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听窗外，仲秋的夜晚，万籁俱寂。她不知道，东厢房里的兄嫂将怎样度过这个良宵，怎样谈论那个高尚、纯洁、神圣的字眼儿：爱情。

深夜，天真无邪的少女辗转反侧，难以入梦。从现在开始，西厢房里没有了陈淑彦陪伴，陈淑彦已经属于哥哥了。就像获菲莉妮唱的那样，“她进去时是个女郎，出来变了妇人”。她为淑彦而祝福，又莫名其妙地为自己“失去”了淑彦而惋惜。

次日绝早，陈淑彦的兄弟来了，照老规矩来送“开门礼”。这礼，应装在食盒之内，或一架，或两架，每架由两人抬着送来。陈家诸事从简，便让大小子提着来了，进门道“唔吧哩克”，韩太太率领全家，热情接待。礼盒让姑妈收进厨房，里面装着子孙饽饽、长寿面、蒸食、红枣、茶叶、牛羊肉。姑妈将长寿面少许，煮了，送入新房，请新人食用，其实并不真吃，摆设而已。陈淑彦梳洗已毕，便到喜棚下向公公、婆婆、姑妈以及小姑新月，一一奉献盖碗茶，并分送由娘家带来的“开箱礼”：送给公公一支笔，送给婆婆一双袜子，送给姑妈一条手绢，送给新月的是一块喷香的香皂……都欢喜得了不得。这礼不拘厚薄，但却不可免，即所谓“分大小”的仪式。其实陈淑彦在西厢房住了数月，把居家的“大小”早已分得清清楚楚了。

分完“大小”，天星和陈淑彦就该去“回门”了。

韩太太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回门礼”：鲜鱼、活鸡、糖耳、蜜柿、红枣、栗子、油糕、月饼、茶叶、牛羊肉、来往卷、切面，等等，一应俱全，交给天星，天星却面有难色，嘟嘟囔囔地说：“怎么今儿还不算完啊？”

“这叫什么话？”韩太太伸出手指头点着他的额头，“大喜的日子，不许说什么‘完’不‘完’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头儿呢！快去，快去，你岳父、岳母把娇娇的大姑娘给了咱们，该当的上门儿去道谢！人人两重父母，见了面儿要叫‘爸’，叫‘妈’，别这么样儿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听见没有？”

“嗯，听见了。”天显低着头，瓮声瓮气地回答。

陈淑彦偷眼瞅瞅这位事事都发憷的丈夫，羞红的脸上，泛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哥，你怎么连这么点儿勇气都没有啊？”新月替哥哥着急，笑着说，“是不是怕见人？不好意思？没关系，我陪你去！哎，淑彦……嫂子，怎么样？”

“那好哇！”陈淑彦说，“有你陪着，省得我一路上闷得慌呢！可是，今天没有小汽车了，咱们得走着去，你行吗？”

“行，怎么不行？”新月兴奋地说，“我又不是没走过路！”

“得了，得了，姑奶奶！”韩太太不耐烦地打断了她们的话，“人家姑娘‘回门’，你跟着去算是干什么的？这里头有你什么事儿？”

“哦……”新月一愣。

姑妈忙笑着说：“新月呀，昨儿个，你不是去迎了亲吗？为你哥、你嫂子，也尽了心了，受了累了，今儿就在家歇着吧！”她似乎看出了新月不高兴，有意说了个笑话儿：“今儿这‘回门’是淑彦的事儿，赶明儿你出了门子，才该你‘回门’呢！”

新月脸一红，低下了头。

韩子奇毕竟是个男人，他没有留意妻子的话伤了女儿的心，也没意识到女儿心中想些什么，就说：“好吧，好吧，两人快去吧！淑彦哪，见了你的父母，替我问候！”

“哎。”陈淑彦答应着，不无遗憾地看了新月一眼，就随着她的兄弟，偕同她的丈夫，带了“回门礼”往外走。天星穿着那一身不大自然的中山装，脸上说不清是什么表情，低着头，手里提着礼盒出门去，那倒挂在手里的两只活鸡，挣扎着，扑棱着翅膀。

一家人把他们送出大门外，看着他们走远了，才慢慢地回到院子里来。韩子奇回书房去拿他的手提包，他也该上班去了，那提包里，韩太太装了好些喜糖，让他分赠给特艺公司的同事。

送走了新人，韩太太满心欢喜地回到喜棚下，像还没有过完瘾似的坐在那儿，端起儿媳妇给她沏的那碗盖碗茶，拈起盖儿，拂了拂茶叶，香香地抿了一口，透透地舒了一口气：“托靠主！这桩喜事儿总算办得圆圆满满，我这心事就全没了！”

说的人也许无意，听的人却有心。新月沿着廊子慢慢走回西厢房，看见妈妈那心满意足的神情，听见妈妈那脱口而出的话语，心里一动，不禁想到了自己：她在哥哥、嫂子的这场准备了数月之久的大喜事儿中，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呢？是跟着“凑热闹”的局外人吗？现在，喜事儿办完了，她在妈妈的心中，还占据什么位置呢？

默默地回到西厢房，和衣躺在床上。她累了，困了。昨天的奔忙，昨夜的失眠，现在才突然感到了疲乏。她什么也不想了，昏昏睡去。

在梦中，她看到了燕园，二十七斋、备斋、未名湖，那里才是她的世界。她看到了她的同学、她的老师……

不知在什么时候，姑妈把她叫醒了。醒来使她感到空落，感到孤寂。

“新月，该吃饭了咳！”

“姑妈，我不饿。”

“你今儿的药吃了没？”

“哦，还没……”

“瞧瞧，没有淑彦提醒，你把自个儿的事儿都忘了。”姑妈唠叨着，伸过手，抚着她的脸，“哟，你怎么这么烫啊？着凉了？”

“我……不知道……”新月懒懒地翻个身，又接着睡了。

姑妈风风火火地就往上房跑，“新月她妈！你去瞧瞧，这孩子脑门烫人，是不是……？”

