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顾秋水终于结束了自一九三五年底而始的清客生涯，有了一份正式工作。以为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一穷二白的自己；如翻身解放的贫农(连下中农都划不上)，理所当然是新社会的一名主人。说到他们那个党在抗日、解放战争中的贡献，无论如何也算有功之臣，他作为其中坚，新社会自然有他一份；又以为自己总算到过延安，就有了一点模模糊糊的政治资本……岂不知“曾经”是靠不住的，同路人的位置有待进一步认识，有关贫农之说也驴唇马嘴对不上茬儿，更忘记他在延安时就人了另册，面对非黑即白，又如何解释他那五色斑斓的历史？……

所以没有被打成右派之前，顾秋水不但精神昂扬、衣着光鲜，完全没有夹着尾巴做人的政治觉悟，甚至还不识时务地扩散着一股以当时标准来看很浓也很腐败的膻气，整个儿一个“旧社会”——

好比脚上那双三接头、棕白双色的镂花皮鞋。还有那与“老区”习俗背道而驰的臭讲究，将衬衣下摆束在裤内，而不是散在裤外；一身“美帝”军服或一身英式休闲装，都是从拍卖行或地摊上廉价买来的。彼时北京隆福寺满是拍卖这种货色的摊位，昔日富贵人家开始靠搜罗家底，变卖各种百无一用或价值连城的用品度日。后来国门开放，才知道那就是国外说的“跳蚤市场”。

头上抹着发蜡，且抹得很厚。正像“老区”乍到“新区”人所调侃的：

“就是苍蝇拄着拐棍儿上去也得打滑！”——非常地贴切、形象。

或挎着女人的膀子(五十年代初，北京还残留着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让男人挎着膀子的女人)，摇头晃脑地招摇过市，——其实顾秋水并不摇头晃脑，却总给人以摇头晃脑的印象；以他当年在延安受到很多女人向往的资历，甚至不自量力地追求过一位貌美体丰、从解放区来的年轻“老干部”。他忘记了一九三九年的延安，不但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相当委曲求全。而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什么年代？！结果可想而知，没有把他打成坏分子就算他运气……

那么远在一一二师供职时，就让张学良的少将政治部主任应得田看不惯的那种夸夸其谈、乱指点江山的毛病呢？也没有得到丝毫的改观。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几十万没说什么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像他这种夸夸其谈、乱指点江山的人被打成右派，不是该着又是什么！

顾秋水从不具备胡秉宸那样的远大目光和即便一个针眼那么小的窟窿也不会忘记填堵的缜密作风。

他是白白去了一趟延安，而且费尽周折。姑且不谈这段不凡经历的实际效益，至少可以总结出一番安身立命的经验教训，在而后变幻莫测、跌宕起伏的生涯中，那将是多大一笔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说是政治财富也无不可。他把本该留在一九四九年那个门槛之外的东西，一一带过了门槛。

这在当时饱涨的革命氛围中，非常地异己、腐败。而且，试想一个如此散发着“旧社会”膻气的人，在周遭的革命气氛并以效仿革命气氛为荣的人群中，更是多么地丑陋、荒唐、滑稽、可笑。

顾秋水自己却不以为然，不但感觉不到这种“腐败”，尤其是“异己”，于他是多么危险，反倒自以为“鹤立鸡群”，感觉良好。

差不多五十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纪末，顾秋水浑身散发着的这种很浓也很腐败的膻味，才在中国重新发扬光大。不论“美帝”旧式新式军服或休闲装或西服革履，还是发蜡或三接头或描眉画眼等等，又成为时尚男女的必修课；男女们不但可以在公众场合勾肩搭背，甚至可以耻骨抵耻骨地“桑巴”……对“旧味儿”的临摹如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更是“段数”极高的时尚。

而世家出身、一直以“英国品位”修理自己的胡秉宸却跟不上形势了。他的“英国品位”如流水经年拍击的岸，渐渐模糊了早年清晰的边缘，与他所有的失落汇总为惨痛而又远非惨痛的恨意。这也许就是他晚年每每看到平空乍富的新贵总是嗤之以鼻的原因吧？至于五十年代相当“腐败”、“异己”，散发着“旧社会”的膻气，让人很不受用的顾秋水，到了二十世纪末，看上去已经像是一个经营不善的乡镇企业家了。

