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最初阶段，炎黄先民的狼性血液还没有被部分和平安定的农耕生活所稀释；凶猛桀骜的狼性性格和游牧精神，也不可能轻易被部分定居安逸的农耕环境所软化。

炎黄部族开始半牧半农。这样，他们既有凶猛的战斗性格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以保家卫国；又有相对安定的劳动生产条件，以生产供应充足的生活资料。因而这个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能量。炎黄先民从此在中原大地崛起，人口快速增长，国土剧烈扩张，从黄河流域一直扩展到长江流域。大禹陵至今还矗立在江南。

然而，逐渐扩大的农耕生活，慢慢消蚀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狼性性格，并慢慢破坏已经逐渐缩小的中原牧地的狼性造血功能。到商末时期，西部的周族开始崛起，当时周族已开始农耕，但是，由于周国地处西部，国内居民大多是戎狄游牧民族。周古公曾费大力气改革戎狄旧俗，建立新的封建生产关系。一般说来，游牧民族尚武善战；农耕民族尚文重教化。周国内部存在的农耕与游牧杂居融合的民族现象，就使得周国在民族性格上具有农耕与游牧半羊半狼的杂交优势。还有，周国经常遭到境外戎狄游牧民族的侵略，被迫与之交战，从而也得到了性格和军事上实战锻炼。因此，周民族在性格上就比较全面，狼羊结合，半野蛮半文明，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具有比中原农耕为主的民族更多的狼性血液，具有更强悍进取的狼性格，还具有较高的礼仪文明，敦厚待民爱民的向心力。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联合八个西方戎狄国，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戎车”和“虎贲”都标明了周国军队的游牧虎狼的特性。周武王在与商纣王七十万大军决战之前指天“大誓”，号召全军“如虎如罴如豺”勇猛杀敌。而“豺”就是狼。周国凶猛的虎狼之师，以少胜多，取得大胜，灭掉商朝，建立起对中华文明影响极大的西周王朝。

周国在与戎狄民族杂居交融的时候受到了游牧民族天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深刻影响，后来周国又将这一影响带进华夏，并继续把天崇拜作为华夏民族的最高崇拜，周朝的最高君王也被称为周天子。

周国和周朝的这种半羊半狼的杂交优势，使周国和西周不仅接受了一次游牧民族狼性血液的输血，而且实际上还对整个华夏民族，重新输入一次草原狼性血液。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这次输血产生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这些对华夏民族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伟大人物。那时候华夏族的圣贤，都具有刚强的游牧精神：性格强悍，胸襟开阔，目光远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产生于这个时代，也是对当时民族性格的准确写照。而这种民族精神中充满了中华游牧精神。

农耕所必然产生的不思进取的安逸腐化，是商朝覆灭的内因，自强不息的周王朝取代商朝便顺理成章。在西周的盛期，文武之道张弛有度，文治武功光辉灿烂，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阵背靠车轮，伸开腿，继续说：中华民族以后的道路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的路线发展下去的。农耕必定软化农耕民族的性格，而草原游牧必定强化游牧民族的性格，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必须依靠游牧民族定期或不定期的不断输血。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涉及到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即民族性格问题。

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证明，历史绝对不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其内在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可是中华文明兴衰发展的特殊规律直到现在还隐藏在“偶然事件的堆积”里。如果不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的研究角度及其方法来研究分析这些“堆积”，那么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中国特殊的文明兴衰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命运。

性格对于个人来说，是其能否成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民族来说，民族性格则更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国家大事。从世界各民族兴亡盛衰的历史看，民族性格属于民族脊梁问题。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强悍进取，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大就多；而一个民族的性格软弱，这个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民族价值标准看，民族性格软弱是一个民族最致命的缺陷。因为，软弱的民族性格是万恶之源，它将导致一系列最可耻、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不思进取，坐井观天、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叛卖投降、俯首称臣；人民被杀戮、被贩卖、被奴役、被歧视；民族被改种、改文、改姓、改身份等等。世界上无数古老农耕民族就因其性格软弱，而被残酷的世界无情淘汰。世界发展到现在，人口激增，生存空间和资源日益短缺，民族性格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必须更加充分重视民族性格问题。为此，就必须从民族性格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演变发展史。

我认为，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伟大贡献，最主要是在精神上性格上的贡献。而刚强进取的民族性格则是创造和支撑中华文明的支柱。华夏农耕民族是创造古代中华文明的脑与手，而游牧精神和游牧性格则是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脊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西周以后，华夏民族一个主导性的盛衰规律也由此开始：一旦华夏民族性格中的羊性太强于狼性，华夏就被异族入侵，山河破碎，任人宰割；一旦狼性太强于羊性，华夏中国就专制暴政，或军阀混战，民变蜂起，战乱不休。只有华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于羊性时，华夏中国才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中国的历史是不是按此规律发展的，而且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是不是又印证了这一发展规律。

到西周末期，长期的农耕和平环境，使得君王荒淫无度，玩物丧志，烽火戏诸侯。君主性格软化，无心富国强兵，结果周幽王被野蛮强悍的犬戎族攻杀，幽王的宠妃褒姒被掳，象征华夏最高权力和地位的“九鼎”宝器也被犬戎掠往草原，都城丰、镐西北被犬戎占领。强盛约三百年的西周覆灭。此后，犬戎便成了华夏民族最可怕的敌人，直到唐朝，中原民族还把一切西北游牧民族统称之为“犬戎”和“戎狄”。在唐代宗年间，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说：“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在唐德宗年间，大臣柳浑对德宗说：“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这个“犬戎”的“犬”字带有汉族特点的强烈的侮辱性，而且说戎狄是“豺狼”也准确地指出了犬戎或戎狄族的狼性格。至春秋初期，犬戎又成为秦国的强敌。后来犬戎的一支北迁到蒙古草原，成为蒙古草原最早的游牧民族之一。研究中国的游牧民族、游牧精神和游牧民族的图腾，也必须从古匈奴荤粥和犬戎开始。

