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大学生活中的两天，因为这两天分别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快乐，和最难过的一天。最快乐的那一天，发生在我大学两年级，秋季开学以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加入学校棒球队，所以还有时间结交朋友，玩耍。中考过后一个周四的晚上，学校兄弟会的一个朋友搞了一个大派对。派对上，灯光很暗，人很挤，音乐很响。旋转的灯光把人人照得光怪陆离。我们大声笑着，嚷着，举着装满啤酒的塑料杯不停干杯。

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梳着小辫的长发男子跳到一把椅子上，开始和着音乐唱歌，并模拟出弹奏吉它的样子——那是一首杰佛逊艾普林的歌——很快，派对成了一个演歌会。我们纷纷开始在放唱片的纸箱翻寻，看有什么可以用来表演的歌。

我也不知道那些纸箱子里的唱片究竟是谁的，但我突然看到了一张很奇怪的唱片，我招呼朋友们说，“嗨，看那。这里居然有这张！”

就是那张妈妈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经常放的鲍比达林的唱片。唱片封套上他穿着白色的燕尾服，头发又短又整洁，让人都觉得替他有些尴尬。

“我知道这首歌，”我说，“歌词我都能背下来！”

“上台去唱啊，”一个朋友说。

“放这首，放这首，笨蛋啊，”另一个人说。

我和朋友们围住了唱机，把指针放到“有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这首歌上。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每个人都傻掉了，因为这显然不是摇滚乐。突然之间，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我和两个同伴身上。他们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很尴尬，然后他们晃动着屁股，手指向我。我倒是感觉很放松。我想，管它呢！所以当鼓声和小号奏出的音乐通过扩音器，充满了整个房间的时候，那些烂熟于心的歌词便很自然的从我的嘴里唱了出来。

独自一人，走在街头；独自一人，参加派队

无论何地，你独自一人，突然意识到，

你在看着他的眼睛，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我打着响指，就像是斯蒂芬艾伦演出中的情歌艺人那样。突然间，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闹了起来。“耶，干得好，小子！”我越来越放松，做出了各种令我自己都匪夷所思的动作来。我想，大概没有人想到，我能够唱这样一首甜得起腻的老歌。

不管是什么原因，等这出戏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朋友们推搡着我，我们打闹成了一团。

我就是在那一晚认识凯瑟琳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最快乐的一天。她和几个朋友看了我的“表演”。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心里就打了一个颤——尽管那一刻我还挥着我的手臂，嘴里还假装在唱着歌，我心里就是那么一颤——我对她一见钟情。她穿着一件无袖的粉红色棉布小上装和紧身牛仔裤，涂着草莓色的唇彩。和着我“唱”出的鲍比达林的歌，她调皮的打着响指。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如果那一晚如果我不是那样丑态百出的耍宝，她会不会看我一眼。

“你是从哪里学会这首歌的？”我从啤酒桶里给自己倒啤酒的时候，她走上来问我。

“噢，我妈妈，”我回答。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谁会和一个女孩子的对话是从“我妈妈”开始的呢？但她好像挺喜欢我的回答的，反正，我们的交往就是这么开始的。

第二天我拿到成绩报告单，还不错，两个a，两个b。我迫不及待给妈妈上班的美发厅拨了个电话，别人接的电话，然后叫她来听。我告诉她我的成绩，还告诉她唱歌和遇见凯瑟琳的事。我中午突然给她打电话，显然让她很开心。在电吹风呼呼作响的背景声中，她大声说：“查理，我真为你骄傲！”

这就是快乐的巅峰。

一年以后，我从大学退学。

那是谷底。

在爸爸的建议下，我从大学退学去参加青年棒球联盟赛。我的决定是妈妈永远的遗憾。匹兹堡海盗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参加他们冬季的比赛，然后，如果可能，再给我一个正式的队员名额。爸爸觉得时候到了。“你和大学队的那些小子们比赛是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的，”他说。

我第一次向妈妈提起退学的事情的时候，妈妈尖声叫了起来：“绝对不可以！”至于棒球队会支付我工资，球探认为我有巨大的潜力——将来可能可以成为甲级队的正式成员——这些根本不是妈妈考虑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这就是她的回答。

而我，绝对没有把她的意见当回事。

我去了学生注册处，告诉他们我要退学。我把自己的东西打了包，装在一个桶装的大包里。那时候，很多和我同龄的年轻人，都被征兵去了越南战场。我抽到的征兵号非常靠后，所以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上战场的可能。

我那一向狂热爱国的退役老爸居然因此而感到很庆幸。“还好你没有要去战场的麻烦，”他说。

我没有听从祖国的召唤，我听从了爸爸的召唤，我朝着爸爸希望我战斗的地方进发：我加入了波多黎各圣胡安那里的一支乙级队，正式告别了学生生涯。怎么说呢？我究竟是被这项运动吸引，还是为了实现爸爸的意愿？我想可能两者皆有吧。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感觉天经地义，好像我又成了那个跟着面包屑走路的小男生——回到了家庭破裂之前，回到了我成为妈妈的好宝贝之前。

我还记得我从圣胡安的汽车旅馆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我是从大学退学后直接飞过去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不想回家，因为我知道妈妈会很不开心，说不定我们会大吵一架。

“你儿子打来的对方付费电话，要不要给你接通？”带着西班牙口音的接线员问妈妈。

当妈妈搞清楚我在什么地方以后，她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她的愤怒，表现在了她冷淡的声音中。她问我带了些什么衣服。吃些什么。她好像是从一张提问单上把问题一一读出来。

“安全吗？你住的地方？”她问。

“安全？我想是的吧。”

“在那里你还认识谁？”

“没有人。但队里有不少人。我还有个室友。他从印第安纳州，或者是爱荷华之类的地方来的。”

“嗯。”

沉默。

“妈妈，有机会我还可以回大学读书的。”

这次的沉默更长了。在挂上电话之前，她说：

“回到过去，比你想象的要难。”

我想，无论我再做什么，都不可能比这次退学更让妈妈伤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