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吴为无论如何不肯到他的调研组去。

不知佟大雷整天干不干工作，几乎每日二信，几乎每晚必来，越来越把吴为的家当做了自己的家，而且不管吴为在不在家。如果吴为不在，就对叶莲子独角戏似的说个不停，闹得吴为不胜其烦。她终于明白，对这种男人温良恭俭让不得，只好写了一封低能的信——佟大雷同志：

鉴于您的一些信件与行为，我有必要作如下声明：

一、我们是工作关系，我更是将您作为一位“老同志”来尊敬的。

二、您曾对我表示爱慕，我也曾多次表示拒绝，本不该旧事重提，可是您最近的行为使我有必要重申，您是有妇之夫，一再对其他女同志表示爱慕是绝对错误的。

三、请不要再写信和送什么材料给我，更不要再到我家来。请尊重我的请求。

吴为

这一来，倒又给了佟大雷写信的理由——我只是向你表示爱慕之情，并没有要求相爱或谈恋爱之意。相爱者，搂腰起舞，拥臂而行。但一个人表达爱慕之意，似乎也无须对方批准吧。过去我家有幅齐白石的画。上书：“宰相归田，箱底无钱，宁可为盗，不敢伤廉”，我很爱它。

最近我同朋友说，每早我都要到我爱人那里去一次。美国大使馆外的橱窗里有一幅照片，四十左右的一个女人，穿一件紫绒绲边长衫，抱着一个周岁女孩，坐在花园里，静穆慈和，我非常喜欢。

每早起来跑步就想到这张照片，跑了两公里，在窗前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都是一种爱。只要我不抢人的或者按照我的意思改变它的形象，何必要求别人的同意！

自认识你以来，知道没有同你谈情说爱的资格，不过片面地认为你是知己，单相思而已；实在讨了没趣，冥顽之性，依然不改，活该！

当然我也有过错，写信于扰了你，已经认识就改了。至于谈恋爱，更远了，“恋”之一字，表示语言一致，互相同心，是物质与灵魂相互统一的最高境界，古往今来，有几个能谈得上！低级一点的“恋”也是有的，我将来也许会试一试，自信还是有能力的人，读的书也不比一些人少，也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和才能，总不至于比写几篇指导敲敲边鼓的人差。

最后我要表明的是，即便你与我绝交，我也不是以牙眼相报的小人，你绝的不过是私人之交，我也早知无建交的可能，但在公谊上仍然会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受不受在你。你母老子幼，如有紧急之事，比如找个条件好的医院、医生(只是打个比方)，只要你一个电话通知，一切照办，绝不推诿，前人云：“人以国土待我，我亦以国士报之。”

也希望你有朝一日找到一个条件好的人，有个归宿，因为你母老子幼，万一山长水短，你不是丁玲也不是冰心，还是在前进路上奔命奋斗的人。

吴为想起当年在干校，为年老体衰的叶莲子一人带着禅月的艰难，请求胡秉宸帮助的那次谈话，伤情地摇摇头，相比之下，这个佟大雷倒还慷慨大方……不过这也许是佟大雷的“创作”，可佟大雷有什么必要“创作”？他又不是不知道没有希望？当然她也不必为此考验佟大雷是否为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人。

说是再不干扰吴为，不过说说而已，佟大雷仍然穷追不舍。当他忍不住又到吴为家看望时，吴为把佟大雷堵在玄关那里，一句客气话也没有，更不留他坐一坐，冷情地瞠视着没脸没皮的佟大雷，等于马上下了逐客令。

可对这样一个死缠烂打的人，不如此决绝就后患无穷。

接着她哀伤地想，如果一个人不爱一个人，真是什么残酷的事都做得出来。想想当年被胡秉宸堵在他家门板上的“自卫”战，胡秉宸不是狠心到置她于死地又怎么解释？可她与胡秉宸不同，她从未诱惑过佟大雷。

12

与史峤的重逢，使胡秉宸对吴为的感情起了质的转变。在一位老领导的遗体告别式上，走在胡秉宸前几位的一个男人突然倒地，有轰然一声倒了一座山的感觉，也许那人比较高大，更因为瘸跛。工作人员急忙将他抬到休息室去了。

然后就听老战友们说晕倒的是史峤。

自史峤从腰间拔出一支袖珍手枪，扑倒在大别山一条沟壑中等待他那位优秀侦察员之后，胡秉宸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史峤因被捕问题又受到不少冲击，之后听说安排在党的哪个监察部门工作，然后又没有了消息。遗体告别后，胡秉宸到休息室探望，不论他对岁月沧桑有了多少认识，还是不能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那个儒雅的史峤。像刚从岁月的尘埃中爬出，灰头灰脑，除灵魂之光在眼睛深处那条时光隧道的人口偶尔一现却又立刻隐人黑暗时，哪里还看得出是大学的高才生？又哪里看得出曾“恰同学少年……粪土当年万户侯”？

因李琳叛变被捕经组织营救出狱，又经组织甄别审查后，史峤以为一切问题一清二楚，根本没想到谁又在他的档案中加了一个“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一直怀疑他有变节行为，直到乱了章法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才曝光。

史峤何止是伤心！他是灰心，彻底地灰心了。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从法西斯那里趸来的手艺都不能摧毁的史峤，却让灰心摧毁了。

那时他反倒常常想起胡秉宸的兄长胡秉宸，终于懂得胡秉衰当年对他说的那些话，才叫句句是真理。回首当年，为什么不与莫逆胡秉宸一同去研究佛学？像他这种人，怎能不自量力地闹革命？不过他到底是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楚。

仅就他那一脸的苦相，与其说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如说是一个圣徒或苦行僧。即便还是党内相当级别的一名领导时，也是一副无可言说的样子。

曾有相当级别的史峤，也不知这个结论会随着时代变化升值，本采一两重的结论，可能会渐渐攀升到无法度量的地步。如果史峤知道这么回事，一定会像签订一份合同那样，逐字逐句按照法律条文将当初组织上的那个结论，规范得无隙可乘。可谁能看得到自己的档案？谁又能知道你的档案里塞了什么？

这个不为史峤所知的包袱一背三十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落实政策，变节行为一风吹去，可是他已进入暮年，耳聋眼花，又在关押中得了风湿痛，腿关节变形，行动不便，如一架报废的机器，这个落实又有什么意义？

多少年来史峤都绕不过那个弯子：上级领导也好、同志也好，怎么不想想那个非常简单的推理？像他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地下党被捕，他们那个系统的地下工作何曾受到些许损失？他的出狱难道不是组织营救的结果？竟怀疑他有变节行为，像对待叛徒那样对待了他几十年！

可就是没人想一想。不再以变节论处！难道还让他像重见天日似的高唱“太阳出来了”？

几十年来风吹雨，除见老一些，胡秉宸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史峤一眼就认出了他，握一握手，默默相对，连一般的应酬话也没有。真是相逢一笑间，往事成烟。作为与他直线联系的下级，胡秉宸应该很清楚当时这件事，史峤也曾对调查他的人说，胡秉宸完全可以证实。胡秉宸也的确为他证实过，可那些人需要的不是事实，他们需要的是在蹂躏和作践中确认自我……还有什么可说？如果说一说之后这台机器还能启动，那就不妨说说；现在这台机器废都废掉了，还谈什么启动！胡秉宸只说了一句：“多多保重！”没有打探一句别后的情况，问一句是否需要帮助，或说一句“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总之说什么都不合适。