“嗯？”韩太太正靠在太师椅上打盹儿，打着哈欠站起来，跟着姑妈往外走，“瞧瞧，我怎么连一天的踏实都没有哇？甭着急，不碍事的，头疼脑热的，谁也免不了！”

可是，她哪里知道，对于一个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来说，“头疼脑热”将意味着什么！

一对儿“回门”归来的新婚夫妇一前一后走在街上。所谓“回门”，便是古人所说的“归宁”、“省亲”，用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回娘家”。这种礼仪，可以搞得极为隆重、繁复，花上五天、十天工夫的都有，但也可以搞得简便之极，仅到娘家吃一顿饭便可当天返回。陈淑彦的娘家便取了这最简便的形式。吃过了午饭，天星说：“走吧！”陈淑彦便告辞了父母兄弟，随着丈夫回婆家去。

天星走在前面，低着头，也不说话。陈淑彦跟在后面，两人拉开了两三步的距离。如果是不认识的人看见他们，恐怕想不到这二位已经在昨天动用了那么多人马、以那么大的声势办完了喜事儿，还以为他们是刚刚经人介绍、头一回儿见面儿的“对象”呢，你瞅，两人走在当街还不好意思说话儿呢。

陈淑彦一边走着，一边回味着昨天盛大的婚礼和洞房花烛夜，像梦一样来临，也像梦一样过去了。她的父母、兄弟，她的亲戚、邻居，对她的婚事都是极为满意的，那么，她也就应该满意了，一辈子的大事儿，圆满地交待过去了，以她的“条件”，能嫁到这样的人家，受到这样的欢迎，应该“受宠若惊”了。但是，她又有些糊涂。她在寻找过去的梦，经过了昨天的“热闹”之后，她过去在梦中期待的东西，似乎已经得到了，又似乎还没有到来。那是什么？她说不清。她想起在那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新月躺在她的身边，轻轻地给她背诵拜伦的诗，像夜风拂着她的面颊，像清泉流过她的心扉。在大海环抱的、隔绝尘世的一个美丽的小岛上，两个深深相爱的年轻人，每人都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对方的心，两双贮满深情的眼睛，闪着宝石般的光辉……啊，那就是爱情，纯如水明如月深如大海坚如磐石的爱情。她就是怀着那样的憧憬，走进了韩家，寻找自己的归宿。“张三李四满街走，谁是你情郎？”她想起新月在住院期间反复背诵的台词，“情人佳节就在明天，我要一早起身，梳洗齐整到你窗前，来做你的恋人。他下了床披了衣裳，他开了房门；她进去时是个女郎，出来变了妇人……”是的，一番热闹之后，她“变了妇人”，她的童贞，她的心，她的命运，她的一切，都交付给了韩天星，天星就是她的恋人，她的如意郎君。从今以后，她要全心全意地爱他，和他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白头偕老。现在，他正走在她的前面，隔着两三步的距离。她回味着，东厢房里并不像拜伦笔下的海上小岛那样回荡着天涯牧歌，韩天星也不像唐璜那样充满柔情，但这就不是爱吗？也是吧？现实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恐怕爱情也不止是一种规格，前面的这个倔小子，也有他的可爱之处呢，新月不是说吗，“他要是跟你好，就把心掏给你！”是的，陈淑彦相信，瞧天星那个样儿，跟自己的妻子走在一块儿，还害臊呢，一看就是个过去从没搞过对象、从没接触过女性的老实人！

陈淑彦看着丈夫那梗着脖子、耷拉着脑袋的背影，不禁扑哧一声笑了。

“你，乐什么？”天星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声。

“乐你那傻样儿！”陈淑彦说，“你跑那么快干吗？人家又不会吃了你！”

天星就放慢了速度，让她跟上来。他不傻，听得出来妻子的话是甜的，所谓“人家”就是指她自己，她当然不会吃了他，她是不愿意这么像路人似的离得老远地走，想挨得近点儿，慢慢儿地走着，聊着，像一对儿“情侣”。可是天星觉得不好意思，这一带离他的厂子不远，有些同事也住在附近，他怕被人家看见。其实，昨天的婚礼，厂子里来了不少同事，这明媒正娶的两口子还怕人家看吗？他还是觉得有些怕，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咳，你也不跟人家说句话？就跟不认得似的！”陈淑彦跟上他，瞅瞅这个“徐庶进曹营”的柠种。

天星讪讪地笑了，他不是不想答理妻子，淑彦对他好，对他真，他心里都知道，就是嘴里不会表示温存。“说……说什么？你说吧！”

陈淑彦等来的却是这么一句开场白，什么甜言蜜语也就很难跟他说了。但她知道丈夫的秉性，她不能跟他比着犯“拧”，就主动找话儿说：“咳，你看过……”刚说了一半儿，就又停住了。她本来想问天星：你看过拜伦的诗吗？看过莎士比亚的剧本吗？可是一想，自己刚从新月那儿夏来的那点儿东西，还似懂非懂，天星未必比她知道得更多，就想了想，临时换了个内容：“你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个电影吗？”

天星心里一动，他平时很少看电影，但这部电影他却是看过的，是和容桂芳一块儿看的。那是在去年夏天，他们正在热恋之中，容桂芳买的票，在“蟾宫”电影院看的，有意找了个离家、离厂子都很远的地方，怕碰见熟人。看完了电影，容桂芳还一路跟他说起来没完：“电影里的那句词儿，记得不？‘梁山伯与祝英台，前世姻缘配拢来’，咱俩就是这样儿，前世的姻缘，命中注定让我碰上你，就是两人变成蝴蝶儿也不分开！……”那话说得多好听！可是人心变得快啊，他辛辛苦苦从张家口买回了羊，等着容桂芳来过年，而她却突然冷淡了，不来了，不明不白地撤退了，把过去说过的话也忘了！……现在，韩天星离开了容桂芳也娶上了媳妇，婚也结了，门也回了，他赌了这一口气，过去受的屈辱似乎也已经雪洗了，他也就不愿意再想起那个负心的容桂芳了，平时在厂子里见面儿都不说话，就像根本不认识那个人，要把和那个人有关的一切记忆全忘掉！可是，偏偏陈淑彦今天问起那部电影，已经忘了的事儿就又翻腾起来了，这使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不想让陈淑彦知道在她之前还有一个容桂芳，甚至觉得自己在结婚之前和别人搞过对象就是对不起妻子，但那又是没法子抹掉的事儿！这个老实人脸红了，“看过，怎么了？”他问，似乎在担心妻子看破了他心中的隐秘。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陈淑彦笑笑说，她并不知道天星为什么脸红，更不知道容桂芳的半点儿影子，只是觉得自己的丈夫太老实，老实得近乎傻，“瞧你那个样儿，就是个傻梁山伯，十八相送，人家跟他说了一路，他全不明白！”

