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遇到的挑战很多，我祖父是个乡下的穷牧师，却充满梦想，要儿子到上海去上大学，到外国去留学。祖父是向人借钱才能送父亲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父母亲结婚之后到美国，父亲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因为母亲生病两次入医院动手术，把他们的钱花完了，有一个星期，父亲只有钱买一罐老人牌麦片吃，而不得不低头向外祖父借钱维持生活，他才能够继续读书。

对父亲来说，哈佛大学就是拥有几百万本书的卫德诺图书馆（widenerlibrary）。他比喻自己在图书馆求知的经过，像一只猴子在森林里寻找坚果。他告诉我们，他在图书馆里一天可以跑几里路，如果在一本书里找不到他要的知识，他就在另外一本书里找。

他鼓励我写作，也同样的起劲和认真。小时候他就鼓励我写日记，他说，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但千万不要像小学生作文，写假话给先生看，例如“天天玩耍，不顾学业，浪费光阴，岂不可惜？”那是他在一本学生尺牍里读到的句子，使他捧腹大笑。他说，无论写什么东西，最要紧的是个“真”字。

父亲的书房叫做“有不为斋”，朋友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的答案部分是：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不免东想西想。

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

我不会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说月亮是圆的，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

这些话是父亲在三十年代说的，而他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这也许是他写作成功的原因。他写的文章都是“真”的，他不怕把他的感情和思想坦率地表露出来，从不顾别人对他有怎样的想法。

父亲的人生观，简单地可以这么说，“我认为合情理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而合情理的人也就是最有教养的人。一个合情理的革命家并不是一把新扫帚，把整个宇宙扫得一尘不染，却总宁愿留下一点尘垢。一个合情理的戒酒者，偶尔也喝一两杯。一个合情理的素食者，也总可以偶尔吃一块牛排。如果一个人发现了伟大的科学真理，却失去了人性，又有什么好处呢？大智能在于不要对人性太苛求。”

这也许是他幽默感的出发点，他能够看出做人的矛盾，而宽恕一个人。

父亲在压力之下，也能保持他的幽默感。一九五四年他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之后，左派人士便想办法把他弄下台，新加坡的许多报纸都攻击他，小报更加凶恶，有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个人的照片，加以说明是“林语堂的兄弟，是一个吸毒的挖坟墓的人”。我看了十分生气，对父亲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胡闹？”父亲把报纸拿过来一看，微笑道，“面貌倒有点像我。”

父亲自从二十三岁起就梦想发明一架人人无须受训练就会打的中文打字机。关键在于重新把汉字分类——不用康熙部首——进而发明一个便利的键盘。一九三一年，父亲三十六岁时，他以为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从上海到美国去和工程师研究打字机的设计，回国的时候钱用光了，口袋里只有三毛钱。他没有制造模型的本钱，但是他念念不忘这个梦想。

一九四七年，由于他写了好几本畅销书，有了几万美元的积蓄，他以为足够制造打字机的模型，于是便开始积极进行。

问题层出不穷，每个零件都需请工程师绘图，以人工制造，开销越来越大，远超出他的估计，但是既然已经投资这么多钱，实在不能半途而废。

模型造好之后，由我练习打，按照父亲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只需按三个键便可以打出一个字，比起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笨重难打的打字机，实在方便得多。

父亲开记者招待会，各大报以大篇幅刊出“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消息，我们家并且一连开放三天，欢迎各界人士来参观。语言学家赵元任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适在纽约访问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说，“我对这部打字机的简易打法非常惊奇，这是极有价值的发明。”这类的赞许不胜枚举。

一九四八年，美国默根索拉排字公司（mergenhalerlinoypecompany）和父亲签约付了父亲两万美元，取得独家研发中文打字机的权利，但是由于中国内战，没有进行制造。父亲发明打字机背的一身债要许多年以后才能还清。他从不抱怨，从不后悔。“人要有梦想，才会有进步。”他说。

三十年后，计算机时代开始，父亲研发的“上下形检字法”和键盘，被台湾神通公司采用为计算机输入法，父亲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但对父亲来说，人生最重要的，是做人。他说，“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行为的重要在文字之上。文章做不好没有关系，人却不能做不好。我觉得看一个文化，就要看在这个文化里长大的人是变成怎么样的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比较之下，所有其他的成就——艺术、哲学、文学和物质生活——都变得毫不重要了。”

父亲一直到老，心里都充满梦想，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对我来说，他是最好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