大的新观念，常是缺乏战斗力的一种徵兆。

如果能够觉察深信改革后的新制度必定会获得胜利话，那么，对于武器的最残酷的，也必定会相信而有动用的权利是同样荒谬的。

一种运动如果不能去为了这种高尚的理想和目的而加以奋斗，那么必定不能坚持到底的。

法国革命，因为能够产生出一种伟大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就发现了成功的秘决；俄国的革命也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是完全由理想去发生力量，他们的理想，在使整个的民族复兴，结果是为他们的民族造福不浅。

国防军的组织统一以后，马克思主义也慢慢地获了他们的权威所必需的力量，于是就以不必要的口实，去解散那似乎带有危险性的民族主义的民团，这是势所必然的。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创立是一种新运动的象征，他的目的。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正气党的死守着旧状态，恢复一切的旧观念，而是在建设起一种新的有生气的民族国家，去替代这时候的无意义的机械的国家。

这种新兴的运动，因为确信他的新主义有着极端的重要，所以认为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就不惜任何重大的牺牲。

在世界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大概据一种世界观而引起的恐怖时期，往往不是政府的权威所能破坏的；但是，这恐怖时期，常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也同样有着勇敢而决心的）所屈服。

固然处在政府的地位以维护国家，或者不免要对此稍感不快，可是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我国家正被马克思主义所蹂躏着，我们的当局者，既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无条件的投降了马克思主义，此后他断不能突然起来把乱戡平反过来，高踞阁席的资产阶级的许多傀儡，他们只是说着空话，而说“工人”不可反抗，足见他们谈论到“工人”的时候，便就联想到马克思主义了。

我已经说过我党为了要保护我们的集会起见。曾经组织了一个队伍，而且这样队伍，以后慢慢地采取了军队发生性质来维持秩序，并且望他努力前进，成为担任组织工作的集团。

这一个集团，最初不过是单单为集会而设的卫队。

所以他的任务，不过在使我们的集会，不受敌人的捣乱而中止。

他们所受的训练，专门在向敌人攻击并不像德要人民党中的那些笨拙的宣传的以门耿目的的，实在是因为他们十分明白抱着理想的那种人，如果一遭到狙击，那么理想就无法实现了。

这是在历史上常常见到的，一些伟大的领袖死在窄小的贼子之手中。

所以，他们并不以暴力为目的，他们是保护傅布伟理想的人，免掉遭受暴力的危害，他们又知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去保护民族，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去保护这种国家；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在保护民族，努力于抵抗那些危害民族和国家的坏人。

所谓党卫队不过是我们党中的一部分，正像宣传、报章、科学机关等各为我党的一部分是一样的。

组织党卫队的根本要义。

除了严格的体格锻炼之外，还把队员们训练为绝对信从民族社会思想的代表，并且力求整饬他们的纪律。

这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防卫组织不一样，就是和其他的秘密组织也不相同。

在那时候，我所以竭力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党卫队使它们扩充而成为一种防卫的团体，这是有着下面的理由的。

就事实来说，私人的防卫团体，如果没有得到全国的力量来赞助，那是决不能实行民族防卫的要使“自动的训练”，来成为一种具有军事价值而能达到适于一定用途的目的的组织那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因为他缺乏一种发号施令的力量；这力量便是一种惩罚权。

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我们所以能够如募“义勇军”的缘故就是因多数的义勇军，他们大家都从前方是归来，而且他们又是曾经受过旧式军队的训练的。

可是，在现在的“防卫组织”，那就完全缺乏这种精神的。

我们且不去管一切的困难，假定有某一种团体，能够不避困难，为德国造成许多人材，使这许多人材大家都具有真实的情感和充分的军事训练，所得的结果，也是要失败的。

因为现在我国不但没有意思养成这种军人，而且对这，军人还加以深恶痛绝呢？

因为这是和祸国殃民的各领袖的隐衷绝不相合，这就是现在的实在情形。

在数年之前，国家曾悍然牺牲了八百五十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优良的军人，事后不但不加调用，而且受着人家诅骂，以为他牺牲的报应，现在政府又要秘密训练几万人，这岂不是笑话！国家的执权的人，既污辱了它的最光荣的士兵，撕毁他们的勋章，践踏他们的旌旗。