顾秋水不解：世道怎么转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最后悟出，人这一生差的其实就是那么一个“点几”——赶在那个“点儿”上，就是顺风顺水；赶不在那个“点儿”上，就是船毁人亡。

东单西北角的拐弯处曾有一个跳舞场，三十年代是北平有产阶级一个消闲的去处，一九四九年以后改为青年电影院。二十世纪末，一个财大气粗的港商又在那里掘地三丈，一座蔬菜大棚更是在昔日东单跳舞场的旧址上腾空而起。那块划着多少红男绿女心痕的地界，也就被埋葬在蔬菜大棚之下。五十年代初期还很光鲜的顾秋水，时而经过青年电影院，也就是当年的东单跳舞场，常会驻足而思。这里正是他和包天剑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始点，也会想起那个风流倜傥、与包天剑经常出入此地，后来又牺牲在渣滓洞的王副军长，还有解放初期死于贫病交加的包天剑。然后聊发一通“光阴啊，光阴”的感慨，依依不舍地离去。同时不自量地思忖着自己与包天剑的不同，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他也就此过着不错的日子。好像共产党的天下也是他的天下，至少在如此阔大的地面上，无论如何会有一小块地方，足以放下他那两只尺寸不大的脚。

像很多人一样，他高兴得太早了。那不过是个“间歇”，就像一个乐句后面的休止符、地头上的那顿晌午饭、老虎打的那个盹。

一九三五年包天剑自东北军退隐后，虽把时光消磨在了麻将桌或跳舞场上，但并不等于他没有企盼过一条出路。

当然他也不会像进取之人或绝对没有出路的人那样，去积极地寻找出路。包家在东北的不动产虽然丧失殆尽，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还能像荣国府那样“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不要指望一个有饭吃，哪怕暂时还有饭吃而又没有进取理想的人，像一个有进取理想或绝对没有饭吃的人那样，对这个世界的不公正，对“平分秋色”，对一个合理的未来有那么多期待。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初一呼百应、所向披靡，正是因为二十世纪初没饭吃的人太多，有饭吃的人太少。如果等到下一个世纪，当资产阶级终于懂得了那个道理——大家都得有口饭吃，而且还得是不错的一口饭，自己才有更多赚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许只须作为一个学派，在大学的哲学或经济学课堂上被学者们探讨，争论一番。这可能就是共运从来不把希望寄托、扎根在那些有饭吃的人身上的缘故。包天剑出生在一个戎马倥偬的家庭，从小看的就是打仗、杀人、流血……甚至从小耍的玩具都是长长短短的枪，即便亲朋之间，哪句话不对付也能马上拔枪相向，自出生起，只好别无选择，终生从事打仗这个职业，除此他还会干什么？既然什么也不会干，从东北军退隐下来只好打麻将、跳舞或是打网球了，虽然哪样也没玩到家。也不必到家，到家总是辛苦的，浅尝辄止最好。

一年多来，王副军长没有白白陪着包天剑于国难当头之际，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地泡在东单跳舞场或麻将牌桌上。

温良敦厚的王副军长只是在等待时机。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耐心？狩猎中的猫或猫科动物。

猫科动物的生理特征是不受黑夜限制的双眼辨别力，惊人的速度，充满警觉、敌意以及对家庭的忠诚。

除此，恐怕只有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在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时才能与之相比。

但时机总是不太成熟。

一九三七年“入伏”前的北平却比“惊蛰”还有看头，不但龙又抬了，——次头，大小虫也随着又“咕容”了一次。

前线吃紧，上档次的饭馆生意反倒兴旺起来。在局外人看来，那些饭局子似乎全都乱了章法，人员组合十三不靠、内里却是锦绣文章。

那天，久已无人间津的包天剑，突然收到一个饭局的帖子。自九一八事变后这样的帖子越来越少，至七七事变前几乎绝迹，所以他接到那个帖子时有点激动。

但这次出行，却让包天剑非常败兴。

饭局上，意外见到那位被宋哲元将军免职、久示露面的亲日人物，更没想到此公“人气”飙升到炙手可热的地步，随后席上有人风言风语此公可能重新出山。包天剑心里一惊——还没正式交于，北平就已落人日本人的掌握之中！