天星憨笑着说：“你瞎扯什么？闲心倒不小！”

“我忙了二十一年，难得歇这三天婚假，倒真想闲一闲！”陈淑彦说，“哎，咱俩上公园逛逛去呀？”

“逛公园？”天星迟疑地站住了。

“嗯，咱去歇会儿，聊聊，划划船，”陈淑彦极有兴致地煽动他，“跟你认识这么长时间，你都没陪人家逛过一回公园，糊里糊涂地结婚了，等于没搞对象！天星，给我补上吧，啊？”

天星感到惭愧。妻子说得一点儿都没错，他把她娶过来，娶得太容易了，没有经过“追求”，也没有经过“热恋”，就轻而易举地做了他的妻子。但她也是个人，是个女人，也需要情感，需要温存，而他却做得太不够了。在结婚之前，两人除了一块儿为了新月的事儿往医院跑，就再也没有别的内容了，没看过电影，没遛过马路，没逛过公园。他真该补上！“你说，上哪儿去呢？”

“陶然亭近，就立陶然亭吧！”陈淑彦高兴了，她愿意陪着丈夫到公园里的柳阴下、花坛旁去走走，在湖水中荡一荡小船，谈一谈和家庭、和工作、和这个乱哄哄的世界上的人都无关的、只属于他们俩的事儿，体会体会那恬静幽雅的爱的情感，爱的乐趣，就像一对初恋的情侣。她匆匆地做了少妇，却还想追回失去了的少女时代，延长一些，再延长一些……

“陶然亭？”天星一愣。那也是他和容桂芳去过的地方！一想起那柳岸、那小船，容桂芳的脸就像个不祥之物浮现在眼前，真败兴，这个影子怎么老是赶不走？

“走吧！”陈淑彦兴致勃勃地扶着他的胳膊，就要过马路，去坐十路公共汽车，从这儿去陶然亭是很近的，只用买五分钱的车票。

“哦，算了吧，今儿就别去了，以后再……”天星嗫嚅着说。他的兴致全让容桂芳给破坏了。

“以后？以后就没闲工夫了，”陈淑彦还不甘心，“这会儿天还早，咱们回去还能有什么事儿？”

“也没什么事儿，”天星说，他没法儿说出不愿意去的原因，只好找别的借口，“我怕……怕新月在家门得慌，回去你好陪陪她。改天，咱们带她一块儿到公园玩玩儿，不好吗？”

“那……也好。”陈淑彦不得不放弃了她的提议。她知道，天星在任何时候都忘不了他的妹妹！她当然也惦记着新月。这几天，她自己忙着当新娘子，就把给新月当“护士”的事儿往后放了，倒是让新月为她的婚事忙里忙外，还亲自去迎亲，上车下车地一直照顾着她，其实新月还是个病人呢，这让她太不落忍了。今天早晨，新月要跟着来“回门”，妈没让，那也是心疼新月，可是看得出新月不大高兴呢，回去得好好儿地谢谢她，安慰安慰她！

一提到新月，陈淑彦的“闲心”就没了，刚才关于“爱情”的充满诗意的念头就都烟消云散，两人径直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天星走在左边，她走在右边，两人挨得挺近，也没有再拉开距离。

出来开门的是韩太太。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他们居家倒是都好哇？……”韩太太脸上挂着笑容。

天星一眼就看出她脸上的笑容不大自然，没顾上回答她的话，进门就问：“妈，家里有什么事儿吗？”

“没什么事儿，”韩太太说，“就是新月有点儿发烧……”

“什么？”天星一惊，拔腿就往里面跑，陈淑彦也赶紧跟上去。

西厢房里，姑妈正坐在新月的床前，把水盆里的凉手巾轮番敷在新月的额头上，一边还擦着泪，唠叨着：“主啊，别叫我们新月受罪，这烧快退下来吧……”听见脚步声，回头见是天星和陈淑彦，“噢，你们可回来了！”

陈淑彦匆匆跑进来，伸手摸摸新月的额头，“呀！很烫！”赶紧拉开写字台的抽屉，取出温度计，插在新月的腋下，水银柱立即缓缓上升！

天星急得咆哮：“为什么不送医院？”

韩太太搓着手说：“可巧你们都不在家，我们两个老太太有什么主意啊？”

“急死人了！”姑妈哆嗦着说，“要人没人，要车没车……”

“车！”天星大吼一声，脑门上的青筋乱蹦，“车都在昨儿摆样子了，该用车的时候倒没车了！”

陈淑彦拔出温度计，“三十九度七！”她惊叫着，“大夫一再嘱咐：注意别感冒，别感冒……快，快走！”

“走吧，我背着她走！”天星说着，伸手扶起半昏迷中的新月，陈淑彦托着新月，让他背好了，天星不顾一切地往外跑去！

陈淑彦紧紧地跟在旁边，两手扶着新月，脚底下磕磕绊绊，也顾不得了……他们出胡同往北，街口就有十路公共汽车，可以一直坐到东单，从那儿到同仁医院就不远了。

这边儿，“博雅”宅门前，两个老太太心慌意乱地站在那儿，跟傻了似的。她们的头顶、门两旁、门媚上的大红“喜”字在夕阳下熠熠生辉，大喜事儿的喜味儿还没咂摸够，灾难却又早早地降临了！

韩太太站在青石台阶上还在愣神儿，不提防身旁的姑妈扑通摔倒了。

“大姐，大姐！”韩太大吃了一惊，转身来扶，却见姑妈身体蜷缩着靠在门旁的石鼓上，脸憋得紫红，闭着眼，咬着牙，左胳膊僵直地伸着，右胳膊弯在胸前，死死地捂着左边的胸口。

