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始终没抬头，听罢小妹的话，头更低下去了。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开口说：“我和你四哥……一块儿去给拉回来……”

四弟刚巧从外面回来，问明白后，为难地对父亲说：“爸，我们厂的团员明天要组织一次活动，我是团支部书记，我不能不去呀!”

小妹急了：“什么破团支部书记，你当得那么上瘾?!明天不给拉回来，人家的煤票就过期了!”

这一节话，我都在里屋听到了，我跨出里屋，对小妹说：“明天我和爸去拉。”

父亲突然莫名其妙地火了：“谁都用不着你们!我明天一个人去拉!我还没老得不中用，我还有力气!”

头天晚上就下起了大雨。第二天白天，雨下得更大了。我和父亲借了辆手推车，冒雨去拉煤。路很远。煤票是在一个铁道线附近的大煤厂开的，距我们住的街区，有三十来里。一吨煤，分三趟拉。天黑才拉回第三趟。拉第三趟时，一只车轮卡在铁轨岔角里。无论我和父亲使出多大的力气，车轮都纹丝不动，像被焊住了。我和父亲一块儿推，一块儿拉，一个推，一个拉，弄得浑身是泥，双手处处是伤，始终一筹莫展。在暴雨中，我听得见父亲像牛一样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我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对父亲大声喊：“爸爸，你在这儿看着，我去道班房找个人来帮帮忙!”

“你的力气都哪去了?!”父亲一下子推开我，弯下腰，用他那肌肉萎缩了的肩膀去扛车。

远处传来了火车的吼声。一列火车开过来了。在闪电亮起的刹那，我看见一块松弛的皮肤，被暴雨无情地鞭打着。是一个老年人的丧失了力气的脊梁。

车头的灯光从远处射了过来。

父亲仍在徒劳无益地运用着微不足道的力气。

我拔腿飞快地朝道班房跑去。

列车停住了。

道班工人和我一块儿跑到煤车前。

父亲还在用肩膀扛煤车。他仿佛根本没发现有火车开过来。

“你他妈的玩命啊!”道班工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火车车头的光束正照着煤车。父亲的肩膀，终于离开了煤车。父亲缓缓抬起了头。我看清了父亲那双绝望的脸。一张皱纹纵横的脸。每一条皱纹，都仿佛是一个“!”号，比父亲写给哥哥的那封信中还多……

雨水，从父亲的老脸上往下淌着。

我知道，从父亲脸上淌下来的，绝不仅仅是雨水。父亲那双瞪大的眼神空洞的眼睛，那抽搐的脸腮，那哆嗦的双唇，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雨夜，又使我回想起了几年前那个雨夜。我躲在我们连队木棱堆之间大哭一场的那个雨夜……

今年四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电文——“父即日乘十八次去京，接站。”

我又几年没探家了。我与父亲又几年没见面了。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可以说是一个中年人了。电报使我心中涌起了一个中年人对自己老父亲的那种情感。那是一种并不强烈的，撩拨回忆的情感。人的回忆，是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焦距”的，好像照片随着时间改变颜色一样。回忆往事，我心中对父亲的谴责少了，对自己的谴责反而多了。我毕竟没有给过父亲多少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爱啊!

电报没能在头一天交到我手里，却被人从门底缝塞进我了的办公室。我头一天熬夜，第二天上班很迟。看看手表，离列车到站时间，仅差一小时十五分。马上动身完全来得及接站。我手中拿着电报，心里倏忽产生了一个念头——租一辆小汽车去接站。这念头产生得很随便，就像陕西人想吃一顿羊肉泡馍。父亲生平连一次小汽车也没坐过，我要给予父亲“生平第一次”。我给几处出租汽车站打电话，都没车。二十多分钟在电话机前过去了。乘公共汽车接站，已根本来不及。只有继续拨电话。又拨了十多分钟，终于要到了一辆车。说很快就到，却并不很快，半小时以后才到。一路红灯，驶驶停停。到火车站，早已过时。

我打开车门就往下跳，司机一把揪住我：“车费!”我一摸衣兜，钱包没带!只好向司机赔笑脸，告诉他我是来接人的，接到了再给他车费。说了不少好话，最后将工作证押给他，他才算松开了手。

站内站外，都没寻找到父亲。

我沮丧地回到出租汽车跟前，央求司机再送我回家，来去车费一块儿付。

司机哼了一声，将车开走了。我见方向不对，赔着笑脸问：“你要把我拉哪去呀?”