史峤只说了句：“谢谢。”除此也是说什么都不合适。

胡秉宸步履迟疑地走出了休息室。与史峤的重逢，给了多思的胡秉宸以极大的震撼。

回到家里，进门就见一个着中山装的老乡独自坐在厅里，那套中山装很隆重地“装”在身上，显然是为这次会面特备的。见胡秉宸进门就扑上来拉住他的手，紧紧握在自己的手里，熟络得不得了地说：“可见到你了喽，老领导啊，硬是不易！”

胡秉宸实在想不起何时领导过这位老乡，借放报纸的机会抽出自己的手，倒不是对老乡的无礼，而是绝对不喜欢与一只同性的手这样紧握。

白帆忙从里间出来解释：“说是你过去的一个地下老交通。”

老乡说：“胡领导啊，你怎么不记得我呢？记得吗？还是我调查得知，打银器的贫农咋个变成地主了嘛！”什么银器！什么贫农变成了地主！云里雾里让胡秉宸摸不着头脑。

一九四九年后不少人到京城来认老同志，可那一浪早就过去几十年了，怎么到现在还有人来认领？会不会是个骗子？

老乡并不气馁，依旧热情提示，胡秉宸这才想起几十年前的旧事，人也随之热情起来。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又掀起***高潮，在国统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地下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一些党员脱离了党组织，有些支部已徒有其名。同时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蓄意制造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为应付突发事变，建：立地下秘密交通的工作被提到日程上来，胡秉宸受命建立一条地下通道，以备国共关系公开破裂时，将那些身份公开、无法隐蔽的党的重要骨干，疏散到安全地带。

胡秉宸背了个小包袱，用一个多月时间，将沿途情况一一作了了解。在此基础上，选定了几个联络站点。

第一站选的那个点距重庆不过一天路程，来往人等不必在此住店即可打道回府，途中尽量不作盘桓，以免节外生枝，有次胡秉宸出去执行任务，路上住店差点出事。而且此处位于华蓥山余脉之侧，两岸山峦起伏，是进入华蓥山腹地的路径之一，一旦有事，一天就可进山。

第二站附近有一大片竹林，林子里的南竹长得非常粗壮，便于隐没，胡秉宸看上的正是这一点。

第三站那个点虽然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但是人很可靠。有同志过去，找他掩护、解决食宿都没问题。可以看出，胡秉宸选的这些点是很有眼光的。

最后选的那个点出了点问题。

胡秉宸以朋友的朋友为名，在当地一个负点责任的党员家里落脚。晚上请胡秉宸。吃饭的时候，那党员突然向家人说道：“明天叫打银器的人来！”口气很大，家里有多少银子能随时叫银匠来打？

胡秉宸立时提高了警惕，暗中找一个普通党员调查，了解到打银器的这个党员本是贫农，挖地窖时挖到许多银子，当年红军长征曾经此地，可能是红军来到之前哪个地主老财埋藏的，银子被他吞为已有，就此发财成了地主。

“晓得个龟儿子咋个搞的哟，搞成了地主！”这个普通党员说。

胡秉宸也不明白，一个贫农怎么说变就变成了地主？那时候，这种蜕变还不像几十年后“红五类”说变就变成巨贪、腐化堕落那样普遍，那样让人理解。

仅这一点，就让胡秉宸觉得此人很不可靠，立刻将他放弃，重新找了一个教员做内线，自己也没有暴露身份，尽快隐身而去，另换手下人出面，在那里租房开了家小酒馆——任何时候酒馆都是人来人便于掩护的地方。那教员后采被捕，始终没有暴露任何与他有关的人，最后牺牲在国民党有名的特务机关白公馆。要是前“贫农”被捕，结果就很难说了。

那一行，胡秉宸建立了五个联络站点，整条线路布置安全良好，万一出事，很快就会把党的重要干部输送到安全之地。回到重庆后，胡秉宸绘制了详细的路线图，将如何到达那些联络站点、那些站点的联系人，一一向领导作了详细报告。

像胡秉宸这样的全才，真是“五百年才能出一个”，不论到大别山送情报，或领导地下工作，或侦破“军统”在重庆的通讯系统，或建立秘密通道……样样杰出。如果给他一个总统，相信干得不会比克林顿差，更不会出莱温斯基那样的事故。只可惜给他的天地太小，更可惜他耗去十多年青春、出生人死建立的勋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甚至没有得到运用。

这些联络站点上的同志，随时准备血溅轩辕，在那平凡的地方潜伏着，艰苦地钉到抗战结束。可惜这些花费许多心血建立，又经许多人坚守多年的地下通道，像胡秉宸送到大别山的那份重要情报一样，根本没有用上。

为胡秉宸调查“贫农变地主”的那个普通党员，就是眼下坐在胡家厅里的这位老乡。

老乡同样无怨无悔地坚守着胡秉宸当年交付的任务，更没有以此兑换什么好处，问题是新政府不承认他的党龄和他为党坚守多年那份默默无闻的工作。

由于那条秘密通道由胡秉宸建立，谁也不知道胡秉宸在这条通道上埋伏下的力量，当时又都是单线联系，除了胡秉宸，谁也不能为这个老乡证明什么。自新中国成立后，老乡卖房子卖地，坚持不懈，四处上访，也四处寻找胡秉宸，几十年如一日。人人都说他疯了，但他知道自己没疯，而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他对那些说他疯子、不承认他党籍的人说：“老子为革命献脑壳，你们这些龟儿子就和那打银器的地主一样，反攻倒算我。”他越是这样说，基层组织越是不承认他的党籍。

“基层啥子水平？打银器噻。”他说。

所以当他找到胡秉宸的时候，怎能不抓住他的手不放？

胡秉宸又是兴奋又是伤感，说：“放心，我一定会给你写份证明。”

老乡激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再次抓住胡秉宸的手，就像实实在在抓住了烟波浩渺的历史，那些无形的东西一下子变得可以触摸。

那一夜，胡秉宸禁不住从记忆中翻出陈年旧事，想起一九四四年因同样目的，受命建立的另一条水上通道，与他完成的所有重大任务一样，也是一次都没派上用场。

这些事情，自己想想也觉得奇怪。不是一般的奇怪，而是非常奇怪。

于是耳边又响起了如《命运交响曲》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从人类前途到久远的过去，一一重新评估。回顾自己这一生，惊涛骇浪，十二年内战、十年动乱，花样年华就这样过去了。

值得吗？

国际共产主义也分崩离析，甚至互相开火，曾作为他全部生活的价值标准突然崩溃。胡秉宸感到了迷惘、混乱、怅惘，甚至对人类前途产生了悲观。

将来又是什么？

他找不到答案。特别与不受历史成见束缚的吴为纠缠在一起后，他想得更多了。

罢，罢，罢！

至少还有一个真诚的吴为。到了这个阶段，吴为在胡秉宸的心目中才渐渐演变为正面形象，不久之后，他就会对吴为说：“你是我碰见的少有的有胆识、有勇气、有毅力的奇女子。我和你的关系，男女之情只是、一个方面，根本的是思想上的一致，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觉。

“你是可信任的、亲切的、坦率的人，与你在一起如沐春风，无拘无束无隔阂，宛如同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好友，坐在松枝覆盖的长椅上漫说家常。你是我安全的港湾，是我随时可以归宿的地方。有个可以完全信赖的知己，多么难得！”