韩太太伸手去拉她，姑妈却像死了似的，拉也拉不动，韩太太顿时吓得脸色煞白：“主啊！……”

未名湖畔，紫红的枫叶在晚风中轻轻地飘落。

楚雁潮那间小小的书斋窗口，亮着灯光。

新的学年第一学期已经过了两个月，英语专业去年的新生，除韩新月之外都升入了二年级，更上一层楼了，谢秋思取代了新月的领先地位，成为同学们的竞争目标，连罗秀竹都想和她争个高下。楚雁潮还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兼英语教师，系领导和严教授都希望他管到底，他当然也责无旁贷。这是他任教以来接触的第一批学生，一年来，他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手，把他们都培养成材，五年之后，全部合格地送出学校，送上人生征途，那时候，他对国家、对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才能感到问心无愧。惟一让他遗憾的是，这个班本来有十六名学生，现在却只剩下十五名了，他们中间，少了一个韩新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如果新月的病治疗顺利，她也得到明年的暑假之后才能复学，从一年级重新上起，而到那时，别的同学都已经升入三年级了，这个班将永远失去新月，是确定无疑的，她将比别人落后两年而不是一年，这也是无法改变的了。楚雁潮为了稳定她的情绪，曾经做出了难以兑现的许诺：等她复学，还当她的班主任。这也许促使新月下了决心休学，但楚雁潮却深深地感到不安，这明明白白的是欺骗。出于好心，他欺骗了自己的学生，欺骗一个对他十分信赖的姑娘！他知道，自己和新月的师生关系已经结束了，除非新月在康复之后能以优异的成绩连跳两班，追上那十五名同学。这样的情况，在北大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但他相信，发愤的新月有潜力创造这个奇迹，他盼望着！可是，这能取决于新月吗？能取决于他楚雁潮吗？明年，明年的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世界上没有任何科学手段可以预测人的命运，人只有怀着希望往前走，哪怕那希望是渺茫的。如果没有希望在前面诱惑着人，人也许就没有前进的勇气了。正因为他心中怀着一种似乎十分清晰又似乎十分渺茫的希望，他在做着一名教师所应该做的、甚至超出了教师职责的一切。每隔不久，少则一周，多则半月，他就要去看看新月；每一个月的复查，他都尽可能地陪新月一起去，并且和卢大夫做一次交谈；他让郑晓京在宿舍中保留着新月的床位，这也是新月本人要求的，不要把她的行李全部搬回去，除了日用品以外，留一些东西在那里，占住那个床位，等到她复学的时候，还住那儿，而不管将来能不能同班。这样，就好像她还生活在同学们中间。她不愿意离开这些同学。也许，明年的秋天，一切都能像预想的那样，谁知道呢？

台灯下，《故事新编》的译文又中断了。这些日子，他非常繁忙，要学习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要贯彻《高教六十条》，有各式各样的会，都是必须参加的。从越来越浓、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神圣的政治空气中，可以感到郑晓京去年透露的信息正在被证实，中国已经和苏联分道扬镳，一切人都必须勒紧裤腰带斗志昂扬地经受考验；此外还有他本身的职责，二年级的教学，要花更多的时间备课。因为严教授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必须为恩师担当起一切。他的业余时间，能够用于译著的就更少了。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总是很难在宝贵的业余时间把心静下来，集中到稿子上去，常常是人在备斋中，心在“博雅”宅，愣愣地坐了半天，笔下竟不着一字。《铸剑》完成之后，《出关》就译得更慢，那位骑着青牛？j？j惶惶地西出函谷关的老子，就总也过不了这道关。外文出版社的编辑非常着急，一再催促说：这本集子本来计划在今年出书，现在不得不推迟到明年，但如果不能尽快脱稿，连明年能否出来也就很难保证了，所以请他快、快、快！这实际上给了楚雁潮一个喘息的机会，推迟到明年，总是来得及的吧？没有完成的稿子，只剩下三篇了，就是《出关》和《非攻》、《起死》，他无论如何也要抓紧时间把这三篇译完，否则，他就不仅让责任编辑失望，也让新月失望了。每次去看新月，她总是急着向他询问槁子的事儿，这个对翻译事业入迷的学生，把老师的事业也当成自己的事业，把这部稿子作为希望和情感的依托，只要他们一谈起译著，新月的情绪就格外的好，因病辍学的寂寞、痛苦就被冲淡了，仿佛她没有离开自己的跑道，还跟着老师往前奔呢。是的，楚雁潮决不能丢下这位小小的“同道”，未来的事业向他们展示着灿烂的前景，他一定要带着她往前闯，闯过横在面前的这道关口，新月就可以步入坦途，他瞩望她能取得比老师更好的成绩！

……他收住了时时纵逸的思绪，集中到面前的《出关》上。译文中断在开始的那个段落，孔子来见他的老师老子，老子给他讲“道”：“……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换的；时，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

他拿起笔，译下面的文字：“只要得了道……”这时，房门“笃、笃、笃”响了三声。他烦躁地放下笔，用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覆盖住桌上的手稿，然后说了声：“请进！”不知是哪位不速之客前来打扰了。

“楚老师！”郑晓京精神抖擞地走进来，身上的那套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还不舍得换，胳膊肘上还显眼地打了一块补钉，好像刚从南泥湾回来似的，腕子上的手表却是崭新的“欧米加”。

“噢，郑晓京同学，请坐！”楚雁潮站起身来，习惯地把仅有的一把椅子让给客人。

郑晓京并不谦让，稳稳地坐在那把椅子上，双肘支着桌面，两手的十指对叉着拢在一起，支着下巴，望着她的老师。那神情，像是静等着聆听老师的教诲。而楚雁潮却看得出来，这恰恰表明她自己有话要说。