司机冷冰冰地回答：“出租汽车总站。我饿了，该吃午饭了。你在总站再要一辆车吧!”

我自认理亏，不多说什么。

在出租汽车总站，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坐进了另一辆小汽车里。回来倒是一路飞快，算账时，可把我吓了一大跳——二十三元!

我不由得问了句：“怎么二十三元啊?”

司机瞪了我一眼：“加上火车站到出租汽车总站的那一段车费!”

“那一段路也要车费?!”

“笑话!你想白坐啊?”

一进家门，见父亲已在家中了。

我埋怨道：“爸爸，你怎么不在火车站多等会儿啊?让我白接了你一趟!”

父亲说：“等了一会儿，没见着你，我心想你不会来接了……”

“拍了电报，我能不去接吗?真是的!”

“我心想，大概你工作忙，脱不开身……”

我说：“爸，先给我二十三元钱!”

刚见面，伸手要钱，父亲奇怪，疑惑地瞧着我。

我只好解释：“爸爸，我是租了一辆小汽车去接你的，司机在下边等着呢!我的钱包放在办公室了。”

仿佛为了证实我的话，司机按了几声喇叭。

父亲当时那种表情，就好像听说我是租了艘宇宙飞船去接他似的。他缓缓解开衣扣，拆开缝在衣里儿的一块布，用手指捻出三张十元的纸钞，默默递给了我。我从父亲的目光中看出他心里想说的一句话：“你摆的什么谱啊!”

“爸爸，这钱我会还你的……”我接过钱，匆匆奔下楼去。

当我回到屋里，见父亲脸色变得很阴沉，也不瞧我，低头吸烟。

我省悟到，我刚才说了一句十分愚蠢的话……

父亲，不再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的父亲了，也不再是那个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的父亲了。父亲老了，他是完完全全地老了。生活将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子。他那很黑的硬发已经快脱落光了，没脱落的也白了。胡子却长得挺够等级，银灰间黄，所谓“老黄忠式”，飘飘逸逸的，留过第二颗衣扣。只有这一大把胡子，还给他增添些许老人的威仪。而他那一脸饱经风霜的皱纹，凝聚着某种不遂的夙愿的残影……

生活，到底是很厉害的。

我家住在一幢筒子楼内，只一间，十三平方米，在走廊做饭，和电影《邻居》里的情形差不了多少。走廊脏，黑，苍蝇多，老鼠肆无忌惮，特肥大。

父亲到来的第一天，打量着我们家在走廊占据的“领地”，不无感触地说：“老二，你有福气啊!你才参加工作几年呀，就分到了房子!走廊这么宽，还能当厨房……你……比我强……”

这话从父亲口中说出，以那么一种淡泊的自卑的语调说出，使我心中有些凄凉之感。

父亲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楼房，却羡慕我这筒子楼里的十三平米……他是被尊称为主人翁的人啊……

编辑部暂借给我一间办公室。每天晚上，我和父亲住在办公室，妻和孩子住在家中。我虽没有让父亲生平第一次坐上小汽车，父亲却沾了我的光，生平第一次住上了楼房。

父亲每天替我们接孩子，送孩子，拖地板，打开水，买菜，做饭，乃至洗衣服，拆被子，换煤气。一切的家务，父亲都尽量承担了。

我不希望父亲，我的老父亲沦为我的老勤杂员。我对父亲说：“爸爸，你别样样事都抢做。你来后，我们都变懒了!”

父亲阴郁地回答：“我多做点，倒累不着。只要能在你们这儿长住下去，我就很知足了……你妹妹结婚后，家中实在住不开了，我万不得已，才来搅扰你们……”

父亲的性格也变了，变成一个通情达理的，事事处处，家里家外都很善于忍让的毫无脾气的老头子了。

除了家务，父亲还经常打扫公共楼道、楼梯、厕所、水池。他不久便获得了全楼人的称赞和敬意。父亲初来乍到时，人们每每这么问我：“那个大胡子老头就是你父亲吗?”以后我听到的问话往往是：“你就是那个大胡子老头的儿子呀?”在我意识中，父亲是依附于我的人格而存在的。但在不少人心目中，我则开始依附于父亲的人格而存在了。一些从不到我家中走动，大有“老死不相往来”趋势的工人们，也开始出现在我家了，使我同一种更普遍的生活贴近了。

