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副黄牙不可避免地将要成为吴为不得不日夜面对的景物时，她遇到了一个极限。

并非因为那时的吴为像一只刚从树上摘下的苹果，新鲜得让人无可挑剔。

即便她是一只满是虫眼的苹果，或后来穷途末路为一只烂苹果，相信黄牙或口臭这些鸡毛蒜皮，仍然会成为她的忍受极限。她对嘴以及嘴里的东西实在过于敏感。

甚至她在丧失意识前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与黄牙们的遭遇战——

当她走进洗澡间，对着镜子，将自己如孤狼一般歹毒的脸细细打量时，明白了在无有穷期的险恶中她已彻底荒废。没人可以救她，也无可救药，她只能孤军一人。回眸之间，镜子里突然映出许多大而黄的牙齿。那些牙齿，胜利在握、不慌不忙地从她身后逼压过来，她的全身于是就咬在了那些大而黄的牙齿里。她感到了直穿内底之痛。

猛然回身，想从那些牙齿里挣扎出去，却一头撞在身后的墙上。

血从她的额角蜿蜒流下，在她久已无味的脸上，增添了一些婉约，甚至是略显风尘的动人之处。

在疼痛中她慢慢清醒，原来那不是牙，而是墙上的一块块瓷砖。但那些瓷砖怎么看怎么像一排排的牙齿，而且是侵华战争时期那些日本人才有的、大而黄的门牙。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种进化以及牙科医学的进步，现在的日本人肯定不会再有这样大而黄，并像蟋蟀那样向外龇着的大门牙了。但在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人，却不得不尴尬地长着这样的大门牙。而她洗澡间里的这些牙，不但黄而大，不但像蟋蟀的门牙那样向外龇着，每个牙缝之间还嵌着根深蒂固的黄色牙垢。

她不由得拿起凿子，信心十足地想要剔除那些牙垢。剔着剔着她忽然明白，这么多牙和这么多牙缝，她是无沦如何也剔不干净了，于是就拿起凿子和榔头，连撬带敲，一块块敲碎了那些牙。

她干得很安静，很从容，一点也不疯狂。

过后她只是觉得有点累，便点了一支烟，对着那支烟低叫了一声“宝贝儿！”又对着空中高喊了一声“妈！——”

吸烟的感觉真好。现在，最让她放松的时刻、最让她感到亲切的事，就是吸上这样一支既不对她怀有怜悯，也不对她怀有恶意的烟了。

她坐在厕所门前的地板上，一面瞧着那些被她敲碎的大黄牙，一面冥想着世事的无定。可不，转眼之间，这些大黄牙就碎了，就像一个本来形影不离的人，突然之间躺进了棺材。

这时她一回头，一个头戴纱帽、身穿朝服的男人走了进来。那男人的脸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全无，只光板一张。光板上纵横地刻满隶书，每笔每画阔深如一炷线香，且边缘翻卷，这张刻满隶书的脸板，无声无息地跟踪着她，与她一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就转身俯向那张脸，问道：“让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字？”

可她怎么看也看不懂。

从此她逢人便问：“你能告诉我，那脸上写的什么字吗？”

于是人们把她送进了疯人院。

忽然之间，不是党委书记请她看电影，就是办公室主任的太太请她吃饺子，如果看电影，邻座肯定是黄牙；如果饺子刚出锅，黄牙肯定凑巧来做客，自然就坐下来与吴为共享那锅饺子。

起始吴为真以为巧合，后来就明白无巧不成书。黄牙决定着单位大小头目的升迁！

在大学里，吴为的野性已被改造不少。新生一入学，校长就在迎新大会上宣告：“我们这所大学，共产党员的比例比部队还高。”

这样的大学即便不是炼钢炉也是炼铁炉。从这个大门走出来的吴为，对无处可逃的局面自然有一定的了解，不要说户口本、粮本……一个档案袋就能把人套牢。

于是她卑劣地想起了远在北京、当初被她拒之门外的韩木林。

拒绝的理由说出来真让人莫名其妙，与房子、钞票等重大题材无关，而是一个非常不足道的细节：韩木林有口臭之疾。

那时候，吴为不但像一只刚从树上摘下的苹果，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嗜咖啡成癖，牙齿上沾满咖啡渍，不可避免地也是一嘴黄牙。口里更没有异味，即便吃了葱蒜，刷一次牙就能解决问题。

试想，当那个风花雪月的夜晚，这样一只新鲜的苹果，这样一副洁白无瑕的牙齿，这样一张没有异味的嘴，在北海公园面临与一个臭嘴接吻的进退两难时，对吴为这样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即便韩木林身价百万，恐怕也难以摆平。

像面对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这真是个问题”那个千古之题，吴为不得不在一副黄牙和一个臭嘴之间进行抉樟。吴为迷恋北京，其理由也与政治、经济中心，机遇等重大题材无关。她的北京，是总有一天会演绎《战争与和平》中某个情节的北京——娜塔莎在某个舞会上与包尔康斯基公爵相遇——而对中国和世界都已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现实毫无概念。又以为生活就像古典里读到的那样，无非恋爱和pary，户口本、粮本、档案袋等等则于此时隐退……

又毕竟北京是文化之都。吴为一生迷信文化，哪怕是文化的影子，也足以让她热烈渴望。

如果想过文明一点的生活，比如说听听歌剧《茶花女》；在什刹海赏赏荷花；在老胡同的细沙路上遛遛，想一想路边老房子里住过什么样的人，如今这些人都上哪儿去了……

当生活如此像一首歌唱的那样“生活像泥河一样流……”，地域在最后的权衡上起了作用。

韩木林占了地利的优势。

与韩木林的婚姻只能说是吴为的一个阴谋，不但以他替换丁那嘴黄牙，还将他作为回到北京的跳板和一个生殖工具，后来更将一顶绿帽子戴在韩木林头上。那么韩木林对她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理解并无可谴责。吴为又有什么资格对不论任何一种市场的交换行为嗤之以鼻！

2

新婚之夜，忽有巨片乌云掠过如洗的天空，像给月亮盖上了一件黑色披风。吴为冷不丁地想起了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教堂里私订终身那段双人舞，朱丽叶穿的可不就是一件黑色披风？接着就猜想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情景，他们不能老在教堂里跳下去是不是？却无沦如何链接不上自己这段双人舞。不知道是不是朱丽叶那光洁宽阔的前额和身上那件肃穆的黑色披风阻挡着以后的情节……接着吴为就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地叹了一口气。“怎么了厂韩木林问道，顶温柔的。