本就处在十字路口，且心中已然有了倾向，只是苦于没有向诸多理论交代的理由方在十字路口徜徉，一旦某个轻如鸿毛的借口杀出，很可能产生重如泰山的效应。

在检点一生的迷茫中，胡秉宸有了向安全港驶去，在松枝覆盖的长椅上漫说家常的理由。

13

尽管很长厂段时间胡秉宸与吴为音信不通，但佟大雷的作为，胡秉宸似乎全都了然于心。

哪怕一件价值不大的东西，一旦在拍卖行里进行喊价，进入两强竞争的峡谷，马上就会产生泡沫效应。

一看到胡秉宸，吴为知道非同小可的事情即将发生，便对禅月说：“今天妈妈有点儿累，咱们不散步了，你坐公共汽车回学校好吗？”

禅月喜欢和吴为一起散步，路上她们无话不谈。她正处在开始“懂”的年龄段，并且因为懂得母亲而分外得意。好比她已渐渐懂得吴为额上的皱纹并非都是因为气恼，更是因为走投无路、无处求援的绝望。

吴为不止一次对禅月说：“生称之前我就想，我要生一个朋友，一个永远不会抛弃我的朋友。”

除了刮风下雨的日子，她们每个周日从这条路上走过，送禅月回学校去。吴为站在校门外，看她一跑一跳进了学校大门才转身走回家，带着与禅月交谈后的愉悦，想着已渐长大并挚爱她的女儿，已经写出和准备写的……“好吧。”禅月说。

“我就不等你上车了。”吴为说。

“哎，妈妈，您好好休息。”吴为点点头，有些慌张地走了。

汽车老也不来，看着吴为渐渐走远的背影，禅月非常不放心，应该把妈妈送回家再走，就叫道，“妈——妈——等——等。”

吴为没有听见，急匆匆地走着，这时禅月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横路穿过，拦住了妈妈。禅月很快明白妈妈对她撒了谎。她不是累，她是要和这个男人见面。

然后他们折了回来，沿着附近的一条小河向田野走去。

这是掸月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的有主题、有意识的大伤心。在这之前，不论她啼哭过多少次，都称不上是伤心。

从离开韩木林后，禅月就生活在一个女人的世界里，不论是小姥姥的爱还是妈妈的爱，全部是为了她的，她的爱也同样全部回报给了她们。可是从未欺骗过她的妈妈现在对她撒了谎，而且为了这样一个面目不清的男人……妈妈欺骗了她！眼泪顺着禅月十六岁的、红润而丰盈的脸庞流下来。

她觉得自己就在这一刻长大了，她的少年时代也在这一刻结束了。

晚上，禅月第一次失眠。

一个异物，突然契人了她们这个浴血奋战、三位一体、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的家。

这个三位一体的家，面临着她一时还说不清的、巨大的威胁。禅月十分担忧，那一周简直没有心思上课，盼望周末，赶紧回家，好像谁会把妈妈偷走。

但是回到家里，见到妈妈，突然有了一种陌生感。一切都和过去一样，可又都不一样了。有一会儿，她都不知道怎么和妈妈说话。她看出妈妈又被烦恼锁住，那把锁就挂在两个眉头上，眉头间马上立起了一条竖纹。

不仅两个眉头间立起了一道竖纹，甚至两个嘴角旁也出现了两道竖纹，好像她正咬着牙，挺着什么熬煎。可是妈妈什么都不对她说，独自受着呢。

妈妈为什么瞒着她？怕她不懂吗？还是宁肯和那个男人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反倒把挚爱她的禅月当做外人似的排除在外？也就是说，那个男人对妈妈来说，比她更为亲密……

禅月忽然明白，自她懂事以后，妈妈的一切烦恼都是那个男人带来的。她十分明确地恨起那个男人来了。

禅月不说出自己的伤心和仇恨，妈妈应该看得出来。可是妈妈完全沉溺在自己的心事里了。

胡秉宸仍然什么也没有应允。

一拐上那条通往田野的沿河小路，胡秉宸就说：“你可以挽着我的手臂吗？”

面对胡秉宸的恳求，吴为只好把胡秉宸对她的伤害置之脑后，只好隔着一尺的距离，远远地挽起他的手臂。

胡秉宸说什么来着？说到在于校的时候就想念她，说到几件吴为反倒记不得的小事。而吴为却为胡秉宸背诵她刚刚发表的一篇，特别是她得意的几个句子和段落。反正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一点不珍惜这个机会，好像他们过去有过、将来也还会有很多这样见面的机会。

她甚至不望胡秉宸而是仰望满月，这种时候却还一脸洁净，如此十三不靠地背她的，真是出人意料。难道此时她不该投入他的怀抱？

背诵完，吴为转过脸来想听一声评价。可是胡秉宸无从评价，他根本就没有认真听她的，又不能敷衍。他不想亵渎这个饱满的月亮，还有他犹豫了差不多十年才有的这个约会……

吴为微微张着嘴，侧着脑袋等待着，胡秉宸从来没有这么迫近、这样清楚地看过她的嘴唇……她的嘴唇不薄也不厚，看上去很软，唇线也不清楚……他闭了一下眼睛，生怕自己吻上去，却身不由已猛然将吴为紧紧拥进怀里。

要不是河边树影下突然站起一个钓鱼人，问道“同志，几点了？”胡秉宸肯定会吻上吴为的唇；现在只好赶快将她一把推开，疾步向前走去。

吴为实在不该忽略胡秉宸将她猛然一推，赶快甩手走开这个细节，正因为是下意识的动作，才吏准确地反应了他某种根深蒂固的心态。在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关系中，这样的情景还将不断重现。每一次出现，都无可挽救地将胡秉宸诿过于人的陋习描绘得更加清晰，只是吴为过于迷信胡秉宸，无法想像一个挚爱的人会对自己有所埋伏。

何况吴为从来不着调，这种景况下竟然会说：“你看，这不是一个很有趣的电影镜头吗？

以胡秉宸的经验来说，吴为此时倒不是假正经，而是没有发动起来。难道她仅仅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主义？要是她没发动起来，他就只好压抑自己，否则她会把他看做一个只有“性趣”的男人。他只好顺着吴为的思路，说：“对了，顶好还让这两个人戴上眼镜，他们不是把眼镜碰碎就是碰掉地下，两个人趴在地上，满世界摸他们的眼镜。钓鱼人还可以帮助他们找，讲好价钱，找到一副眼镜付他多少钱……”胡秉宸太大意了，吴为虽然不是假正经，但与从前有了不同。胡秉宸的恳求来得有些晚了，她不但穿上了成功的盔甲，心也冷硬多了。回到家里，胡秉宸关上电灯，坐在书房里回想这个夜晚的荒唐。他从没有这样不着边际地与女人周旋过，“百乐门”后是狂欢之夜，后来的女人们又太物质，吴为却是罗曼蒂克，是情调，不像一些女人把自己制造得可爱，——制造的可爱只能是口味而不是情调。没想到在生命将近尾声的时候，却碰上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女人。他的脸上不禁浮上一个久违的、连白帆也很少见的微笑。

从隔壁房间传来了白帆的鼾声，如当头一棒使他猛醒，那少见的微笑忽悠一下就从脸上隐退。

以后怎么办呢？如果此后吴为要求天天见面如何是好？

现在他还有什么理由再与白帆联手写封信给吴为？还有什么理由在白帆起草的信上附笔“吴为同志：你自己塑造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意境，又自己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多愁善感的角色，沉溺在里面出不来了。这是资产阶级的感情游戏，不是无产阶级思想，你甚至没有想到这是多么危险，我要给你泼出一大盆冷水，就近来谈一次，不要再写信了”？