随后又发现，那几尺饭桌，简直就是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的华北战场。

他一面猜想是不是有人写错了帖子，怎么请他出席这样一个饭局，一面不声不响地看着那些各怀心思、忙不迭地重新排队、急于向准新贵争取“印象分”的人们。

还不无酸楚地想到，眼下各路“豪杰”，论势力、财富、地盘、武器、强弱，哪个是东北军的对手？可自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地盘后，这些虾兵蟹将就只拿眼角来夹他们了。

这些从不入眼的虾兵蟹将，如今好歹还待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有个关起门来掖掖藏藏不受他人监视的暗处。他呢？没人向他劝酒，也没人向他敬酒，他自斟自酌地坐在那里喝了一会儿闷酒，忽然想何苦在此受人冷落？遂带着旋风呼地站了起来，没和谁打招呼就离席了。

没人发现他的离开，即便有人发现可能还会这样想：走了就走了，难道还让人像从前那样供着不成，早不是过去的日子啦！

出得门来，司机董贵忙跑过来，说：“哟，这么会儿工夫就吃完了？”

他说：“回家。”

虽是坐在自家的汽车上，可他老是觉得像只丧家犬在当街跑来跑去。

北平还没沦陷呢，他就先成了“亡国奴”。

日本人很快到了卢沟桥，包天剑也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肘刻。他不可能留在北平当亡国奴。他就是想当亡国奴，到了如今还有什么可以奉献给日本人作为交换的条件？不说买一个地位，就是买一个平安也难。

在一场“最后的探戈”之后，王副军长适时透露，时局虽然险恶，但也不是没有出路，共产党早就有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作为包天剑的莫逆，他愿为此竭尽全力。

九一八事变后，不论日本人怎样逼迫，东北军的“家长”之——尊崇忠孝节义的包老太爷，也不肯出来当汉奸，只好率领着包氏家族过起家大业大坐吃山空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他们的生活更是无法维持下去，几乎到了讨乞的地步。包老太爷最后宁肯自杀身亡，也不能看着号称“东北王”的包家沿街讨饭、丢人现眼，这是后话。

何况包氏家族是爱国的，东北军中那些优秀的男儿更是爱国的。

最跟着瞎起劲的是穷光蛋顾秋水。打回东北于他有什么好处？除了因人成事，只缘他比包天剑多接受了那么一点进步思想。

在东北大学任军训教官期间，顾秋水有了接触学生的机会，从学生那里开始了对革命的初级理解，也不过就是看了几本《铁流》《恰巴耶夫》之类的。时尚是大部分人的不懈追求谁又能说革命不是一种时尚？那么走向革命的准备不必非常充分，一本进步足矣，甚至一句精彩的话。人类历来喜欢格言、警句、座右铭，也不断致力于格言、警句、座右铭的制造，以便拄着格言、警句、座右铭的拐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在各种攀登上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如此说来，读过若干进步的顾秋水，应该算是准备充分，又因为喜欢夸夸其谈、现趸现卖，很多人竟以为他是共产党了。

2

无论如何，包天剑和顾秋水在北平沦陷之前能够投奔共产党，应该算是有办法、有出路的人，而且还是个光明的去处。那些既没钱逃离，又无缘结识可能引导他们走向光明的“王副军长”的平头百姓，只好留在敌占区当亡国奴，不但随时可能被日本人杀头，更想不到日后还要为在沦陷的北平有过一份煳口的职业，比如小学教师、小报记者、茶房等等，与那些确在日伪时期有过勾当的人，一锅煮地交代在日伪统治时期的“勾当”。

即便无由纠缠于“勾当”之说，也得归类在“留用人员”一栏，永远以待严控制使用”。“控制使用”，裁决了他们最终的前程，不论日后他们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多少人发出过”吾生亦早”的悔恨。“生不逢时”使他们不得不生长于旧社会，不得不赶上抗日战争，不得不留在北平当亡国奴，不得不为煳口在敌伪统治下有过一份职业……

顾秋水的房东，卖小线的杨大哥，就不得不这样留在了北平，日后他追求进步的儿子为此多年没能人党。杨大哥的儿子问道：为什么那些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的人都能成为党的领导，我爹只有几间房，我人个党都不行？

问谁呢？

包天剑一行很快到达太原，经地下党联络，会见了彼时在太原指导工作的周恩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东北军和八路军血肉相连。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把东北军整垮了，我们有义务帮助你们重新组建一支新型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新东北军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