他的气息吹送在吴为的后耳上，温热且有些混浊。她便不再看月亮，而朝实实在在成为她丈夫的人望去，强迫自己不考虑接吻时必得面对的口臭。

她虽然躲过了一嘴黄牙，却跳进了一个臭嘴，而且是她自己的选择，何况她又不是在洞房花烛夜才和韩木林接吻，才知道他有口臭。一个女人既然和一个男人有点什么，就得和那个男人接吻，不接吻叫有点什么吗？

好在有点什么的结果是结婚，结了婚就不见得非接吻不可，因为有了档次更高的取代行为，一上床就不妨直接进入实质性阶段，万一接吻……只好屏住呼吸。

唉，既然和这个嘴结了婚，不管有无口臭，都是不能打退票的了。

结婚以后，吴为果然再也没有与韩木林接过吻，不知道韩木林对此有否察觉？

这一望让吴为吃了一惊。

韩木林的睫毛本来就长，月光的暗影把它们拉得更长，又摘了眼镜，于是那双眼睛媚得像个女人。接着韩木林俯下脸来吻她，两颊居然也像女人那样多肉！

多肉，而不是胖。

他那颜色本来就略深而曲线分明的唇，在黑夜里，简直像一张涂了口红的女人唇。一霎间，吴为有一种可怖的幻觉：她该不是在和一个女人***吧？

这个夜晚之前，吴为始终没有仔细研究过韩木林的脸。她害羞，无法持续对一个也许会与之有点什么的男人的脸看上一分钟。

除了怕羞她还怕别的。很多事都耐不住推敲和研究，很多东西近看和远看的结果大不相同。万一从这个准备与之谈婚论嫁的男人脸上挖掘出一点什么，那该如何是好？既然已经决定嫁给他，坯是不看为好。就是这样，为了一个小怕，最后她只好接受一个大怕。

更没想到，一个男人的脸在***时和不***时是那样不同。

接着她进入了一座黑城，走在街道正中，听到、嗅到这城市的声色、气味，好比一棵树、一面墙、一个人、一只狗、一朵花、一杯酒……甚至嗅到那杯酒的颜色、酒杯的形状。而酒的味道好不诡奇！不禁伸手去取那杯酒，酒杯却遁人了黑暗，可还能感到近在咫尺。她跟着往前走了一步，树、墙、人、狗、花；酒就往后退一步，与她近在咫尺地相持着，她着急地往前一扑，却跌在了地上……黑城立刻化作团团黑雾，隐向不可知的深处。

事情有些蹊跷。韩木林翻下身去四仰八叉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响。

问题是结婚以前他无法得知吴为这方面的水准，十分后悔结婚前夜没有坚持到底，找了个借口去敲吴为的门，她居然只开一条小缝，还用一条腿顶着门板，说：“太晚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一点不肯通融。他们不是已经领了结婚证？

这种事到了现场再说，即便不合适，还能打退票吗？

和女人恋爱应该是水深火热，可与六十年代女大学生恋爱，却如隔岸观火。

有个星期日想找吴为去划船，事先也没约好，不知在哪儿才能找到她。大学里正在开春季运动会，高音喇叭在树杈上一声接一声鼓噪，校园里到处是穿运动衫、吃冰棍的学生。

韩木林信步走到操场，恰见吴为参赛女子八十米低栏，这才得以一见庐山真面目。两个小***，如距开放时期尚远的二月花蕾，毫无意趣地杵在运动衫后。两条腿大肌，像两条擀面杖，随着她的奔跑，擀动在皮肤之下，此外没有多余的肉。难怪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跑了第一，没有负担啊！

韩木林宽厚地想，未经男人点化的女人大多如此。他期待着她结婚以后的变化。

可她始终硬邦邦地不肯软来，硌得他不舒服个女人怎么可以成熟得这样慢？

韩木林喜欢胖女人，压在身子底卜像躺在软硬适度的沙发上：他毫不忌讳地向吴为说起这方面的偏爱，说：“……可你呢，你不是女人，是块木头，”

“那你为什么还操练不误？”她问。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问丈夫这样的问题！

很凑巧，新婚之夜，这两个人同时想到了不能退票的问题。

与周围的女人相比，吴为相貌平平，只是她有股不同的劲儿，还挂着一种读厂很多的学问相。

后来韩木林总结，因为那时他还年轻，所以才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日子根本用不着学问，越是有学问的女人越过不好日子；不但过不好日子，还可能把好端端的日子搞得相当复杂。

这种不同的劲儿，多年后再见，已演变为一种气质。

——韩木林一眼一眼看着吴为从身边走过，穿一条长及脚踝的裙子，使她本来就长的身条儿更长了。

她还是喜欢长裙子。裙子的质地也不算好，她现在应该是有钱的了。

头发已经花白，比几十年前胖了许多，一门心思找座位。这种神情他很熟悉，即使和她***的时候也是如此，老好像在研究什么，不过到了什么也没研究明白。身旁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想必就是她的现任丈夫。记不得在哪张小报上看到她再婚的消息，像这种名人，就是生了脚鸡眼媒体也会大炒特炒，现在这样的小报很多，他喜欢。

吴为让那老男人坐在靠中间的位置上，然后自己在他身旁坐下。

唉，如今坐在她身旁的已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男人了。不过他发现，他们看上去只是亲密而不是亲爱。一旦和一个女人睡过，多半就能猜出她和另一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不过吴为又能和哪个男人亲爱得起来？做她的丈夫，恐怕还是徒有其名而已，难道在这许多年里，她没有一点进步吗？

说到女人的魅力，通常是指光艳四射，使人无不迷恋的力量，她没有，她仍然只适于站在远处，一旁观赏。吴为向熟人点了点头，扬了扬手，像在外交部的使节招待会上，可又有老朋友间不拘俗礼的默契，这感觉也许来自她那位颇像外交官的丈夫。正像俗语所说，此人长着“登科一双眼，及第两道眉”。韩木林曾立誓要在禅月十八岁生日那一天，将吴为的丑事对她从头到尾和盘托出：可现在，任何丑闻对这个女人来说都没有意义，也不能伤害她了。