更蔑视他们的功绩。

像这样的国家，我们还能指望他来训练士兵吗？再退一步来说，我们这国家的执权人曾否设法去恢复旧军队的光荣和严威破坏国家的军队的光荣的人？这我确不曾听过。

他们反安踞高位，而且像协不兹（leipzig）还说“权力回答就是公理”呢因为现在的权力，既完全落于当策划革命的人的手中，而这种革命，可是最为卑鄙的德国历史是所不见的卖国行为，所以要组织新军队去助长他们的权力，实在是毫无理由的，这是一切明白的人都要反对的。

如果我国现在采取有训练的防卫军制度，但是，这制度绝不能用于防卫国外的民族利益，而只能用以保护国内的那些压迫族者，这终有一天，曾因解犯欺骗的民族的公愤而引早反抗来的。

为了这缘故，它们的党卫队绝不能容许和其他军事组织有了怎样的关系。

他们纯粹是保护并教导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工具，他们的任务和那所谓国防军是截然不同的。

党卫队并不是秘密组织，因为秘密组织的目的，纯粹是一种非法的行动。

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所需要提，并不是那一二百思想廖妄的叛徒，而为数十万能够替我们世界观不断地努力奋斗的战士。

所以他们的工作决不是秘密结社所能了事的，必须要群策群力去进行的。

这种运动，绝不能靠了手枪和利刃或是毒药来打倒一切障碍，而掘取民众的。

我们须明白去教训能上能下马克思主义的党徒，将来支配群众，必定是民族社会党，将来执掌国权的也必定是民族社会党。

秘密结社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他们的社员，常常不能完全明白他们自己的工作意义的伟大，并且容易妄想以为用暗钉的手段，就可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这种观念，如果徵之于历史，当一个民族，呻吟在专制的暴政下面，受着压迫的大众，大都又都有过人的才智的时候，这种观念现象时常会发生的。

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o年间，秘密结社的社员，他们既被历史的先例所鼓励，又感于祖国的创深痛巨，因此想到如果把国家予贼来杀掉几个，或许会了解民族困难。

这种企图，都是愚妄得可笑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所以能够得到胜利，并不是他们的领袖有了卓越的天才，实在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过于庸懦无能。

党卫队既不是军事组织，又不是秘密结社，它的发展，须根据于下列的原则：

（一）党卫队的训练不必根据军事原则，而应该以最在益于我党的作为标准。

每队员必须具有健全的体格，所以重视的不是军事的操练，而是各项运动的演习。

所以我常说拳术比了平常的射击演习还要重要。

（二）为了避免党卫队带有秘密和色彩起见，不但他们的服装须为大家容易辨别认识；就是为了我党的利益而取的工作步骤，也须明白的规定出来，使得每个人知道。

党卫队是并不许秘密集会的。

（三）党卫队的编制和组织，在制服和设备的方面，都不宜去抄袭旧式的军队，而且须审慎的着重于适应目前的任务。

党卫队的发展对于下述的三事有着重大的关系。

（一）一九二二年的夏天，各爱国团体大家在慕尼黑的广场（konigspz）举行总示威运动，去反对那保守共和国的国防法律。

民族社会党也去参加这种运动的，由六个慕尼黑的队伍做领导，而以政党的各支部续绩在后。

我恰好成为社员之一，所以得躬奉其盛，得有机会对六万的群众来演讲。

那次的防御十分周到，所以共产党虽然多方的恫哧威协，然而这次的示威运动，到底是得了一个极大成功。

这就是慕尼黑民族主义能够在市街上作游行的第一个明证。

（二）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发向柯堡（coburg）去远证。

“民族主义”的各团体，大家决定在柯堡举行德国纪念日（germanday）。

当时我也被邀赴会，我是带了几个朋友同去的。

我选择了党卫队八百人，乘坐专车，同赴该镇当时该镇已属于巴维利亚。

火车到柯堡站的时候，“德国纪念日”的筹备处派代表来迎接我们，说是奉了当地工会——就是独立党和共产党——的命令，规定我们在进城时候，不是场旗奏乐——我们的乐队共四十二人——而且不得结队同行。

