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则谴责起父亲来：“哪有这样的人，两年多没探家了，孩子老婆一大堆，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大姐，我替你写封信问问他，他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啊!”

母亲则装作生气地说：“才不给他写信!他心里没这个家了，我们心里从此没他!”

小姨的父亲，一位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从农村到城市来找小姨，想带小姨回去过春节。小姨不回去，她对父亲说：“这个春节是我和大姐认识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姐夫又不探家了，撇闪得大姐和孩子们多冷清啊!这个春节我一定要跟大姐和孩子们一块儿过。”

小姨的父亲在我家住了两天，不好勉强小姨跟他回去，失望地走了。他临走，对母亲说他把小姨托付给母亲了。

我们的父亲虽然没回来探家，我们却过了一个很快乐的春节。快乐是小姨给予我们的。

我们也送灶王了，也供祖宗了，也吃年宵饺子了，也放鞭炮了，小姨还帮母亲炒了好几样菜。买了一瓶价钱便宜的色酒。

吃年宵饺子的时候，母亲在桌上多摆了一只小盘，一双筷子。

我说：“妈，多了一个人的。”

母亲说：“不多，那是你爸爸的。你爸爸已经好几年没和全家在一起过春节了，就当这个春节是他和我们一起过的吧!”

小姨看了母亲一眼，就斟满了两盅酒，一盅递给母亲，另一盅双手端起，对母亲郑郑重重地说：“大姐，你替我大姐夫喝这一盅，大姐夫，我敬你一盅了!”说罢，一口喝干。顷刻，脸红得桃花似的。

母亲也一口喝干……

春节一过，天气渐渐暖了。转眼到了四月份，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了。与我们一家共同生活的，除了小姨，还有一个无法计数的庞大家族——臭虫家族。它们是靠喝我们的血繁衍子孙后代的。我和弟弟妹妹被咬得夜夜在炕上翻滚，身上被咬起了一排排一片片的大疙瘩。小妹被咬得夜夜哭闹难眠。我苦中寻乐，编了个谜让小姨猜：

日落西山黑了天，

红孩妖精上了山，

有心想吃唐僧肉，

猪八戒的耙子挠得欢。

小姨显然是猜着了的，但并不说破。只像个医生似的，用棉花团蘸着盐水，给弟弟妹妹们擦身上的疙瘩。

小姨叹了口气，对母亲说：“大姐呀，孩子们被咬得太可怜了，得想个法子呀!”

母亲用心疼的目光望着我们，说：“想了许多法子，就是治不住啊!”

第二天，小姨托病没去上班。母亲走后，小姨对我说：“跟我去，去办点事儿。”

我也不多问，就跟小姨离家了。

小姨先领我到储蓄所，从她的存折上取钱。

储蓄员奇怪地说：“昨天刚存，今天就取!”

小姨说：“有急用。”

“二十元都取了?”

“都取了。”

……

接着小姨又领我去租了一辆手推车，然后我推着车跟她到了杂货市场上，买了两个草垫子。

回到家里之后，她又亲自到工地上去要了一桶电石灰。然后，小姨指挥我们，将破烂家具都从屋里搬出，她就动手泡电石灰，并在电石灰中搀了好几包“六六”粉。我要帮她忙儿，她不许，怕烧坏了我的手。

小姨独自用块旧布缠了一柄“刷子”，将里外墙壁细致地刷了一遍。又烧了几大壶开水，往破家具的缝隙里浇。

母亲下班之前，我们已将家又收拾好了，炕上也换了新草垫子。由于墙壁潮湿，许多处刷过之后，不是变白了，而是变黄了，像一块块难看的黄斑。小姨真有主意，又跑到商店去买了好几张画，贴在那些地方。母亲下班后，一进家门，竟呆住了，半晌说不出话。

小姨的双手都被烧起了许多大泡，她瞧着母亲抿嘴笑。

母亲要给小姨买草垫子的钱。小姨说什么也不收。

母亲说：“你积攒点钱不容易，家中还有老父母的，你得收下!”

小姨生气了，说：“大姐你要逼我收下，我就搬走了!”

母亲只好作罢。

母亲擎着小姨烧伤的双手，簌簌地落下了眼泪。

那一夜，我们睡得十分香甜……

房东向街道告了母亲一状。说母亲财迷心窍，私自往家里招房客，做起“二道房东”来了。街道干部们听信了，就来到家质问母亲，母亲作了解释，然而他们不信。“哪有这么好心的人，非亲非故的，白将房子给人家住!”她们当着母亲的面儿表示怀疑。

母亲火了，顶撞道：“你们不相信，就随你们的便好了!”