要是他现在走上去对她的丈夫说三道四，简直就是自找没趣。

再说，女儿又在哪里呢？

怕现在的妻子误会，他曾委托老朋友去学校看望禅月，小小年纪，副滴水不漏的本事，既不像吴为也不像他。

朋友说：“告诉你母亲，让她到我们家来玩儿，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别不好意思。”

禅月不动声色地反问：“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是不明白她母亲的过去，而是明白得一清二楚，倒叫朋友说不出话来。显然，不等韩木林把吴为的丑事一一对禅月道出，她早就知道了一切。不但知道，而且自有一套对付这些事情的主意。

他是再不能对吴为为所欲为了。她们那个投头没脑的家，终于有了顶门立户之人。

后来听说禅月去了美国。就是不去美国，也同样没了他的份儿。韩木林惊讶地发现，他竟有些伤感。难道是在追悔？韩木林懊恼地摇摇脑袋，好像不甘承认自己的追悔。

他有什么可追悔的！

试问天下男人，谁能平心静气听任自己老婆偷人养私生子？何况他并没有时刻揪着这件事不放，不过偶尔发作一下。如今吴为已是别人的囊中之物……

不，他没有追悔，不过是残留的一点旧主人的感觉。相信所有的男人，看到曾经属于自己的女人已然易主，恐怕都会有这种感觉。她对谁都不合适，哪个男人碰上她就算倒了大霉。她也不应该一而再地结婚，这要不是成心害人就是没有自知之明。

对一个家庭来说，最基本的要素不是郎才女貌、家财万贯，也不是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平和、简单、明了，像他现在的妻。

他侧过头去看看妻，平头正脸，富富泰泰。这样的头脑，绝不会给你生出花样，只会给你生孩子。那些孩子也一定安静、健康，绝不会一会。儿发高烧，一会儿消化不良，一会儿长湿疹，弄得你三天两头、半夜三更地送他们上医院。

而吴为灵魂里总有一种不安分的东西在骚动，这种东西即使不给他戴顶绿帽子，也会措手不及地给他一个别的什么。

见他摇头，妻子接口说道：“是，我也觉得女主角的演技太差。”

“嗯？噢，演技太差。”

与三十年前他们那个夜晚一样，舞台上的人物面临家庭的分崩离析。

在街道居委会办完离婚手续出来，大战告捷的韩木林眼睛里突然有了泪，情不自禁对吴为说：“我不应该那样整你……其实我并不想整你。”吴为相信。

到了现在，她也不认为韩木林是个心肠歹毒、工于心计的男人。可是……“别说了，说什么都晚了。”语气温婉，渐渐像个长大成人的女人了，不过实在姗姗来迟。

“要是你不反对，咱们再走一走？”韩木林说。

那是一个仲夏之夜，下着夏季才有的瓢泼大雨。整个城市、胡同、胡同两旁的院落、院落上的围墙、院内的房子、斜在胡同里的电线杆……像泥巴捏就的，在豪雨中不停地往下流着泥汤。

他们的脚掌，在泥泞里拍打出吧唧、吧唧的声响，缭乱的雨丝好像无处可去，急骤穿过街灯昏暗的光晕，落人一片麻木的泥泞。吴为缩在又旧又小的雨衣里，大绺头发从过小的雨帽挤了出来，无处躲藏地让雨水淋成贴片，贴在了脑门儿上。

既然再没有什么町争吵、可诅咒，剩下的反倒是一点惜别之情。

但惜别不等于不别，何况……

韩木林此时的优柔只是因为星星点点的反省，这反省只能在他们之间没有了义务和权利时才能产生，一旦再度承担起彼此的权利和义务，谁都不会把对方对自己的伤害一笔勾销。

“平心而沦，你不是个坏女人……”作为男人，韩木林实在明白好女人和坏女人的区别在哪里。

吴为畏缩了一下。什么是好女人；什么又是坏女人呢？

接着她茫然问道：“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在人们的轻蔑和羞辱下，吴为也相信了自己是个坏女人，现在突然得到大赦，宣告无罪释放，她反倒有些茫然。韩木林无法回答，好像以前明明知道是冤案，却有意不告诉她。又好像家里散落的一些东西，不到大搬家、大清理的时候，是找不到的。吴为缩在小雨帽下的瘦脸，凄迷又无助，韩木林和她打了几年架，也没在她脸上看到过这样的神情，好像这句话才真正触到令她伤心的痛处。

“你要不要和我换件雨衣？”他问。

“好吧。”

也许是因为分手在即，她变得特别通融。从他们相识到结婚、到离婚，这是吴为第三次接受他的馈赠。

第一次是结婚前，吴为生日，韩木林送给她一条手帕，手帕里包着四个苹果。

第二次是结婚以后怀了孕，冬衣瘦得穿不进，他把自己的羊皮大衣给了她。

最后就是这件雨衣了。也可以说，在他们关系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纪念物。

吴为就是不肯接受男人的馈赠，连自己丈夫也不行，这也是当初乃至现在都让他觉得可贵的地方。而他也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并不喜欢为女人花钱。

就连给禅月的抚养费她也不要，说：“我会把孩子养大。再说你还要结婚呢，结了婚还要生孩子，要是你每个月给我们抚养费，怎么负担你将来的那个家呢？”

当吴为不是作为一个男人妻子的时候，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人了。

后来他们就无话可说地在雨中走了很久，专心致志地倾听他们的脚掌如何在泥泞里拍打出声响。

就是现在，只要回忆起那个仲夏夜的夜晚，韩木林的耳边也是脚掌拍打泥泞，还有雨滴敲在雨帽上的声响。

后来就送吴为回家，穿过那条他在那里把她杀得落花流水的胡同。

恰巧有个男人从院子里出来去公厕，见他们在雨地里告别，就阴怪地嗽着嗓子，那动静连韩木林都觉得猥亵得难以忍受，好像他和她是在雨地里野合，而不是和他的老婆——哪怕是前老婆告别，弄得韩木林礼义廉耻地不安起来。吴为反倒一副久经锻炼的模样。从此一别，再未相见。剧院这个晚上当然算不得再见。今生也不会再见了。想到这里，韩木林不得不逼着自己承认，他是在追悔，当初实在不该把吴为逼得上天无路，人地无门。

3

韩木林和吴为不像夫妻倒像同学，说到结婚，不过是一起搬进了同一间宿舍。当韩木株冉人介绍“这是我爱人”时，人们的目光总是先绕几个圈子，发现周围没有其他女人，才会把目光落在吴为的身上。