根据文献记载，犬戎族就是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二白犬，并以白犬为图腾的西北最古老的游牧民族，属于西羌族，是炎黄族先祖的近亲。早在炎黄时期，犬戎族就是炎黄族的劲敌。《后汉书》就有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高辛氏就是黄帝的曾孙，尧帝的父亲。史料只记载了犬戎族的图腾是白犬，但并没有说明白犬是野犬还是家犬。但是，白犬到底是野犬还是家犬，关系重大，这涉及到民族性格问题、中华游牧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图腾起源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

我认为，白犬可能就是白狼，据《后汉书》记载，至汉朝，在原来犬戎活动范围内曾出现一个人口众多的西戎白狼国。到东汉明帝时，“白狼……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自愿归属东汉。白狼王还命人作诗三首，合称《白狼歌》，献给东汉皇帝。因此，我认为白狼国就是犬戎国的变种，白狼王则是犬戎的后人，而白狼族就是崇拜白狼，并以白狼为图腾的部族。白狼国的存在，也可以证明犬戎所崇拜的白犬很可能就是白狼。

退一步说，即便白犬不是白狼，那么白犬也一定是像藏獒那样的比草原狼更高大更凶猛的野狗。据史料记载犬戎族极为野蛮凶悍，根据我对游牧民族的长期研究，历史上最古老最野蛮的犬戎族，按其民族性格来说，他们绝不会崇拜性格温顺听话的家狗，就像蒙古草原上从古到今所有马背上的民族，无一例外都不会以马为图腾的那样。因为马是草原人所驯服的动物，性格凶猛强悍的所有中华草原民族，绝对不会崇拜被自己所驯服的动物，也更不会把家狗家畜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而且，图腾是草原民族神圣的精神崇拜，而家畜却是受牧人鞭打驱使的奴仆，绝无神圣可言。咱俩在草原上生活了十年还不知道吗，牧民虽然很爱狗，但是在草原人的心目中，狗与狼地位极其悬殊，狗是草原人的战友，而狼则是草原人的神灵。

因此，我的看法是：犬戎族崇拜的白犬，或者是白狼，或者就是野生白犬，一种与狼同科，与狼同形，比狼更凶猛的自由野狗。所以，当时犬戎族的“犬图腾”就等于“狼图腾”，古犬戎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崇拜“狼图腾”的古游牧部族之一。

说犬戎是最早崇拜狼图腾的部族之一，这是因为，据史书记载犬戎的母族——古羌族也崇拜犬图腾。《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里说：在唐朝初年有“白简、白狗羌并遣使入贡”，而且，唐还“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这说明古羌族也崇拜白犬。实际上，从民族归类上看，犬戎族就是西羌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羌，西戎牧羊人也。”因此，犬戎就是西羌，西羌包含犬戎。那么以上所说的“犬戎”、“白狗”和“白狼”等族就都是西羌族。由此可以断定，西羌族是以白狼或白犬为图腾的游牧民族。而“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祥”的勇猛古羌族当然也不会崇拜驯顺的家狗的，因此古羌族崇拜的“白狗”不是白狼就是比狼更凶猛的野生白狗，因而，古羌族就是崇拜狼图腾的古老民族。由于华夏人文始祖之一——姜姓炎帝族是古羌族的一支，而黄帝又与炎帝同族，那么，如果追本溯源的话，白犬图腾，或狼图腾，是中华民族的最原始最主要的图腾。

狼图腾崇拜起始于华夏最古老的羌族、犬戎族和古匈奴荤粥，后经白狼、匈奴、高车、鲜卑、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蒙古民族。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游牧民族图腾，在强悍的西北和蒙古草原上，一个又一个的游牧民族被更强悍的游牧民族打败，民族来复去，而狼图腾和狼精神却永世长存。这种狼图腾文化和精神从未中断，甚至大大超过从未中断的华夏农耕文明的历史长度。可惜，狼图腾所包含的巨大精神价值，从未被怕狼恨狼的汉人重视和研究过，甚至还故意将其打入冷宫。

特别重要的是：中华大地的这两个“从未中断”的文化，以游牧民族的狼图腾文化更有生命力，也更有价值。如果没有“从未中断”的狼图腾精神和文化，那么华夏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和文明就可能中断。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从未中断，这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奇迹，而奇迹背后的奇迹却是历史更久远、又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狼图腾之所以成为西北和蒙古草原上无数游牧民族的民族图腾，全在于草原狼的那种让人不得不崇拜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和强悍智慧的精神征服力量。这种伟大强悍的狼图腾精神就是中华游牧精神的精髓，它深刻地影响了西北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也深刻影响了全世界。

我认为历史如此悠久的狼图腾崇拜和精神，恰恰是永葆其旺盛生命活力的古代和现代游牧精神的本源。现代中国人真应该为中国还埋藏有如此伟大珍贵、悠久丰厚的精神遗产而感到庆幸和自豪。现在到了应该剥去掩盖它的农耕羊皮，而让其大放光彩的时候了。它将是当代中华民族性格转换工程的最宝贵的本土精神资源。“东方睡狮”将由于狼图腾精神的复活，而真正苏醒和抖擞起来。