没等胡秉宸想出所以，吴为倒先来了一封信，说是想来想去这种关系没有好下场，不如及早刹车。一旦离开胡秉宸，吴为的脑子就清楚了。

毫无例外，肯定又是一次捉弄，而受伤的只能是她。

好像在冰天雪地里，冻得昏昏沉沉就要睡死过去。她真不愿意醒来，就这样软软地睡下去多么惬意……可是写作说：“起来，起来，不能睡，否则你就要死了，全家老小也会再度落人世人鄙夷的境地。”吴为当然不愿意死，也不愿意母亲女儿再受二茬罪。

写作把她从极端危险的状态中拉了出来，“你得站起来，跟我走！”

幸好吴为现在有了一个比胡秉宸更权威的权威。

胡秉宸抓起电话就打，而吴为正在某个饭店开什么文艺方面的会议，“你等着，我马上就来。”

没等吴为回答就放下电话，咚咚咚跑下楼到司机班。司机说：“胡部长，您怎么自己来了，没让秘书打电话招呼我？”胡秉宸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不合常规。

“送我到饭店去。”他吩咐道，喘息着并神经质地弹着手指。吴为想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胡秉宸惶恐得不得了，好像十年来都万无一失、牢牢地放在那儿、死死守着只是想像中的他的吴为，每一秒都会寓去。他这才意识到她的耐性终有一天会失去，她的世界也会渐渐扩大，她将醒悟，他并不一定是惟一可意的男人。

他不免酸酸地想：现在地位不同了，是不是？

这真不是他的刻薄，可惜胡秉宸不想重视，也不想深入挖掘。胡秉宸没敲门就冲进了吴为的房间。吴为倚在沙发一角，好像那里是她的退路。他说：“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离开我，你要是离开我，我就要死了。”

吴为好像没有听懂，还是木木地望着他。胡秉宸不得不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次她好像听懂了，从沙发角落里站起，摇摇晃晃朝他走来，他刚伸出手去接她，她就软软地倒在他的怀里。胡秉宸拖着她坐到沙发上，冲破长达十年的徘徊、犹豫、挣扎、禁锢，朝吴为低下头去——

这是他们第一个吻。

其实，胡秉宸十年前就等着这个吻了，因为等得太苦，他觉得天旋地转，一切不复存在。这一瞬很长很长，地老天荒；这一瞬很短很短，灰飞烟灭……名誉、地位、权力……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此时都化作了飞烟。只剩下她，这个偎依在他怀里的女人。

仅仅这个吻，就让身经百战、出生人死、钢铁一般的胡秉宸神魂颠倒，不知南北，恨不得死去才好。没想到在这个年龄，还能如此忘情地尝到一个女人可能给予一个男人的震撼以及这个震撼带来的快感。他重新体会到他还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能让女人忘乎所以倒在怀里的男人。

直到离去，胡秉宸还一步三回头地对吴为说；“你要是离开我，我就要死了。”

此时此刻，胡秉宸的这句话，真不是用于恋爱的花言巧语。

回到办公室，胡秉宸什么也干不下去，有人来谈工作，听到的只是一片嗡嗡嘤嘤的声音，却不知他们说的什么。

他好像回到了初恋。他有过初恋吗？四川美人算不算呢？过去的女人从记忆里一一走过，不，与这一次相比，都有点逢场作戏的意味。

这其实是胡乘宸的错觉，他从每一个***对象那里都得到过新鲜的体验。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他不可能不忘记她们，自然也就忘记了她们的不同。

回到家里，他草草吃完晚饭就上了楼，将自己关在书房，又是关灯坐在黑暗里。但黑暗也干扰着他，搅扰着他，压迫着他，追逐着他，撕扯着他。值得还是不值得？

以后又怎么办呢？

尽管吴为倒在胡秉宸怀里，她也不肯再进入那个怪圈。她能想到的最无能，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到山区去体验生活。

胡秉宸知道后，只写了一封无力的信，可否到我家来，与我和白帆同志一起喝杯茶，她会很高兴的”云云。

看到“和白帆同志一起喝杯茶”，吴为笑笑，如同她身上的那套盔甲，不都是穿着用来抵挡什么？那就不要再惹是生非。她没有去喝那杯茶，毅然不辞而别。

佟大雷听到吴为深人生活的事，于开车前赶到了火车站，抢过吴为一个手袋拿著，像是得了赏，紧紧抱在怀里，心里还想，向来这是秘书替他做的，而他现在却心甘情愿地替一个女人拿着。

抢到手里的手袋即刻成为佟大雷的动力，他又开始给吴为写起信来——

鲁迅在福建写《两地书》，我没他那样的福分。瞿秋白在福建写《多余的话》，落得掘尸毁坟，在他动手写的时候，可能已经意识到是多余的了，意识到而不改，也是文人积习太深的缘故。话得说回来，一个人临死的时候，还不允许倾诉自己的一腔哀怨实在也太霸道了，我同情他，所以写两封多余的信吧。继而吟诗作赋——

春寒夜雨向阳楼，一别悠悠又过秋。

咫尺天涯人不见，玉泉河畔月西流望帘钩，小西楼，送君别意悠悠，论夭折，竟为愁，此景此情，梦里谁留！一篇文字堪羞，盈得中霄泪满流，人生百年尔，若个为俦，纵天荒地老，此意难休。

这些文字真是又蠢又俗又笨！

有些事并非凡人都能”染指”，不论佟大雷多么自以为是，诗词这样的洁物，实则与佟大雷毫不着边。他最精彩的文字还是那些打油。

好比一日游灵隐，万头攒动，索然而返，灵隐壁上有斗大四字：咫尺西天。倒启发了他的灵感。为求吴为一笑：打油一首——

咫尺西天处，香烟腾云雾。

男女膜拜者，颇多大脚裤。不论填词作赋还是本人，佟大雷只合打油。想起胡秉宸当年正是一句秦少游缴了她的械，吴为心中更是不耐烦，怎么人人都玩起了模仿秀！

想不到佟大雷这样纠缠，只好给部里几位领导包括佟大雷在内写了一封公开信，算是一个警告。佟大雷回信道：

“作为朋友，即便写一封信给我，总不会引起我的神经发作。然而竟是如此惜墨如金，某某某、某某某并某某的一封官书，实在人情之外，就是一位公主也未免过分一点。”

从此“安史之乱”方才平复，吴为以为佟大雷的爱情攻势从此也就平息下来。

她对佟大雷过剩的精力，认识得太不足了。

如果“永动说”不能在物理学上成立，那些对“永动说”执迷不悟的科学狂人，最终可以在佟大雷这里得到极大的心理弥补。

胡秉宸那里也是每天一封信。吴为对着那些信说：“不，我不给你回信。”果然没有一字回复。

她在山坡上爬来爬去，天边的云就低了许多，也像从来没有胡秉宸那个人似的按时起床、睡觉、工作，写点什么……渐渐觉得日子和她都像云一样平滑了。有时也想到自己的自私，为了逃避这个爱，把母亲和女儿扔在北京，难道她们不想念她、不需要她的照顾吗？

可是胡秉宸突然来信，说肠子上长了什么东西；已经住进医院等等，那平滑的云或是山坡马上完蛋。

她连夜赶到县城，拿着手电筒在阡陌小路上疾步赶路，除了远处的狗吠，只有那束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的包围中渺小无力地颤动着。