没心没肺的吴为，碰见了同样没心没肺的韩木林，他们一拍即合，这大概就是他们结合的根本。

既不求上进也不自甘堕落，既不幸福也不烦恼，更不会过日子，像小孩子玩“过家家”，发了工资大家往抽屉里一放，谁也不管，几天就把一个月的工资花完，然后就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包括旧书废报纸，最后连结婚戒指也卖了。

最荒唐的是他们变卖旧书报的时候，竟然把韩木林夹藏在旧书中的，张银行存单也卖掉了。

那是韩木林的父亲一九四九年前在美国银行一张几千美金的存单。这两个没心没肺的人，只一声“噢——”的惋惜就算了事。换做胡秉宸，就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吴为一直穿着学生时代的衣服，看见女人们装扮得时新漂亮，只知欣赏，也不觉得没钱买一套有什么遗憾。

其实这样的日子相当不错，如纽约西区一些穷艺术家的生活，无牵无挂，很是潇洒。如果不319是生了禅月，吴为还觉悟不到日子不能这样过。可是他们相安无事，更难得的是非常平等。同学嘛，后来出了问题另说，那是吴为的责任，与韩木林无关。

吴为也不是一开始就明白应该怎么办。

如果不和盘托出，谁也不会知道那档子事。女人生孩子，比预产期不要说是早几天，就是早一个多月的情况也是有的，可她就得鬼鬼祟祟过日子。

如果只是鬼鬼祟祟过日子倒也罢了，最难耐的是得昧着良心，藏着这个见不得人的隐情。假装正人君子，一直到死——实在太长了，而她刚刚二十几岁。

她更没想到，为这段短暂的婚外情，会负上如此深重的罪恶感，没有一时不在考虑如何从这罪恶中逃出，而且明白必得采取一种决绝的办法，方能斩草除根。可她也将随着她的坦诚下地狱，《红字》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遭受的一切，她一分一毫都不会差地受下去，直到离开人世，而她刚刚二十几岁。

如果和盘托出，韩木林能容忍吗？如果他就此提出离婚，她能不能得到禅月的抚养权？

好像早知此生必定找不到那个男人。

开天辟地以来，就为那个独一无二的男人准备的一腔情爱，也就无处抛撒。

非得在那个独一无二的男人点化后才能幻化的一身柔媚，也只好躁动在天地玄黄之中，看不到出头的日子。

所以早就立下志向，生个女儿继续找。

叶莲子又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

一个人必得如此孤绝地在世上走一遭吗？好可怕啊！

生个女儿吧，既可为她继续圆梦，也可成为言无不尽的朋友和伴侣。

吴为果然如愿以偿。

待产室里待产的女人，比赛似的大呼小叫，似乎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在宣告自己的战绩。

吴为脸对墙，专心致志等待着禅月的到来，一声不哼地咬破了一团。有紫丁香小碎花的手帕。后来禅月也喜欢紫色，那是她们家三代女人的颜色。禅月就要来了，正在用尽全力迈出她的第一步，也许就要像吴为那样开始艰辛的人生之旅。她不能乱喊乱叫消耗气力，她得集中心力领着禅月迈过这吉凶难卜的门槛。

既然知道这个世界的险恶，当初也死活拒绝过到这世界上来，现在为了自己，不问一问禅月是否同意，就把禅月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吴为该说是很自私的了。

当生活越来越为艰险，吴为多次对禅月说过：“真抱歉，妈妈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和她们家上两代女人不同，禅月说：“为什么？到世界上来走一趟，尝尝各种滋味儿，我觉得挺好。”

吴为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想，初生之犊啊，将来就知道厉害了。

护士把她们母女从产房送回病房那一刻，吴为迷糊了一会儿，觉得她和禅月不是躺在医院的手推车上，而是躺在一个无所依托的大摇篮里。这只摇篮，摇摇晃晃不知向何处去，心里一惊就清醒过来，可是右腿外侧那个暖烘烘的小布包，立刻让她塌实下来。小布包里包着她这一辈子最杰出的作品！这就是吴为熬成作家后，每每回答记者“你认为你最成功的作品是哪一部”那个问题时，总是说“我女儿”的缘故。

为此，她感念让她生出一个女儿的韩木林。如果没有韩木林，她能生出一个女儿来吗？半个也不行。根本无法想像，几十年后，社会进步到女人可以买个精于做单身母亲！让她好不羡慕。

右腿外侧那个小布包这时淘气地拱了一拱，好像知道她想了些什么，用胳膊肘捣了捣她的腿，一定是这样。当禅月还生活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如果有两块硬硬的小东西撑起她的肚皮，接着那两块小东西又抖抖的话，肯定是禅月在她肚子里伸懒腰呢，两个硬硬的小东西就是她举过头顶的小拳头。禅月出生后，每每伸懒腰时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吴为没有勇气开口。

吴为其实是个非常懦弱平庸的人，既不具备人杰的大德，也不具备宵小的大恶。

如果她的道德观如铁打的江山也好，不，她的道德观相当虚伪。如果没有私生子这个实物为证，就是和十个男人睡了，只要神不知鬼不觉，还不是一个正人君子？那她还会忏悔吗？她的忏悔是逃遁无术——是社会舆论所迫，还是良心所迫？

那么有种就将偷人养私生子的事情进行到底也行。可又马上懊悔不及，出卖了自己也出卖了一千人马，如果投身革命，肯定像胡秉宸领导下的那个李琳。她没有白帆那样的气魄，几十年来隐秘着私生子的问题，如果不是审查干部的政治运动，如果对方不交代出来，如果没有dna技术的应用，白帆可能就一直隐瞒下去了。就像禅月说的那样：“您总是这样！不管做什么，结果都是自己的错。即便没做错什么，也永远不会理直气壮。有人找您凋查、找您了解情况了吗？没有！您总是自己主动跳出去说个清楚。好比这件事，为了您良心上那点儿安宁，您不但牺牲了姥姥和我，也牺牲了枫丹，还有您自己。坦诚没错，结果却未必如您所愿。”当她这样想来想去的时候，惟独没有想到她的坦诚将给叶莲子、禅月和枫丹带来怎样的遭遇，或缄口不言，她们另一种命运的可能。直到枫丹的第一‘声啼哭宣告了她的存在之后，才逼得吴为刻不容缓作出抉择。助产士抱着枫丹在她眼前晃了一晃。吴为对那张小脸匆匆瞥了一眼，只瞥了一眼，好像再瞥一眼或是稍有迟缓，就是对禅月更大的背叛。