后来她们又当小姨在家时，来向小姨“调查了解”。

小姨回答她们：“要说我大姐收留我是做了‘二道房东’，那才是财迷心窍的人胡思乱想出来的呢!”

她们还不相信，毫无理由地认为肯定是母亲和小姨串通一气，预先商量好了的对词。于是便怂恿房东向法院起诉。

不久，母亲接到了法院的传讯。那是母亲生平第一次被迫跟法律打交道。

小姨毕竟是个农村姑娘，没经历过什么事，很不安，对母亲说：“大姐，我还是搬走吧!”

母亲问：“你有地方去?”

小姨说：“还睡火车站。”

我和弟弟妹妹们一听小姨说她还要去睡火车站，都急了，乱嚷嚷：

“小姨，你千万别搬走啊!”

“妈，无论如何别让小姨离开咱家呀!”

母亲看着小姨说：“听见孩子们的话啦?不许你搬走!你一搬走，没影的事儿也成真事儿了!有理走遍天下，我才不怕法院!你要去睡火车站，就再别叫我大姐!”

母亲从法院回来时，一副胜利归来的骄傲姿态。

小姨问：“大姐，赢了?”

母亲说：“有理嘛，还能输了不成?”

小姨说：“谢天谢地，你走后，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母亲说：“没见过世面的!”

小姨又问：“大姐，法院怎么问的?你都怎么回答的?”

母亲淡淡地说：“学这些干啥，没意思的!法院的同志当着我的面告诉房东，第一，他起诉是毫无根据的。第二，不许他为难我们，更不许赶我们搬家，除非我们主动想搬。还批评他只收房费，不修房子……”

小姨佩服地说：“大姐，你还真行!”

母亲说：“行什么，我是憋着口气上法院的啊!要不是人家告了咱们，我宁可忍气吞声。”

小姨反倒张扬起来了，愤愤地说：“大姐，我陪你找房东去，当面损他一顿，替你出出气!”

母亲说：“得理让三分，算啦!咱们再给房东加两元房钱吧，省得他往后再找麻烦，惹是生非的。”

小姨听了，瞧着母亲，半晌没言语……

过了“五一”，天气更暖和了。一冬天泼的脏水，在房前屋后的垃圾堆上结了一层层的脏冰。白天，被太阳晒化了，从垃圾堆上淌下来，不但泥泞了道路，还散着难闻的气味。

一天晚上，小姨背着双手，对母亲说：“大姐，你猜家里给我寄啥来了?”

母亲问：“是鞋吧?”

小姨摇头。

母亲想了想，又问：“衣服?”

小姨说：“大姐你要总往穿的上想，永远也猜不着的!”

母亲笑了：“那是吃的东西?”

“也算是吃的，可马上吃不成啊!”小姨笑了将双手伸向母亲，“是菜籽，还有花籽呢!”就将手中的小布袋朝炕上倒，一小纸包一小纸包地排开，一边说，“瞧，这是小白菜籽，这是菠菜籽，这是油菜籽，呀，还有黄瓜籽和豆角籽呢，大姐你再看这些是花籽，扫帚梅、月季香、指甲花……十多种呢!”

母亲问：“你们家怎么想起给你寄菜籽花籽来了!往哪儿种哇?”

小姨回答：“我写信叫家里寄来的。我要和侄子们改造那些垃圾堆!”

母亲说：“亏你还有这份心思，到底是个姑娘的心!”

小姨说：“人活着嘛，就得想着法儿让自己活得舒畅!”

第二天是星期天。小姨就带领我们，平整了那几座垃圾堆，一畦畦一垅垅地种菜种花。

过了不久，那几座垃圾堆都变成绿色的山冈啦。

到了七八月时，豆角黄瓜已爬架子，花也开了。我们家那小破土屋的前后左右呀，就像座小花园似的了，红是红，绿是绿，紫是紫，黄是黄，五彩缤纷，赏心悦目极了，美丽极了。招引来了蝴蝶和蜻蜓，也招引来了铁丝厂里的女工们。她们三五成伙地在午休时和下班后来看花，要花。小姨很慷慨，对谁都满足，博得了那些女工们的好感。

怎么两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仿佛被与城市隔离了似的，在高楼后边，在小小的破土屋里，竟会生活得这么有情有趣的呢?