好！带劲！杨克噗地拉开了一罐啤酒，连声叫好。他把酒递给陈阵，自己也打开一罐，仰头猛喝了一大口说：你这个挖掘真比白狼王挖的狼洞还要深，一直挖到炎黄的祖族那儿去了。你的结论我同意，我也认为西羌犬戎崇拜的“白犬”肯定是野狗或者就是白狼。我到现在还特崇拜咱们的二郎呢，羌族和犬戎崇拜的肯定就是这样的野狗，或者更厉害的藏獒式的野狗，绝不会崇拜听人话的宠物狗的。要不然真无法理解东方游牧民族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你这个观点能说服我。再接着讲！

陈阵一罐啤酒下肚，谈兴更盛，他挺起身，盘腿坐在沙草地上，继续开讲：西周之后，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华夏民族先祖强悍性格的遗传基因很强，又由于在陕西、山西、河北、华北北部仍保留着大量的牧地和游牧民族，甚至在现在的河北腹地定县平山一带还出现过一个由白狄匈奴所建立的著名的中山国。中山国立国几百年，以出产“中山狼”而闻名于世，因此中山国民性格强悍，与韩、燕、宋同时称王，还曾掠占过燕国的大片土地，可见当时中原华北还有不少狼性土地和狼性性格。而且，当时中原国家又经常遭受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输血，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整个华夏民族的性格依然强悍，甚至强悍到产生不出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来统治他们的程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群狼逐鹿中原，诸侯争霸华夏，血沃中华大地。“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就是那个时代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写照。从民族性格中涌出的锐意进取的力量像火山群持续喷发，此起彼落500年。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更像是一次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儒家、道家、墨家、兵家以及法家等狼家，百家争鸣，群峰林立。在华夏古代历史上出现了思想精神文化上的空前盛世。后来，中国在文化上的几次复古运动，都试图恢复当年的民族精神和性格，虽然没有成功，但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唐代韩愈和北宋欧阳修、苏轼的复古，造就了文坛上气势磅礴的“韩潮苏海”。历史证明，在政治经济上不能复古，否则就是倒退，但在民族精神和性格上必须经常“复古”。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一次非常伟大和成功的“复古”运动。

到秦朝，秦国又有一个类似于又不同于西周的开端。秦国也是地处西部，因此它拥有西北千里游牧区和秦川汉中巴蜀农耕区的半牧半农的经济基础，和在此民族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的半狼半羊杂交的国民性格。强悍性格产生强烈要求改革变法的强大动力和愿望，秦国商鞅变法首先成功，而以农耕为主的和信奉周礼的六国，却因为长期的农耕生活国民性格日益软化。秦国很快便对六国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到秦始皇时代便横扫六国，统一华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始皇开拓猛进的狼性性格，以今非古，焚书坑儒，强行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又筑长城，修驰道，建骑兵，击匈奴。敢作敢为，大气磅礴，首创了一个强悍向上的崭新时代。需要说明的是，这“书、车、行”的三同奠定了华夏民族的统一的基础。中国第一个的“大一统”并不是由儒家帝王建立的，而恰恰是由焚书坑儒的狼性秦始皇建立的。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王朝得以建立，也表明此时华夏民族的国民性格已经开始显露农耕化软弱的迹象。

然而，由于秦国立国的基地是在戎狄游牧区。秦国在秦穆公时期灭掉12个戎国，开地千里，成为“西戎霸主”，采用西戎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司马光说秦“以贪狼为俗”，可见秦国受西戎的狼性格和狼图腾的影响极深。秦国当时已经是西部大国，秦襄公还曾被周平王封过诸侯。但是，华夏其他诸侯却认为秦是西戎野蛮国，根本不承认它是华夏诸侯国，还不让秦国参加华夏诸侯盟会。秦国国内游牧民族的成份确实更重，因此，秦国国民性格的狼性过强，在这块狼性土壤中诞生的秦始皇就很容易成为一个狼性暴君。结果，暴行激起反抗，潜伏在六国民间的狼性好汉揭竿而起，开始软弱的华夏民族又被激发出强悍精神，起义遍布全国，秦王朝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而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秦国君民狼性格的因素，中国历史决不会出现以后汉唐的辉煌上升时期。

秦国到秦朝这段历史，是草原民族对华夏民族又一次狼性血液的输血，大大地冲淡了千年来从农耕生活中涌进民族血管的羊血，使刚刚又要羊化和孱弱的华夏民族性格，再一次刚强起来。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西汉时期，“汉承秦制”，西汉又承袭秦朝狼血，汉武帝在性格上就是第二个秦始皇，史家称汉武帝“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凶悍好战，举全国之兵力财力，连年征伐，毫不妥协，不灭匈奴誓不罢休。当时的汉朝，主战派占绝对优势，“锐勇轻死之士充满朝廷”，大有古羌族“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祥”的民族性格。汉武帝还大胆起用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等充满狼性豪情的将领，以骑兵攻骑兵，以骑射对骑射，凶猛果敢，长途奔袭，深入草原，血战匈奴数十年，打得匈奴元气大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甚至还把作为防御性工程的长城，也变成对草原经济封锁的进攻性武器，严禁铁器武器药材出关，斩杀大批违禁商人。

当时华夏农耕厚土上生长出来的儒家，也终于长成大树，进入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汉武帝在认识水平上高于秦始皇，他懂得儒家的作用。因此，西汉时期，狼羊结合，霸道王道杂之，狼血羊血大体平衡。西汉时期，汉民族终于在性格上从秦朝的“野蛮狼”发展到汉朝的“文明狼”，达到古代“文明狼”的最佳性格水平，与同时代的西方强悍的古罗马民族性格大致相当，国家强盛的程度也差距不远。当时整个汉民族充满了勇猛顽强，开疆拓土，消灭强敌的壮志豪情。那时的西汉国运昌盛，国富民强；文史哲经，艺术科技，高度繁荣；并第一次征服西北和西域，扩大华夏的游牧国土，切断了匈奴的财政来源，消灭了匈奴的主力，造就了一个长达400年的辉煌朝代。大汉帝国是华夏汉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之一。遗憾的是，在以后的朝代，纯粹汉民族的民族性格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和水平，此后，靠汉族独木便难以支撑华夏文明大厦了。