那时吴为只知自己罪孽深重，不像后来经反复清算后那样清楚。而且她的思路很怪，觉得自己伤害最多的是掸月和禅月的将来。于是躺在产床上，将这件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对韩木林交代出来：“枫丹不是你的孩子。”韩木林问：“还有呢？”她不说话了。又何必说仅此一次！

难道一次就不是背叛？一次和若干次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又何必说得那样凑巧！

凑不凑巧反正是既成事实，有了私生子。

那一刻，吴为的良心真获得了安宁。她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等待着一个逆来顺受、没脸见人、苦行生活的开始，坚信在那种生活中，定会熬煎出一个纯净的她，并将赎回偷人养私生子的罪恶。

哪里懂得一个人为爱情，哪怕是自己虚拟出来的爱情犯下的过错，算什么错？！

不论怎样，韩木林是个大度的男人，只说事到如今，吴为当然没有了对禅月的抚养权，他不能把禅月交给这样一个母亲——他没有说“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母亲”。

他还答应，如果吴为痛改前非，还可以和他们父女生活在一起，但必须在禅月和枫丹之间作个选择。

如果选择枫丹，他们只得离婚，禅月归他抚养；如果选择禅月，就必须抛弃枫丹，只有这样，才不会留给她的旧情一个纠缠不清的理由。

并非韩木林多虑，几十年后，吴为与前情人邂逅于某家电影院，对方竟写信要求她到公园一会。

——在经历过诉诸法律，遭遇过这个社会和公众所能给予一个下贱女人的最残酷、最不留：情的践踏之后！

——在他们子法律面前驹咬狗之后！

也许男人可以如此？

既然吴为不得不在禅月和枫丹之间进行选择，也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为了禅月，她不能一错再错。为了禅月，她只能再犯一次大错：她不可能选择枫丹。

吴为就这样可耻地逃避了一个母亲的天职。韩木林拿出拟好的字据：吴为自愿将亲生女儿枫丹转送他人……

最让吴为没齿难忘的是，韩木林让她在字据下方，用最古老的办法按了手印，——签名都不作数。

她就这样狠心地把枫丹扔进天连地、地连天的茫茫一片浊水，不见树木，不见房舍，不见河岸。从此孤零零的一个小人儿无头无绪地漂流起来。

吴为从未停止对自己的审问：为什么对枫丹没有半点眷恋？日后，当她成了作家，不论知道或不知道她过去的人，不但不再在她身后吐唾沫，扔石子或往她身上扔破鞋，甚至开始尊敬她，可是她对自己说，这笔账永远不会了结。

同样是自己的骨肉，为什么如此不同对待？

她必须回答。因为枫丹是社会不承认的私生子。她对枫丹应有的母爱，被不得不面对社会和舆论的恐惧杀死了。

吴为不过是自私而懦弱的胆小鬼。至于后来那套下三烂的生活勇气，不过是落水狗、癞皮狗被人打急眼时一种自欺欺人、虚张声势的哀吠，正像诗词所道“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还要等上几十年，这几声哀吠，才能变为知耻而勇的大气。

吴为很快又陷入了新的、更深的良心谴责。

她并没能以这样的代价，从韩木林那里换回家庭的苟安，韩木林还是将他们告上了法庭。法律行为使文学而不是爱情显示了它的不堪风雨。爱情的不堪风雨该是顺理成章，滑稽的是吴为所迷信的文学之不堪风雨。所幸吴为碰到了一个很人情的女法官，多少年来，她一直记得那位叫做杨柳的女法官。事情过去多年，她一直想要探访那位女法官，可是一直没有成行，或许往事不堪回首。

文学根本就不待见吴为，文学拒绝了她，所以给了吴为这样一个严重的警告。可是她并没有迷途知返，最后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并再次受到文学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她不成为作家，还是胡秉宸麾下一个小职员的话，胡秉宸还会钓她这条鱼吗？

人们并没有因吴为的举手投降就饶过她们母女三人。叶莲子和禅月这无辜的一老一小，马上跟着她一起下了地狱，人们给她的惩罚有多重，给叶莲子给禅月的伤害就有多深。一辈子没让人戳过脊梁骨的叶莲子，为了吴为让人戳了脊梁骨。

叶莲子也无从知道，党小组已经全体通过，只等上级组织审批，眼看就要成为共产党员的她，突然被拒之门外的真正理由。

零雨村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叶莲子：夜之间，从顶替某个教师、只能领半工资、随时可能被解聘的“黑人”，变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从此不再流落天涯。

将那另一半工资据为已有的朱校长，不知何处去了；李老师也再不敢将她对学生讲的“土豆是茄科植物”当做笑柄；“二校长”马文忠，不但不敢再找这个教师中最穷的叶莲子借钱不还，还于零雨村解放的第二天，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两年后马文忠回到学校，向全体师生作了题为《英雄平叛四川残匪》的报告。那时候叶莲子还没离开零雨村，回想当年马文忠“借”钱的往事，只能是一片迷茫。

叶莲子的脸上，终于有了那种真正可以叫做笑的玩意儿。既不是顾秋水赏给她的，也不是为求一口饭吃强做出来的，而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私人财产。

她在那位女军代表身上，看到了如她一样无依无靠的穷人的希望；认定那宽大的灰军装，就是她的护翼，以至每每看到那种宽大的灰军装，就想跑过去抓住它，放在脸上贴一贴。

特别是吴为得了风湿性心脏病，而且病情发展很快，军代表马上和医院联系，让吴为住进医院，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直到治愈出院，叶莲子也没有为一分钱操过心。她老是说：“要是不解放，吴为早就没命啦！”叶莲子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也以叶家翻身的事实教育着吴为。在她退休前的几十年里，孜孜不她拼却全力奔向那个目标。二十世纪中期，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想要加入共产党，必得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奋斗，说是脱几层皮也未尝不可。不像二十一世纪，就是有的拥有个人资产在脱了几层皮的追求奋斗之后，叶莲子确实接近了她的目标，但在最后的冲刺中被拦在界外，将叶莲子几十年追求毁于一旦的人，正是她亲爱的女儿吴为。她那几层皮是白脱了！