他在猜测着她的来意。是又要分配什么角色呢，还是来向他“汇报工作”？

都不是。郑晓京此行的目的，是他所不曾料到的。

“我想跟您随便聊聊，楚老师，”郑晓京开口了，一只手从下巴底下抽出来，抚弄着桌上的那张《人民日报》，大概是想做出“随便”的样子，“本来早就想跟您谈的，最近事儿太多，班里一摊儿，还有系总支一摊儿……”

楚雁潮从老子、孔子的会见中回到了现实生活。他知道，郑晓京前不久当选了系党总支的宣传委员，这位身兼两“摊儿”工作的女学生刚才的开场白决不只是为了“随便聊聊”，现在是中共北京大学西语系总支部的一位领导同志来找他谈话。这种谈话通常都是极其严肃的。

楚雁潮立即从心理上调整了师生之间的惯常位置，正襟危坐，等待下文。

“怎么样？”郑晓京微笑着，以一个问号开头，使人全然不知她所问的是什么“怎么样”、哪方面“怎么样”，因而也无从回答。其实这样的问话一般不必回答，仅仅是一种类似“叫板”的发语词而已，实质性的内容在后头。“最近，在咱们系的老师们中间，思想情绪怎么样？对党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啊？”

“哦，”楚雁潮简直无言以对，“我……不清楚，很少和别人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郑晓京宽容地看了看他，并没有一定要问出点儿什么来的意思，而只管继续说下去：“对于积极靠拢组织的同志，党是很注意培养的，特别是像您这样工作能力很强的青年教师，如果能吸收到组织里边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楚老师，您对于组织问题……”

像一块巨石突然投进平静的湖水，楚雁潮心慌意乱了。尽管郑晓京极力摆出老练沉稳的架势，但她毕竟太年轻了，那近乎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工作方法，那过于明显的“暗示”，已经让楚雁潮心领神会。这是党在向他召唤，在启动他心灵的门窗！对于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每一个中国青年人来说，这都是求之不得的，闻之足可以热血沸腾！

但是，楚雁潮胸中的波澜却很快地复归于平静，他迟疑地望着郑晓京，说：“我……并没写过入党申请书啊！”

“是吗？”郑晓京略略有些意外，在她所接触的人当中，组织上找上门来谈话而本人尚未提出申请的现象是少见的。但她很容易地便打消了这一点疑虑，“这有什么关系？随时可以写嘛，现在也为时不晚啊！写申请书、填表，只是个形式，更重要的是首先从思想上入党！鲁迅并没有在组织上入党，但他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入党比他的学生晚得多，但他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加入了党的队伍，这是最可贵的！楚老师，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为了心中的信仰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疾风知劲草’啊！”

说起这些，郑晓京十分激动，使得任何人也无法怀疑她发自内心的虔诚。

楚雁潮不能不被她所感染。虔诚本身就具有感染力。任何一位真正的而不是伪装的宗教信徒，也不管他尊奉的是什么教义，当他心口如一而不是阳奉阴违地祈祷跪拜时，也足以使毫不相干的旁观者肃然起敬。何况，对于郑晓京不惜为之献身的信仰，楚雁潮并不是一个旁观者！自从红旗插上了上海城，他便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毫无例外地接受了这一切。以后，他来到了北京，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炼钢铁……一个刚刚跨入青年时代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和评判这一切，但他宁愿相信，这都是天经地义的、勿庸置疑的，一直到饭越来越吃不饱，革命越来越艰难……

“是啊，人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追求，不能没有归宿。”他说，声音有些颤抖，“共产党员，是一个崇高的称号，我也曾经想……可是……”

郑晓京认真地倾听着，她希望这位年轻的教员畅所欲言，像在英语课堂上那样，而不必吞吞吐吐。

楚雁潮却又迟疑地停住了。虽然他是个“党外人士”，但凭着常识也知道，发展党员应该是组织委员的事儿，而郑晓京却是宣传委员，况且毕竟还是他的学生，有些话，他有必要在这个场合对她说吗？

“也许我不该问，”他嗫嚅着说，“是组织上委托你……”

郑晓京被问住了。今晚的游说，完全是她的自发行动而并非组织派遣。但是，这和组织原则并不矛盾啊，在教师和学生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这是校党委和系总支都已经明确的任务，每个党员都有培养“发展对象”的义务和担任介绍人的权利，何况她本人还不仅是一个普通党员！她对楚雁潮的关心决不是盲无目的的心血来潮，她敬佩自己的老师，并且希望能亲手把他吸收到党组织里来，这样，无论对于系里还是班里的工作都是极为有利的。现在，楚老师却似乎有些不“领情”，是对她郑晓京不够信任吗？还是想讨得更大的“保险系数”？

她没有正面回答楚雁潮提出的问题。自尊心使她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煞有介事地“培养发展对象”之前并未讨得明确的令箭，而组织纪律又提醒她不可假传圣旨，便索性放着胆子做了一个大得没边儿而又不留把柄的许诺：“楚老师，您不要有任何顾虑，对每个有入党要求又符合条件的同志，党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党，是我们的母亲啊！”

楚雁潮又是一阵激动。他确信，郑晓京是代表着党组织来关怀他这个徘徊在党的门外的青年；那么，他现在所面对就不是自己的学生而是“母亲”了。儿子对母亲有什么话不可以说呢？

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要倾吐心中的疑虑是那么困难！

“组织上……审查过我的历史吗？”他试探地问。

“历史？”郑晓京觉得奇怪，“一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还能有什么复杂的历史啊？”

“哦，我说的是……我的家庭。”

“您的家庭很简单嘛，职员出身，您的母亲是小学教员，还有一个姐姐在……在商店里做会计工作。就这些嘛！”

郑晓京回答得很准确，看来，她对班主任做过一番起码的调查研究。但这并不全面，以致楚雁潮不得不提醒她：“还有，我的父亲……”

郑晓京一愣：“我印象中好像您没有父亲？”

“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父亲！”楚雁潮这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从童年时期起他就不能忍受邻家的小孩和同学们认为他“没有父亲”的侮辱。但不知为什么，他现在“喊”出来的这句话却声音非常低，而且显得沙哑，“我有父亲，但是他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在履历表上都填过的，组织上不了解吗？”