那些女工们常常面对我们的花园发出这一类感叹。

每天晚上，我和弟弟妹妹们再也不囚在屋里子。垫块木板什么的，围坐在母亲和小姨身旁，听两个我们在这世界上最亲最亲的女人说话。欣赏着我们的绿，我们的花，我们的美丽，我们的“大观园”。我们几乎都没有享受过什么美好。而我们面对的美好，是一个农村姑娘，是我们的小姨带给我们的。在沁人心脾的馥香中，在生机勃勃的五彩缤纷中，我们弱嫩的灵魂体会着某种悟性，进行着幼稚而严肃的思考，思考着什么是人世间的美好，什么是感激，为什么需要感激……

在那种时刻，我更加认定，小姨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小姨和母亲谈得最多的话题，是“转正”两个字。还会有什么别的话题，会比“转正”更使两个做临时工的女人入迷呢?小姨和母亲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转正。这种向往常使小姨喜形于色，常使母亲脸上洋溢出少见的对生活满怀信心的光彩。我知道——转正，这是小姨和母亲共同的幸福。

有天傍晚，我坐在小姨身边，伏在小姨膝上，摆弄着小姨的长辫子，拆开，编好，编好，拆开，觉着怪好玩的。

母亲望望我，又望望小姨，叹了口气，说：“我长这么大也没捡过什么，想不到如今捡到的比金子还贵重。”

小姨孩子般天真地问：“大姐你捡啥好东西了?快告诉我!”

母亲说：“我给自己捡了一个妹子，给孩子捡了一个小姨啊!”

小姨注视了母亲良久，忽然偎依着母亲，低声说：“大姐，我保你捡到了，就再也丢不了啦?”

母亲低声道：“你嘴上这么说呗，你还能在我家住一辈子?今后就不结婚，不成家了?”

母亲又训斥我：“真不懂事，老大不小了，还装孩子，一边玩去，别赖在你小姨身边!”

小姨光是笑。

我脸红了，不好意思起来。小姨却用一条手臂轻轻搂住我的脖子，不放我离去，说：“绍生，你长大了，考上大学，将来当了干部什么的，不会不认小姨吧？”

我大声回答：“我要不认小姨，天打五雷轰!”

小姨格格大笑起来。母亲也忍俊不禁地笑了。

我觉得小姨的手臂是那么柔软，我心里默默地说：“小姨，小姨，我有多爱母亲，就有多爱你!”不由得将脸贴在了小姨的手臂上……

一天，母亲和小姨下班后，都闷闷不乐。原来，小姨转正了。而母亲，却因为精简临时工，被打发回家，第二天就不准上班了。看得出，母亲心中很难过，很失望，自尊心也受到了很大的挫伤。我心中也很难过，很忧郁。穷困的生活使我懂事早，知道母亲失去了工作对家庭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小姨对母亲说：“大姐，你太老实了!你哪天干活比别人干得少了?那么多藏奸掖猾的人都转正了，为什么偏偏一句话就把你打发回家了?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我明天替你找他们讲理去!不让你转正，我也不干了!”

“我不许你为我去抱这个不平!”母亲很严厉地说。母亲还是头一次用那么严厉的语气对小姨说话。

小姨呆住了，怔怔地瞧着母亲。

母亲缓和了语气，又说：“傻妹子，你从农村到城市来，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如今又转正了，你父母该多为你高兴啊!你可千万不能为我抱这种不平，那样做兴许你也会被解雇了呀!你能转正，大姐我心里替你高兴啊……”母亲说不下去了。

“大姐!……”小姨忽然扑在母亲怀中，嘤嘤地哭了……

小姨转正后不久，便搬到厂内的职工集体宿舍去住了。对小姨的走，我们和母亲都依依不舍。但想到小姨毕竟是搬到一个比我们家更好的去处，就都不说挽留的话了。

小姨也对我们和母亲依依不舍。搬走那天，她又孩子似的哭了一通……

小姨虽然从我们家搬走了，却并没有忘记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必定到我家来。小姨仍是我们比亲姨还要亲的小姨。

父亲信中说那一年夏天探家，却一直到国庆节的前两天才回来。回来后，自然从我们口中听了许多“小姨”长“小姨”短的话，免不了就盘问母亲：“你打哪儿认这么个妹子?怎么就成了孩子们的小姨了?”

母亲回答：“这又不花你的费你的，也得受你管吗?”

父亲正色说：“当然要管，我可不许什么不相干的女人到我家里来影响我的孩子!”

母亲也正色说：“往好的影响也不许吗?”

父亲说：“只要我看她不顺眼，就不许她来!”

母亲说：“若来了，你还真将她撵出去不成?”

父亲说：“那是当然!”

母亲说：“你问孩子们答应不?”

父亲说：“哪个孩子还敢拦着我吗?”