我惊奇地发现，不是家属洗澡的日子，父亲也可以公然到厂内浴室洗澡；没票，父亲也可以从容不迫地进入厂内礼堂看电影；忘带食堂饭菜票，父亲也可以从食堂里先端回饭菜来。而人们还都对他很客气，很友好。这些“优待”，是连我也没受到过的。父亲终于以他所能采取的方式，获得了和我并存的独立人格。我不再阻止他打扫公共卫生。我理解，人们注意到他，承认他的独立存在，如今对他来说是何等需要，何等重要!这是一个没机会受过文化教育的、丧失了健壮和力气的、自尊心极强的老父亲，在一个受过大学文化教育的、有了一丁点小名气的儿子面前保持心理平衡的惟一砝码。我告诫自己，我要替父亲珍视它，像珍视宝贵的东西一样。

父亲身上最大的变化，是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由衷的崇敬。以前，他将各类知识分子统称为“耍笔杆子”的。靠“耍笔杆子”而不是靠力气吃“轻巧饭”的人，那是他所瞧不起的。每天接踵而来找我的，十有八九是地地道道“耍笔杆子”的。我将他们介绍给父亲时，父亲总是臂微垂，腰微弯，很不自然地作他所不习惯的鞠礼状，脸上呈现出似乎不敢舒展的恭而敬之的笑容。随后，便替我给客人沏茶、点烟。当我和客人侃侃而谈时，父亲总是静默地坐在角落，一会儿注意地瞧着我，一会儿注意地瞧着客人，侧耳聆听。倘我和客人谈到该吃饭时，父亲便会起身离去悄然做饭。倘我这个主人有时竟忘了吃饭这件事，父亲便会走进屋，低声问我：“饭做好了，你们现在要吃吗?还是再过一会儿?”饭后，照例抢着刷洗碗筷。

一次，送走客人后，我对父亲说：“爸爸，你不必对客人过分恭敬，过分周到，他们大多数是我的同事、朋友，用不着太客气。”

“我……过分了吗?……”父亲讷讷地问，仿佛我的话对他是种指责……

几天后，我收到了友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昨天我到你家找你，你不在，我和你的老父亲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真是一位好父亲，好老人。但我感到，他太寂寞了。他对我说，连和你交谈几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你真那么忙吗?……”

这封信使我无比惭愧，无比自责。是的，父亲来后，我几乎没同父亲交谈过。即使一次不太长久的，半小时以上的，父与子之间的随随便便的交谈也没有过。父亲简直就像我雇的一个老仆役，勤勤恳恳，一声不吭，任劳任怨地为我做着一切一切的家务。

而我每天不是在写、写、写，就是和来客无休止地谈、谈、谈……

第二天晚饭后，我没到办公室去抄那篇亟待发出的稿子，见妻抱着孩子到邻居家玩去了，我便坐到了父亲面前。

我低声说：“爸爸，跟我聊几句家常话吧!”

父亲定定地看了我片刻，用一种单刀直入的语调问：“老二，你为什么不争取入党啊?”

我怔住了。我预先猜想三天三夜，也料不到父亲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这就是父亲最想同我交谈的话题吗?

我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又说：“爸爸，聊几句家常吧!”

“你们兄妹五个，你哥呢，就不提他了……比起来，顶数你有了点出息，可你究竟为什么不争取入党啊?听你们同事讲，你说过要入也不现在入共产党的话?你是说过这话的吗?”父亲的目光仍定定地看着我，揪住这个话题不放。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是的，我说过。而且是在某个会议上当众说的。我并不想欺骗父亲。我对党的信仰是萌发于一种朴素的感恩思想的。这种感恩思想，毕竟不是建立在切身体会的基础之上，而是间接灌输的成果。是不稳固的，是易于坍塌的，也是肤浅的，不足以长久维系下去的。动摇过的事物，要恢复其原先的稳固性，需要比原先更稳固的基础。信仰不像小孩子玩积木，扰乱一百次，还可以重搭一百次。信仰的恢复需要比原先更深刻的思想和认识。这比给表上弦的时间长得多。

父亲的话，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我故意用冷漠的语调反问：“爸爸，你为什么对我入不入党这么在乎呢?你希望我能入党，当官、掌权，而后以权谋私吗?”