那一夜大雨滂沱，因为幽会吴为很晚才回到家。小学校的大门紧闭，她进不了门、回不了家，本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更不好麻烦吵醒校工开门，只能翻墙而过。

不知道是不是她疑心生暗鬼，那校工再见到她，眼神就暧昧起来。事发之后，法院到叶莲子供事的小学校外调，校工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但叶莲子加入共产党的事从此搁浅。

早知如此，不如大学毕业时就与班级党支部书记进行“等价交换”，不就是上床？以后各奔东西，谁也见不到谁。耶就可以留在北京，不必在黄牙或口臭之间非此即彼，让地左右不是，无以筹吴为也不得不那样想，如果缄口不言，独自承受这份罪恶的折磨，虽然卑劣，却不能不说是另一比起她的坦诚带给母亲和女儿的苦难，缄口不言的卑劣、胆怯、自私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她承担的毕竟是她个人的、良心的审判，而不是三代人的全军覆灭。

4

如果不是几个月后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即便经过了法律程序，他们的日子还是可以凑合下如果许多事物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颠倒，像吴为与韩木林这样的人很难进入“主流社会”，顺便也挖掘出韩木林喜欢赶热闹的潜能。结果是韩木林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革命组织的小头目，“革命”、“进步”这样的字眼竟与他有了关联，真让他受宠若惊。这副重担激励着他，进步、进步、再拿什么作为与革命的见面礼？先砸了家里磨砂玻璃的花瓶再说。但磨砂玻璃花瓶怎能对得住革命的垂顾？看看周围的革命行动，只好背弃“原谅一切，既往不咎”的约定，到吴为单位贴了她的大字报，就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英雄王成那样“向我开炮”。

开炮之后，只好划清界限。

吴为和韩木林分居已久。分居后，韩木林与吴为展开了争夺禅月的拉锯战。韩木林最后将禅冬天，很冷。叶莲子一言不发地坐在火炉边，自韩木林把禅月劫走之后，她就这么坐着，不腌咸菜，不收拾屋子，不买菜，不做鞋子，不缝衣……要不是怕吴为饿着，恐怕连饭也不做。蒸的馒头不是碱大就是碱小，碱放对了也揉不开，馒头上老是点散着一块块黄褐色的碱块，焖米饭自然也是夹叶莲子的眼睛盯着炉子，屈伸着她那些纤细可是粗糙的手指，又在默数禅月被带走多少日子。

这时，她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鼻子、眉毛、眼睛、嘴巴什么的，只剩下一脸的皱纹。

如果那时有人问吴为：母亲是什么？她一定回答说：母亲就是一脸的皱纹。吴为试图在脑子里描绘叶莲子的脸，怎么画都是那一脸的皱纹，其他部位全都画不出来。有时顶多画出她那双细长的眉，也是被烦心事折成了几道弯，而不是风平浪静的样子。

吴为像是蛮有城府地说：“妈，咱们不能显出着急的样子，那样韩木林就更用这个法子整咱们了。”

那时吴为成长了不少，以后她还将继续成长。在韩木林将禅月劫持之后，她立刻到托儿所，将掸月的卢口迁至她的名下，并将户口本藏匿到抄家行家也无法抄出的地方，以为这就可以将禅月留住，岂不知法律不会让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得逞。“对，不应该显出着急的样子。”叶莲子伸直用来默数的手指，让它们平躺在膝头，却把计算放进了心里，到现在为止，掸月走了一个月零三天。

这时门嗵的一声开了。那个让她们想念得难以自处的小人儿，自己走了进来，那个死了的屋子眼看着就活了过来。“韩木林送你回来的吗？”“我自己。”禅月那个“我自己”还说得不大清楚，听起来是“我几几”。

“你怎么回来的？”

“走走。”禅月不会坐公共汽车，也没有钱，只能走。

围巾在脖子上围着，帽子在头上戴着，口罩、手套、大衣，一样不少、一样没落，全副武装地回来了。

大衣放在箱子上。很高，禅月够不着。可是有一只大声袖子垂了下来，只要拉着这只袖子，大衣就会掉下来。帽子、围巾在什么地方？在床上。口罩、手套在什么地方？在大衣口袋里，禅月记得很清楚。

现在床上堆了很多大衣、帽子、围巾，她得从那堆衣物下把她的帽子围巾掏出来。禅月爬上床，把脑袋扎进那堆衣物，那些衣物很沉，拱起来非常吃力、她像只在雪地里刨食的小松鼠，吃力地刨着，累得呼哧呼哧鼻涕直流。总算抓住一块粉红色的东西，拉了一拉，是她的围巾，不是帽子，又继续往那堆衣物里拱。她得找到她的帽子，不论妈妈还是小姥姥，每次带她出门，这五件东西一样也不能少地给她穿戴整齐，怕她冻病。她一病，她们就急得天翻地覆，所以她不能病，她得找着她的帽子和围巾。“你干什么呢？”韩木林问。“玩儿藏猫猫呢。”禅月吓了一跳，赶快把脑袋从那堆衣物下缩回来，通红的小脸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其实她不怕韩木林，小姥姥怕，妈妈也怕，她不怕。现在吓一跳，是怕韩木林发现她的秘密。

“方块儿七。”韩木林说。他没回头，忙着和一‘伙儿人打扑克，“好好玩儿，别淘气。”又说。

韩木林不骂她也不打她，也不逼她按时睡觉，随她玩到什么时候。有时她玩得连衣服、鞋子都不脱就睡下了。要是她想吃花生，可以一直吃下去，连饭也不用吃；要是想吃蛋糕，也可以一直吃下去，连饭也不用吃。起床后、吃饭前，也不用洗手洗脸。

有好几次韩木林还给她酒喝，那些和他一起喝酒的人，各个拍手叫好。

要是她没让开水烫着，要是她没拉肚子，要是她没从楼梯上滚下来……只能说她运气好。

可她就是要回到妈妈和小姥姥那里去。幸亏韩木林背对着她。禅月继续在那堆衣物下找，终于找到了她的帽子，又把帽子戴在头上，这没有什么特别，不会惊动那伙儿打扑克的人。

现在只剩下把大衣从箱子上拽下来了。禅月用力一拉，大衣就从箱子上滑了下来。她也就势蹲下，以为韩木林一定又得大吼一声：“禅月，你干什么呢？”可是韩木林没有吼，他们正在算得分。她抱起大衣，打开房门之前又回头看了看打牌酌人，他们还在算分，在那张小桌子上，四个男男女女的头差不多顶在了一起。禅月轻轻打开房门，轻轻走了出去，又把门轻轻关上。她得把门关好，不能给韩木林留下一点异常的感觉。然后她到腾着小腿，迅速往楼下跑。跑到二楼楼梯拐角处，禅月才停下来围围巾，戴手套，戴口罩，穿大衣。

