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四年春天一个寒冷的雨夜，我与《文汇报》记者徐

民先生在上海好望角宾馆相邻而居。直到深更半夜，徐先生还坐在我的房间里询问我一些问题。

徐先生问：“这些年海内外对你的散文评论很多，你如何评论自己在当代中国散文界的地位？”

我笑道：“为了免除作前后左右比较的苦恼，能不能允许我不把这些东西称作散文？现在被收入散文选的古代人书信和外国人讲稿，当初一定不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吧？”

我说的是真话。现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界那个界，已渐渐从以前的专业结构序列转化为人事关系网络，但不管是序列还是网络，我都觉得头痛。序列晾人，网络缠人，不小心一脚踩进里边，麻烦甚多。我为了谋生已经踩踏过好几个“界”，总是蹑手蹑脚地进去，又步履沉重地躲开，好不容易躲出了一点自由和松快，何苦又一头钻进散文界里边去？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奇怪的是，虽然强烈却无以名之，因此也无以尽之，写了一篇觉得不够又写一篇，从《文化苦旅》系列写到《山居笔记》系列，老想不写却还在写。

——我把这些意思告诉了徐甡民先生。

徐先生说：“我觉得你的这种文化感受有多重主题，但又觉得其中有一二个主题是频繁浮动的，你能约略归纳一下吗？”

我沉默了，回想着这些年的自己。是啊，写作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的题材和主旨，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结线是什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样的精神标准把这么多陈旧的故事快速召来又依次推出的呢？说到底，这片土地、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指令，使我坐立不安？

此时已是下半夜，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这个宾馆不知为什么起了“好望角”这样一个让人动心的名字，我一走神就觉得自己身处非洲南端的航海要道上。风雨交加的海天间应该有一座影影绰绰的灯塔吧，射出的光亮在黑雾白浪间明灭闪烁。我回过神来对徐甡民先生说：“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

徐民先生读过我的大多数文章，赞成我的这一表述。

二

蒙昧——野蛮——文明，这实在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人类学家常常把它们作为人类早期演进的三大阶段，那么，我们当然早已进入文明，而且千万年下来，早已进入一种充分成熟的文明。我们的一切举止作为，好像应该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它们理所当然地把嘲谑和消解文明作为自己的生存本能。没想到文明对此毫无警觉，它太相信那个所谓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对周围的世界仍然一往情深。

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做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和野蛮错看成文明。

在法西斯屠杀无辜平民的现场，一个母亲高举着婴儿喊道：“他还是个孩子！”然而喊声换来的是笑声和枪声。她原以为还有一个在人性边界上的最后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熊熊火光中，一位老人抓住了一双握着几卷古画的手，低声相告：“这是郑板桥的真迹！”然而还没有等他说第二句，一蓬新的火焰早已腾起。他原以为还有一个文化价值上的起码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固然，这些都是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举目四顾，原以为有前提而事实上没有前提的实例比比皆是，只不过性质完全不同于杀人放火这样的特例罢了。

举一个最没有法律价值的例子吧。报载，有一天上海街上一辆公共汽车突然熄火，驾驶员请求乘客们下车推一把帮助发动，请求来请求去，下来推车的是一帮去春游的小学生，大人一个也没有下车。小学生们憋着吃奶的劲儿竟然推动了这辆挤满大人的车，而当他们上车一看，他们原先的坐位早已被大人们抢走。

——车上的大人们怎么了？怎么会卑劣得如此一致？堂堂七尺，衣冠楚楚，却一起丢失了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前提！我们的愤恨，也只有在一定的前提下纔能发生，没有前提，你再愤恨他们也无动于衷。

那么，孩子们为什么会下车呢？因为他们还有前提。孩子有前提而大人没有前提，可见这里有一个失落过程。失落在何时何处？记得上海一家电台曾为此而开了一次讨论会。

讨论会上，一位乘客说，他过去遇到类似情况时也曾下来推过车，但公共汽车一旦被推动就直驶而去，把推车人丢在半道，一次两次，大家就吸取教训，不愿推车了。

这显然是一个理由。我本人也遇到过推动了车却被丢下的恼人事情。于是再找司机参加讨论，一位司机说，车好不容易发动之后要开一程纔能停下，看看那些推车人追不上也就不停了……

全有理，每一个理都说得通，但这些理的总和却是卑劣。这说明，社会上万事万物各自的理由组合不成文明。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然而，这种超越、协调、普及、提醒都是软性的，非常容易被消解。以上这个事件证明，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阿子们推车，我想，要感谢他们的老师，感谢安徒生和诸多美丽童话的构建者，也要感谢他们的父母，这些父母自己有可能已成了不肯推车的大人，但他们心底还会埋藏着一个有关善的梦影，在教育孩子时常常会高于自身的品行。熙熙攘攘的大街，人类拥挤的河道，生命密集的走廊，一双双稚嫩的小手推动着一群躲在钢板里的表情漠然的大人，这件事实在是一种会让人思虑再三的象征性造型。人类的童年和成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构？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是如此快速？我们不能不惶恐，今天欢天喜地地推着车的孩子，会不会过几年也成了不推车的一群？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难道只会教会他们剥除文明？

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

三

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当然很吃力，就像那些孩子，推不动还要推，推动那么多漠然者，推动那么大的一个钢壳子，在闹市间缓缓前进。是示范，也是自救，因为有那么多的理由诱使我们成为不推车的一群。推了，也就有了一个自我定位，即便今后背弃，也不会像别人那样轻易。

但是，文明的火种会不会在漠然者的心头重新点燃？文明的前提会不会使他们悄然收起振振有词的各自理由？具体说来，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会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真正的积极反应？这正是我多年来最为苦恼的难题。去年在哈尔滨，诗人李琦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群文化人游长白山，路遇一位外国少年背着帐篷准备到山上野营，这位已经很劳累的少年手上还挎着一个塑料口袋，边爬山边拾捡着沿路的废纸、果皮、空罐。他腼腆地告诉那些文化人，从小在书本中就知道了长白山，这是他梦中的山，当然要把它收拾干净。他离开文化人独自继续爬山，捡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车，但大家都长久地沉默着。过了很久，气氛纔重新放松起来，其中有一位随手把一块果皮丢向窗外，车上的其它人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齐声喝道：你还是人吗？！”

这个在长白山上踽踽独行的外国少年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我终于明白，一切有志于传播文明的人至多也就是这个孩子，孤独地爬山，默默地拾捡，既没有表演意识也没有抱怨情绪，只是暂时性地清理了一条路，干净一座山。明天也许还会被弄脏，但今天还要拾捡。什么时候被几个有心人看到，引发起有关“你还是人吗”的人本主义的思考，这真是可以满足了。

四

然而，我们终究已经不是孩子。从生理年龄和文化年龄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的文化年龄和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相依相融。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我们是一场漫长交战的遗留物，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真的。我们要推车，双手经络不畅；我们要爬山，两腿踉跄蹒跚。我们有权利在古战场的废墟上寻找和选择，却不能冒充一个天外来客般的无邪赤子，伪造出一种什么也不必承担的轻松和活泼。

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乡关何处》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我们的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而伤心，连所有的碎片也被湖水淹没了。区区如我，至多是一枚不知如何来到岸上的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只求在某种重温和反思中约略懂得自身。已经碎了，不怕再碎，只求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正是这番意思，使本书有了现在的标题。(一九九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