当时我就拒绝这种可耻的条件，并且对“纪念日”筹备者以及同意于这种规定的人不能不表示一种惊异，因此我对他们宣称党卫队就要拟整队扬旗，奏乐进城了。

在车站广场上，向我们高声叫骂的不下数千人。

他们骂我们为“暗杀者”、“土匪”、“强盗”、“罪人”等等不堪入耳的名字。

然而我们党卫队依旧秩序井然。

我们走到镇市中心的市政府，警察为了阻止众人追随我们所以就把门关上了，我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耻辱，所以要求警开门。

但是，他们踌躇良久，结要仍旧照我的请求把门开了。

我们从原路返驻札处终于才群众碰到了。

那些真正社会主义，平等、博爱的代表朋友，就向我们投掷石子，我们忍无可忍了。

所以我们就向他们打了大约十分钟。

在一刻钟后，街上不再见有共产党的影踪了。

在当天的晚上，就发生了严重的击突。

民族社会主义党员受着攻击，正在情状上十分危险的时候，党卫队的酌巡查队就立刻奔去援救。

很快的击败了敌人。

到了明天早晨，数年来柯堡所感受的红色恐怖，从此就消灭了。

第二天，我们走到街上，该地方听说有一万工人举行着示威运动，实在到的不过几百人而已。

当我们走过他们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力持镇静。

有些从外方来的红色团体，他们还不认识我们，所以起初则各处寻觅。

想来和我们闹一闹，可是，终于使他们受到教训而中止了。

久在威力之中的群众到这时候开始慢慢地觉悟，敢来向我们欢呼，在当天晚上，我们向他们告别的时候，混户的声音就围绕在我们四周了。

我们从柯堡所得的经验。知道党卫队必须要有制服；因为制服不但可以巩固团体的精神，而且在斗争的时候，还可以免去敌我混乱不分。

以前党卫队仅仅佩有臂章，此后就著短袄和戴帽，这帽现在已经是众人所共知的了。

因为久被红色恐怖所盘踞的各地，凡不是共产党的团体，严禁在该处集会；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计划，去往各处扑灭的祸，并且重行确立集会的自由；我们现在已经十分明白这一着重要了。

（三）一九二三年三月，有一件事发生了，使我不得不把运动的方向来转换一下的。

是年初鲁尔（ruhr）被法军所占领了，说对于党卫队发展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我们从国家的利益上着想。

这件事，用公开的演说或是文字的讨论已经是不可能，而且于民族也没有利益的。

法军占领鲁尔，我们息不惊异，我们反而因此可以希望我国抛弃懦弱的屈服政策，而防卫团体，也说有确定工作可做。

我们的党卫队既是数千壮士所组成的，自然也应该分担着效忠民族的职责的。

因此于一九二三年春夏之间实行把党卫队改组，使他们娈成一种作战的军事组织。

以后党卫队的发展，都是造因在这里。

一九二三年终生的事实，粗看起来像是令人讨厌的，可是从远处着眼，那也是必要的，因为受了这事实的打击，党卫队便中止了改革计划，这是为了当时的计划实在是害于我们的运动的缘故。

同时，这类的事变，使我们在被迫离开正轨的地方，将来还有重行改进的可能。

（万译本原注：这是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特勒暴动”的失败而言）

一九二五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改组，并且依据了前面所叙述的各原则，重新再组织党卫队。

我党必须恢复本来的健全观念，而且还须认定最高的任务。使党卫队成为本党世界观以及防卫斗争的工具。

我党绝不能容许党卫队沦为防卫团体或是秘密组织，并且还须设法使他们成为十万的卫队，用以保护民族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就是保护深刻的民族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