随着汉朝屯垦戍边政策的实行，农耕对草原的扩张，和对草原民族的一次次沉重军事打击和压迫，以及晋朝残酷的“徙戎政策”，即用武力驱逐异族出境，激起游牧民族的强烈反抗。草原民族终于又积累起巨大的报复力量。到晋末，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个草原民族先后冲进中原，又先后建立16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秦汉以来几百年的农业大发展，华夏的农业已取得优势，整个汉族已成为标准的农耕民族。民族性格羊性化，畏战怕死，不堪一击。“五胡”便像狼冲羊群一样，将整个中原变成“草原狼”的天下，时间长达120多年。在此期间，中原大地狼性太盛。因而，群狼混战，血腥残暴，尸骨遍野，人口锐减。但这次巨大灾难的内因，仍在于农耕文明的本身，温柔敦厚的农耕民族缺乏强悍的国民性格来抵御外来侵略。

建国于公元386年的北魏，是一个狼羊性格结合比较好的时代，我对北魏非常感兴趣。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和后来的蒙古族都属于东胡，两民族的语言有共同的祖源。鲜卑族发源于大兴安岭北麓的鲜卑山。蒙古史权威、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说：“据近代学者研究，鲜卑为蒙古族。”

早在东汉和帝时，汉大将窦宪击败匈奴，鲜卑乘虚占领匈奴旧地，十多万户匈奴人自号鲜卑，加入鲜卑族，同时也把匈奴的文化和原始崇拜带入鲜卑族，因此，鲜卑族又是东胡与匈奴的融合民族。鲜卑拓跋部极为凶悍，但是鲜卑的文化极其落后，连文字也没有。然而，他们有蒙古草原狼一样凶猛的性格和智慧的头脑，具有超凡的军事才能，是五胡中最卓绝的一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简直就像头神狼王，神武异常。他居然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依靠凶猛的鲜卑骑兵，扫平群狼，统一了北部中国。在中国历史西周以后，开创了第一个由草原民族建立的强悍有作为的朝代。

更有意思的是，鲜卑拓跋像蒙古草原狼一样爱动脑子极善学习，他们对汉文化极为痴迷，又一次表现出游牧民族在文化和制度上开拓进取、勤奋学习的民族性格。在冯太后和孝文帝时期，大力倡导全民族学习汉文化并与汉族通婚，几乎达到全盘汉化的程度。后来百万鲜卑迁都洛阳以后，完全使用汉语汉服汉制度，甚至将鲜卑姓改为汉性，例如将皇族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让南朝汉人来使，一时分不清是到了胡国还是到了汉国。

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民族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是有深刻的种族根源的：一是，汉文化中有至高无上的天崇拜，也就是腾格里崇拜，而汉文化中的天崇拜本来就是来源于草原民族的腾格里崇拜，是炎黄先祖从草原带到中原的原始崇拜。因此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最高崇拜与汉族天崇拜文化不仅不冲突，反而因原始崇拜的亲缘关系而情感亲近，容易接受。后来蒙古本土的蒙古族和华夏的汉族最终没有接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都接受佛教，也是与蒙古族和汉族共同的最高天崇拜有很大关系；二是，汉文化儒学中也具有早期儒学遗留下来的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强健不屈的精神也颇合草原民族性格和狼图腾精神；三是，儒家全力维护“天子”，也就是“腾格里之子”的皇权。总之，汉文化本来就是游牧民族来到农耕地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因此，当后来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农耕大地之后，就不必在文化上从头开始，只要把游牧先辈和后辈的文化成果拿来即可。当然，后来鲜卑、蒙古族和满族都看到了汉文化的缺陷，在接受汉文化时做了不小的取舍，并增添了许多游牧文化的内容。

还需要说明的是，传统观点认为游牧民族虽然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汉族却可以用汉文化征服游牧民族，这实际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最大的错误在于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华夏农耕土地的征服作用。华夏广阔的农田能够征服和软化古代任何武功强悍的游牧民族，华夏农田的征服作用远远超过文化上的作用。游牧民族被汉文化征服的观点的片面性，又在于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成份，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民族的部分所有权。而且，实际上游牧民族也不是被动地被汉文化征服，而是游牧民族主动地选择了汉文化，而这种主动选择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汉文化中有游牧文化的成份。

鲜卑拓跋的改革相当成功，北魏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国际交往频繁，一派东方大国强国的风貌。而且文化发达，佛教盛行，云冈、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的大石佛至今令人景仰，使昏庸腐败、内乱短命的南朝汉族国家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以至于后来的中国人大多知道大名鼎鼎的北魏，而对同时期南朝汉人的宋国和齐国知之甚少。北魏和南朝的鲜明对比，说明华夏农耕文化和民族性格已开始暴露出它致命的羊性软弱性。游牧民族一旦集合起整个民族的力量，抓住一次机会便可以武力入主中原，再经过短短的几代，就可以把华夏民族花费几千年时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学到手，甚至还超过你一头。而缺乏进取精神的汉民族，虽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进，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输血为生。如果几百年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狼性血液的输血，它的骨头就软得难以支撑华夏大厦。古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实际上真正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而某个具体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的某个代表人物。