县邮电局的木板门，敲起来响彻整个寂静的山村小镇，可是工作人员像在石头里冬眠。她咬着牙、闷着头不停地敲，直至敲开一扇木板窗。一个头发直竖的脑袋从里面钻出，“什么事？”

“打电报。”

“这里没有电报业务。”头发直竖的脑袋又缩回石头里去。

此时吴为变得十分聪明，她想到了县委会。果然有灯光，有人值班，安静地过着一个山区的夜晚。她拿出工作证，信口雌黄地使用着“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招摇撞骗的伎俩：“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请示……”

中年人对她的证件肃然起敬，那么容易地就相信了她，“没问题，没问题。”甚至高兴有机会帮助她，同时也有能够使用权力的慷慨。

吴为好一阵惭愧，欺骗这样一个对中央部门怀着如此敬意的人实在可耻。

她真想对他说“我其实……我不过急着要用电话”，却变成了“我可以付电话费”。

“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这就让接线员给你接电话。”

他走到院子里，大声吆喝着：“小王，小王！”这一吆喝肯定把全院子的人都得吵醒，可只有一间屋子的灯亮了，也许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牛吆喝。叫做小王的，摇着一个二十世纪初的电话机，把她要的电话号码传递给遥远的一部电话机，她要靠着这样复杂艰难的链接、运载，把她的焦虑从这个小小的山区，传达到胡秉宸那里。

这古老的山镇、古老的电话机和古老的生活，让她突然有了瞬间的反省，比之它，万物的虚浮不过是很不清晰的一个闪念。

电话终于接通，有山有水的距离在线路中声声漫漫，忽断忽续，“喂……”当她听见胡秉宸的声音时，似乎又要昏倒下去，瞥了一眼一旁的小王和中年干部，挣扎说道，“我接到了您的信，”并不是为了隐瞒，而是不愿亵渎小王和中年干部协助她的真诚，“我想请示一下，我是否……是否留在这里继续工作，还是立刻返回？”胡秉宸的声音听上去很虚弱，确有重病缠身的样子。

听出吴为的焦虑，胡秉宸更加利用起来，他当然要她立即返回。

他没有说医生已经确诊，肠子上那块东西不过是块息肉。吴为也没有问是不是癌，——既然她没有问，不说也不为过，只用更为虚弱的声音说了一个“喂”。

要是他用更虚弱的声音说一个“喂”，也没有什么不对。夜间，他正睡得迷迷糊糊，脑子不够清醒或是嗓子发干等等，“我觉得你的工作不一定非得在那里完成，这里毕竟是变革的中心……我想你不如回来，不要失去感受这样一种氛围的机会。”他在电话里只能说这样的官话，好在这样的官话说起来得心应手。她在电话里也是吞吞吐吐，显然一旁有人。

吴为却理解为他的情况不妙，说：“好，我马上回来。”

马不停蹄赶回北京，放下行李就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胡秉宸上来就是一句：“亲亲，你可回来了。”吴为赶快转过身去，用背对着守电话的人。能把吴为千里迢迢扯回来的，是胡秉宸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而不是这声“亲亲，你可回来了”。

“喂，你怎么不说话？喂——喂——”他以为她生了气或是电话线断了。

“等一会儿——”她像刚刚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声带干得要裂了。

到了现在胡秉宸还不肯告诉吴为，实际上他什么病也没有。

“我……可以去看看你吗？”

“不行。”

“为什么？”

“我怎么和别人说？”

对，他怎么和别人说？他们的关系是见不得天日的。她有什么资格关心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关系？除了那一个短暂的、来不及体味就瘫软过去的接吻？难道他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她回来，就是为了对她说一声“亲亲，你可回来了”？而她居然为这个见鬼的理由，千山万水地跑了回来！

胡秉宸却享受着这种日子。日子过得颠三倒四，早上一睁开眼睛，满眼都是吴为；晚上一闭上眼睛，满眼也是吴为。连湖面上随水流动的落叶，在他的眼睛里也变做画笔渐次的排列，显出像情绪化的吴为那样难以捉摸的色带。

吴为也不得不陪他陷入这样的日子。

为避人耳目，他们到远郊去。因为总是坐着轿车出出进进，胡秉宸没有大衣，他那件薄旧的小棉衣，在初冬深秋旷野的冷风里单薄得像是没有穿衣；头上也没有帽子，两只耳轮被冷风吹得又红又紫。吴为伸出手去替他焐着，“噢，噢，你的耳朵怎么冻得这么红？冷不冷？冷不冷？”

“冷。”他说。“唉，你长了多么硬的一对耳朵。长这种耳朵的人，多半儿不受他人的影响，而是固执己见。”

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己见，只有吴为。而在这之前，正像吴为说的那样，谁也别想影响他、左右他，谁也别想在他耳朵旁边吹风，软风硬风都不行。

吴为的手掌宽宽厚厚，手上流出的是朴拙的疼爱。眼神像一头鹿妈妈，驯顺，善良，关切，疼惜，就差那么一点让男人一下子燃烧起来的火星。

这样焐过他的耳朵，还不进入约定俗成的场景，而是说：“我们买一个口罩吧，这样可能暖和一些。”他们进了一间小百货店。胡秉宸任吴为唠唠叨叨说些可以不用心去听的话，什么也不想，一味体味着被她牵着走来走去的感觉。哪个女人可以让他这样心甘情愿地服从？有时听任白帆摆布，只是因为懒得与她多费口舌；而听任吴为摆布，却是赏心乐事。

然后她把口罩给胡秉宸戴上。先将口罩带子套在他的颈上，食指和拇指牵着带子两头绕过他的两耳，弄得胡秉宸其痒难熬，后来又在他下巴上打了个结，“怎么样？紧不紧广再拽拽带子，“松不松？”

“松。”

吴为又用力拽了拽带子，“到底是紧还是松？”

胡秉宸的心被一种不熟悉的力量轻轻攥住，幸福？快乐？喜悦？甜蜜？舒适？……无以言说，便对吴为说：“白帆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更不要指望她为我焐一焐冻僵的耳朵。”

然后就是播放那个冗长的、早已拷贝过的老版本——

“我和白帆一九四一年同居，没有结婚手续。那时我刚从延安到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接触的女党员只有她一人，彼此对性格、经历事先也没有充分的了解。同居后不久，就发现很难相处，当时没有条件生活在一起，大约每周见面一次，即便如此，她也经常为一些琐碎的事动手打我。有一次用燃着的香烟按在我的臂上，还多次用杯中开水泼到我的脸上。我还年轻，对夫妻生活完全没有经验，我非常吃惊，很难想像个年轻的女人会这样对待男人。但是限于地下环境又怕影响工作，不好声张……事后我才了解到这可能与遗传基因有关，她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性情暴戾的人，也是如此虐待她的母亲。

“解放初期，我们的关系已破裂到准备离婚的地步，但那时大家忙于工作，加之工作不在一个地区，也没有机会办理这件事。直到一九五五年审干，有人来调查白帆同另一个男人的关系，才知道她一九四六年就同那个人有了关系，所以一九四七年她生的那个儿子是不是我的儿子还是个疑问。

我们多次争论过这个问题，她说按月份应该算是我的。她说的也许有道理，因为那个时期她和我们这两个男人花插着睡，我不能证明不是我的，也不能肯定是我的，争论下来总是没有结果。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社会对这类问题带有极大的偏见，几千年来不知多少妇女死于这样的偏见。我作为二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合理的态度，特别它势必影响这个孩于的一生，以后还会影响他和妻子的关系，还有他孩子今后的生活，所以当时除她所属的组织和我之外，我从来没对别人提过这件事……”

