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也没想送给你。借你穿。这是我在兵团时发的，送给你我还舍不得呢!你不至于觉着穿了有损你的形象吧?”

他极窘一笑：“行。是借我穿，我就穿。”

我试探地问：“没事儿的话，今天干脆就住这儿怎么样?”

他说：“有点儿事儿。”

我不禁“噢”了一声。暗想肯定非比寻常的一件事儿了。

“我……我手臂上长了一个……肿物……”

“肿物?……”

他捋起了袖子。在他的左前臂，肘弯以下一寸处，静脉旁，明显地，凸起了一个蚕豆大小的瘤子。

我轻轻按了按，问：“疼吗?”

他摇摇头。

“发现多久了?”

“一个星期。刚发现的时候，才黄豆那么大。”

对这方面，我有一些常识。因为各类医书，也是较主要的消遣的一种。

“我在你书架上，看见过一本关于癌的书。我想，我想借回去翻翻。不知道你那本书还在不在?”

我又接了按那肿物，与皮肤并不粘连，根部更大些。而且，隐埋得挺深。我轻轻推了推，推不动。显然较固定。我想像，那定是蜗牛状的一个瘤。凸起的是“蜗牛”的壳部。寄生在纤维组织或静脉壁上的，是“蜗牛”的“躯体”部分。

那绝非粉瘤。

亦非脂肪瘤。

他问：“究竟是什么?”

我说：“当然是个瘤。”

他又问：“你看，会是什么性质的?”

我说：“你别那么紧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脂肪瘤。”

他说：“我倒不紧张，但是手臂发麻。”

我说：“那是压迫了神经。”

他笑了笑，说：“要是没什么大关系，我就不理它了。但……我还是想借你那本书看看。反正现在刊物上也没特别值得一看的，还莫如看点儿专科书，能获得些常识。”

他那笑，是怪勉强的。

那本书当然还在书架上。

我说：“那类书我翻完就卖了。其实你不看也罢。”

他愣愣地瞅我。

我说：“那我去给你找找。”

他说：“我和你一块儿找吧?我记得夹在哪一排书之间。”

我说：“书架我早又重新整理过。我可不愿被你翻乱了!”

说罢，我便抽身离开，去到另一个房间，将那本关于癌的书从书架上抽下，藏了起来。

回到他身边，见他的袖子仍未放下来，在瞧着他手臂上那个瘤。像猫研究一只玩具老鼠。

我说：“没找到。”

他那种研究的目光，转移到了我脸上。

我又说：“压迫神经毕竟不好。不能置之不理。我明天要到医院去开点儿药，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和我就个伴儿，一块儿去看看吧!”

我故意把话说得轻描淡写而又轻描淡写。其实我明天无须乎到医院去开什么药。

“有时间!我明天有时间!我一定和你就伴儿，正好有些话想和你聊聊……”

我的建议，分明的，正中他下怀。

他说着就站起来要走。我让他再坐会儿，坐到我母亲回来。他却不肯再坐了。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我也不勉强他，将大衣披在他身上，和他约好在医院门口会面，凭他去了。