他的脸涨得紫红，期待地望着党的代表。他希望郑晓京再仔细回想一下，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这些情况，组织上都掌握，并不成为你入党的障碍。那么，他会毫无矫饰地立即流下热泪，而不管最终能否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为卸下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很遗憾，他等了一秒、两秒……一直等了很久，两眼直直地望着，却没有等到他所希望的回答。

权力虽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郑晓京并没有看过楚雁潮的档案——那种被某些人称之为“生死簿”的东西。现在，她为自己准备不足而贸然采取的行动感到隐隐的恐慌，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又促使她想探究未知的一切。

“您的父亲，”她预感到那一定是个不妙的角色，只能往坏的方面猜测，“是地主？资本家？”

“不是……”楚雁潮的声音低得几乎自己都听不见，也许仅仅嘴唇在嚅动。

“右派分子？”

“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呀？”郑晓京有些按捺不住了。

楚雁潮痛苦地垂下了头，在当今社会中最坏的称谓轮番向他压过来，使他难于承受！看来，“母亲”并不了解他的父亲，他后悔自己主动地引出了这个话题。现在他想后退也已经不可能了，仅仅出于维护自我的尊严他也必须澄清这位举足轻重的郑晓京对他的种种误解，何况他要说的都已经白纸黑字记载在档案里，对党组织来说，也根本不成其为秘密！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脸上由突然的充血而涨成的紫红褪去了，玳瑁眼镜后面的双眼不再犹疑闪烁而恢复了平静。现在，郑晓京看到的仍然像在英语讲台上的楚雁潮，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

那已经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

1934年的秋天，中国正处在国共两党之间“围剿”和反“围剿”的激战之中，上海则是在文化上两股政治势力你死我活的战场。

那时候，楚雁潮还怀在母腹之中。8月31日——母亲说过无数遍以致使楚雁潮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傍晚，在一所中学教国文兼英语的父亲刚刚下班回家，还没来得及脱下长衫，听得楼下有人叫：“楚先生！”他以为是熟人来找，便应声走出亭子间下了楼。这时候，母亲无意中向窗外瞟了一眼，却看见两个身材高大的人猛地向父亲扑过去，一个用胳膊卡住他的脖子，另一个飞快地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母亲吓坏了，放下抱在怀中的姐姐就往楼下奔，但是父亲已经被拖进了一辆不知什么时候停在弄堂口的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母亲哭着，喊着，拼命地追呀，追呀，她根本不可能追上汽车。

她到处哭诉，到处打听，没有任何音信。她哀求校长为她做主，校长躲都躲不及：“学校出了这种事体，谁能想到？楚先生个人的所作所为，与本校无涉！你问你的丈夫去！”

到哪里去问？父亲无影无踪。一切都像是事先周密地策划好了的，他突然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第二年的春天，母亲在绝望中生下了他，按照父亲早已有的嘱咐，命名为“雁潮”。谁能够想象母亲在怎样艰难的境遇中带大了这姐弟俩？一个小学教师的薪水不足以养活三口之家，她还在星期天给人家洗过衣服，当过娘姨（保姆）。姐姐仅仅读完了小学就辍学了，可是母亲坚持让雁潮读书，因为他是这个家庭惟一的男孩。每天晚上，母亲在灯下仔仔细细地检查儿子的作业，逐字逐句地纠正他的差错，一边感叹着：“要是侬格阿爸还在，唉！侬格阿爸，文章写得交关好，英语讲得交关好！”

但是阿爸永远也没有回来。母亲希望雁潮快些长大，长成像父亲一样的男子汉，“文章写得交关好，英语讲得交关好”。楚雁潮从来没见过父亲，家里竟然连父亲的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因为他不可能预先知道自己将突然地一去不回，没有任何准备。儿子就永远也无法认识父亲，只能千遍万遍地在想象中追寻。后来这个家被房东驱赶着搬了不知多少次，也就没能留下父亲的什么有研究价值的遗物。他的遗物也无非就是一些和母亲共用的书，一些旧衣服和一把旧雨伞，还有一函线装的《楚氏族谱》，母亲一直舍不得丢掉，因为那上面记载着楚家的血脉，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做过“翰林待诏”，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官拜“刺史”，成书时的最后一代则兴办了“国学”。上面当然没有来得及印上父亲和楚雁潮的名字，但这条千古未绝的血脉正是由他们延续下来的。尽管母亲有千种遗憾万种感伤，但她觉得惟一对得起父亲的是给他生了个儿子，留下了根。

父亲恐怕早就死了，也许就在他被抓走的当天晚上。

是谁杀死了父亲呢？不知道。二十多年来，母亲、姐姐和楚雁潮都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父亲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不知道。无论他是作为革命者被反革命所杀害，还是作为反革命受到了革命的惩罚，都应该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供后人做一个结论。但是没有。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地位太低了，在哪一边都数不上，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没有记着他，没有留下哪怕只有几个字的记载。

这个谜，楚雁潮一直苦苦地猜了许多年，也没有找到谜底。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楚雁潮十四岁。他错过了佩戴新中国第一批红领巾的年龄。进了高中，他和许多纯洁得像水一样的同学一道，虔诚地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是，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他毕业，也没有得到批准。是他哪方面不如别人吗？不是，从校长到每一个同学都公认他是最优秀的学生。原因只是由于他那个不明不白的父亲。谁知道你是什么人的后代？也许你父亲是个罪有应得的特务、历史反革命。即使他曾经是个革命者，谁又能保证他被捕之后没有叛变投敌？总之，一切都没有人能证明。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被翻来覆去地审查了许多次，而每次都是以问号开始又以问号结束，在这个清清白白的青年身上布满了迷雾，把一颗饱含热血的心扎得干疮百孔。

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我从来也没见过他，他是好是坏，和我有什么关系？即使他是功臣，我也不想分享什么荣耀；难道他是罪人，我就必须承担罪责吗？还有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祖父，什么“翰林”、“刺史”那些封建官僚所做的一切，也都要子孙负责吗？我为什么不能走自己的路？

