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意识到，北京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他们希望退而求其次，保住北京的城墙和城楼。

他们假设了这样美好的可能。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公园椅。夏季黄昏，可供十万人纳凉休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壮阔胸襟。还有城墙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他们用抒情般的语言来描述古老城墙的远景，宣传城墙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还用科学家的理性细细地算了一笔账，让数字说话，来驳斥那些认为拆下的旧城墙砖可以用于其他建设的看法，来证明拆毁城墙是多么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做法：

城砖固然可以完整地拆下很多，以整个北京城来计算，那数目也的确不小。但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及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一千一百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28节18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83年才能运完！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

林徽因和梁思成深知，城墙也好，城楼也好，一旦被拆毁，就永远也不能恢复了。他们恳请决策者从长计议，为国家为后代留下这珍贵的历史遗存。

然而，他们却被称为“城墙派”。主张毁墙的人中，也有建筑师，也有懂科学、会写文章的人。他们说，城墙是古代的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为镇压农民起义而修建的，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锁链”，理应拆除。

梁思成反驳道：“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些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它们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性文物了。”

毁城论者又说，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梁思成说服道：“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用园林地带分隔大城市为小城区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充当现代大城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到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义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能再为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毁墙论者还说，城墙阻碍交通。

梁思成则说：“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无论梁思成、林徽因如何竭尽全力，毁城运动仍势不可挡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