这番话，像一指头点在了东北军的命穴上，对失去家园、地盘的东北军，简直具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它所引起的爆发力是可以想像的。

但是包天剑也好，他最得力的清客顾秋水也好，完全忽略了周恩来说的是“新东北军”。

那个“新”字，不但不会为“东北王”和他们的家族收复失去的天堂，还将进一步摧毁他们的天堂。

“新东北军”将不再是哪个家族的旧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军队，为劳苦大众解放而战斗的军队。

而后他们遭际的一切，所谓共产党“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完全可以归结为他们对这个“新”字没有吃透。难道日后牺牲在渣滓洞的王副军长，事先没有对他们宜讲过共产党的基本纲领？

即便王副军长对他们宣讲过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对一只“丧家犬”来说，恐怕也只有往这条路上遛遛再说。

一只“丧家犬”在哪儿不是遛？有谁见过一条有谋有算、有目的的“丧家犬”？如果还能有目的地谋划什么，还叫什么“丧家犬”？有人能够收留就是机会难得，还能得寸进尺地谈什么“条件”？直到几十年后，顾秋水在与胡秉宸那次惟一的交谈中还说：“当初我们之所以投奔共产党，本想是依靠共产党的力量，恢复、保持一支独立的东北军……”

胡秉宸不耐烦地打断他：“根本不可能！除非你不把武器、钱财、弹药、人员交出去，只是在政治倾向上依靠共党，并且还得待在他们鞭长莫及的地方，否则绝对会被共产：党分化。瓦解，吃掉。如此凭空飞来的一块肉，掉在谁嘴里谁不把它吃掉？而且为什么不把它吃掉？”胡秉宸一口一个“他们”，好像他不是一个“老共”；好像几十年前他在地下工作时期不曾同样如此分化、瓦解、使用、吃掉过其他方面的力量。

比较起来，毛泽东就显得坦荡不讳，对那些同路人先后宣布过“团结、利用、‘改造”的原则，随着时局变化进而为“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至于那些不曾或不肯吃透政策的人，勿谓言之不预。

随后他们向周恩来提出了几项要求：一、扩充兵源；二、与八路军同样着装、同样待遇，战士每月军饷一块；三、对收编部队进行培训并派指导员，各项要求都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从这几项要求来看，他们已经先把自己当做自己人了。

共产党与国民党彼时开始合作抗日，蒋介石将八路军升级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三个师建制，贺龙、刘伯承、林彪各帅其一。

周恩来当即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第一游击纵队，包天剑为司令，原东北军某师师长为副司令，顾秋水为十八集团军第一游击纵队参谋长。

他们十气高昂地从太原出发，开赴晋东南长治一带众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报到，并准备在前方总指挥部的帮助下，具体落实周恩来的几点批示。

但他们还没到达长治就接到前方总指挥部命令，让他们前去河北邢台附近水川一带，收编溃军万福麟部。于是他们画在军事地图上的那个直行箭头就此拐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对今后有什么影响，要在以后方见分晓。

日后包天剑回忆起这档子事，总是说：“共产党究竟好意还是恶意，都很难说。”

在水川一带，他们收编了热河督办万福麟部武装齐备的七个连、千余溃军，而后将他们带至辽县刘伯承驻地进行整顿训练。刘伯承给他们发放了棉衣，包天剑个人又拿出三于余元，给他们发了军饷。

第一游击纵队虽然还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包天剑却把那个理论上的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很当回事。他认为第一游击纵队扩编不能完全靠在八路军身上，还应积极发挥拦动精神、在他看来，搞好——支军队无非就是人员、银两和武器。从北平出发时不过带了一万块钱，收编万福麟部花费三千多，加上出发不久舍给某省溃军几千遣散费，一万块钱也折腾得差不多了、于是军事地图上的那个箭头，心血来潮继续偏移，留下纵队副司令，他带着顾秋水，到武汉筹集人员、银两和武器。

他一面在武汉招揽抗日干部，一面收罗东北军旧部，包括王副军长的营底加上东北军一o五师的帮助，还有他自己的全部营底，计有步枪三百支、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四门、路易士机关枪六挺、几十万发步枪子弹。各式手机四木箱(如六轮、八音)、一百多支马拐子(电就是一十响，枪管二尺多长的马枪)，另有一百支二十发的捷克式自动步枪是包老太爷旧日从捷充购来的，连发手枪一百支乃包天剑手枪连所用……此外还得到东北救广总会三千块钱和十多匹军马的资助。