谁也不能给他以透彻的解释，一股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像磐石一样牢牢地压在他的心上，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母亲总是流着泪开导他：没有资格问政治就不要间政治，好好读书，好好做人，这是最要紧的！他就是在这样的母训下凭着自己的力量考取了北京大学。他感激北大录取了他，表现了难得的宽容。他对北大怀着儿子对母亲那样的感情。但是，他一直不知道“母亲”对他的父亲到底持什么看法。北大把他留校任教，也许仅仅是因为他的专业水平，说不定对父亲的问题还有过争论。留校毕竟不同于入党，他一直没有勇气再在政治上做无谓的试探，因为那是徒劳无益的，只能再一次刺痛心中的创伤。在上海工作的姐姐却比他固执，坚持不懈地追求着党组织，任何一次党课都去听，每一个党员的发展会都去列席，申请书、思想汇报不知道写了多少份，被同事们讥笑为“党迷”，但至今也没有结果，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整天流着眼泪、追着领导诉说。她是想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信仰的真诚，而又有谁能理解她呢？

楚雁潮不愿意让自己在北大也留下那样的笑柄。五年上学、一年见习和一年多的执教，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却始终徘徊在党的门外，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

楚雁潮要说的已经说完了。吐出了胸中多年的积郁，他似乎应该感到一丝宣泄的快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但是没有。他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号，仍然压迫着他。也许是因为压得太久了，他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过分的沉重。只是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当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块巨石时，才格外真切地感到了它的分量。

他静静地望着郑晓京，等待她的反应。既然郑晓京是党派来的，他就不能拒绝组织的审查。既然他把党当做母亲，他就应该像儿子一样坦诚。既然他有勇气袒露自己的心，他就不必顾忌会不会得到已经重复过多次的后果。但是，“心如古井水”是任何人也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在他等待郑晓京的评判的时候，心中仍然泛起了希冀的微波。

郑晓京微微地张着嘴，双眼一片茫然。楚雁潮奇特的家史，她闻所未闻，甚至没有一点“似曾相识”的事例可供参照。简单之极，而又复杂之极，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还没有遇见过这么令人烦心的事儿！

沉默。楚雁潮已经预感到，命运将再一次无情地重复。

郑晓京却突然说话了：“您父亲……他平时表现怎么样？”

“我不知道，”楚雁潮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已经不愿意纠缠，“那是和现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很难谈什么‘表现’。人品好坏、学问高低也未必能说明什么问题。宋代的蔡京，个人生活是节俭的，书法还有很高的造诣，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不光彩的角色。”他似乎并不想为父亲做什么辩解，竟举了这样的例子。

“我说的就是他的政治倾向，”郑晓京依然很认真地问，“您母亲和他一起生活多年，总不会没有觉察吧？”

“这也难说。如果他不是个政治人物，也就不会表现出什么政治色彩；如果他确是个政治人物，在那样的环境中也未必暴露给家里的人，”楚雁潮回答得模棱两可，“我母亲只记得，他读过不少鲁迅的书。”

郑晓京眼中放出了光彩：“这就是一种倾向性嘛！也许您父亲是个团结在鲁迅周围的革命文学青年，像柔石、白莽、胡也频……”她终于找到了对楚雁潮有利的因素，楚老师应该有这样一位父亲，一位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驱！

“当然可以做这样的设想，”楚雁潮说，并没有由此引起什么兴奋，“但设想毕竟只能是设想，却找不到任何依据。父亲的文章并没有发表过，他只是一个中学教师，并不是作家。我查过鲁迅日记，查过所能找到的关于鲁迅的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过他。他恐怕并不认识鲁迅，而鲁迅的书是任何人都可能读的。当时的知识界，阵线也不那么分明。”

郑晓京也犹豫了，“是啊，即使在鲁迅身边的人，情况也很复杂，像胡风、冯雪峰、萧军、丁玲……后来都成了革命的敌人！”

她眼中的那点希望之火复归于黯淡，放弃了那不仅毫无依据而且相当危险的设想。从“烈士”到“敌人”，楚雁潮的父亲转瞬之间翻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跟头，从天堂跌进了地狱。

楚雁潮完全感知了她的这种情绪变化，他自己心中的那一点希冀的微波也随之平息了。如果鲁迅本人能活到今天，谁又能保证他的结果如何呢？何况楚雁潮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父亲！一个死了的人，人们尽可以把种种干净的、不干净的“设想”加之于他，他却都得接受。如果人死了真的灵魂不灭，不知世间有多少冤魂！也许父亲正在冥冥之中痛苦地呼喊：“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郑晓京默默无语，脑子里翻腾得厉害。好端端的一个楚老师，为什么偏偏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有这样一个父亲？可惜，真可惜！这样的人，她能介绍他入党吗？党会接纳他吗？如果有一天查出来他的父亲有严重问题……多么严重的问题都有可能，那将比所有的已经有明确结论的人更麻烦！她的心情沉重了。自己真不该冒冒失失地把党的大门向他“敞开”，现在却敞也不是、关也不是了。如果楚老师把她的许诺当成了党的意思，越过她再去找党的组织，怎么办？那将会给她带来麻烦！不，他不会那样做，从他那低沉的情绪来看，他不敢！但她自己也决不敢再提那近乎“请将出山”的关于入党的动员，只能不了了之。现在惟一的出路是撤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唉！”她无可奈何地叹息，以表示她对于楚老师的不佳身世深表同情但又爱莫能助，然后寻找适当的结束语，“不管怎么样，您还是应该相信党！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是仍然可以选择革命的道路！”

楚雁潮不能领受这种居高临下的同情，不能忍受这种充满教训意味的安慰。他明白，在郑晓京的心目中，他现在已经被归入了哪些人的行列！“这，我懂，”他终于忍不住说，“你对自守礼、谢秋思不是经常这样讲吗？”

郑晓京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她听得出其中包含的抵触情绪！她过去在白守礼、谢秋思身上也曾隐隐约约地感到过这种情绪！难道楚老师在思想深处果然和他们有某种共鸣吗？怪不得……