父亲听出来了，我的话对他的愿望显然是嘲讽。父亲缓缓站起，一只手撑着椅背，像注视一个冒充他儿子的人似的，眯起眼睛，眈眈地瞪着我。他突然推开椅子，转身朝外就走。椅子倒在地上，发出很响的声音。

父亲在门口站住，回过头，瞪着我，大声说：“我这辈子经历过两个社会，见识了两个党，比起来，我还是认为新社会好，共产党伟大!不信服共产党，难道你去信服国民党?!把我烧成灰我也不!眼下正是共产党振兴国家，需要老百姓维护的时候，现在要求入党，是替共产党分担振兴国家的责任!……你再对我说什么做官不做官的话，我就揍你!……”说罢，一步跨出了房间。

在那一时刻，站在我面前的，又是从前那威严而易怒的父亲了。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家，来到了办公室。

我坐在办公桌前，双手捧着脸腮，陷入了静静的思考。

我理解父亲对共产党的感情。他六岁给地主放牛，十二岁闯关东，亲眼看到过国民党怎样残害老百姓。他被日本人抓过劳工。要不是押劳工的火车被抗联伏击，难想像他今天还活着，也不知这个世界上会不会还有我这位“青年作家”……

但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比创作一篇更为严肃。而且，在我心灵中，还有许多肮脏得没勇气告人的欲念，还时时受到个人名利的诱惑，还潜藏着对享乐的向往，还包裹着对虚荣的贪婪，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庄严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的。我不能够怀着一颗极不干净的灵魂在一张雪白的纸上写下：我要求加入……

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无法欺骗自己。

我在心中说：“爸爸，原谅我!我不，现在还不……”

办公室的门被突然推开了。

父亲来了。他连看也不看我，径直走到他睡的那张临时支起的钢丝床前，重重地坐了下去。钢丝床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声响。

我转过身去瞧着父亲。

他又猛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我，愤愤地大声说：“你可以瞧不起我，你的父亲!但我不允许你瞧不起共产党!如果你已经不信服这个党了，那么你从此以后也别叫我父亲!这个党是我的救星!如果我现在还身强力壮，我愿意为这个党卖力一直到死!你以为你小子受了点苦就有资格对共产党不满啦?你受的那点苦跟我在旧社会受的苦一比算个屁!”

我想对父亲解释几句什么，却一句适当的话也寻找不到。我一言不发地望着父亲，心想：爸爸，你说得不对，不对，我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啊!……

我觉得委屈极了，直想哭。

……

父亲对我教训了这一次之后，接连几天不理我，不跟我说一句话。

一天傍晚，有一个外地的陌生姑娘来到我家中。她自称是一位文学青年，读过我的几篇作品，希望能同我谈谈。

我带她来到了办公室。

她很漂亮。身材很美，又高，又窈窕。一张白净的鹅蛋形的脸，容貌端庄娴雅。眼睛挺大，闪耀着充满想像的光彩。剪得整齐的乌黑的短发，衬托着她那张动人的脸，像荷叶衬托着荷花。她穿一件五彩缤纷的花外衣，只有三颗扣子，好像是骨质的，月牙形，非常别致。半敞的衣襟露出里面深红色的毛衣，裤角带有古铜色镶边的牛仔裤，奶黄色的坡底高跟鞋。她端坐在沙发上，修长的双臂微向前探，双手习惯地揽住两膝。她从头到脚焕发着浪漫气质，举止文静而有教养。

我沏了一杯茶端给她。

她接过去，看了一眼，欠身轻轻放在桌上，说：“我不喝绿茶。我从小就是喝花茶的。”

我说：“请便。”将椅子搬到她斜对面，瞧着她问：“你想和我谈些什么呢?”

她妩媚地一笑：“当然是谈文学啦……不过，也希望不仅仅限于文学。”

我说：“那么就请谈吧!不过，我也许会令你失望，我不是个理想的交谈者。”

儿子有些发高烧。走出家门时，妻正在给儿子灌药。而父亲在给我洗衣服。我尽量排除思路上的干扰，集中精力。我想她一定会首先向我提出什么问题。但她没有。她用悦耳的音调向我讲述起她自己来。

她说她离开家已经一个多月了。从南到北，旅游了不少大城市，拜访了许多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接着，便依次向我说出他们的名字。有人是我认识的，有人是我没见过面的。还说她崇拜某某及其作品，难以忍受某某及其作品，欣赏某某的作品但不喜欢作者本人。她很坦率。

我愿意同坦率的人交谈。

我问：“你此行是出差吗?”