吴为好羡慕白帆啊，比起韩木林对待绿帽子的态度，胡秉宸真可以说是高风亮节，白帆真是摊上了一个好丈夫！

她却不想一想，与她有过同样前科的白帆，不但不理亏还敢这样对待胡秉宸，是不是有点不合逻辑？

以胡秉宸这样一个男人，又为什么甘于忍受这样的虐待？

如果她能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个版本漏洞百出，胡秉宸如若不是有什么败行劣迹，白帆怎敢这样对待他！

什么样的败行劣迹，才能让一个挚爱丈夫的女人疯狂若此，并下得这样的毒手？

可惜吴为什么也没想，只是一味羡慕白帆的福气。

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白马王子却在“灯火阑珊处”！

于是吴为赶忙把自己类同的历史，对胡秉宸说个明白。尽管她知道胡秉宸早就从人们的议论或人事部门得知她的前科，但毕竟与本人的坦诚交代有所不同，至少说明她信奉“童叟无欺”那一类信条，更是履行一个正式手续，让胡秉宸在“可忍”或“孰不可忍”之间有个选择。

胡秉宸选择的是“可忍”。

吴为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在鬼都不知、完全可以蒙混过关的情况下，为了良心的安宁，将私生子的隐情向前夫韩木林做了交代，韩木林选择的也是“可忍”，结果是“孰不可忍”。

但韩木林怎能和白马王子相提并论？吴为根本不明白，男人一旦不再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她们已往的风流账，永远是他们的杀手铜。

可不，如此个高风亮节的胡秉宸，在婚后不久的一次口角里就变了一副嘴脸：“你知道人家说你什么？说你是个烂女人，都说我和你这种拆烂污的女人结婚是上了你的当。可我怎么就鬼迷心窍地和你结了婚？”——不费吹灰之力，一枪就把欢蹦乱跳的吴为毙呆了。

这一枪与韩木林二十多年前对她的制裁相比，韩木林可就算得光明磊落。

旧时代的男人根本不必为自己的情变设计二个遁身之术。丢掉一个女人或是再讨一个女人回家，理所当然，就像当年顾秋水当着叶莲子的面和阿苏***。

顾秋水行伍出身，难免沾染兵痞之习，为所欲为，不在乎舆论。胡秉宸却不然，他横竖要人锐好，且喜水过无痕。当然就要设计一个“理由”，既可安慰自己，又可昭告他人。

大部分女人也会相信男人这种理由，作家吴为也不例外。或者不如说她们并不想探求真伪，因为，这理由不也可以用来交代她们自己的良心、道义以及社会的舆论？

也没想到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后，当同样关爱的场景再现，却招来胡秉宸一顿又一顿呵斥。想来白帆不是从来没有关心过胡秉宸，也不是没有为胡秉宸焐过冻僵的耳朵，而是如她一样，时过境迁。

回到家里，胡秉宸禁不住到白帆房间，希望把自焐耳朵而始并一直持续到晚上的骚动平息下去。可是白帆却说：“去，别打搅我睡觉。”他们有几年没干这个事了，被她一推更觉尴尬。

把胡秉宸赶下床之后，白帆继续睡觉，艨胧中突然觉得胡秉宸最近有些怪异——经常不回家吃晚饭，打电话到办公室也没人接，问司机他晚上是否常常有会，司机也说不出所以；而且每天把头发梳得溜光，还抹很多发蜡，穿着也讲究起来，今天晚上还让她给他买一件大衣。

“你坐小车上下班，又不必站在冷风里等公共汽车，买大衣干什么？”

“有时候到院子里走走，就觉得冷。”

“不行。”她斩钉截铁地说。

忽而要起零花钱，“给我增加点儿零花钱吧。”

“为什么？”“我吸的烟质量太差，弄得咳嗽越来越厉害。”

“那就少吸几包，采取少而精的方针。”

胡秉宸不说话了。而后白帆发现他上交的钱与工资不符，“还有几十块钱哪里去了？”她把工资数了又数。

“买书了。”

“书呢？”

“在……办公室。”或者“记不得忘在哪个会场上了。”

想到这里，白帆的睡意顿时全无，几十年前胡秉宸无端迷恋上跳舞的往事也突然显现。他该不是旧病复发又有了女人？有个女人老给他打电话，声音听上去很年轻，转而又觉得不太可能。可是老给他打电话的那个声音有点熟悉，——谁呢？想不起来。

从这个夜晚胡秉宸开始明白，他可能已经渴望上吴为的肉体。在此之前，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冲动，很多年了，和白帆做都是机械化运作，现在却多了一些别的。而且这一次骚动比哪一次都丰富、强烈，似乎不亚于青春年少。他一惊，从什么时候起声名狼藉的吴为，在他心目中变成了风情万种？

那个冗长的、既可安慰自己又可昭告他人的“老版本”，并不能让横竖要人说好且喜水过无痕的胡秉宸心安理得。这种时候，胡秉宸根本顾不到吴为。

也就难怪胡秉宸有时突然变脸。牵着吴为的手，正谈得高高兴兴，突然中途停下，说：“不去了，我要回家。”缄默的薄唇，石头一样地冷峻，再不会发出多一个声音。

吴为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也知道逢到这时留也留不住，即使她哭、她恳求，也是白搭，胡秉宸那对硬耳朵是不会轻易听人支配的，只有无奈地看他离去。不过想想进入”情况”的胡秉宸，是不能仅仅用“疯狂”那样的字眼来说明的。那不是疯狂，而是眼见着一炉钢铁，在炽热的火焰中渐进地熔化，与其说是柔情，不如说是英勇壮烈。能在这熔化中同为灰烬，该是死而无憾的了，吴为又有什么不知足的？

比起更重要的筹码，吴为就无足轻重了。有消息说他前景不妙，仕途多蹇。胡秉宸不是钻营之辈，恋捞却是人之常情。与吴为的关系如果曝光，结果如何？无须多言。家庭这个形式在仕途上的印象分不可低估，即便在西方社会，那些竞选总统的人，还得在选民面前扮演恩爱夫妻，实情如何另当别论。为此他和白帆早就达成协议，彼此既往不咎，面对新的形势，同心协力，一砖一瓦垒筑起这个家，虽然不尽如人意，也不能想像拆毁它的后果。

为了这个模范家庭，胡秉宸又做了多少忍耐、铺垫，拆毁它不等于前功尽弃？只是碰到吴为之后，这个稳定的家庭才有了飘摇之感。是不是？！整日坐卧不安地等着一个女人的电话！

也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的矫情，俄国家赫尔岑也有涉足、兼容哲学之好，早在《谁之罪》中作过如此归结：“一切违反人性自然的美德，勉强的自我牺牲，大半只是一种空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回到家里，胡秉宸又觉得负了吴为。他心知肚明，如果他不去撩逗她，吴为如今不但过着平静的生活，并且可能忘了他，也可能从追求她的男人里挑选一个没有任何羁绊，全心全意爱她的男人……是他把她带上了这条人不入、鬼不鬼的路。一旦回到家里，不但觉得不再欠着白帆和这个家，反倒觉得白帆和这个家欠了他。当一个人总觉得他人欠了自己什么，不知不觉便像个债权人那样肆无忌惮、颐指气使。可是白帆并不觉得自己欠了胡秉宸。

晚餐桌上，家乡来的一位客人说起农村的变化，白帆说：“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

胡秉宸接着问：“中国有资本主义吗？”白帆居然拿着筷子在他头上一敲，“什么话！”