已经欠身准备告辞的郑晓京又稳稳地坐定了。“楚老师！党的阶级路线是十分明确的、坚定不移的，我们应该正确理解！一个人，无论出生在什么家庭，只要坚决跟着党走，就有光明的前途！您是我们的老师，我对您一向是非常尊重的，希望您能够把我们这个班带好，做我们的表率。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应该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在同学们当中的影响……”

楚雁潮简直要怒而逐客！这样的教导，他已经反反复复听了十几年，却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到底算什么阶级、他本人算什么阶级，又受了多少“侵蚀”！但是，当他听到那最后一句话，却又不像已经听惯了的老套，似乎在“暗示”他已经“影响”了学生。“噢？我带坏了同学们？如果我是个不称职的班主任，那就请求组织上……”

“楚老师，不要激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这样提醒您，完全出于对您的尊重，为了维护您的威信。”郑晓京并没有因为空气的突然紧张而慌乱，她刚才含蓄的“提醒”原不是泛泛空谈。一个问号正在她脑际盘桓。如果说，在她刚才跨进楚老师书斋时对那个问号还是漠视的并且不屑于提出，那么，现在却变得重要了，答案也似乎可以触摸了。“楚老师，有件事，我本来不想跟您说的，也不相信。可是，既然班上对您有些议论，还是注意一点儿为好……”

果然是有的放矢！楚雁潮根本不知道她绕来绕去指的到底是什么，但决不惧怕。在北大七年多，除了尊奉母训“好好读书，好好做人”现在又加上“好好教书”之外，他自信没有可供他人攻击的口实！“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他打断了郑晓京的“和风细雨”，倒希望干脆“电闪雷鸣”，大不了就是不当这个班主任嘛，躲进书斋里安心译著更好！

事情哪里有这么简单呢？

“同学们当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儿，”郑晓京不想回避了，咬了咬嘴唇，似乎在模仿电影里的哪位政治委员的神态，停顿了一下，两眼专注地望着楚雁潮，“说您——在和学生谈恋爱！”

楚雁潮愣了，一枝箭突然从他根本不曾提防的方向射来！

他的脸不觉微微地红了。一个二十六岁的、未婚的青年，当别人直言不讳地点到他的婚姻恋爱问题时，不管所说的内容确实与否，他本人都是很难坦然自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青年不曾想到过爱情，每人心中都有一颗爱的种子。它可能萌发得很早，也可能贮存得很久；它可能成熟于短短的一瞬，也可能经历漫长的磨难而最终凋落。爱情是一种神物，不遇到适当的时机，它并不显露明显的形态，以至于本人都觉得似是而非。而当他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的时候，它就已经成熟了。刹那间，楚雁潮回顾了在这个班执教一年多的历程，审视着自己的言行，仿佛他面对的不止是一个郑晓京，而是所有的认识他的人，无数双眼睛逼视着他，洞察了他心灵中的一切隐秘——如果他确有隐秘的话。他感到惶恐，好像一个被突然传到法庭的人，面对着神色森严的法官，面对着众目睽睽的旁听席，他一时弄不清自己是否有“罪”，却本能地首先自疑。年轻的班主任在monior面前显得局促不安了。

郑晓京饶有兴味地观察着他。如果他一触即发、暴跳如雷，她也许立即打消了心中的那个问号；但情形并不是这样，他的窘态，他迟迟地不予答复，这就无疑证明已经被打中了要害！流言蜚语总是有原因的，平地上决不会骤起风波……

“楚老师，要正视群众舆论！”她终于赢得了主动，但并不显出胜利者的自得，而是忧心忡忡地教导她的老师，“当然喽，爱情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爱的自由。但总还有个原则嘛，对于青年人来说，首先应该投身于革命，而不是沉溺于谈情说爱！同学们当中半‘地下’状态的恋爱已经够让我们挠头的了，如果再牵扯到老师，我们的思想工作还怎么做？校党委很注意在这方面树立良好的风气，作为班主任，更应该以身作则啊！”

“我……没有以身作则吗？我在……恋爱吗？”楚雁潮喃喃地自语。一个向来十分自信的人，竟然对自己失去了判断力！他希望在这个时候郑晓京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帮助他分析、辨别一些朦朦胧胧的意识，又担心自己难以承受过于明晰的结论，“你说……”

郑晓京自然是有话可说的。但是谁也没想到书斋的门此时被轻轻地敲了三下，一位不速之客使这场难堪却又应该继续下去的交谈不得不中断了。

楚雁潮猛然觉得那敲门的声音是韩新月！不是，当然不是，已经休学的韩新月怎么会来？一个袅袅婷婷的身影闪进门来，轻柔地叫了一声：“楚老师！”

是谢秋思。自从韩新月离开了这个班，谢秋思就已经理所当然地顶替了她在学习上遥遥领先的位置，老师的宿舍也是常来的。

“噢，monior也在这里？”谢秋思微笑着看了郑晓京一眼，便转过脸径直朝班主任走去，手里捧着一本英文版的《红与黑》，改用她和楚雁潮共同的乡音说：“楚老师，的格里厢有格句型蛮复杂格，依帮我讲讲清爽好喽？”

全然不顾人家正在谈着多么紧要的事，长驱直入，后来居上而且还心安理得。你来得多么不是时候！现在楚老师连自己是红是黑都弄不明白，又怎么有心思给你“讲讲清爽？”

郑晓京紧锁着眉头站起来：“楚老师，咱们改日再谈吧，我的意见，也只是供您参考。”

她就这样走了，那神色异常的严峻。

谢秋思好像什么也没有觉察，顺势便坐在了那把刚刚空出来的椅子上，打开那本厚厚的《红与黑》。

“谢秋思同学，”楚雁潮心乱如麻，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思绪拉回来投射到这本《红与黑》上去，尽管他对这本书极为熟悉，“你要提的问题，能不能到明天上午的英语课上谈？现在，天晚了，来不及分析，我……还有别的事……”

“好格，好格！”谢秋思随和地阖上了书，也许她本来就并不是非分析这本书不可，“楚老师交关忙噢！”

知道人家忙，却又不肯走；顺手拿起桌上的那张《人民日报》，却又不像要认真看报的样子。这个谢秋思，你闲着没事儿，来捣什么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