他走后，我独自翻起那本关于癌的书来。

纤维瘤——良性。

纤维肉瘤——恶性。常发生于前胸、前臂、血管和淋巴腺附近。并侵袭血管和淋巴腺，导致全身性转移……

我想，我不借给他这一本书，是对的。

在医院，咨询台让我们挂皮肤科。皮肤科的医生两分钟就把他打发出来了，说是应该看外科。我便要他到外科去等，又替他挂了一个外科。那时已经十点多了。外科分号台的中年护士，问我怎么了。我说不是我，是我表弟，就叫他过去，挽起袖子让对方看。对方说，这看外科干什么?去看皮肤科。我替他说，已经在皮肤科看过了。是皮肤科让到外科来的。对方说，明天吧。都十点多了，给你分了号，上午也看不成了。我说上午看不成，还有下午呢!对方挺腻歪我们似的，扯过他胳膊，又看了一眼，百般厌烦地说，有什么了不得的呀!不就是脂肪瘤吗?明天再来看死不了人!她是烦那一天上午就诊外科的人太多了，也许会耽误她中午下班。能推走一个是一个。我忍不住火了，说你是专家吗?你敢断定就是脂肪瘤吗?而“表弟”，却只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着。显然，到了医院这种地方，又碰上这么一个女人，他简直就不知该怎么对付，只有一声不吭了。那女人听了我的话，冷笑起来，说对对对，我不是专家。二楼有专家门诊。你们干吗不去挂专家号?外科这儿，每天分满一百号为止。正说着，一个人将挂号本和挂号单递给了她。她看也不看，拿起笔就写了一个“100”，递还给那人后又说，瞧，已经“100”号了吧!我看出她存心气我。我想我可别生气。生气就太照顾她了。也会使“表弟”不安。我反而笑了，扯了他的手说，多谢这位女士提醒，咱们挂专家门诊去!“表弟”跟随着我走了几步，骂了一句非常之难听的话。登上二楼，只见挂专家门诊的人，多到近百。排的队绕来绕去，顺着楼梯，又绕下了一楼。窗口立的牌子上写着——已预约到三天之后了……

我和“表弟”望而却步。

我听见他恨恨地嘟哝：“孙子才挂专家门诊!”

我直想哈哈大笑，但又怕被视为精神病，更怕他再吐出句容易招惹是非的话，或者竟无端地引起某些人们的众怒，又一把扯了他的手便走。

一离开医院，我就掏烟吸。我也觉得心头有股无名之火乱蹿，一阵阵往脑门儿拱。

他说：“给我一支。”

我说：“不给。你不会吸烟，就永远别沾烟味儿。”

他说：“你就当给我一片儿镇定药。在北京，我还没踏入过医院的大门，这次领教了。”

我犹豫了一下，给了他一支烟，说：“医院就是这么一种地方，等一上午，看三分钟病。要不怎么叫‘看医生’呢?哪位医生三分钟还不够病人看的呢?”

他只将烟放在鼻子底下使劲儿嗅了几嗅，又还给了我，说：“不能跟你学坏。索瑶知道我吸烟该生气了!”

我故作诧异地望着他。

他说：“你这么望着我干吗?”

我说：“你感觉对了。男人总得多少体恤着关心着自己的女人点儿。”

……

我们约好，两天后再来。我说我需要两天的时间托托关系，走走后门儿。我向他保证两天后再来，会一切顺利的。他表示很信赖我……

两天后我们虽未挂专家门诊，但给他诊断的是一位中年的副主任医师。诊断结果是神经纤维瘤。不过诊断后面有一个不能完全肯定的问号。

问号使他忐忑不安。

我对他说：“别疑神疑鬼的。什么人都不会轻易下结论。最后的结论须经过切片和活检才能得出。”

他说：“那就意味着，还存在是纤维肉瘤的可能，对不对?”

我一愣，问他：“什么纤维肉瘤?我没听说过。你怎么知道也有这种可能呢?”

他说：“我自己买了一本有关的书。”

“……”

我不禁仔细看了他一会儿。希望能从他脸上看出些他不必说我就懂的东西。

他一副坦然的，若无其事的，简直就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早已参透生命的真谛，到达了生生死死，有何涕哉的境界似的。

而我看出那不是真的。

看出了掩盖在无所谓下面的一派张皇失措的心态的紊乱。

这使我感到我像一个陪刑者。

外科手术室预约他两个月后动手术。

我对那司空见惯，真正到达无所谓境界的姑娘说，同志呵，请您替患者想一想，肿物(当着他的面，我避免说瘤，因为它太容易使人直接理解成癌)每时每刻都在继续生长，如果真是不良的东西，现在没扩散，两个月之后，岂不就扩散了吗?我们都应该加强点儿热爱生命的积极意识啊!她说，如果人人都无一例外地要求照顾，她能热爱得过来吗?我早有所料。从小窗口塞入一本我新出的集。于是手术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又二十二天。她说是为我们夹了个“楔儿”，再一天也不能提前了。而我替“表弟”一再地说谢谢。

离开医院，走在路上，我试探地问他愿不愿到我家住几天?他先说不忍干扰我的生活规律。接着又说他喜欢独处和肃静。说全系的同学差不多走光了。宿舍里就剩他自己了，成了主人。想几点钟睡就几点钟睡。想几点钟起就几点钟起。想大声唱就大声唱。想写便写。想读便读。他说他想趁机会狠学一段外语……

我没强求他住到我家去。

我想，即使有“表妹”临行前的嘱托，扪心自问，我对他做的也算可以了……

但是我将他动手术的日子记错了。他比我记住的日子早一天来到了我家，托着左前臂。

我问：“怎么，竟是今天吗?”