只有口罩戴不好，禅月扎不紧口罩的带子。她照小姥姥或妈妈的办法‘扎了三次也不行，其他全如小姥姥或妈妈给她穿戴得那样服帖。这时鄂百灵阿姨突然走上楼来。禅月又吓了一跳，以为鄂百灵阿姨一定会问她：“禅月，你上哪儿去？不要自己瞎跑，我要告诉你爸爸去。”

要是鄂百灵阿姨这样问，她就没办法了。可是鄂百灵阿姨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就过去了，就像没看见她。

这时禅月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鄂百灵阿姨转上楼梯；看不见她了，她才跑起来，一口气跑到大街上。大街上的汽车、大街上的行人，比妈妈、小姥姥或韩木林带她上街时不但多了许多，也大了许多，而且好像全朝她开过来、走过来，这时她真有些害怕了。

她怕那些汽车，也怕那些人，想起了妈妈讲过的那个故事——

有个不听妈妈话的孩子，自己偷偷跑到街上去玩，被玩杂耍的人骗走，玩杂耍的人在孩子身上披了一层狗皮，孩子就变成了一只玩杂耍的狗。过了很多年，孩子跟着玩杂耍的人回到家乡，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了妈妈，孩子大声叫着“妈妈，妈妈！”可是妈妈认不出他了，因为他已经变做一只狗。禅月为这故事哭得非常伤心，就是听“白雪公主”、“小红帽”那样的故事，也没有这样哭过。

禅月回头看了看韩木林住的那栋楼，不远，只要一转身，就可以从这条可怕的大街上回到那个安全的地方。

禅月第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那时候她四岁。

只有四岁就作出了她的选择，她要去找妈妈和小姥姥。汽车一辆接一辆从她面前驶过，她不知道这些车到哪里去，韩木林和妈妈、小姥姥知道，她不知道。她也没有钱买汽车票，韩木林和妈妈、小姥姥有，她没有。

她只能走。沿着右边的人行道，一直往南走。韩木林多次骑自行车带她走过这条路，她记得很清楚。

现在走过了那座学校。学校放学了，学生们唧唧喳喳从学校里走出来，有个男孩子在她的头上敲了一理，说：“黑，小孩儿！”还青面獠牙地往她脸前一凑。

“你小孩儿！”禅月回嘴道。那男孩反倒一愣，不敢再捉弄她。

然后就到了十字路口，路口有拉粮、拉砖、拉木头的马车。禅月第一个认识的动物是猫，第二个认识的动物就是马，就是在这个路口认识的马。她第一会说的是“妈妈”，第二会说的是“大马”。

刚走到十字路口中间，从西边来了一辆拉水泥的大马车。

“站住——站住——”她听见有人嚷嚷。让谁站住？她不知道，她得赶快走，天快黑了。

大马突然就站在了她的跟前。大马很高、很大，禅月抬起头，只能看见大马的胸脯，听见大马生气地喷着鼻子。

“吱——”的一声，从东边来的一辆大卡车又停在了禅月的身旁。她就这样被挤在了大马和大卡车的中间，赶大车的老爷爷和开卡车的叔叔都在嚷：“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说着，他们就要跳下车来。

禅月不哭。她不能哭，一哭他们一定嚷嚷得更厉害了，只能一直往前跑，不敢回头地往前跑。她听见他们还在后面嚷嚷：“这是谁的孩子？要是让车轧了怎么整？谁的孩子？怎么让孩子闯红灯？”他们不能撵她，他们还得关照他们的车呢。好在那时的行人车辆比后来稀少许多，那个路口也比后来的农村还荒凉。禅月一直往前跑，跑得好累啁，累得脚丫于上都是汗。小朋友就是这样唱的：“那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那么好的姑娘抠脚巴丫儿。”她真想把棉鞋脱了，晾晾她的脚巴丫儿。棉鞋是小姥姥做的，放了很多棉花。小姥姥一到冬天，就恨不得把她用棉花包起来，在妈妈没有成为作家之前，她们全都穿小姥姥做的鞋。等到禅月上小学，吴为才给她买了一双减价猪皮鞋，两只鞋还不是同一个号码，其中一只像是让热水烫抽巴了，鞋底往上拧着，幸好它们还是同一个颜色。妈妈虚荣地说：“不管怎么说，它是一双皮鞋。”妈妈最不甘心的是别的孩子都有的东西禅月却没有。无论如何她也得让禅月像别的孩子一样，好比那双猪皮鞋，好比这件棉大衣。

棉大衣是妈妈自己缝的，她们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缝制，用手而不是用缝纫机，她们没有钱买缝纫机。大衣又长又大，现在就更沉了。妈妈说：“做大点儿，可以多穿几年。”

然后禅月来到火车道口，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天快黑了，其实差不多就是黑了。因为房子里的灯亮了，路上的灯亮了，车上的灯也亮了。

她只好跟着停了下来，夹在人们的腿和车轱辘中间，挺着圆圆的小肚子，叉着两条小腿，与那些形形色色知道从哪里来、知道到哪里去的大人们一样站着，担心又会有人嚷嚷“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幸好这回没人嚷嚷。

不一会儿从东边开来一列火车，轰隆隆，轰隆隆，震得脚下地皮都颤颤。一节节车厢，像会走路的小房子，车厢里的灯光明亮，看上去又舒服又干净，有些人在说话，说的一定都是很有趣的话。

火车开过去后，又跟着人们一起向前拥，有一条腿绊住了她，她侧歪了一下，撞在另一条腿上，可是她没有摔倒。

等到看见胡同口卖豆浆油条的小铺，禅月就觉得不那么累了，等到又在胡同里看见虎子，她觉得一点也不累了。

她就这么回到了家，看到了她想念的小姥姥和妈妈，那时禅月只觉得这一趟经历挺好玩，并不懂得这是她与小姥姥和妈妈的一份缘。更不要说禅月渐渐长大、越来越懂得羞耻之后，知道自己有个多么不称职、多么丢人现眼的母亲。但她无怨无悔地伴着吴为，把自己的生命、尊严和吴为紧紧地贴在一起，不但用她的小手搀扶着吴为走过了最为艰难的荆棘之路，并勇敢地捍卫着她。