“噢不，”她摇摇头，又是那么博人好感地一笑，“就是为了玩，散散心。”

“你的单位竟会给你这么长一段假?”

“我现在不受任何单位管束，自由公民!”

“你是个待业青年?”

“我想有工作时便可以有种工作，腻烦了就当自由公民。”

我迷惑不解地望着她。

她揽住两膝的双手放开了，身体舒展地靠在沙发上，目光迅速地在我的办公室内环视一番，说：“你的办公室可以容得下五对人跳舞。”

我说：“我不会跳舞。大概是可以的。”

这回轮到她迷惑不解了，怀疑地盯着我，要看出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我惭愧地笑笑。

她的目光移开了，落在写字台上，又问：“自由市场上买的吧?”

我点点头：“是的。”

“样式太老。”

“不，是太俗气。但便宜。”

她的目光又盯在了我脸上，那模样仿佛我对她承认了我是一个下流坯子似的。

我说：“请接着谈下去吧，你刚才谈到自己的话还使我有些不明白。”

“是吗?”怀疑的神态，怀疑的口吻。接着，她轻轻叹了口气，平平淡淡地说：“报考过电影学院、音乐学院，都没考上。在外贸局工作了三个月，在旅游局工作了半年，这两个单位没能更长久些地吸引住我。在省图书馆混了一年，因为那儿有书，才拴住我一年。看书也看腻烦了，于是就辞职了……回去以后，也许会到省电视台，看我那时心情好不好，乐不乐意去……”

我终于明白，她是来自另一个天地的。

“你出来这么长时间，父母放心吗?”

“他们也没什么不放心的。每座城市都有父亲当年的老战友。或者住他们家中，或者住宾馆……”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问什么了，期待着她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又开口：“你一定无法理解我……小时候，我和姐姐，觉得世上任何好吃的东西都吃过了，我们就将糖和盐拌在一起，再浇点辣椒油……现在，我的心境就跟小时候似的，我觉得我丢了。我觉得我对什么都腻烦了，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就好像我小时候对食物失去了味觉一样……”

我依旧望着她那张漂亮的脸，心中对她产生了一种同情。类似对一只将要溺死在蜜中的小昆虫的同情。

她见我在很认真地听，继续说下去：“本想离开家散散心，但结果心境反而愈来愈不好。每座城市都到处是人、人、人，愚昧的，没文化的，浑浑噩噩的人，许许多多的人，每天都在谈论房子问题，待业问题……”

我平静地问：“你无法忍受这样一些人们吗?”

“难道你能够忍受这样一些人吗?”她坐端了身子，目光又盯在我脸上，现出一种对我的麻木不仁开始感到失望的表情。

我没有立即回答她。

我又想起了我躲在木棱堆间痛哭过一场的那个雨夜。也想起了我和父亲为了妹妹早日分配工作给街道主任拉煤那个雨夜。小雨，大雨，都是下雨的夜……

为什么保留在我记忆中的都是雨夜呢?

我毕竟从我生活中的两个雨夜度过来了。我毕竟扯着父亲的破衣襟，扯着一个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头脑中有着狭隘的农民意识的父亲的破衣襟，一步步从生活中走过来了，一岁岁长大了……

“古老的国家，古老的民族，生活在这么一种氛围中，每个人都将要被窒息而死!……”那姑娘的悦耳的声音，使我的注意力不能从她身上过久地分散。

我要求说：“让我们谈谈文学吧!”

“文学?……”她嘴角浮现一丝嘲讽，大声说，“中国目前不可能有文学!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在于人口众多。如果减少三分之二，一切都会变个样子!”

我冷冷地回答她：“好主意!减少的当然应该是那些愚昧的，没文化的，浑浑噩噩的，每天都在谈论房子问题和待业的问题的人nb034?”