鲜卑统治北中国长达140多年，这次草原民族对华夏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所谓输血和混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游牧精神和性格上对农耕民族的深刻影响。所谓“输血”，也就是游牧精神的输入；二是种族混血杂交，增强民族杂交优势，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数量。“五胡入中华”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战乱，洛阳焚毁，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战乱又造成华夏民族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据史料记载，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约有六七成的汉人逃往江南，这又进一步地减少了北中国的汉族人口。此后源源不断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族，便填补了空荡荡的中原和荒凉的洛阳。《中国通史简编》说：“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氐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时，就迁来鲜卑文武百官和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和奴仆，总数不下100万人。为了学习汉文化和增加人口，鲜卑统治集团亲自带头实行鼓励鲜汉通婚的政策。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游牧民族获得了财产和权力上的优势，就可以广泛地通婚纳妾多生子女，使得游牧民族在种族人口繁殖上也取得超过汉族人口增长的优势。因而，经过十六国和整个北朝长达260多年的民族输血和杂交混血，北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在数量上大致相当的民族混合地区，尤其以鲜卑族的数量和影响为最大。

这次民族输血和混血，使得被农耕软化和羊性化的华夏中原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又一次被激活，再一次强悍起来。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对农耕民族来说是一件痛苦和残酷的事情，但却又是对“中国病”的绝对必要的抢救性治疗。客观地说，没有这一次长期广泛的输血和混血，就不会有后来伟大的隋唐。

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这两国依然是鲜卑族执政。公元550年高洋废东魏帝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公元556年鲜卑人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依然是鲜卑政权。到周武帝时期，雄才大略的鲜卑皇帝——周武帝宇文邕又灭掉北齐，重新统一北中国。

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杨坚废掉周静帝，篡夺鲜卑北周王朝而建立隋朝，他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因此，隋朝实际上是建立在鲜卑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北朝之后的隋朝，由于刚刚经过长达260多年的五个游牧民族的狼性血液的输血，中原民族实际上是由鲜卑民族等游牧民族和汉族所组成的混合民族。又由于杨坚篡周建隋，所以鲜卑北周的统治集团也基本上被保留下来。隋朝朝廷充满鲜卑族官员，连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都是鲜卑人，独孤皇后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因此，从隋朝的国家政权的组成和民族的构成上说，鲜卑族的比重极大。从民族成份上讲，隋朝是鲜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朝代。在隋文帝时期，中原民族性格强健，文化发达，又是一个狼羊结合较好的时期。

因而，隋朝又是一个勇猛进取，有创造，有作为，了不起的朝代：实行均田制，开凿大运河，首创科举制，击败拥有40万骑兵的强大突厥，又征服南中国，结束中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战乱和分裂，建立起国土辽阔的统一国家。

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北方经过游牧民族入侵长期战乱破坏，本该在国力上落后于未受异族入侵的南朝。事实上恰恰相反，在南朝，汉族执政的宋齐梁陈一个比一个腐朽黑暗、软弱无能、内讧短命。南中国的汉族政权后来被大隋朝轻而易举地灭掉。

从此以后，在古代中国又出现一个规律：受到过游牧民族输血和混血的北方中原，无论被战乱破坏得多么严重，但大多可以灭掉或收降南中国汉族政权，而南中国汉族的最后政权则无一例外都被北方国家轻易灭掉。此规律的适用性还可以上推到秦。从秦灭楚吴、魏灭蜀、晋灭吴、隋灭梁陈、宋灭后蜀南唐吴越、元灭南宋、一直到清灭南明三藩太平天国。此规律证明，游牧性格大大强于农耕性格，强悍性格是一个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决定性因素。纯农耕的南中国一旦丧失了残存的炎黄游牧精神，又得不到新鲜游牧精神的输血，也就丧失了民族的脊梁，即便有发达的文化和经济也无法捍卫自己的国土、保障自己国家的独立。

陈阵望了一眼狼洞山坡，叹了一口气说道：但是隋朝还是一个短命朝代，根本的问题又出在狼羊不平衡上，隋朝统治集团在性格上狼性又太强于羊性。隋炀帝本人就是一个汉族与鲜卑族的混血帝王。他的生母文献独孤皇后，是一个连隋文帝都惧怕的鲜卑悍妇。独孤皇后的家族连她自己在内，先后出过三位皇后和一位皇太后。她的姐姐是北周周明帝的皇后，她的大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她的从姐妹是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生母。她的鲜卑家族性格刚勇，势力强大，深刻影响了北周、大隋和大唐三个朝代。她在皇宫，后宫不敢给隋文帝送嫔妃，她还敢于杀掉隋文帝看中的女人。这位狼性十足的鲜卑族皇后在朝中拥有大权，与隋文帝并称为“二圣”。独孤皇后还谋划了废长立幼，废黜太子杨勇，再立她所偏爱的杨广为皇太子。后来，独孤皇后成为武则天效仿的楷模。因此，隋炀帝杨广是喝“狼奶”长大的“狼”。他继承的狼性基因过多，因而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穷兵黩武，残暴腐化，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隋炀帝三伐高丽，动用几百万军队，三战三败，损失惨重，国力耗尽，激起全国大起义。大隋37年便亡，与秦朝相似。公元618年，胡化了的汉人大贵族李渊建立唐朝。