他说：“是啊。”

我抱歉地说：“真是的，我记成明天了。本来我想陪你的。”

他说：“小手术，陪什么啊!”

我问他手术动得顺不顺利，他说还算顺利。忽然电话响了。是给他动手术的医生，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很负责任地打来的。在电话里说，“表弟”紧张得要命。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脸都吓白了。刚一打上麻药，就默默地流起泪来了。还说：“医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实话啊!我已经三年多没探过家了……”言外之意，如果不幸是恶性的，他要死在家乡……听对方那话，似乎包含着责备我的成分——既然是表兄弟，陪一陪的时间总该有的嘛……

我只能嗯嗯啊啊而已，不敢多说什么，也不便再问什么，惟恐“表弟”听到，又增加一重心理负担。

我和母亲没让他走。

他也没太坚持要走。

那天他就睡在我的房间。我看书。他也看书。我看英国作家卡内蒂的《迷惘》。他看《癌的早期发现和预防》。他自己买的并带来的一本。我把那本书他手中夺下，塞给他一本《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的传记。他翻了几页，说没多大意思，往枕头底下一塞，翻个身睡去了。我独自又看了一会儿，也觉得《迷惘》没意思起来，见十一点了，熄了灯。

第二天，我和母亲仍不许他走。他一只手洗脸，连毛巾都没法儿拧。一只手吃饭，连碗都没法儿端，怎么能让他走呢?

第三天，我们都躺在床上之后，终于推心置腹地聊了起来。而且，是从索瑶开始的。是他主动开始的。开门见山。没有任何铺垫。我也没对他说过一句诱发的话。我不想那么做，也不愿那么做。坦率讲，我根本不愿介入他们的事，更不想进而陷入。我认为那完全是他和她个人的事。觉得任何一种关心的表示和方式，都是不理智的。不明智的。尤其在与索瑶长谈之后，我打算在这件事上信守诺言到底。何况，这件事并非他手臂上的瘤……

“在你看来，我和她有几分可能性?”

虽然我明知“她”是谁，还是佯装糊涂地反问：“谁呀?什么事儿可能不可能的?”

就是这样开始的。

“索瑶。我和索瑶。”

回避似乎反而涉嫌，我想了想，策略地说：“事在人为。情感方面的事，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黑暗中，只能期待一纸化验单作最后的命运宣判的这青年，不得要领地沉默着。

我觉得我的回答其实等于没回答一样。

我又说：“睡吧!”

他说：“不困。”

我说：“我很困。我先睡了。”

他“嗯”了一声。

其实我一点儿不困。

我觉得在他终于产生了主动向人倾诉什么的时候，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未免太油滑。

我问：“你究竟喜欢不喜欢索瑶?”

他说：“喜欢。”

我说：“既然你喜欢她，为什么还要那样一次次伤她的心。”

他说：“我也不知道。”

“那么对她，对你自己，你又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我对她，还没她对我一半好……”

“不公平的事，到头来都只能走向反面。”

“她……她对你说过，我们的事情已经走向反面了吗?”