我情绪的变化并没引起她的注意。她皱起眉头，用一种忧国忧民的语调说：“就在今天，就在你们北影厂门口，我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抱着一个傻乎乎的孩子，在围观一辆外国小汽车，我心里真是悲哀极了!我要写一篇心理，将我内心这种悲哀表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感到羞耻!……”她那样子悲哀得快要哭了。或者说，她是企图要将我感动哭了。然而我并没有受到丝毫感动。我已不再像从前那么易于动感情了。我在想，她那颗心一定很渺小，因此也只能产生这么一点渺小的悲哀。我已经不再同情她。

我告诉她，那白胡子老头，肯定就是我的父亲。而抱在他怀中那傻乎乎的孩子，是我的儿子。

“是你……父亲?……”她的脸微微红了，显出动人的窘态，讷讷地说，“请原谅!我……还以为你是……”

“这不值得请求原谅!因而我也不想对你表示原谅!我并不想否认，我的父亲没有文化，他在扫盲时所认识的字，绝不会比你这件花外衣上的花朵多!他还很愚昧，由于他的愚昧，由于他的农民意识的狭隘，给我们的家庭造成重大的不幸!因为他不相信医生的话而相信算命先生的话我的姐姐夭折了!我的哥哥，因为他鄙薄文化而崇尚力气，疯了!我原谅了他，但却不能忘记这些。我要比你更加憎恨愚昧!我要比你更加明白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我诅咒造成愚昧和没有文化的落后状况的一切因素!……”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的声音很高。我内心很激动。我仿佛不是在对我面前的这一位姑娘说话，而是在对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人说话。

我还想对她说，她可以对我们的人民没有感情，她也尽可以像她读过的中那些西方的贵夫人一样，对他们的愚昧和没有文化表示出一点高贵的怜悯，这无疑会使像她这样的姑娘更增添女人的魅力。但她没有权力瞧不起他们!没有权力轻蔑他们!因为正是他们，这在历史进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创造着文明的千千万万，如同水层岩一样，一层一层地积压着，凝固着，坚实地奠定了我们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而我们中华民族正在振兴的一切事业，还在靠他们的力气和汗水实现着!愚昧和没有文化不是他们的罪过，是历史的罪过!是我们每一个对振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缺乏热情，缺乏责任感的人的惭愧!

我还想对她说，至于她自己，不过是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小片水分充足的沃壤之中的一朵小花而已。美丽，娇弱，但没有芬芳。因为她不是树木，所以她那短细的根须是触及不到水层岩层的。她所蔑视的正是她所赖以存在的。她漠视甚至嘲讽他们的最现实的烦恼，但她那种没有什么值得忧郁的事才产生的忧郁，那种一颗空泛的心灵内的微渺而典雅的悲哀，与他们可能经历过的悲哀相比，其实是不值论道的。

我还想对她说……

我什么也不想对她说了。

我又想到了发烧的儿子。我认为我应该回到儿子身边去了。

“非常抱歉，我不能再陪你交谈下去了!”我走到办公室门前，推开了门——门外，站着我的父亲，呆呆地，一动不动地像根木桩似的。一手拎着水壶，一手拿着一瓶墨水。

他是给我们送开水来的。

他分明是听到了我方才大声说的某些话。

那姑娘走下楼梯时，还回头来看了我一眼，我这样对待她，肯定是她绝没想到的。

父亲一声不响，放下水壶，默默走向他睡的那张钢丝床。

一直到熄灯，我和父亲彼此没说一句话。我静静地躺着，无法入睡。我知道父亲也是静静地躺着，没睡。

我真想翻身下床，走到父亲身边，跪下去，将头伏在父亲胸上，对他说：“爸爸，原谅我那番话又无意中伤害了你，原谅我，爸爸……”

隔了一天，我从朋友家很晚才回来，一进家门，妻便告诉我，父亲走了。

“走了?上哪儿去了?”

“回哈尔滨了!”

“你……你为什么不拦他?!”

“我拦不住。”

病刚好的儿子大声哭叫：“爷爷，我要爷爷!我要找爷爷嘛!……”

我问：“父亲临走说了什么没有?”

妻回答：“什么也没说。”

我一转身就从家中冲了出去。

我赶到火车站，匆匆买了一张站台票。

我跑到站台上时，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刚刚开动。我跟着列车奔跑，想大喊：“爸爸……”却没喊出来。

列车开出了站台。

送行者们纷纷离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孤零零地伫立在站台上。望着远处的铁路讯号灯，我心中默默地说：“爸爸，爸爸，我爱你!我永远不忘我是你的儿子，永远不耻于是你的儿子!爸爸，爸爸，我一定要把你再接到北京来!……”

远处的铁路讯号灯，由红变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