中国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大唐朝，实际上也是鲜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一个伟大王朝，是草原狼性格和华夏文明精粹的伟大结晶，达到了古代华夏文明之巅。就像“汉承秦制”那样，唐朝是唐承隋制。李唐王朝继承了隋朝皇族，尤其是隋皇族女系母统的强悍鲜卑性格。从性格血统上，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和初期君主都是胡化了的汉人和鲜卑贵族女性的混血儿。唐高祖李渊的生母、皇后、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鲜卑人，而李渊的生母就是大名鼎鼎隋朝独孤皇后的从姐妹。几代连续杂交混血，几代鲜卑家族狼性格的持久影响和熏陶，使李唐家族血统里的汉血比例降到四分之一以下，因此在性格上取得非同寻常的杂交优势。太宗李世民尤为突出，他的骁勇凶猛顽强的狼性性格堪称中国帝王之最。甚至，李家也出过李世民的太子承乾那种学胡语，吃胡食，仰慕突厥狼头军旗、想解发回草原当突厥人的极端例子。后来太子承乾被唐太宗废掉。这个极端例子也证明，李唐家族中的草原民族血统和及其影响极重极深。

我给你举几个《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例子：有一次，李世民跟李渊出战，李渊进军失利，李世民亲自率兵上阵，从敌阵后面冲进去，身先士卒，使用双刀，亲手砍杀几十人，杀红了眼，砍得两把刀都缺了口，两个袖子里都灌满了敌兵的血，他甩掉血，继续拼杀，直到打垮敌军，反败为胜。还有一次，李世民与窦建德交兵，李世民只带尉迟敬德一员大将和几个士兵去诱敌，窦建德五六千骑兵追杀过来。李世民善骑射，毫无惧色，他亲手射死一员敌将和几个士兵。尉迟敬德也杀了十几士兵，居然吓得几千骑兵不敢再追。再有，在玄武门事变中，为了大唐利益，李世民先发制人，设伏兵杀死了想加害于他的亲生兄弟建成和元吉。李世民亲手射杀了长兄建成，毫不手软，像狼一样凶猛果敢地夺取了太子位。

李世民凶猛善战，大智大勇，连当时打着金狼头军旗的突厥骑兵，甚至突厥可汗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唐太宗还被各草原民族奉为“天可汗”，也就是“腾格里可汗”。后来唐朝能降伏强大的突厥，靠的就是这种李唐家族的狼性格，还有充满朝廷的大批草原民族著名的贤臣强将。其中最著名的是长孙无忌，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长孙无忌是凶险的“玄武门事变”的主要策划人，就是他像狼一样勇敢地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并亲自带领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九人协同李世民，在玄武门伏杀建成和元吉。长孙无忌是辅佐李世民登上皇位的第一功臣，后任宰相长达三十年。而长孙无忌就是鲜卑人，他的先祖是北魏鲜卑皇族，其后世家族成员在北魏、西魏、北周时历任重臣，封王袭公，其父是隋朝的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又是唐太宗的文德长孙皇后的亲哥哥。唐太宗的祖母、生母、皇后，甚至连宰相都是鲜卑人，你说大唐王朝中的鲜卑血统和性格有多重。

唐朝的伟大来源于民族性格的伟大，也来源于唐朝女性的伟大。唐初的三位鲜卑女性不仅为唐朝养育了几代杰出帝王，而且，中国第一支“娘子军”，中国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女皇帝都诞生于唐朝。咱们到草原还不知道吗？草原民族是开放和尊重妇女的民族，妇女地位比较高，女人大多敢作敢为，像嘎斯迈那样敢徒手斗狼的女人不在少数。唐朝的鲜卑血统也决定了唐朝女性的惊人业绩，据《新唐书·诸公主列传》记载：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在李渊太原起兵反隋时，她自己先到关中地区拉起一支起义军，屡屡挫败隋军，并把义军发展到七万之众，威震关中，为李渊夺取长安立下大功。《新唐书》说：“主（平阳公主——引者注）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号称娘子军。”山西著名的娘子关就是由于平阳公主曾率军在此驻守而得名。平阳公主的生母就是李渊的鲜卑人太穆皇后窦氏，平阳公主是与李世民同父同母同性格同打江山的杰出女性。娘子军对中国女性的影响太深远了，而娘子军精神中所包含的就是自由开放、坚韧独立的游牧精神和狼精神。

还有，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也产生在唐朝。武则天出生在游牧精神浓厚、有深厚“胡服骑射”传统的山西。而山西是鲜卑族的根据地之一，鲜卑北魏最初的都城就定在山西平城。武则天的父亲曾随李渊起兵反隋，后封为应国公。所以武则天也应该算作将门狼女。后来又在李唐皇族游牧精神的熏陶下，武则天成为中国狼性最强的杰出女政治家。在性格上：她勇敢凶悍，智慧超人，大刀阔斧，铁腕血腥，毫不手软；在政策上：打击士族，强化科举，破格选才，劝课农桑，发展人口。把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盛世维持了半个世纪。

陈阵停了停，突然问杨克：你注意过武则天的形象没有？

杨克有些茫然，摇摇头说：没注意，你又发现了什么？

陈阵说：我看过武则天的画像，她很富态，有母仪之相。洛阳龙门石窟那座最著名最高大的卢舍那石像，是武则天下令凿刻的。那雕像有异常大气矜持的端庄美，脸庞颈肩丰满圆润。据说这是当时的艺术家和石工按照武则天本人的形象雕刻出来的。中国人都知道，在审美标准上，唐朝是“以胖为美”，李唐帝王大多选丰满女人为后为妃。唐太宗选武则天为妃，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后来又对武则天穷追不舍，直到把她立为皇后，而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又以丰腴的杨玉环为贵妃。几代唐朝皇帝如此热衷丰满女人，确实大大有悖于中国汉族帝王的传统审美标准。华夏汉族帝王大多喜欢苗条女人，比如：“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汉朝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就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式的女人，后来被成帝立为皇后。