“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我不过是泛泛而谈。”

“有时候我很爱她，很感激她。但有时候我也恨她。”

“恨她?……”

“不是恨她这个人。而是恨她的无忧无虑。她也一次次伤害过我。她自己不知道。但确实伤害了我。常常是，当我对她的爱对她的感激，在我心里占了上风的时候，她无意中又用她的无忧无虑伤害了我。有一天她过生日，她请了十几个好同学玩一天。她不知道通过她爸爸的哪一位老下级的关系，居然搞到了一辆面包车，开到学校门口，接上大家去逛八达岭。而且，那些同学一路上的吃吃喝喝，她全包了。甚至还为吸烟的男同学们，一人买了一盒‘骆驼’烟。那一天她花费了将近二百元。那一天顶数她显得高兴。她说人生只有一个十九岁生日。她说她怕一过二十岁，就再也找不到十九岁那种仿佛永远是小女孩儿的感觉了。近二百元啊!一个暑假，我在黄山也不过只能挣六七百元。半路我借故离开，乘公共汽车返校了。当然，我承认我做得不对。使他们到处寻找我。她心里很着急。破坏了她生日那天的大好情绪。也使所有的人都多多少少感到有些扫兴。但是你知道我在公共汽车上怎么想的吗?我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觉得解恨。像终于报复了你早想报复一下的人一样解恨。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总有一种报复谁一下的念头，深深地埋藏在自己心里。随时怂恿我恨某些人。暗暗诅咒某些人被汽车撞死。得了艾滋病，或者癌。或者因为某件事，一夜之间身败名裂，再也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他们平时倒没得罪过我，更没侵犯过我，但是他们各方各面都优越于我。如果你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有时候你也会忍受不了的。你没被侵犯你也会觉得你被侵犯了。你没被伤害你也会觉得你被伤害了。你没被压迫你也会觉得你被压迫了。经常的，别人并没有存心讽刺你嘲弄你，可你说服不了你自己。你会觉得他们的每一言每一行，就是存心讽刺你嘲弄你。你会感到时时处处受到了无情的严重的伤害。如同你经常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对索瑶，我真是又恨又爱。有时候我觉得，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什么主宰。它对我怜悯，将索瑶这么一个女孩儿，引到我面前，赐给我爱她的权力，和被她所爱的权力。可另外一些时候，我又觉得，冥冥之中那个主宰，其实赐给我的，似乎更是憎恨的权力和报复的权力。它仿佛经常对我说，既然你心中有一种憎恨，那么你就更具体地憎恨这个女孩儿吧!既然你心中有一种报复什么的冲动，那你就更具体地向这个女孩儿实行报复吧!她给予我的关心、爱护、温柔和对我的安慰，还不及我伤害她之后所获得的快感大。我伤害了她，仿佛就等于是伤害了一切。仿佛能抵消一切对于我的伤害一样。但是那一种丑恶的快感却往往是暂时的，绝不会比你吸完一支烟的时间还长……”

我于黑暗中摸索到烟和打火机，迫切地吸了起来。真话有时候是很使人害怕的东西。有时候讲真话需要某种勇气，听真话也需要某种勇气。因为关于人的心灵的真话，尤其是关于人的心灵最深处的那些最原始的角落的真话，真是具有直指你自己心灵的力量。某些真话如同镜子，逼照出你原先不敢承认的，你自己心灵最深处的，那些最原始的角落或曾也有过和依然有的什么。我自己反倒感到不知所措了，更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话好。我吸烟，乃是为了使自己在黑暗中镇定，也是为了向他证明，我在虔诚地聆听着，并没睡着。我能理解他。我也有过类似的心理历程。甚至，我自己也曾产生过向别人诉说的愿望，并且向别人诉说过。但是，与他的诉说是不尽相同的。我诉说得很细，软线条的。很细，其实便是很技巧的考虑。本能地，通过一些微枝末节的伪装，使人听起来，理解的成分多一些。于是可爱的成分多一些。最终不失可爱。既满足了自己诉说的愿望，也同时从别人那儿获得了宽恕。在这种情况下，连忏悔仿佛都是精致的、玲珑的。而他的诉说，却分明是硬线条的、粗糙的、直白的，摒除了一切微枝末节的，一语中的、赤裸裸。如果说也有忏悔的意味儿，那也是附带性质的。不，他似乎不是为了忏悔才诉说，似乎更是由于诉说才忏悔。或者，仅仅就是诉说而已。并不存在我所想到的忏悔不忏悔的因素……