正打算将这些，人马、军械、银两运往晋东南前方总指挥部时，第一游击纵队副司令突然来到，告知蒋介石的四川军和他们收编的万福麟部火并起来，收编部队已被川军击溃；但具体情况不详。

第一游击纵队遭到的第一个犹大应该是这位副司令，其实蒋介行的四川军和收编部队在他离队后方才开火。

那本是乱世英雄称霸天下的时代，各路草莽大多来自农村，即便没有读过文学作品《水浒》，可宋江本就是他们当中走出的佼佼者，宋江被招安的“正果”，更是草莽们的理想模式，一旦有了些许资本就要向当朝淘换个位置，这位副司令也不过如此。所谓狡兔三窟，左右逢源。

包天剑当即派顾秋水去前方了解情况，相机收容溃军，设法再将军队整编起来，并与刘伯承研究如何善后。

收编后的万福麟部本来就不巩固，此番更是乘机拉人上山当了土匪，本来就是溃军，什么干不出来？！

剩下的残兵败将和包天剑带去的一部分干部，被刘伯承收编归了八路军，可是顾秋水刚到侯马就遇上前方大撤退，阎锡山一直退到黄河，那是华北全部抗日力量的大撤退。他长叹声：华北完啦！

他只好折回汉口包天剑经清示后取道西安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先生安排转赴延安。

这一笔势在必行，可又有那么点随意。

3

当顾秋水走出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与走进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胡秉宸擦肩而过。

顾秋水怎能料到，半个多做纪后，他的女儿吴为，会与这个擦肩而过的人上演一场大戏，并在此人手里结束一生的求索。

胡秉宸到八路军办事处是有紧急情况汇报。

胡秉宸在校宣布投笔从戎之后，当即就有几个同学，包括胥德章，前来与他联络，希望大家结伴，问奔赴抗日前线。上海周边已为日军占领，他们扮作难民，搭乘尚未与日本宣战的英国船只先到南通，而后再到南京。

南京已是陷落前夕，党政机关都在撤退，只有一支广西军队与撤退人流方向相反，开往城内。

那是一支非常奇怪的队伍，长而沉默、一身单衣短裤的土兵，没有一个背着枪。这些既要抗日而又没有一支枪的士兵，无视一旁背道而弛的撤退，相信蒋介石委员长马上就会发给他们一支士兵该有的枪和可以御寒的军装，并不知道蒋委员长早已逃离南京，他们将要赤手空拳保卫南京。

在溃散的人流中，胡秉宸一行碰到一位服务于国民党空军的同学，同学说恰好确有列火车开往武汉，如果想走赶快跟上。

武汉当时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中共在武汉成立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地点就在武汉日租界大石洋房四层楼内。几个年轻人跟卜就走，更有一位，激动之下当即追随空军同学参加了国民党空军。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空军发生过起轰动全国的事件，一架b24飞机起义到了延安，这位激动之下当即参加国民党中军的同学，便在那架1124上。可到延安几天他就变了卦，非要离开延安不可。那时的历史舞台才是百花齐放，无论多么离奇的脚本或角色间不可言喻的转换、背反，都有大显身手的机会。一下火车，胡秉宸和胥德章说是要上厕所请问行的田放在某根电线杆下等候。谁知那个古今：扣外百约不爽之地突然失灵当胡秉宸和胥德章走出厕所时，电线杆下却没有了田放，不知道星他们记错了电线杆还是田放移位，总之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当然他们也没有过于焦急，反正大家已经到了武汉，相信总能相遇。

随后他们就提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一处广场。正值《大公报》一位著名记者在广场上演讲，胡秉宸和胥德章都拜读过这记者热情澎湃的文章，不待演讲完毕，一向不易冲动的胡秉宸却冲上前去，向他倾诉抗日决心并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记者当即为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周恩来。

他们拿着这封信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他们的人是——位年轻、高大、英俊、地位很高的军人，答应尽快为他们安排去延安的事情。

等待去延安的闩子里，有人告诉胡秉宸，田放目前在武汉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当教员。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胡秉宸立刻去无线电训练班看望田放。

有了薪水的田放，请胡秉宸在武汉大智门附近的莱根香餐馆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