那么汉唐这两个历史上齐名的大朝代，为什么会出现“环肥燕瘦”截然相反的审美标准的呢？原因就在于唐朝皇族与历代华夏朝代的民族血统不同。唐朝“以胖为美”，深刻地反映了李唐王朝鲜卑族的血统和印记。我过去也一直弄不懂为什么上个大朝代汉朝还以瘦为美，怎么到下一个大朝代唐朝突然就以胖为美了？后来弄清了李唐王朝的鲜卑血统以后才明白，再联想到咱们在草原上的生活就一下子通了。当初咱们刚到草原的时候，就发现蒙古人以胖为美，比如咱们队那个绰号叫“一盏明灯”的那仁其其格，真够丰满的，一定比杨贵妃还要胖，那时候几乎有一大半的马倌都围着她献殷勤。在额仑被牧民公认为美人的蒙古女人绝大多数是丰满女人。而鲜卑族和蒙古族是两个有着亲缘关系的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鲜卑族一定是把狼图腾和“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一同传给蒙古族了。实际上，游牧民族从古到今都以养肥牲畜为职业，以“羊大”为美，当然在民族审美上就以胖为美了。

杨克连连点头，又笑着说：没错！……不过有点扯远了吧。

陈阵说：一点也没扯远。唐朝“以胖为美”，恰恰又从民族意识的一个审美层面上证明唐朝之所以那么强悍伟大的性格根源。汉人一直回避唐朝的游牧精神和草原血统，实际上汉人很不情愿把中国最伟大朝代的大半功绩记在草原民族的功劳簿上……

我再接着讲……李世民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极其重视文治，采纳魏徵的“偃武修文”的政策。兴科举，重谏臣，着力教化，改善政治，轻徭薄赋，鼓励经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朝的疆土达到到前所未有的广度。

我特别要说的是，李世民是第一个提出“华夷平等”政策的中国皇帝。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而唐太宗“华夷平等”政策的提出，是有李唐皇族性格上的华夷混血、狼羊平衡的血统背景的。过去以及后来华夏儒家正统思想都是极力“尊华贬夷”，根本无视游牧精神和草原民族性格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华夏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而且还把这种狼性性格作为儒家教化所重点打击的对象。只有具有游牧血统的李世民，深刻看出了汉族和草原民族双方的优缺点，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行“华夷平等”政策。唐朝之所以能达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顶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使草原民族勇猛进取的性格和农耕民族的儒家精华相结合。只可惜，中国农耕土壤太广阔太深厚，李世民“华夷平等”卓越的思想，很快就被华夏强大而狭隘的农耕意识和儒家正统思想所扼杀。后来，支撑华夏民族活命的新鲜血液，仍然是草原民族用武力强行灌输进来的。但是，由于汉族农耕病体已趋严重，以后无论怎样输血，都输不出汉唐盛期的豪迈强悍的民族风骨来了。“东方睡狮”正是从中唐以后开始进入漫长的冬眠状态的，而华夏广袤农田就是它舒服沉睡的“软榻”，儒学则是使它久睡不醒的“催眠曲”和“安眠药”。

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五代十国的200年里，重又软化羊性化下去的华夏民族，又陷于大混乱之中。从此，华夏的农耕民族走向漫长的下坡通道。虽然，也出现过几次小高峰，但总的下降趋势已不可逆转。华夏文明和华夏国土的延续和保持越来越依赖于草原民族。

虽然整个农耕民族在软化，但是炎黄先祖的狼性血液的遗传，和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和混血，在华夏广大的农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强悍的种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农民中狼性好汉率领的反抗。但是农民起义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旦起义成功，也不能为新王朝增添多少新东西和新血液。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作为汉民族一次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并没有成功。究其原因，农民起义是农耕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副产品”，农耕王朝所具有的性格软弱性的局限它也不可能避免，能避免的只是极少数。虽然黄巢起义大军攻打王朝军队势如破竹，还残忍愚昧地焚毁了古代中国最为气势恢宏的长安城。但是，它还是被唐政府借来的、名不见经传的西突厥沙陀族骑兵消灭了。这是因为被输血者总比不过输血者身心强健。汉唐以后，华夏农耕民族无论是政府军还是农民起义军与游牧民族的骑兵交战总是败多胜少。

到五代十国，北中国又陷于狼性远远大于羊性的大动荡时代。北方五代梁唐晋汉周之中，后唐、后晋、后汉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权。同时并存的强大辽国，则是鲜卑后裔契丹族建立的游牧民族国家。

公元960年，赵匡胤不费吹灰之力，忘恩负义地篡夺后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后建立了北宋。北宋初期借助五代时期游牧民族的输血，还有些生气。但是，宋太祖已没有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明狼”的锐气了。宋太宗两次北伐都被契丹辽国打得惨败。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汉族国家，却易如反掌。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经济遭到大破坏，南北差距更加悬殊。南方汉族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弥补民族性格上的软弱。那里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栏玉砌”和江南水乡中软掉了骨头。因此，受过狼性格输血的北中国再次轻松灭掉或收降南部汉族国家。李后主、吴越王等国君主纷纷败亡投降。春秋汉唐时期南中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三千越甲可吞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族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了没有草原的南中国。