这样的女儿世上怕也难找。如果没有叶莲子那副老肩膀和禅月的这副小肩膀保护着吴为，为吴为分担那些***的伤害，吴为怕是走不过这条路了。所以当韩木林委托朋友到学校看望禅月，对她说：“告诉你母亲，让她到我们家来玩儿，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别不好意思。”

禅月才会不动声色地反问：“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她以此向那朋友，也等于向韩木林表示，她不是不明白吴为的过去，而是明白得一清二楚，因此，谁也别想再欺凌那个是人就能欺凌的吴为。

等到吴为成为作家之后，禅月反倒不再像从前吴为备受***时那样，总是冲锋在前护卫着她，而是隐身在后。在大学读书时，有个同学问禅月：“听说作家吴为的女儿就在你们系读书？”

禅月脸上哪怕最敏感的肌肉，也不曾牵动丝毫，回答说：“不知道。”

直到大学毕业，也没几个同学知道，她是吴为的女儿。

知根知底的朋友有时就会说：“禅月是太心疼你了……要是枫丹也能谅解一点你的难处，不到处张扬是你的私生子就好了，她对这个人世的险恶也该有点了解啊！”

“只要能抵消一点儿我对枫丹的罪过，不论她怎样待我，我都心甘。”

怎么能这样要求枫丹？

社会给一个私生子的冷漠和歧视，恐怕得从枫丹出生一直纠缠到她这一生的结束了。吴为至少还有叶莲子和掸月的保护，枫丹呢？养父养母待枫丹不薄，但谁能顶替一脉血缘的牵系？

谁又能为枫丹修复无父无母、独自漂流闯荡的创伤？

枫丹又有什么义务继续承担这无由无根的尴尬？

她能如此对待吴为，已经是对吴为极大的恩典了，吴为难道不该对她感激涕零吗？

韩木林抄起一个方凳，一凳子把叶莲子砸昏在地。

叶莲子当然想不到在顾秋水之后，还有一个与她什么债权关系都说不上的男人，对她拳脚相加。

公寓里所有的门都紧闭着，门窗后，贴着公寓里所有的耳朵。

韩木林家里的架天天打，一打几年，持之以恒。

起先人们还拦一拦。一个女人被打成这个样子，总是可怜的。

后来人们就不拦了。人们先是从韩木林的咒骂里得知了吴为挨打的原因，而后又从街道居民大会上了解到全貌。

她们的家具不多，所以三人只能横睡在大床上。禅月睡当中。

牛夜里，禅月有时被叶莲子的哭声惊醒，有时被吴为的梦话惊醒。

开始禅月有些害怕，后来发现这对小姥姥和妈妈不但没有什么伤害，反倒和白日里窝窝囊囊的她们大不相同。好比叶莲子在梦中的哭叫，前半部透着由恐怖而生的绝望，后半部就变成了哭号和争辩，最后从绝望生出拼死一战的嘶号。而吴为在梦中却是胸有成竹，所向披靡。

慢慢地，掸月习惯了她们在梦中的生活，不声不响地躺在小姥姥和妈妈中间，静静听着，从不打搅。只是眼睛眨呀眨的，一心想着长大之后，怎么才能在梦里不哭不叫不争辩不说梦话，怎么才能让小姥姥和妈妈在梦中也不哭不叫不争辩不说梦话。

她又慢慢懂得，她们在梦里，才能有那么点随心所欲，那么点成功。

好不容易！

屋子里还有三个窗户。一个窗户朝南，一个窗户朝西，一个窗户朝北。听风楼似的。

大床横在北窗下，西窗下冬天放煤炉，又取暖又做饭。到了夏天，煤炉就搬到屋外的南窗下。叶莲子搬，或者是吴为搬，那时叶莲子还搬得动这种老式的铸铁炉子。

小碗橱靠东墙放置，三个方凳各据碗橱一方。吃饭的时候，禅月跪在中间的方凳上，几岁的小人，如果坐在凳子上筷子就不够长，够不着饭莱。吴为和叶莲子或朝南坐，或朝北坐。韩木林抄起的方凳，就是这三个方凳中的一个。昏倒在地的叶莲子好像缩了水，突然变得那么小，那么老。她的白发披散下来，挡住了一只眼睛。血从额上流下，像皇上用朱笔在她脑门儿上批了一杠。禅月不怕韩木林打架，她只怕温暖的小姥姥永远这么小、这么老，闭着眼睛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妈妈张着两条胳膊的样子很怪，像一只灰色的蛾子，翅膀歪斜地向小姥姥飞过去。

也许因为她的脸是歪斜的，从鼻子正中分开，一半脸看上去还是妈妈的脸，这个妈妈上班、下班，与小姥姥说着极其琐碎的事，抱着她亲亲热热……另一半脸随时抽搐着，抽着、抽着，就抽搐出各种令她恐怖的事。

比如抱着她钻了公共汽车的轱辘。

人们把她们从汽车底下拉出来的时候，好像不是为了救她们，而是为了揍她们一顿，汽车司机吓得嗓子都岔了，“你不想活别人还想活呢！”他说。

妈妈迷怔着双眼，好像睡着了。她迷怔着眼睛的样子真可怕，禅月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叫着：“妈——妈——”可妈妈就是醒不过来。

有人掰开妈妈两只死死扣着的手，把她从妈妈的怀里抱了过去，然后使劲拽着、摇着妈妈的两条胳膊，像要把她一撕两瓣……

可是妈妈说：“没有，我没有睡着。”

没睡着那些事她为什么想不起来？直到最近妈妈才对她说：“噢一想起来了，你用两条小胳膊勒着我的脖子，可有劲儿了。那时候你几岁？两岁，对不对？”现在禅月五岁。

而后妈妈又来了一次跳楼未遂。

禅月不能相信妈妈。

没等妈妈扑到小姥姥身上，就被韩木林一个拳头撂到床上去了。他一迈腿又亡了床，两条腿一叉就骑在了妈妈身上，两只手掐着妈妈的脖子问道：“回不回去？回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