只是因为自爱，他才没有当场给她一点颜色。和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报纸上的社论、党内文件，从不知世界上还有其他文字的人有什么可谈？

客人是县里的一位领导，回到家乡会怎么说？说她可以威风地拿筷子敲部长的脑袋？因此她比部长更了；不起？这就是许多女人的通病——浅薄，无聊。

白帆也始终不明白，胡秉宸之所以不和她理论，并非因爱而生的迁就，而是毫无兴趣到了呵斥也无情绪的地步。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啁。

胡秉宸怎么也睡不着，只好第二次起来吃安眠药，很厉害的那一种，很快就腾云驾雾进人梦乡。他梦见带着吴为到了一个没有通路的孤岛上，《鲁滨孙飘流记》似的没有人烟，甚至没有野兽，只有礁石，海水，还有和海水连成一片、时灰时蓝、时浓时淡的雾。他也没问一问，既然没有通路，他们如何来到岛上？在梦里，人们从不问为什么，不究其竟，通情达理，对什么都不以为怪，都正常得可以理解，连价值观都不同了，连人们那种爱打听他人隐私的好奇心也不存在了。他和吴为住在一个云雾缭绕的屋子里，躺在云雾的床上，而吴为就像他杯里的一块彩云，他既能感到那云的柔软，又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她。白天紧紧纠缠着黑夜，黑夜紧紧接着白天。

忽然秘书出现在眼前，“胡副部长，我们整整找了您八天了，中央有一个紧急会议，一定要您出席。”心一惊就醒了过来。对这种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的阴阳变幻，吴为一直心存疑惑。

很难相信这不是胡秉宸的如意算盘。

在众人面前，他仍是受人爱戴尊敬的部长；回到家里，仍是那个模范家庭的丈夫和父亲。

至于她，随时都得听候胡秉宸的调遣，不管她是否正在写作，或去参加女儿的家长会，或陪母亲看病……都得立刻放下，不顾一切地向他跑去。然后跟着他穿行在一条又一条小胡同里。那些小胡同多半没有下水道，满是污水的臭气和污水搅和的泥泞。即便如此，每每经过那昏暗的路灯，胡秉宸仍然会把帽子拉得低得不能再低，走过那盏路灯再把帽檐翻上，让吴为又是鄙夷又是怜悯。他们常常从傍晚走到凌晨，有时在雪里，有时在风里，有时在雨里……实在累得不行，才走进小胡同的一个馄饨铺或是小酒馆，要两碗馄饨。竹筷的缝隙里饱浸着不知多少张嘴留下的秽垢，馄饨如泡在泥汤里一点热气也没有，碗边上净是嘎巴儿，汤面上飘着一层半凝的灰色猪油。他们谁也不吃，只为有理由在那条板凳上坐一会儿。

或是要两盅二锅头，一盘煮花生，听扛大包或蹬三轮的工人聊聊他们的生活，然后再走进或风或雪或雨之中。

胡秉宸就这样和她走了几个月，他们淡漠地相跟相随着，淡漠得好像他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直到有一天胡秉宸忍不住把她拉进路旁一座尚未完工的建筑群里，在她嘴唇上匆匆一吻，与他们第一个吻隔着很多个日月。

“这个吻就像一个邮戳，在你唇上盖上我的印记，说明你是属于我的。”再一次确认吴为那个唇的归属权后，胡秉宸得意地说。

就这样低三下四地属于他？

这样鬼鬼祟祟，跑来跑去，左躲右闪怕人看见；

在一个下三烂的地方见上一两个小时，偷一个吻，说几句不负责任的情话；

每天为胡秉宸一封暗藏玄机的信猜来猜去，或绞尽脑汁编造一封地下党式的联络信；

永远过着一种大部分是鬼、小部分是人的生活……

——这个情人当得太廉价了是不是？

吴为说：“你就这样什么也不付出地垄断着我吗？”她渐渐开始不无恶意地给胡秉宸打电话，时而往他办公室，时而往他家。有时她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她知道那是白帆。

他们在电话里说着不光明的话，带着不明确的犯罪感。

胡秉宸越是害怕，吴为越是往无遮无拦的路上走。

吴为的不驯，使他们的关系不安静起来。

所以不只胡秉宸说变脸就变脸，吴为也是说变脸就变脸，“我们或是就此分手、一刀两断，或是你想办法解决问题，反正我不能给你当情妇。”但是胡秉宸久而不决，既不肯与她一刀两断，也不肯与白帆离婚，只是继续苟且着和她的关系。

当年他们在干校，走在去割稻的路上，胡秉宸早就应该从他们的第一次交谈中领教吴为不肯随便玩玩，而是真刀真枪，甚至杀鸡都要用宰牛刀那样小题大做的脾性，也就不会等闲视之了她对合法名分的要求。茹风一开始就不同意吴为关于“名分”的说法：“我真不懂，你为什么非要一个合法的名分？当情人有什么不好？如果只做情人；他会觉得欠了你，对不起你，宝贝着你。一旦有了名分，赏你名分的那个男人马上就会变脸，你也就跟着掉价儿，变成糟糠。别忘了中国男人赏给妻子的那个典型称号‘糟糠之妻’，就是这个意思。后面还有‘不下堂’三个字，‘堂’最好是不下，但可以讨小老婆或搞情人。”

吴为哪里懂得如此深奥的辩证法！

胡秉宸老是说：“等等，等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我调动工作以后，或是等我离休以后，我已经申请离休了。”

不要说胡秉宸，就是吴为这种无足轻重的小职员也身不由己，不是自己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想溜就能溜的。胡秉宸的去留更得由组织部甚至国务院决定，就算他可以离开这个部，办理手续还要很久。

“等到那一天，恐怕我们都爱不动了。”吴为说。“什么叫爱不动了？”胡秉宸坏笑着。

“我不想等，这种日子折磨得我什么也干不下去。”

“我何尝不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了结，老是这样拖着我？”“我爱你。”

一旦胡秉宸说出这句话，吴为就哑口无言。她常常悲愤地对胡秉宸说：“假如我们的爱情不得不是一个悲剧，被抛弃的一定是我而不是你。

我本来可以逃避这个灾难，你却死拽着不放，难道你就这样忍心让我束手待毙吗？”

胡秉宸说：“也许有那么一天，一切很容易就解决了。”

“‘也许’！你什么时候才能为这个‘也许’做点儿什么？”

好不容易偷得的会面，也就常常不欢而散。

好比这天他们约好到颐和园去。吴为说自从大学毕业后再没有划过船，而他差不多就没有划。

过船。吃早饭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胡秉宸立刻觉得这个电话铃响得不对劲，他听见白帆穷追猛问：“你是谁？”那边好像不回答或是说了什么。白帆又说：“我得知道你是谁，有什么事，然后才决定要不要告诉他。”

他赶紧走过去，从白帆手里拿过话筒，“喂，哪一位？”

“我。”声音听上去就怨天怨地。吴为不过想提醒他多加一件外衣，天气不那么好，怕他着凉。

被白帆一审，自知理亏，张口结舌，联想到这种人不入鬼不鬼、偷偷摸摸、五天五日的鬼祟什么时候才是头，就不由自主地说，“对不起，我不想去了。”“为什么？”

“突然没兴趣了。”

“反正我还在……”胡秉宸一着急差点说出“我还在那个地方等你”，瞥见白帆警觉地侧着耳朵，便改口说，“反正我的意见还是按计划办事，蚌吧，就这样吧，按计划办事。”