母亲“哼”了一声，不再同父亲拌嘴。私下里吩咐我：“今晚去你小姨那儿看看她，告诉她这个月内别来，等你爸回西北去了再来。”

吃罢晚饭，我躲过父亲的眼睛，离开了家。

“为什么不让小姨见你们的爸爸呀?他三头六臂怪吓人的吗?”

小姨听我说明来意，奇怪地瞧着我问。

我诚实地回答：“妈妈怕爸爸不喜欢你，你去了，把你撵出来。”

“这么回事啊……”小姨想了想，说，“那你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不去就是了。”

小姨还要留我玩。我怕回去太晚，父亲盘问，匆匆走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小姨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花布衫，一条绿色的裙子，笑盈盈地出现在我家门口。

母亲正要出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瞧见小姨，不禁一怔，意外地说道：“哟!你怎么来了呀!”

“我大姐夫千里迢迢地探家了，我来看看他呀!”小姨说着，就迈进了屋。

母亲也赶紧随后跟进了屋。

弟弟妹妹一见小姨，亲亲热热地乱嚷着：“小姨、小姨……”将小姨团团围住了。

父亲正在对着破镜子刮脸，从镜子里瞧见了小姨，也不转身，也不理睬，仍继续刮脸。

母亲说：“他爸，孩子们小姨来了。”

爸爸不得不“唔”了一声，还是不朝小姨看一眼。

母亲只好以自己的热情冲淡父亲的冷漠，将小姨轻轻按坐在炕上，接过她手中的提兜放在一旁，责备地说：“又给孩子们买东西!你挣多少钱啊?一次次地破费!”

小姨笑道：“大姐，这次可不是给孩子们买的，是给我大姐夫买的。”

父亲已刮完了脸，收起刮脸刀，还是一句话也不对小姨说，端着脸盆到外屋洗脸去了。

母亲又赶紧跟在父亲身后到外屋去了。

我们都不安地瞧着小姨。

小姨却快乐地和我们逗着笑着。

一会儿，我瞧见母亲在外屋推了父亲一下，将父亲推进屋来。

父亲被推进屋后，坐在炕沿上，不情愿地搭讪着对小姨说了一句：“今天休息?”

“嗯。”小姨停止了和我们逗闹，瞧着父亲，微微一笑，说，“大姐夫，我看你也不像个脾气厉害的人呀!”

父亲说：“谁讲我是个厉害人了?”

小姨说：“大姐呗，她担心我来了，你会把我撵出去。”

父亲说：“没影的事儿!”

小姨说：“我寻思大姐夫也不会这么对待我嘛!”

小姨又问：“大姐夫，你从西北回东北，坐几天火车呀?”

父亲说：“三天三夜。”

“西北风沙大吧?”

“大得很，能把人刮跑了!”

“冬天也下雪吗?”

“下雪。”

“听说西北缺水?”

“再也没有比西北缺水的地方了!我们运水的汽车前边走，老牛跟在后边，用舌头舔水箱。一跟跟出去十几里。渴得老牛见了水直淌眼泪。有的老牛活活渴死了，因为身体里没水分，牛皮都扒不下来……”

说起大西北，父亲的话匣子打开了，谁想拦也拦不住，滔滔不绝。

小姨就瞪大着眼睛，像听什么新奇故事似的，聚精会神地听着……

那一天，父亲并没有把小姨从家里撵走。

那一天，小姨在我们家吃了午饭，又吃晚饭，一直呆到天黑才回去……

小姨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她小姨人还不错，挺实在个农村姑娘。”

母亲没好气地说：“实在不实在，用不着你夸!”

父亲低下头，嘿嘿地笑了……

父亲回大西北去时，还将自己戴的一块旧手表送给了小姨。

小姨来到城里一年多后，脸儿变得白了。眼睛变得亮了。更爱笑了。性情更温柔了。身材更窈窕了。变得更漂亮了。

铁丝工厂的一些小伙子，常常拦住我嬉皮笑脸地问：“哎，小家伙，经常到你家来的那个大辫子是你什么人呀?”

我不无骄傲地回答他们：“是我小姨呗!”

“你问问她，让我做你的姨夫行不行?”

我听不出是不是好话，就骂他们。他们倒不恼火，反而哈哈笑。铁丝厂的几百名年轻女工，在我看来，哪个也比不上小姨好看。我认为，我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在别人面前骄傲骄傲了。

记得那是第二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小姨又到我家来。穿了一件崭新的府绸衫，一条咔叽布裤子，一双新皮鞋。那天她显得尤其漂亮。小姨从不过分打扮。即使花衣服穿在她身上，也显得朴朴素素的。

母亲一声不响，若有所思地看了她许久。

小姨被母亲看得有些难为情起来，勾下头低声问：“大姐，你这么呆呆看我干啥呀?”