黑暗中，他的语调很机械。

“我知道，她一定对你，也对大娘说过，我怎么怎么三番五次伤害了她。其实那不完全对。我的意思是，我总感到，我根本就伤害不了她。不错，我使她哭过，使她落过泪。但是，只要离开了我，几分钟后，她又是那么无忧无虑的。我嫉恨她，非常嫉恨她无忧无虑这一点。结果，我对她的伤害，又统统落在我自己的头上。这使我感到很不公平。我总觉得，她永远是优越于我的。她给予我的关心、爱护和温柔，似乎都更是一种施舍。她对我越宽宏和隐忍，越委曲求全，越意味着，那一种施舍仿佛是她天经地义的权力。而我，连不接受的权力，仿佛都在无形中被剥夺了。有时候我甚至很坏地想，如果她是天使，那么就让我做暴君吧!可我又做不成一个暴君。而她做天使，却做得几乎无可指责。如果我只是一味地憎恨她，那么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就有一个了结啦。但我又根本不可能一味地憎恨她。因为，一旦没了她给予我的关心、爱护和温柔，我马上就会处于失魂落魄的状况，似乎一天也活不下去。有时候我又那么害怕她真的不理我了。我已经不能没有她那份儿温柔。我像一个孩子需要搂抱需要奶汁一样，需要她那份儿温柔。而我总觉得，她所给予我的，其实是小女孩儿给予布娃娃那一种情感。我不是怀疑她对我的情感是假的。我完全相信，我完全清楚那是真的。很真很真。小女孩儿对布娃娃那一种情感，就是很真很真的情感。她们有时充当布娃娃的小姐姐、小母亲、小阿姨等等角色。那是又真实又动人的。但我不是一个布娃娃呀!而我，也想扮演一个女孩儿的监护人的角色啊!也梦幻过自己是一位白马王子，使某个小女孩儿崇拜并依赖于我啊!却仿佛命中注定了，我只能配扮演一个布娃娃的角色似的。有很多时候我想，她要是蛙妹子就好了。你肯定知道蛙妹子是谁。我不信我对她讲过的，她会守口如瓶，什么也不对你讲。可她不是蛙妹子。蛙妹子也不是她。蛙妹子永远不会知道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儿。永远不会像她那么无忧无虑。永远不会把我当成布娃娃。如果我和蛙妹子在一起，不管是一块儿成了大学生，还是一块儿四处流浪，甚至一块儿乞讨，蛙妹子都会把我当成一个哥哥，一个她必须依赖的人，一个男人。我有时候试图就把她当成蛙妹子，把我认为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然而却不能够。归根结底，更像布娃娃的还是我。更像监护人，更像小姐姐、小母亲、小阿姨的，还是她。更像天使的，也是她。我只能在一个懂事的小弟弟，或者不懂事的小弟弟之间进行选择。非此即彼。精神上、心理上，主动性方面、一切方面，占优越地位的，似乎只能是她。我伤害她，却丝毫也无损于她的优越地位。她哭了、她流泪了、她委屈了、难过了，但是在我面前，依然是处于优越地位的。我想，她对我那么宽宏大量，那么隐忍，那么委曲求全，也许恰恰证明，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在我和她之间，她永远是处于优越地位的。这一地位，是我所根本不可扭转，也不可动摇的。我想重新握有拒绝的权力，可是仔细想想，她又并没有剥夺过我这种权力。只能说我自己放弃了这种权力。除了情感和她那份儿温柔，我不再接受她的任何给予，正是因为，我不想彻底放弃，一点儿也不给自己保留。有几次，我真想大声对她吼：‘滚你妈的’，可是我根本没有这个勇气。我害怕果真失去了她，远远甚于我希望摆脱她。我爱她，却又觉得爱的屈辱。我恨她，却又觉得恨得没有人味儿，不近情理。我也曾暗暗诅咒她患上癌症、艾滋病、白血病什么的。不是因为对她恨到这种地步，也不是因为我灵魂邪恶到这种地步。而是因为，那么一来，也许只有那么一来，我对她才会爱得更自尊些。我可以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我可以周周到到地服侍她。我会经常守在她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给她无尽的温柔。甚至，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和她结婚。她由于病痛而耍脾气的时候，我也可以逆来顺受。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只要体验一种优越。一种对方改变不了的动摇不了的伤害不了的打击不了的优越。哪怕仅仅在她一个人面前才可能具有的。哪怕一生仅仅能体验到一次!可是我知道这只不过是我的幻想。谁都会有某种优越感而我就没有。我成了大学生之后我仍没有。我高考的时候是全县第四名啊!这一点在大学里似乎不值一提。而我仍然要为毕业分配问题所苦恼。苦恼得夜里失眠服了安眠药片也睡不着。我羡慕别人嫉妒别人诅咒别人包括对我好的一个女孩儿，而现在这诅咒似乎落在了我自己的身上。我知道化验结果会是什么。否则我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的时候，那动手术的医生不会以那么怜悯的目光瞧着我……”