陈阵继续讲：宋朝是汉族国民性格质变的转折时期，除了历史种种不利因素的积累以外，宋朝对汉族性格的转换还有着两个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无力收回汉唐原有的广大草原国土。大宋大宋，实际上它的疆土连汉唐时期的一半还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华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员万里的契丹辽国。它的西面是骠悍的党项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来，从炎黄到汉唐，华夏一直拥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区，它具有制造强悍性格的造血功能，历史上广阔草原为华夏民族培育了无数强兵猛将和杰出帝王。古言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宋史·李纲传》也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唐时期，中国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经营西域，紧紧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这片草原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而游牧精神和性格则是支撑中华的脊梁。汉唐时期那种半农半牧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是华夏民族维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脉。而软弱无能的宋朝无力收复华夏西北的命脉草原牧区，就对汉民族的性格最终转换起到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宋朝“理学”的盛行。由于宋朝的华夏只剩下纯农耕的国土，中国儒教的这棵大树被纯农耕土壤滋养得越发农耕化，并发展得越来越极端，宋朝“理学”的出现，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游牧遗风、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却加强了压抑阉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是天理，必须用“天理”来灭除人欲。对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斩尽杀绝，火烧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迈得开羊的步。理学把汉民族压制调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样驯服听话，任劳任怨，使得汉族宋朝的生产力大发展，还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火药武器：火铳、火箭、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等。但是仍然弥补不了华夏民族迅速软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纯农耕的华夏汉族终于由汉唐时期强悍的“文明狼”转变为软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还是得到了一个长达160多年的稳定和繁荣。但是这不是因为它自身强大，而是由于强敌契丹辽国发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转换。辽国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几年，占领了华北幽云十六州的汉族农业区。此后，它的农业开始大发展，并向东北黑土地延伸。经过几十年的垦殖，以至于农业在辽国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大量牧民渐渐变成农民。这样一个原来纯粹的游牧民族国家渐渐便成了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国。于是，农耕软化民族性格的铁律，也对契丹辽国发生强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开始软化。在萧太后时期，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的不平等和约。宋朝每年向大辽国巨额进贡，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但长期的战争基本停止，两国“和平友好”，两国放心睡大觉，两国在安逸的农耕环境中双双繁荣和软化下去。

但是，羊欲静，而狼不休，这条规律仍然支配着世界。正当辽国农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为了摆脱辽国对女真的残酷压迫，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强悍的女真骑兵像狼群一样猛攻辽国，很快占领辽国大片国土，并建立金国。后来用了20年，到金太宗时，金国就灭掉了大辽国。连半羊半狼的大辽国都挡不住金国凶猛的狼性骑兵，那么此时早已成为富裕软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无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头羊宋徽宗，已经“文明”到成为中国杰出的画家的地步，尤擅长花鸟工笔，比绣女绣的还要柔软。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军一灭掉大辽，不待休整，迅速挥师南下，吓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让位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这是中国两位最腐败无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软弱的宋军如羊见狼，兵败如羊跑。开封几乎是开城迎敌，使金兵轻易占领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国库珍宝被掠空，后宫几千佳丽被掳往北国荒原，充当奴俾妓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武器、最智慧的《孙子兵法》的北宋，几乎不战而败，两年而亡。当时的北宋几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耻”是华夏汉族最最耻辱的一页，甚至比满清末期的丧权辱国还要可耻。至少满清还敢跟列强打几仗，周旋几十年，而且也没有退位给列强。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强化民族性格作为最基本的国策方略，无论经济文化有多发达，人口和军队有多庞大，其结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辙。

幸亏，中国当时远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如果金兵是当时高级文明的军队，那华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种、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来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后来不是被强悍的伊斯兰改得脱胎换骨了吗？而这也与宋朝无力收复西域脱不了干系。

随着华夏民族农耕性的增长，华夏民族性格日趋孱弱，大片国土丢失，华夏的首都也从接近游牧区的地方向纯农耕区败退，从西北退向东南，越退越软，越软越退。从秦汉隋唐时期的长安，退到东汉西晋的洛阳，又退到北宋的开封，最后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当时中国民风温柔的靡靡歌舞之乡，它竟然成为汉族大宋朝的最后国都。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软弱无能的南宋最后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此种北强南弱的局面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狼的经济、科技和思想输入南中国以后，才得以根本改变。

陈阵长叹一声，接着说下去：但是我仰望腾格里，仔细想想觉得腾格里还是对的，性格这么软弱的民族实在不配占据这么辽阔肥沃的土地，真是给天父腾格里丢了脸，天理难容，真真到了要开除这个民族的“球籍”地步了。腾格里的“天理”没有错，软弱的农夫不应痛骂人家的残暴，实际上农夫们也是按此天理来对待庄稼的，绝不肯让弱苗懒秧占着好地，而毫不留情地铲除它们，给强苗优秧让位。不过腾格里还是没有开除这个民族的球籍，毕竟华夏民族的脑和手闻名于世，最早驯化了野生粟和稻，创造了丝、茶、瓷、漆业，贡献了四大发明等先进技术，以及浩如烟海的文史哲经。尤其是四大发明：指南针帮助西方民族成为真正的航海民族，帮助他们成为能在大洋中辨别方向的海狼，帮助他们发现新大陆，攫取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造纸、印刷术和火药又帮助西方民族摧毁了中世纪愚昧和坚固的封建城堡。华夏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苍天有眼，腾格里还是派出它的大儿子——草原游牧民族，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农耕弟弟，继续给它输血，硬化它的脊梁，让它重新站立振作起来。

农耕必定软化民族性格的这一规律继续发生巨大作用。灭掉了契丹辽国以后，强悍的大金国又重蹈大辽国的覆辙。金国时期农业大发展，到金国盛期，耕地面积甚至超过了北宋。农业人口也急剧膨胀，从金初的300万户，发展到金中后期的760多万户，4500多万人口，超过了北宋真宗景德时期的全国人口，结果，女真民族也日益衰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