母亲说：“我瞧你是越来越好看了。”

小姨缓缓抬起头，说：“以前别人说我好看，我不信。现如今我自己也觉得我是好看些了!”

母亲说：“自己夸自己，羞不羞?”

小姨说：“本来嘛，城里洗脸，用温水，使香皂，人还能不变得白白净净的?”

母亲笑道：“可也是呗!”忽然又问：“你前次回家，莫不是回去定亲的吧?”

小姨倏地红了脸，大声说：“才不是呢!才不是呢!”

母亲说：“是不是的，我也管不着你!”

小姨说：“怎么管不着?你是我大姐，我是你妹子嘛!”

母亲说：“那我问你，你是想在农村找婆家，还是想在城里找婆家呀?”

小姨见母亲问得认真，低头沉思默想了一会儿，反问母亲：“大姐你说呢?”

母亲说：“当然是该在城里找了。你如今是城里人了嘛!工厂不是也替你将户口落下了吗?”

小姨点点头。

母亲说：“那就更该在城里找了!”

小姨说：“大姐我听你的。”

母亲又说：“只是我希望你若看中了什么人，能领来让大姐见一面，帮你参谋参谋。大姐毕竟比你多吃了几年咸盐，什么样的男人，打眼一看，就能看出人品好坏来的。”

小姨低下头，许久不做声。

母亲问：“你信不过大姐?”

小姨又沉默了一会，低声说：“大姐你说，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真好假好，怎么才能知道呢?”

母亲思索了片刻，问：“你八成是看中哪个男人了吧?”

小姨抬起头，连连分辩：“没有，没有。”

母亲说：“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真好假好，别人是没法看出来的，只有这个女人心里最清楚啊!”

小姨又低下头不说话，出起神来。

……

到了秋季，连日暴雨，松花江水位猛涨，高出市面几米。那一年的水患，是一九三六年后的又一次严重水患。幸亏防洪工作做得早，大水没有灌入市区。全市的成年人，不分男女，都被紧急动员起来，昼夜分批奋战在各处防洪大坝上。有许多日子，小姨没到我家来，母亲说，她必定是参加抗洪了。

中秋之夜，许许多多的人是在防洪大坝上度过的。

江洪终于被战胜了。

母亲说，小姨过几天就会来了。

我们和母亲都在殷切地盼望着。一个多月没见小姨，我别提有多想她。

江洪虽然被战胜了，秋雨却没有停止。

一天深夜，外面风雨交加，雷声不断。闪电透过低矮倾斜的窗格子，在我们的破屋子里闪耀出一瞬瞬的光亮。我们和母亲都已躺下了，但还没有入睡。忽然，我似乎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

我说：“妈，有人敲门。”

母亲说：“深更半夜的，哪会有人来!”

我肯定地说：“妈，是敲门声，你听!”

母亲侧耳倾听了一会，果然是敲门声。

母亲却不敢下地去开门。

敲门声又响起了。

“大姐……”

我们都听出了是小姨的声音。

“快……”母亲一下子坐了起来。

我已迫不及待地跳下地去开了门。

果然是小姨，她没撑雨伞，也没穿雨衣，浑身上下淋得湿漉漉的。她的脸色那么苍白，衣服裤子沾满泥浆，显然是滑倒过的。

母亲也披着衣服下地了。

弟弟妹妹都醒了，我们和母亲愣怔地瞧着小姨。

“你……你怎么突然……”母亲吃惊极了。

小姨直挺挺地站在母亲面前，手中拎的包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沉重地坠着她的手臂。雨水顺着发缕，顺着苍白的脸颊，顺着贴住胸脯的衣襟往下淌，顷刻在她那双泥鞋旁淌了一片。她那双眼睛，仿佛也被雨雾罩住了，目光迷惘地定定地看着母亲。

“大姐，你……还收我……住下，行吗……”从她那两片冻得发紫的嘴唇之间，滞涩地输送出这么一句话。

“有什么不行的!快先把湿衣服换下来……”母亲立刻拉着她的一只手，将她引到了外屋。接着，母亲又走回里屋，打开破箱子，挑拣了几件自己的衣服，抱着被褥枕头，又到外屋去了。

“跟同宿舍的人吵架了?”我们在里屋听到母亲低声问。

“大姐……”随后听到了小姨的哭泣。

“受欺负了?都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啦，住集体宿舍不同于住在自己家里，事事要宽宏大量嘛!”

小姨的哭声很低很低，却令我听了心碎……

……