“不。”吴为固执地说。可是胡秉宸没有回答就放下了电话。

为什么说没兴趣了？当着白帆，胡秉宸又不好问。见面太不容易，每次都要想好一个借口，吴为还这样不懂得珍惜！

回到早餐桌上，拿起烧饼咬了一口，就扒拉起餐桌上的食物渣，一会儿堆成一个小堆，一会儿又把它们分开，一会儿又把它们排列成行……

白帆频频扫视着胡秉宸，他那口嚼了很久还不曾下咽的烧饼，那些忽而成堆、忽而成行的食物碎渣，那移动得很快的手指，都泄露了心里的烦躁和不安。她张口问道：“谁来的电话？”

“部里的人。”胡秉宸没好气地回答。“星期天还来电话？”

正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又不好指责白帆对电话的兴趣，鼻梁旁边有了几条浅浅的斜纹，脸上就有了介乎讥笑与微笑之间的皱褶，“我这一辈子差不多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从来没有星期日、工作日之分，你也从来没关心过我累不累，今天怎么突然关心起我来？”“我为什么不能问？这个女人老来电话，我听她的声音就……”

胡秉宸想起被白帆推下床的情景，还有她的那声“去”，便报复有加地说：“你不是让我‘去’吗？我这就要‘去’了。去找一个寡妇，满足我你所不能满足的要求。”白帆胸有成竹地说：“看你有几个胆子！”与当年请求胡秉宸原谅她有个私生子时已大不相同。

白帆并不十分在乎胡秉宸找个寡妇之说。现在与刚进城的时候不同，干部们早已换完了太太，换过的太太与乡下老婆不同，各个能说会道，识文断字，有些还经过革命的训练。太太们的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他们不但要维护自己母亲的利益，还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比之乡下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见多识广，由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组成的铜墙铁壁，谅胡秉宸插了翅膀也飞不出去。再说他日前的地位本就岌岌可危，他的对手们摩拳擦掌伺机以动，闹不好就自绝前程，这个约束比她的约束厉害多了，以她对他的了解，他就那样甘于寂寞？

“我要是想干，一个胆子就够了。”胡秉宸挑衅地直瞪着白帆的脸，又用一个可说哂笑也可说调笑的笑，作为本次交锋的结尾，不再和白帆纠缠下去，拿起外衣和便帽，按时按点到老地方等吴为。

老地方在公园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门，门旁还有两棵刚刚过人的松树，站在那两棵松树后面是很难被人发现的。他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为每一个瘦长女人的身影心动不已，一面觉得是在扮演一个十分无聊的故事里的老角色，一面感到自己的心一寸一寸往下坠。他尝到了被一个女人抛弃或愚弄的滋味。

女人的力量不在于把男人弄得神魂颠倒。把男人弄得神魂颠倒算不了什么，随便和哪个女人，只要上了床，男人都会神魂颠倒。女人的力量在于把一个刚强的男人揉搓得失魂落魄。吴为就这样随意处置一个男人，而那英雄一世的男人还要苦苦地等着她。

胡秉宸发觉自己的眼睛居然有点湿，实在荒谬之极。像他这样一个男人，居然眼睛有点湿！委屈？伤心？绝望？怕失去她？可他更多的是气愤。最后明白等不着吴为了，便昏昏沉沉信步往街上走去。经过一家邮局，进去买了一套廉价的信纸信封，在邮局那巴着一块块糨糊的绿漆台子上，给吴为写了一封信——我在邮局，含着眼泪和异常悲愤的心情写这封信，这种心情对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应该早不存在了。对于像我这样对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和忠实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伤害，对生命的伤害。这样伤害。一个人是很不应该的，当然是他自己走上这条路的，但终究是可悲的。我觉得忽然老了许多，大约这就是同文艺界打交道的必然下场。请原谅我在悲愤情绪下写的一切。

回到家中，白帆问道：“干什么去了？”“和女人约会去了。”

她白了他一眼，“说什么鬼话！”

他说真话的时候，白帆反倒不相信了。胡秉宸心力交瘁地回到书房，一头扎在那张小床上，很快就昏沉睡去。白帆很久听不到胡秉宸的声音，走进他的书房看了看，发现他脸上有一种萧瑟，忽然有些怅然，觉得他们多年来过着极为疏远的生活，真不像是夫妻。要说她不爱他、不关心他，真是冤枉“文化大革命”中胡秉宸挨整，她曾发誓要为他的昭雪跑遍所有部门；他被关押的时候天天都去探监，不怕他人说她划不清界限；甚至为他怀疑起从不怀疑的“句句是真理”，至少认为对丈夫的结论处分绝对错误。

有个地位很高的老同志警告她：“白帆，你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了。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希望你站稳立场。”她说：“老胡是个好同志。”

对白帆来说，最宝贵的不是生命而是党籍，但是为了胡秉宸，她宁肯冒被开除党籍的危险。这样的爱，难道不比那些甜哥哥蜜姐姐之类的男女关系更崇高、更伟大吗？

他要找个寡妇！也许是玩笑，可他最近怎么想起***来了？

过去就隐隐约约觉得胡秉宸思想不甚健康，几次出访回来，带些所谓艺术品、唱片也就罢了，竞还带了一个绿瓷的裸体女人回来，放在书房写字台上，抬眼就能看见，外人看了怎么得了？她对胡秉宸说：“你不认为这些东西和我们这个家格格不入吗？”

“我们家是什么‘格’？我们在江西的时候，你不是还学过钢琴吗？”胡秉宸颇有意味地说。

在爱和良知的夹攻中，胡秉宸觉得自己就像乘着一艘坏了舵的船，在漆黑的夜里，只能不辨方向，随着那没有舵的船任意漂流；又像锅上烙着的一张饼，两面受煎烤。

他们越陷越深，也就越难舍难分，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尖锐。

非此即彼，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直到吴为看到一篇，有个与他们情况差不多的故事，正是通过三人开诚布公的谈判解决了问题，便照着上的办法给白帆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就三人目前的状况会谈一下。“你是谁？”白帆问道。跟着吴为也问了问自己：是啊，我是谁？不好回答，只能含含糊糊地说：“我……我想和你谈谈。”

“你是谁？”白帆隐约已知来者不善，坚持追问下去。“我是吴为。”

白帆一下子就明白了，胡秉宸和吴为的关系从来就没有中断。原来三天两头打电话的人就是吴为，难怪她觉得声音熟悉。用不着细想，散落在胡秉宸周围的那些反常、互不关联的细节，很快聚合在一起，再清楚不过地成为他叛变的证明。

什么由她起草、由两人共同签名给吴为的信？全是扯淡！

现在看来，她在那封信里是过于客气、过于温情、过于善良了！她不是东郭先生又是谁？她不是姑息了一条狼又是什么？

“吴为是谁？”白帆更有了把握。

是啊，吴为是谁？

如果自己不想办法解决这种“多头政治”的局面，能指望胡秉宸吗？不能！既然那个应该承担责任的男人躲在后头不敢出面，只好女人自己出面。无论以何种结局了结，对她和白帆无疑都是幸事。“是”…是胡秉宸的爱人。”反正到了破釜沉舟的时刻。

本以为吴为无言以对，没想到她这样厚颜无耻，气焰嚣张，竟敢自称是胡秉宸的爱人，还要和她谈谈！难道要她把胡秉宸拱手相送吗？真是反了天了。

白帆冷冷一笑，“你这样的***也配和我谈话？你养私生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