我悄无声息地下床，到洗脸间去为他洗湿了一条毛巾。

我说：“给你。”

他问：“什么?”

我说：“湿毛巾，擦擦脸。”

他说：“我没这习惯。”

我原以为他肯定早已泪流满面，坚持道：“还是擦擦好。哭过了接着睡，明早起来，闹火眼。”

他说：“我没哭。”

我说：“你何必在这一点上也固执?”

他说：“真可笑。你怎么会以为我哭了?”

我想开灯，看他究竟哭了没有。但又觉得那样，更加显得自己可笑。他说他没哭，我也就只能当他没哭罢了。

我将湿毛巾放在床头柜上。接着，去为他倒了半杯水，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取出安眠药，命令地说：“接着。”

他问：“又是什么?”

我说：“安眠药和水。”

他沉默了片刻，说：“你不会错拿成别的什么药吧?”

我说：“放心。错不了。我这抽屉里，只有安眠药。”

他又问：“哪一种?”

我说：“安必定。”

“我没服过这一种，你一次服几片儿?”

“两片。”

“那，我可能得服三片儿。”

我就又加了一片。

待他服下，我才上床。

“如果我明天起不来，多不像话!”

我说：“几点醒，你几点起就是了。没人会非弄醒你的。”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该睡了?”

我指指床头柜上的小夜光表：“你看，都一点多了，该睡了。你别想那么多，什么癌不癌的!纤维肉瘤，那是万分之几的概率，干吗偏要往自己身上想?”

他说：“如果真是，命运对我就太冷酷无情了。”

隔了一会儿，又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去他妈的吧，睡!……”

我说：“什么都别想都别讲了，真的太晚了。睡吧!”

……

他第二天中午才醒。

他的眼睛向我证明，昨夜他确实没哭。也许掉过几滴泪。但那是不能算哭的。

吃过午饭，他坚持要回学校去。

母亲和我，都留不住他。母亲是真留他。而我，是表示要留住他，不能说是虚伪。但也仅只是一种表示而已，他毕竟不是一个孩子。不陪他聊，似乎冷淡。陪他聊，又没那么多的闲工夫。与其使他暗暗觉得受了冷淡，还莫如悉听尊便的好……

我送他的时候，他请求我，到了日子替他去看化验结果。他说，如果是良性的，就打电话告诉他。如果是恶性的，则不必告诉他了。过了一天他没得到消息，他就明白了。他希望让他自己明白，别当面告诉他……

我将那个日子，用很醒目的红色笔记在挂历上，惟恐自己忘了。并一再叮咛母亲，帮我记住那个日子……

不是。

不是纤维肉瘤。

也就是说不是恶性的。

是——纤维脂肪瘤。可以理解成脂肪瘤纤维化，或纤维化的脂肪瘤。总之，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毕竟和癌沾不上边儿。何况医生向我保证，手术效果理想，切除得一干二净。

我直接骑自行车从医院到学校去告诉他。并将化验单交给他。说如果他不相信，可以再看看他买的那本书，是否清楚地写着纤维脂肪瘤怎么回事儿……

他说他当然完全相信。

似乎为了证明他完全相信，他将他买的那本关于癌的书，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癌的知识普及性小册子，当着我的面一撕两半，扔进了纸篓。

这一场虚惊过后，不但他的心情豁然为之开朗，就连我也顿有如释重负之感。我提议请他吃顿饭，以示庆贺。他赶紧说：“不不不，该我请你。该我请你。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说着开了一个属于他的写字桌的抽屉的锁，探入手抽出三十元钱揣进兜里。

我暗想，“表弟”啊“表弟”，你那点儿钱来得容易吗？你又何必在人前这么要强呢……

那一天，我们还一人喝了将近一瓶啤酒。对我来说，绝对是例外壮举，近乎舍命陪君子。对他，显然也是下了一醉方休的决心。

我们最后一次碰杯时，他说：“咱们祝祝索瑶吧?”

我说：“对，对。祝祝她。”

他谦让地说：“你祝一句!”

我说：“你，你!当然得你祝!”

他郑重地想了半天才说：“索瑶，我们祝你万事如意!”

我又加了一句“一切顺利!”

尽管我当时已有几分头重脚轻，可并没糊涂。“一切顺利”，包含着我对她已进行着的一件事的祈祷——他的分配去向问题。

我当然不允许他花那三十元钱。

我挽着他，将他送回宿舍。告辞时，他讷讷地说：“表哥，我……对你讲过的……希望你……千万别对索瑶讲。我那几天情绪太坏。有些想法，其实是潜意识里的，被我自己放大了，那就是夸张了。不能算数的。”

我拍着他的肩说：“你放心。你什么也没对我讲过。”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索瑶返校后，真给母亲送来一只药枕，也不知她到底收没收母亲坚持付给她的钱。她和母亲之间的事儿，我也不愿多问。

听她说话，肯定并不知道“表弟”臂上动过手术。我也就没提。并悄悄叮咛了母亲也别提。

她很高兴的样子，她说她对“表弟”开始刮目相看了。她说她真没想到，一个寒假里，他的英语水平提高了那么多。她说他还译了几首诗。有一家刊物回信颇感兴趣，问他还能不能多译几首，集中发表，也许会引起点儿小小的注意。她说他又开始译了。打算译十首，一共二百多行呢!

我让她捎话给他，如果那一家刊物最终又不发表了，我愿意替他向别的刊物推荐……

几天后我出差到南方去。母亲提醒我，那是“表弟”家乡所在的省份。母亲说人家孩子四年多没回过家乡了，你一定要抽出几天时间，替人家孩子回家乡看看。并且翻出一件件旧衣服，命我捎去。我坚决地说一件也不带，但为了使母亲高兴些，我保证我会到他的家乡去看看的。我没向“表弟”问地址。也根本没对他提这事。地址是索瑶抄给我的。她说她也是瞒着他，从他的家信信封上抄下的。她说根本不提对。提了他反而又会顾三虑四的……

我一到外地，就对接待我的单位提出——此行要看望一家亲戚。他们知道我是北方人。知道我的原籍是山东。奇怪我怎么会在西南，而且是在一个三省交界的偏远之地有什么亲戚。我说是亲戚的亲戚，希望人家成全我一次。他们说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安排在返程前三天就可。说乘火车是直接到不了的，得转车。转车也还是到不了，还得乘六七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说那仍到不了，只能到县里。从县里再往下怎么去，多远的路，便非他们所知道的了。说莫如给我派一辆吉普车，走公路，到了县里，再烦县里的什么人领领路。说三天的时间去回足够了。我自是感激不尽……

上路那一天早晨，下起雨来。小司机是个复转兵。他说一下雨，有几段泥沙公路可能会封，问我还去不去?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司机便不再多说什么。

还好，一路顺利。小司机是个开快车的。但路面时时刁难他。在下午五点，比估计的晚一个多小时到了县里。也许是因为在凄冷的雪雨中淋了一天，那县城使人顿生索落萧瑟之感。被湿漉漉的一片阴郁笼罩着，没有丝毫的生气。吉普车直开到一座破败的院落前停住。竟没遇见个人影。下了车，看到牌子，才知是文化馆。我觉得这县城似曾相识。仿佛来过不止一次。困惑之中恍然有所悟。是因为看电影和电视太多了。拍解放前的某些边省镇县，大抵都选景在这种地方。接待我们的是副馆长。他说正馆长刚刚去世不久，他说他已经等了我们很久了。他说再往前尽是山路了，天将黑了，又下着雨，还是住一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